慈溪抗战回忆：慈姚、慈镇两县敌后政权工作揭秘

虞天石

1941年4月19日，日寇在浙东的门户——镇海登陆，甬、慈、姚等城市及三北地区相继沦陷。在那一带国民党军队虽有近十万之众，却大都因统帅消极抗战，一触即溃；政府官员亦仓皇而逃。当时，除敌伪之外，散兵游勇，土匪流氓，融合成一股黑流，成为国民党政府残留在敌后的镇压掠夺力量。“有枪便是王”，姚华康部、宋清云部、警察大队、国民兵团、保安大队等等，纷纷成立。他们不抗日专扰民，横征暴敛，敲诈勒索，被群众所痛恨。不久，在日寇扫荡诱迫和国民党反动派“曲线救国”罪恶政策下，有的溃散，有的卷逃，有的投敌。5月，我军挺进浙东，杀敌除暴，军威民气大震，从此和人民一起，进行了4年多艰苦复杂的斗争，在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抗日民主政权工作就是这光辉一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慈姚、慈镇两县是按照地理条件和斗争需要打破旧县界而建立的。慈姚县辖浒山（旧属余姚）、丈亭、观城3个区，共45个乡镇，490个保，43万人口。1945年庄桥区划人，4月改名为慈溪县。慈镇县辖庄桥（旧属慈溪县）、庄市、龙山3个区。1944年，把龙山南部和庄桥靠山部分合并成立沿山区，共46个乡镇，437个保，33万人口。1945年4月庄桥区划出后，改名为镇海县。

这个地区北濒杭州湾，南临甬江、姚江，有绵亘山脉，也有广大平原，河道畅通，人烟稠密，物产丰富，是浙东根据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不仅可屏障四明地区，而且又是浙东这个战略支点的出海口，可与苏北军部和山东根据地联系，因此，是我党的必争之地。浙东区党委反复强调坚持三北阵地是三北党的首要任务，道理就在于此。对日寇来说，三北地区也是必争之地。因为它威胁舟山海军基地和镇海要塞、宁波重镇的安全，对将来对付盟军反攻，固守沿海阵地亦很重要。至于国民党蒋介石亦绝不甘心置他的故乡和这块有政治、经济意义的富饶之地于不顾，所以他在1943年3月曾密令顾祝同“限期消灭”浙东我军。这种“三角”争夺的战略形势，决定了斗争的复杂性和艰苦性。

四年多来我和敌伪顽的斗争历史亦正是如此。国民党反动派自己弃甲失地却又不准我军从日寇手中夺回，除了发动大军“进剿”外，又不断派遣小股武装和特务人员骚扰、破坏、掠夺、绑架勒索、烧杀抢劫，更指使其所谓国军和地方部队投敌反共，如龙山、庄市、沿山有姚华康的镇北保安团；庄桥、汶溪、丈亭、掌起桥、观城有谢文达的十师和宋清云的伪浙东保安分处教导二大队；观城、浒山、周巷、庵东等地有汪伪精锐中央税警团；还有那些伪县长、伪区长等，以上这些大都是原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的从政人员。这些伪军在交通要道遍筑据点碉堡，分割蚕食我游击根据地。在他们的背后则是日寇，在宁波、镇海、慈溪、余姚城中及重要点线驻有重兵，作伪军们的“保镖”，不时出来骚扰。抗日时期，敌人的“扫荡”、“清乡”、“蚕食”、“分割”、“包围”和我们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分割”、反“包围”从未间断过，有时敌伪顽互相勾结、配合，企图消灭我们，更形成犬牙交错、进退多变之势，斗争是十分激烈的。

斗争和争夺的焦点是政权。无论是我们的根据地或是敌人的殖民地主要标志都是政权（对我们说是领导权，对敌人说是统治权），“必争之地”争的就是这个。一切革命和反革命、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的最终目的莫不如此。所以日寇每侵占一块地方就要建立和强化伪政权，以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伪军伪政权则秉承日寇意志，建立“乌龟壳”，加强工事，实施伪化政策，卖国求荣，助纣为虐，目的也在于护卫和强化其统治权。国民党反动派不断破坏团结抗日，制造摩擦，捣乱偷袭，杀人放火以至与敌伪合流，目的也就是为了苟延其敌后反动政权的残喘，借以横征暴敛。我党、我军和人民不惜流血牺牲，亦就是要从敌人铁蹄下夺回国土，建立人民政权，把侵略者消灭掉。

1941年5月，在党中央指示和华中局部署下，苏南区党委要路南特委，派出先遣队50余人从浦东到达浙东，以国民党“宗德三大”灰色番号的名义展开活动。6月，浦东工委领导的采取灰色隐蔽方针的“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简称“五支四大”）也到达姚北.先后两次痛击日寇，揭开浙东敌后抗日的序幕，威名大震。7月，南进到观城区，8月到达龙山区，先后在古窑浦、海甸戎家、澥浦镇、洞桥虞家、逍路头等处建立办事处，同时建立了总办事处。10月，“暂三纵”又在姚北长河市、临山建立了办事处。所有这一切都是作建立政权的准备。在地方党配合下，随着我军力量的壮大和斗争的胜利，1942年陆续建立了县、区级办事处。总办事处经两次改组后称为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领导各县区办事处。这时，总办事处开始担负了部分地方政权的职能，如组织和领导群众对敌斗争，培训群众工作干部，支持群众组织进行减租减息、增资斗争并作仲裁，局部改选和任命乡镇保长，镇压汉奸日特，维持社会治安，开展抗战教育等等，有时还发布通告、指令。只是由于当时尚在灰色隐蔽阶段，遵循浙东区党委的指示，尚未公开接管政权。

龙山、庄市两区的情况比较特殊。1942年5月，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派人来镇北重建江北办事处（简称“北办”），并派张志飞出任主任，管辖龙山、庄市两区。张志飞富有抗日观念和正义感，倾向进步，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与我们合作得很好，使“北办”和龙、庄两区政府成为以国民党政府为名而实行我党抗日民主政策的政权机关，这在浙东地区是少有的。1943年3月，“北办”政治面目暴露，被国民党政府撤销，张志飞被“通缉”，后参加中共。我们就以两区区署名义进行工作，所收公粮及抗卫捐等上缴总办，我军的慈镇县办就开始接替“北办”而起到县级政权的作用。

1943年7月，慈镇姚抗建工作推进会按“三三制”原则在观城区宓家域成立，并按浙东区党委指示行使政府职权。后因形势变化，于1944年1月被撤销。

1944年1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宣告成立。15日，成立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浙东最高政权机构，从而结束了灰色隐蔽阶段。27日，成立了作为专署级政权机构的慈镇姚虞办事处，撤销了原部队设立的总办和区办，建立了由慈镇姚虞办事处直接领导的各区区署，并任命各区区长，设立了民政、财经、文教等一套办事机构。至此，慈姚、慈镇两县的政权工作才全面地开展起来了。4月，慈镇姚虞办事处，因人少事多，领导困难而被撤销，建立由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领导的慈姚、慈镇县办事处（群众习惯称县政府），由两县分别领导所辖区署。

1945年1月21日，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召开，按“三三制”精神选举产生了浙东行政委员会和浙东临时参议会并决定成立浙东行署，通过了浙东地区施政纲领。2月，设立行署驻三北分区特派员办事处，管辖慈、镇、姚三县。3月，慈姚县办改称慈溪县政府，并召开成立大会；4月，慈镇县办改为镇海县政府，也召开成立大会；各区政府的职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此后，两县的政权走上了正规化道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7月，因形势发展，三北分区特办与四明分区专署合并成立四明分区行政专员公署。慈、镇两县也归其领导，直至北撤。

两县政权演变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政权从不完善到完善。这是因为斗争形势的发展总是曲折而渐进的，认识的发展也是渐进而曲折的，从低级到高级，不可能一蹴而就。政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需要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办事机构，这就更要有一个摸索、实践的过程。从我军在分散的几个交通点上设立办事处，到成立总力、，又从全局性考虑在总办指导下设立新的分散的办事处；从分散的办事处到集中的区力`、县办和浙东临时行政委员会，又在“行委”领导下加强县力、（后为县政府），成立区署；经历了政权的尝试（萌芽）——半政权——完全政权三个发展阶段，到1945年1月正式成立浙东行署，发布施政纲领，命令成立慈溪、镇海两县政府，结束了尝试和过渡，两县政权才名实相符臻于完善。

第二，从合法到非法，又从非法到合法，在这种斗争过程中，使政权有了牢固的群众基础。慈姚、慈镇两县虽然条件不同，政权的形式和发展也不同，但都经历了这个过程。我军挺进浙东时是以“第三战区”这块“合法”招牌活动的，三北和两县办事处也是在“合法”名义掩护下开展工作的。后来逐渐暴露，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大规模进攻。我军打出了新四军的旗帜，这样我们的政权在国民党和一些反动上层看来就成为“非法”的了。但是，我们的抗日大旗已在人民中间树立起来。我们的工作和作风，已深得人心；我们的威望也使敌人丧胆，人民高兴；我们的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普遍承认，我们在人民中间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是真正的合法地位，国民党反动派不承认也是办不到的。在镇北的龙山、庄市两区是另一种形式，那里的政权在1942年4月之前，基本上在国民党手中，我军办事处尚未起政权作用。5月，新的国民党县政府派出机构主任来了之后，和我党精诚合作，许多中共党员担负了各级领导工作（龙、庄两区区长就是中共慈镇县委委员），完全实行我党各项政策，实际上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县、区级抗日民主政权，这都是在“合法”名义下进行的。1943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发觉了，下了“撤销令”和“通缉令”，两个区政府自然地成了“非法”。但是，我们不理他，照旧行事，因为人民拥护我们，这两个区就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政府。

相反，国民党政府却从“合法”变成“非法”，因为他们倒行逆施的政策和贪污腐化的作风为人民所不齿，人民不承认他们。1942年底，浒山区国民党区长陈济民向各乡镇分摊所谓“同盟国胜利公债”和区经费、应变费等，彭涇乡抗缴，陈济民以“抗拒国税罪”软禁该乡乡长，该乡自卫大队派武装闯入国民党区署，救出乡长。1943年5月，观城区爆发抗缴国民党政府捐税的斗争，群众推派代表向我军办事处请愿，要求赶走国民党政府及税收人员，并冲击了一些顽固的乡保长。同年6月，国民党镇海县政府派来新的“北办”主任袁镜人，在龙山区各机关团体代表座谈会上，人们面对袁镜人高喊：“我们不要穿长衫、着皮鞋的官”、“袁主任资格老老的，请你到别地方去吧！”袁无法立足，只好拿了我们龙山区长给他的“送行钱”灰溜溜地走了。

我们从“非法”变成合法，他们从“合法”变成非法，这个变化的决定权在于人民。

第三，从攻到守，又从守到攻，在攻守的战斗中前进。在正确思想指引下，任何革命都是进攻的（社会革命斗争和民族革命斗争都一样）。但任何正义的革命斗争也都有个以守为攻，以退为进（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运用的局面。在游击环境中建设抗日民主政权，进和退，攻和守，大刀阔斧和隐蔽活动更是常事。我军挺进浙东和南进至慈姚、慈镇两县，这是攻；以“第三战区”名义，是守。在慈镇姚交通要道设立办事处，这是攻；以灰色隐蔽方式进行活动，这是守。总之，在两县各区的政权斗争中，这种现象，都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以庄桥区为例（该地在日寇重兵驻守的宁波外围，扼水陆交通要冲，基本上是平原地带，离我中心区较远，敌伪顽势力较强），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的政权组织曾“三进两退”（单纯的武装活动则进退更多）。1942年9月，我军特务大队和新国民兵团进入庄桥区，建立了第一个区办事处，工作很有成效。1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在姚北我军集结迎击。盘踞在庄桥区的国民党慈溪县特务大队宋清云部配合国民党进攻，袭击我办事处，捕杀我工作同志。我办事处奉命撤出。1943年1月，我军“五支一中”在龙山自卫中队配合下，第二次进入庄桥区：，横扫宋部后方机关及其据点。宋向我们求和，最后订立互不侵犯协议。我们第二次建立了办事处，同时建立了区委，重新展开各项抗日工作（包括部分政权职能）。1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四明山向我军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进攻，宋清云（当时宋部称慈溪县自卫总队）在国民党默许下，与日军密谋配合国民党进攻，袭击我机关和群众骨干，致使130余人被捕，20余人被杀，制造了残酷的“慈（东）庄（市）事变”（此后，宋即公开投敌）。我们除留少数同志坚持隐蔽斗争外，再次撤出。1944年3月，我主力一部与龙山自卫大队复进入庄桥区，拔除宋部据点，其残部也趁机逃走。我们又重新建立区署，恢复区委，开展第三次政权建设。后虽环境险恶，但斗争继续，局部的小进退不断。正是这种攻守进退锻炼了干部，锻炼了人民，推动抗日政权逐渐成熟起来。

武装力量是政权建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枪杆子里出政权”，敌人是武装的，人民只有拿起武器才能反对和消灭敌人；手无寸铁的人民去反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是连生存权也争不到的，更妄论争夺政权了。这条真理，除了在前面所述的庄桥区“三进两退”中得到证明外，慈溪、镇海还有其他地方的血的教训可以证明。

1941年4月浙东沦陷后，慈姚、慈镇两县地下党在宁属特委指示下，立即着手组织抗日游击队。观城区有郑洛民、杨展大、吴田等建立的游击武装党支部，也在筹建农民自卫武装；镇北慈北有李平、沈邦祺、戚铭渠、虞天石等组织的人民抗日武装；庄桥区有蒋子瑛、吕名锵、周凤章等组建的武装“战时工作大队”。由于没有一支有力的武装力量作后盾，又缺乏经验，结果，这几支力量不是被反动武装扼杀，就是在敌顽夹击下被迫突围撤离。但“五支四大”进入慈、镇两县后情况就不同了。我军纪律严明，军容甚壮，威望很高，反动部队莫敢抗衡。于是，作为政权的萌芽——军队办事处就得以普遍建立起来。即使这样，反动派慈溪国民兵团第五大队还装扮成伪军偷袭我办事处，造成数人死伤。我军愤而还击，予以歼灭。我们的政权就是这样在战斗中逐步发展起来了。在发展过程中，政权和武装始终息息相关。武装力量的强弱、消长、胜败等变化，直接影响到我们政权工作的困难或顺利。我们认识到这种依存关系，所以总是把建政与建军紧密结合。各级政权都有武装，县有大队或中队，区有常备队、行动队、武工队，乡有不脱产或半脱产的基干民兵队或锄奸小组、游击小组。各级武装又向上“升级”以加强主力。

由于敌人无时无刻不想消灭我们，以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我们也无时无刻不想消灭敌人，以维护我们的抗日政权。因此，成斗是很频繁的。据不完全统计，四年多来，在慈、镇两县境内，主力、地方武装、民兵单独或配合进行了大小战斗一百数十次，毙伤俘敌伪顽4000多名（1942年11月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自姚北开始打起，共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歼敌2000余人，因分不清境内境外，未完全记入），还歼灭2个总队部、1个大队、3个排、3个班（内1个机枪班）、1个小队；日军投诚11人；伪军携械反正的有1个连加1个班；找关系与我接头提供情报的各个伪军中都有。缴获轻重机枪、长短枪、掷弹筒等一千数百件。我军粉碎了敌伪多次“扫荡”、“清乡”，进行了多次保卫秋收的斗争，迫使敌伪撤离据点和放弃已建立的多处据点。1943年盐区反“清乡”至1944年反“蚕食”的一年半中，仅地方武装和民兵就同敌伪军战斗60余次，毙伤敌伪军190余人，俘220余人，并促使59名伪军携械反正。所有这些对于保卫政权和人民利益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没有武装，政权固然立不起来，但有了武装还须积极活动，如听任敌人嚣张，政权也保不住。庄桥区在没有武装之前，屡遭袭击，损失惨重。1945年2月后有30余人的武装，在极其艰苦的敌伪堡垒丛中跳来跳去，一面提高警惕，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一面依靠群众加强活动，锄奸惩恶，既打击了敌人又保护了自己，使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而开辟了慈城西面三乡，与丈亭区连成一片，武装力量也扩大了。可见在一定条件下，环境越恶劣，斗争越尖锐，越能锻炼斗志，提高政权威望，扩大游击区，打开新局面。其他区的斗争也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强大的武装和战斗的胜利，就没有政权，军队是政权的先锋和后盾，认识这一点是我们以鲜血换来的。

农民和农民工作是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中的中心问题，当然也是政权工作的中心问题。

抗日战争既然基本上是在农村进行的，农民就自然成了故争的主体，无论部队或是其他武装的、非武装的组织，其主要成分都是农民。农民是根据地最深厚、最坚实的群众基础，离开农民就没有抗日战争，也没有抗日政权。

所以在部队打开局面，建立了政权的雏形——办事处后，就开始搞农民工作，了解农民，组织农民，启发农民。随着我军力量的逐渐壮大，威望日高，而国民党政府则更加为人民所唾弃，我们的农民工作就更公开地、积极地搞起来了。到了1942年秋和1943年春，群众运动就形成了高潮。1943年6月，三北地委在组织工作会议上作出了破除国民党政府的限制，重订了群众组织章程，自下而上加强领导权的决定，农民工作更纳入了正确的轨道。在敌后建立农村政权，如果失去农民的支持，就将寸步难行。军队是政权的开路先锋和后盾。没有农民参加，军队无法组建和壮大；没有军队，政权如何建立和发展？中国抗日战争就是农民抗日战争，没有农民参加，连抗日战争都不能坚持，还谈得上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吗？所以军事力量的实质就是农民力量，同样，政权力量的实质也就是农民力量。只有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农民，政权才能建立、巩固和发展。政权这个上层建筑，如果没有农民这个基础，就无法站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力量所在，就是有武装起来的农民群众，敌人所害怕的亦正在这里。两县四年多来的工作也说明了农民的作用。正是有了他们，政权工作才能全面铺开，汉奸、特务、盗匪才不能存身（没有公安局派出所却到处都是派出所），社会治安才能保障，公粮才能收齐、收好（不然，有些地富就要弄虚作假），伤兵、物资才能得以掩护、安藏、转运，战前、战时、战后的侦察、情报、向导、通信联络、封锁消息、、打扫战场、捕捉散敌、平毁碉堡、运送战利品和后勤等工作才可以正常进行，劳军参军、对敌宣传策反也可以配合进行并迅速完成。总之，凡抗日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没有农民参加就将一事无成。

要搞好这个基础，就必须深入农民中间，熟悉他们，理解他们，为他们说话，支持他们的合理要求和保障他们的合理利益；就必须做艰苦而具体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以启发他们的觉悟，告诉他们当前的斗争方向，并把它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就必须从他们中间发现、培养领袖人物，因为由他们中间的领袖人物来领导将更能发挥作用；就必须从他们中间特别是领袖人物中间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引导农民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必须使我们的干部在思想作风、对敌斗争、公正廉洁和工作方法等方面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平时关心农民疾苦，与他们同甘苦、共生死，不能有丝毫特殊化。否则，上面的一切工作都将落空，这个基础就凝聚不起来。一个武装，一个农民，有了这两个“保镖”，农村敌后政权就能生存和发展，就能在对敌斗争中发挥重大作用。

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也是政权建立和发展的又一个必要条件。

慈姚、慈镇两县经过了三年多的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一些干部，加上与浦东部队一起来的干部，两者构成了初期政权工作的基本队伍。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的抗日威望，吸引了不少外地抗日进步青年前来参加，也为政权工作干部队伍注入了新血液。特别是华中局从皖苏派来一批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干部充实了领导力量。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互相学习、团结无间，大大有利于政权工作的推进。

三北和两县党一开始对于“方针政策制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一环，，这一原则就十分重视。1942年8月，总办在观城、龙山、浒山分别办了“干部训练班”。慈镇县工委亦于同年8月以“江北办事处”名义在龙山办了“小学教师暑训班”（以后又办了三次），实际上也是干训班，参加者并不限于小学教师，结业后也不是都分配当小教。又于1942年9月在龙山创办了凤湖中学，实际上也是培养干部后备力量的学校；学生来自各地，甚至敌占区和远在定海、上海的也来入学。学校中政治气氛浓厚，成立学生自治会，发展党员，建立学生支部，以后更加重视以各种形式培训干部：总办办过“会计训练班”，慈姚县办过“政工队”，龙山区还办过“妇训班”，观城有“青年支部”，浒山有“读书会”（带有统战性质），庄市区搞过短期的青年研究会（上述三种都带有培养抗日干部的用意）。各区都有民运工作同志，每次会议都是一次“短训班”。此外，还经常进行形势教育、政策教育、纪律作风教育、群众观点教育、工作方法教育等。所有这一切，目的都在于造就有一定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干部队伍，以建设根据地和抗日政权。

在干部队伍中，女干部占着很大比例。慈姚县有女干部近百人。民运同志中妇女占60%以上，她们都干着和政权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工作。其中有不少女烈士如周明、林坚、竺莲芬、王毓秀、盛杏英等等，她们慷慨就义，视死如归。黎明同志在北撤时未跟上部队，后讨饭到达苏北，找到部队。慈镇县女干部有50名左右，占干部总数66%。更有许多不脱产的地方妇女干部未被计入。她们有的把识字班办到敌占据点里面。她们都为政权工作作出了贡献。

实践出人才。书本可以帮助人们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这是很重要的，但需和实际结合起来。在敌后战斗环境中，我们大多数干部都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放手让他们去干，让他们独当一面，我们只抓两点：请示报告和经常检查（包括会议）。尽管当时他们的年纪大都只有二三十岁，女干部有好多连20岁还不到，刚从家里或学校中出来，但在变化多端的形势中，在复杂的敌情中，在同困难作斗争中，由老同志带着，一年半载后，就成为联系群众有相当办法的干部了，有的负责一个乡的党政军民工作。先后有几十个优秀干部牺牲在战斗岗位上。

由于参加工作的目的比较明确，平时又比较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也过得比较正常，发生问题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除极个别窃取公款，脱离革命的人外，所有干部都奉公守法，公而忘私，艰苦朴素，清廉自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已形成风气；讲民主，讲团结，同志之间，干群之间，关系非常融洽。1944年，慈姚县发生春荒，全县工作人员每人每天吃一餐番薯干，节约下来的粮食救济群众渡过春荒，群众莫不称颂。大家对敌伪的瞥惕性也都较高。几年来尚未发生被敌伪袭击包围的事情。我们的县、区长亲自办案，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去，并请除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日特（有的是日顽双料特务）和积习难改、怙恶不悛的盗贼。加上群众都组织起来了，坏人不敢活动，社会秩序安定，如无敌伪顽骚扰，真可达到“路遗缴公，夜户不闭”的景象。1944年，日寇派遣奸细混入我浒山常备队，企图煽动别人一起拖枪逃跑，也为我及时发现，把奸细清除出去，从而未受损失。只有慈镇县委领导曾一度对国民党慈溪县反动武装宋清云部投敌丧失警惕性，致使20多名同志牺牲，宋清云就以抗日志士的头颅和鲜血向日本侵略者献上了一份“丰厚的进见礼”。这是一个严酷的血的教训！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以至投敌，积极反共以至屠杀人民的罪恶行径由此可见一斑。

古人云：“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财，则天下可治矣。”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及其武装已完全达到了这一点。有了方向明确、目标一致、作风正派和认真负责、忘我工作的干部队伍，我们的政权才能建立起来，群众才会拥护，我们才能持久战斗，直到最后胜利。

在敌后，斗争复杂，正确执行政策十分重要，于是就养成了讲究政策的自觉性。记得有一次在三北地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对统一战线政策问题展开激烈争辩，为我们敲了警钟。在游击环境中，形势变化多端，在原则许可下机动灵活地执行政策是十分需要的。我军挺进浙东初期，执行华中局规定的“灰色隐蔽”方针，不建政权，只设办事处，这对迷惑敌人，站稳脚跟，壮大力量十分有利，这是我军战略指导下的策略运用在浙东的第一次体现。

政权部门接触面广，经常处在正确执行政策的第一线。贯彻得好不好，关系极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总政策，它规定了许多具体政策，具体政策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总政策，不能违背。这个总政策在慈姚、慈镇两县应当特别重视，因为这两县靠近沪杭甬及其邻近的工商业区，历来经商的多，民族资产阶级多，中小地主多，士绅也多，同时，国民党统治较强，教育也较发达，原乡镇长、小学校长及教员中的国民党员也较多，有此“五多”，增加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敌后政权的根本任务是：发动和团结各阶层人民，出钱出力，改善工农生活，肃清汉奸特务，支援武装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这就是敌后政权工作的基本口号。这个任务、这个口号，是党所制定的。

浙东根据地是由党中央和华中局直接领导的。慈姚、慈镇两县又是由浙东区党委和三北地委直接领导的。党为政权建设制订了各项方针政策，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和紧要时刻都得到了上级党的指示和帮助。离开了这一切，我们的政权就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1941年，党中央在关于华中战略任务中就曾指示华中局要加强对浙东党的领导。早在1942年7月，在三北工委刚建立不久，谭启龙同志就指示：应按地理环境、形势、斗争需要划定县界，建立县委（大意）。对于政权建设提出了“改善现有行政机构，逐步使之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在此前后，区党委不断指示：“坚持三北，开辟四明”（1941年9月）：号召反“扫荡”、反“清乡”（1942年12月），开展以保卫秋收、“二五”减租、秋征为中心的秋收运动（1943年7月），“巩固群众团体，改造政权”（1943年10月），"反对敌伪'蚕食’——坚持三北阵地，巩固后方根据地”（1944年1月），“坚持四明，巩固三北”（1944年2月）等等。与此同时，三北地委也作过不少指示，例如：关于组织工作、群众团体及争取领导权的决定（1943年6月），关于实行“二五”减租及有关问题的决定（1943年8月），提出反内战动员、战斗准备、改造政权、巩固群众组织、加强自卫武装以及学习等冬季工作任务（1943年11月），关于秋收运动总方针的决定（1944年8月）等等，还有各种会说中所提出的指示和任务（注：上面所提的指示、决定等，还只是极少一部分）。日寇投降后，在华中局电令浙东部队北撤之前，区党委又连续发出指示：抓紧财经准备、精简机关部队，进行反内战动员（1945年9月14日）；内战危机不可避免，作好思想上、组织上从最坏处打算的准备（1945年9月180）_o所有这一切，都成了我们所以能坚持并胜利完成任务的基本条件，成为浙东敌后“扫荡”不垮，烧杀不屈，围困不死力量的源泉。

除了上级党的领导之外，还有县、区、乡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和全体党员的努力。当时，党是一元化领导，各项工作（包括政权）都在党的领导之下，经过党委集体讨论，统一思想，作出决定，分工负责，经常汇报检查。县长、区长都随机关一起行动，一起过民主生活和组织生活，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所有的工作和成就都灌注了党组织所有成员和全体党员的心血。

武装、群众、干部、政策是抗日民主政权之所以能站住脚并获得进展的四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武装是在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是按党的方针、政策组织起来并按党的要求行动的群众；干部是以党的理想、纲领、理论武装起来的干部；政策是由党制订、坚持并领导的，因此，政权之离不开党也就不言而喻了。

1945年9月底，在党中央的决定、华中局的命令和区党委的部署下，两县政府干部在换回抗币、安置家属、解决一切善后事宜，发布《告各界人士书》后，告别浙东，随军北撤。这时，浙东我军已由1941年的900人发展成为包括地方人员在内的约有15000余人的钢铁大军了，在这个发展中，政权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两县的政权工作，从建立到北撤，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许多不足之处，譬如：在若干地方改造乡镇政权不够大胆，有的地方缺乏全面计划；“三三制”政权建设虽然有客观原因，但主观上也有不够大胆之处；敌伪军工作在有的区里抓住有利形势有计划地大力发展还不够，划归敌工部垂直领导后，我们配合也不够；统一战线工作中对上层分子较注意，对中层分子注意不够；注意了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任用，而对贫雇农的使用提拔不太注意；环境恶劣时有的地方有单纯隐蔽的倾向；对两面派工作尚缺乏系统的研究；特别应指出的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缺乏应有的警惕，轻信谎言以致造成“慈庄事变”的严重损失（1943年春“北办”时的“柴桥事件”，造成李长来等同志的牺牲，也是如此）。由于这些不足之处，影响了我们获得更大的战果，不过，不足之处总是难免的。

抗日战争胜利已50年了。浙东人民为此作出了重大牺牲，同时也建立了光辉的功绩。为慈姚、慈镇两县政权工作的同志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完成了历史使命。

为伟大的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光荣的烈士们永垂不朽！为两县政权工作而牺牲的光荣的烈士们永垂不朽！为此而竭尽心力历尽艰苦，而现在还健在的同志们既应当为这段历史而自豪，更应当因此而自励，保持革命精神，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振兴而发挥最后的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