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抗战回忆：逍路头的情况

2023-08-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总之，由于群众的多方支持，我们在逍路头的工作很顺利，那些疏散在逍路头的病号伤员也从未暴露过。我同她在一起是在1942年下半年总办事处在逍路头的天主教堂成立之后，那时，两个办事处合二为一，我当办事处主任，她当副主任，我负责对外联系，她负责内部工作。事后我们将这经过的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

朱人元

我是1941年秋天到浙东的，一到就在海上游击第一大队当副官，负责军需工作，也同孙云达打交道，因为我同孙云达在浦东时是有些认识的。到1941年冬天，形势逐步对我们有利了，部队的活动范围也从新浦沿一带扩大到逍路头。这时为了方便部队之间的联系，部队命我带了一名通讯员潘思进在道路头设立了一个联络站（那时还不叫办事处），负责部队之间通信联系及部队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工作。那时两次相公殿战斗已经打过了，加上我们部队的纪律严明，所以我一到逍路头，就听到群众这样的反映：现在要国军打鬼子没有希望了，只有海北来的才是真正抗日的部队。后来在同地方人士接触中我也总觉得群众对我们的部队很热忱。凡是部队需要的，他们都尽量支持。记得一次战斗后，一些伤员下来要疏散到逍路头，我同保长冯炳法一讲，他就马上动手把伤员分散，安排到老百姓家里隐蔽起来；还经常有一些不能随军行动的病号疏散到逍路头来，到了逍路头，买药就到“养生堂”，像现在一样，撮到药记个账很方便；部队要土布做服装，也是通过他们去采力、；群众还帮助我们搞情报，逍路头有通余姚的航船，只要余姚敌人一出来，马上就有人跑来告诉我们。有一次来了几个便衣，他们一到逍路头，当地保长就专门派了两个人去盯梢，把敌人的一举一动随时向我们报告，使我们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还有一次，大概打了阳觉殿之后，伪军田胡子来“扫荡”，他们一到逍路头照例又是抢、又是抓地闹了一通，在忙乱中有一个勤务兵弄丢了大队长的一个皮包。他们到处寻找，但影踪全无。原来这个包早已被群众秘密地藏起来了，等田部一走，老百姓就马上把皮包交给我，我连忙交给方晓。据方晓告诉我，皮包里装着一本记载着田部行动计划的笔记本，是一件很重要的材料。笔记本很快地被送到了司令部。总之，由于群众的多方支持，我们在逍路头的工作很顺利，那些疏散在逍路头的病号伤员也从未暴露过。

到了1942年，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我们筹建了办事处，开始时人不多，有一个从地方上来的岑国文，他识几个字，会写写算算，我们叫他负责接待来往人员，办理伙食，还有一个是炊翡员。后来我们接收了孙云达的一批税卡，一灶、下闸口、新浦沿、相公殿这些税卡都属我们办事处管。在税卡工作的有倪涛、马祖昌、陈杰等，收来的税款除保障一大队给养外，都上交给三纵队。

我们的办事处同五支队办事处有所不同，五支队派钱忆群在逍路头设了一个联络站，他们是采取完全隐蔽的方式，对外不公开的，我们的办事处是公开的，逍路头老百姓都认识我，叫我朱副官。我同钱忆群联系很少，只在钱忆群那边有什么东西需要送到朱人俊那里去时才发生联系。我同她在一起是在1942年下半年总办事处在逍路头的天主教堂成立之后，那时，两个办事处合二为一，我当办事处主任，她当副主任，我负责对外联系，她负责内部工作。

还在总办事处成立以前，华一鸣、杜利已经以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名义在坡山路、陈家路一带做群众工作。1942年10月，张立民部队来了，杜利来通知我，要我以三纵副官的名义，她以五支秘书的名义到张立民部队去慰问，还准备了半头猪、两缸酒、80条香烟带去，我们去的目的是看看他们的动态，了解一下他们是不是要长住下来，是不是专门来对付我们的。因为我们在此前接获情报说，他们这支部队对我们是不怀好意的。那天下午我办好了东西，派了几个人挑去。为了我和杜利的安全，叫三管乡长陈联许、副乡长陈孝惠和保长（乡长的儿子）一同前去。张立民的司令部设在坡山路一条河东面的一户人家家里，我们一到，张立民带着两个人出来接待，经乡长介绍后，我们一面与张立民谈，一面观察他的动静。当时感到张立民这个家伙很狡猾，说路过这里，又不说究竟到哪里去。在谈话的时候不时有人进来向张立民窃窃私语，情况有点紧张。既然已到了这个地方，我们也只好泰然处之。事后了解，该部的一个大队长杨志良是要把我们扣起来的，只是因张立民此时怕引起社会公愤，才未把我们扣下。他们不得已就在当天傍晚送我们出了岗哨。事后我们将这经过的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两三天后张立民部向西边方向流窜了。

第一次反顽自卫战胜利后不久，我就调离了逍路头。

慈溪抗战回忆：逍路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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