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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抗战回忆:三北地区的首个电台揭秘

【摘要】:我们的电台决定放在何士章家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规定每天深夜,要与浦东台通报,工作紧张时每两个小时要联系一次。11月中旬,我们接到一份苏鲁战区关于委任朱人俊同志为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员的电报,也是用这个密码发来的。我们在电台上,工作紧张,精神愉快。

洪舒江

1941年春,中共浦东工委根据上级党委向南发展的指示,派朱人俊、胡骏等同志通过社会关系国民党打了很多交道,给我们埋伏在伪军里的部队取得了合法的名义,接着就在伪军五十团所属部队的掩护下,在奉贤县南四团的李家新宅架设了一座电台,这个电台就开始与国民党苏鲁战区取得了联系。

同年9月,朱人俊同志通知我,因南进需要,已决定带个电台去浙东。9月18日晚,我们带了电台随黄明、何亦达、蔡葵等同志的第三批南进部队南渡浙东。和电台一起到浙东的有报务员施乐知、朱金生、乔景祥等六七人。以后陆续去浙东的报务员还有陈仲光、杨永发、周介中、严廷炎等同志。

19日清晨,我们在浙东相公殿登陆,经胜山到了逍路头(现在的逍林镇)。在那里,我们找到姜文光、张大鹏、姚镜仁、朱人侠、朱人元等同志,他们是四五个月以前便到浙东开辟根据地的。因为他们的部队到浙东后对地方情况比较熟悉,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工作已有了一定基础,通过他们与地方群众的关系,我们的电台顺利地安置在离逍路头15华里的上岙何家。

当时浙东地区的形势比较复杂,与敌伪顽的斗争也很激烈。附近既有日本侵略军据点,又有慈溪国民党的国民兵团。“老三纵”虽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但我们的部队经常在流动,还不能全面控制这个地区。

上岙何家是个环境幽静的村庄,村后靠山,站在小桥头的东南首,昂首前望,只见密密的树林,看不出里面还有个村庄。这里-很隐蔽、清静,地理环境很适合架设电台,因此我们在上岙何家先行住下。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还不了解群众的情况,群众对我们的态度如何也还不清楚。做好群众工作是我们办好电台的关键之一,为此我们到何家后首先从群众工作做起。

我们的电台决定放在何士章家里。我与何通过几个晚上的交谈,了解到何当过保长,但他对国民党不满。一家6口人,以打柴、种田为生,都很老实。何很善良、勤劳,是个热心人,乐于为我们办事,他看到我们都是识字的,待人和蔼,并且对他很尊重,同志们都亲热地叫他士章伯,他也很高兴,关系就密切起来,后来就无话不谈,他甚至表示你们住在我家里,安全上我可以给你们保证等等。同时他又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村里的基本情况。我们从土章伯的谈话中了解到村里有不少纯洁的青年,他们很愿意帮助我们工作,我们又先后认识了何和康、何季法、何久康、何阿昌等人。何久康是上海国货公司的职员,因患肺病而回乡,他见过世面,有正义感,能帮助我们应付环境。何和康、何季法对我们很接近,我们一说,他们就能帮着办。何阿昌帮助我们烧饭,后来索性来当了炊事员。事实证明他们这些人对我们了解情况、掌握情报、进行工作有很大帮助。

电台与浦东党组织电报联系较多。浦东是个平原地区,当时敌伪还在“清乡”、“扫荡”,敌人的电台已测到浦东电台的方向了,由此不断派出便衣进行搜寻,这个电台的处境确实比浙东台复杂和困难得多。但在钟虹、陈仲光同志(时陈已调浦东工作)的带领下,不畏艰险,依靠群众,每晚流动,终于立足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规定每天深夜,要与浦东台通报,工作紧张时每两个小时要联系一次。此外,还得向苏鲁战区韩德勤处通报。记得与他们通报时,曾用过“蓄精养锐,待机收复河山”10个字的密电码。11月中旬,我们接到一份苏鲁战区关于委任朱人俊同志为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员的电报,也是用这个密码发来的。收到电报后大家都很高兴,连夜派人将电报送到朱人俊同志处,这样我们“老三纵”不仅有了纵队的名义,也有了合法的司令员,这在灰色隐蔽的要求下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了,而“老三纵”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更高了。我们除了通报任务夕卜,每天晚上还要收新华社、中央社的电讯,电讯了解到很多国际、国内的重大消息,如珍珠港事件,我们通过在当天收到电讯后,就立即送到总部去的。

我们在电台上,工作紧张,精神愉快。当然,在艰苦的抗战中也会有惊险的遭遇。敌人出动的情报,群众会及时告诉我们而使我们早作准备,但有一回遇到日寇“扫荡”,敌人已经逼近,我们却没有发觉。老百姓来报告说,有小汽艇突然从观海卫开来,几个日本鬼子已经上岸了,我们在群众的协助下,立即将收发报机拆下装担,挑到村后杨梅山里埋伏起来,敌人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后来电台一度流动到有部队时常流动的长河市镇,安置在镇长陈宝传家里。陈是个国民党员,对我态度很冷淡,如果被他出卖,我们的电台会遭到不测,经我们考虑再三,干脆将电台设在他家里,反而使他奈何我们不得。几天后,忽有日本鬼子到了长河市街上,我们得到群众的报告后,.在枪声和老百姓满街急促的脚步声中,只在10分钟左右就把装得老高的天线拆下来,再把机器藏在柴堆里,然后纷纷从2米多高的后墙上跳出,结果敌人未看到天线,同志们全部安全撤出,电台也保存下来没有被破坏。这几次脱险成功都与当地群众对我们的关心与协助是分不开的。

电台工作与其他工作不同,它有严格的时间性,也不比其他物资可以任意丢弃。如在1942年6月间,朱人俊同志突然通知我们,当天晚上要从上岙何家到新浦沿集中,再乘海船到浦东,半夜12时以前一定要到达,因为要赶上潮水起航。但当时已有7点多钟,再过一个多小时我们与浦东还有约报,从上岙何家到新浦沿约有30里路,很明显9点以前赶到新浦沿已不可能,而等通报完了再整装出发又来不及。于是我们全体电台工作人员来了个总动员,紧张地投入战斗,捆的捆,抬的抬,挑的挑,迅速装船。船到半路,又把机器搬上岸,在田里张开天线,有的同志夹住天线竿,不使它有一点振动,有的同志负责手摇发电机,有的站岗放哨,报务员同志伏在地上收发报。那天天气虽然还很冷,我们却累得汗流浃背。最后完成了通报,保持了通讯联络,又及时赶到集合地点。当我们完成任务,擦着额头汗水时,心里感到胜利的愉快。

我们平时的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有一次群众给我们送了一个敌伪要出动的情报,电台从上岙何家临时转移到三管乡,由于住房很小,除了放电台外,已没有可睡觉的地方,只有一个牛棚间里还有地方能摊个大地铺,于是大家就睡在牛棚间里。由于同志们白天太疲劳,晚上睡得很香,到翌晨起来,好几个同志摸摸自己的背都沾满了牛屎,彼此相视,哄然大笑。1942年春节,浦东装了大肥猪来慰劳部队,其实我们不在分内,结果也分到了个大猪头,大家已有好几个月未尝到肉的滋味,于是搞红烧,搞白烧,有炒菜,有清汤,人人吃得津津有味,饭后还开了个文娱晚会,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除夕

在上岙何家时,我们的通讯信息还通过鸣鹤场一家叫岑信康的杂货店转递,这为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记得在春节后不久,报务员杨永发同志要到鸣鹤场镇去取信件和搞些采购工作,在经过金仙寺时,被驻在寺里的慈溪国民兵团抓去了。老百姓看到后,立即报告我们,我就请土章伯和另一个保长去交涉。开始他们不肯放,后来索性拿了“老三纵”的名义出来,公开声明杨永发是“老三纵”的人。国民兵团慑于“老三纵”的声望与实力,才不得不把他放了。

1942年6月,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我与施乐知同志随朱人俊、方晓同志带了电台去浦东。在浙东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电台工作的全体同志,为革命事业勇敢无畏、吃苦耐劳、机警灵活、团结战斗,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

不久,在浙东成立了三北游击司令部,在部队和地方上建立了不少电台,周介中、陈仲光、杨永发等报务员同志被分别派往南进支队、时事简讯社等电台工作。施乐知同志又调回浙东,由于他对收发报业务熟练,对国民党电台的情况很熟悉,因此由他负责侦察台。他在工作中曾掌握了不少国民党电台的呼号,还有一些电台的密码,从而了解到顽方的动态,在情报工作上作出了贡献。以后浙东地区革命部队的电台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