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当时任慈北区委书记的项耿同志,他请示县委后,要我在慈北办事处工作,负责组织抗日民众自卫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整顿、健全、扩建了各乡的抗日民众自卫大队组织,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区抗日民众自卫总队队部领导机构。敌人气焰嚣张,继续在龙头场筑据点,此时,纵队司令部来三北活动,为了打击伪中警队的反动气焰,我们配合浙东纵队警卫大队,仍在筋竹岙伏击伪中警。......
2023-08-24
周孝恪
1942年4月,日寇为了准备进攻金华、兰溪,从周巷、庵东、浒山、观海卫等据点撤退,并减少了宁波、慈溪、余姚等县城的兵力。因为我们当时不了解敌人的真实意图,以为敌人可能因兵力不足而要撤离浙东。为此领导上(中共浙东军分会)就把部队(“五支四大”和“老三纵”)集中在慈北古窑浦一带待命,预作撤回浦东的准备。我们总办事处(我当时是总办事处的总会计)和其他各个办事处的同志也集中在古窑浦待命。后来,知道日本鬼子是为了准备发动浙赣战役,不是要撤出浙东地区,所以,部队就重新回到各自的活动地区坚持抗日斗争去了。我们办事处的全体工作同志,则全部先到慈北的洞桥虞家集中,准备第二天就回到原地坚持工作。这大概已是五月初了①。
当时,我们大约有一二十人,分住在两个地方。十几个男同志住在洞桥虞家东头桥北堍的华成烟草公司老板的一个大房子里。我和罗澄宇、吴济用、胡锋、胡铁锋、范刚等从浦东、浦西到浙东的同志住在同一间房子里。陈平、胡克明、陈少弱、蔡平以及小蔡(许耀东)等浙东当地的同志住在另一间房子里。另外,翁惠珍、徐伟平、柳英(盛杏英)等4个女同志和洞桥虞家办事处主任罗如年同志等住在一个姓虞的保长家里。
第二天拂晓(天还没亮,东方刚有点鱼肚白),国民党慈溪县国民兵团几十个人,穿了黄衣服,化装成伪和平军,已把我们十几个男同志的住地团团包围了。值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胡克明同志起来早,当他开门出去时,正巧与敌人碰面。敌人以为胡克明同志要冲出去,就开枪向他射击,胡克明同志当场中弹牺牲。敌人趁势就向房子里冲了进来。这时,正在后门和东边包围我们的敌人,听到枪声以后,以为我们向他们抵抗、还击,所以就把手榴弹丢了进来。陈少弱同志就是在手榴弹爆炸时被炸伤的。这么一来,已经冲进前门的敌人,听到手榴弹爆炸声,也以为我们向他们抵抗、还击了,他们就一边乱打枪,一边退了出去。因为我当时睡在床铺上(其他人都睡在地板上),就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左手和左肋。
敌人退出房子后,就向我们高喊,威胁我们到门口的场地上去集合(当时我们除陈平和胡克明同志有短枪外,仅有几颗手榴弹和另外一支坏手枪)。这时,天已经大亮了,当地来看热闹的群众已经很多了。
原来,来袭击我们的这一部分敌人,来的时候是穿了黄衣服,化装成“伪军”来“消灭”我们;而另外派了一部分没有化装的慈溪县国民兵团,假装来追“伪军”,想演一出“支援五支四大队”的戏给人家看(当时我们五支四大队与国民党慈溪国民兵团是保持统战关系的)。结果,因为天已大亮,我们的不少人和当地的许多群众,都认出他们根本不是伪军,而是地地道道的国民兵团。特别是将我们集合起来来查点人数时,发现少了3个人,除我负伤、胡克明同志牺牲外,还少了一个人(当时小蔡趁集合时假装小便,溜到翁惠珍同志她们那里去了),敌人以为这个人一定是向部队报告情况去了。再加上“做戏”的那部分国民兵团又快要到了,如这些人一到,则“西洋镜”就要被拆穿。因此,他们就慌慌张张地向宓家埭方向逃跑了。
这次国民党慈溪县国民兵团一手制造的妄想“消灭”我办事处全体人员的“洞桥虞家事件”,除古窑浦办事处(也称第一办事处)主任胡克明同志牺牲,我与陈少弱同志(龙头场办事处主任)负伤,还被缴去了短枪两三支(其中一支是坏的)和旧法币1万多元外,没有别的任何损失,也没有一个被捕。
事件发生的当天,据说吕炳奎、蔡群帆、林有璋同志等都来到洞桥虞家慰问我们,后来还派周迪道同志去找慈溪县国民兵团交涉谈判。因为谈判没有结果,最后我们就派部队去消灭了这个反共反人民出了名的慈溪县国民兵团,并把它改编成为“新国民兵团”。
在敌人撤走后不久,大家就把我抬到虞保长家的楼上。总办事处专门派了柳英同志护理了半个月,后来由虞保长的3个女儿护理,直到痊电。这种军民鱼水之情,我是永世不会忘掉的。当然,我的伤口之所以很快痊愈,还与吕炳奎同志专门派人送来了治疗枪伤的特效药(德国制造的“雷文诺尔”)分不开的。
以上是我所经历的“洞桥虞家事件”的概况。但因时隔40多年,当时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哪些同志,以及某些情节,都记不太清楚了。请其他同志进一步提供情况。
(叶清达整理)
附注:
①关于洞桥虞家事件发生的日期,我们访问了烈士胡克明的妹妹和烈士遗体收殓者(胡克明的舅舅),都说是1942年5月25日,由此可见,此日即为海桥虞家事件发生的日期。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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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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