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地方到部队筹建办事处，抗战回忆

薛诚

1941年4月下旬，日寇进攻浙东，国民党军队溃退，慈溪、余姚相继沦陷。不久，余姚盐场就被敌占领。我党为了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积极筹组武装。5月间，利用国民党三十四师连长孙彦龙与陈小平同志（抗战初期，重建余姚党的发起人）的关系，把他率领的部队改编为“宁绍游击大队”。孙任大队长，中共余姚县委委员王益生任指导员，陈小平同志任参谋。为了改造这支部队，党动员了不少地下党员和政工队员参加。我于6月23日去该队找王益生同志，也想去部队，见到王益生和陈小平同志。他们要我去联络周鉴尧和童文林。因部队不久将去他们那里活动，希望他们给予协助，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不要发生误会。

周鉴尧和童文林是帮会头子，有不少徒子徒孙，有部分武器，是姚北东部的地方实力派。他们曾参加过郭静唐先生组织的乡勇队。童在大革命时期，还参加过费德昭的纠察队，他们与陈小平同志有过联系。我接受了联络他们的任务，带了陈小平同志的介绍信，回到东三乡，即与沈一民（盐区区委委员）同志一起去新浦南面找到了周鉴尧。后到小桥头（在逍路头南）找到童文林，拿出介绍信，说明来意。童文林就说：“我听小平先生的话，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说的话算数，你们的部队开过来好了，我尽量协助帮忙……”

6月底，我们和周、童联系好后，我准备回部队去汇报。路过大云乡，去王老瑞伯伯家，瑞伯和他的儿子家生（区委委员）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离开部队后的第二天，王益生、熊运祥和陆阿钿被临山镇的警备班杀害了；前天，孙彦龙已率部到周巷投敌，我们党员和政工队员发觉后，都设法逃出来了。我听了这个消息，感到很悲痛，王益生同志牺牲了，部队叛变了，改造旧军队，多么不容易啊！王家生还向我反映：大云乡新近来了一支部队，这个部队与一般的国民党部队不一样，他们不赌钱，不喝酒，不唱黄色歌曲和小调，学习认真，群众纪律很好，据说在相公殿打日本鬼子的就是这个部队。林阿耀听到他们在讲新四军和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他们作战勇敢，生活艰苦。我经过家乡（相公殿后面）时，已听说有一支刚从浦东过江来的部队，在相公殿西面英勇伏击日寇，打得敌人死伤惨重，遗尸二具，狼狈逃窜。现在又听家生这样说，觉得需要进一步了解这支部队的真实情况。我就化装成当地盐民，同瑞伯一起去部队驻地平家侦察。我们通过步哨，哨兵态度和气，问了几句：你们是什么人，家住哪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什么事等话。我同瑞伯已早有准备，一一加以答复。他看我们举止从容，毫无破绽，就让我们进去了。我们走进了平家大院，看见部队正在院子里开大会，他们整齐地坐在背包上，秩序很好，听有人发言：“……如果我们埋伏在塘南的部队不撤出来，这样可以南北夹击，敌人就无法滚到塘南，利用海塘做掩护，进行逃跑，一定会伤亡更多，我们肯定会获得更大的战果……”有人接着说：“因听过路的小贩说，坎东镇也有日本鬼子，所以才把埋伏在塘南的部队撤出来，以防坎东镇的敌人来援，对我们进行反包围。谁知小贩的消息是谣言，坎东镇没来日本鬼子……”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听出正在总结相公殿战斗，我怕多听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就不再听下去。走进了厨房，看炊事员正在切菜。我们向他招呼：“大师傅，做饭啦！”他就和气地和我们答话起来，并向我们介绍：“我伲部队是从浦东来的，是到这里打日本鬼子来的，十多天前，我们在东边相公殿打了个胜仗……”后来他还谈到日寇在浦东清乡的罪行。经过实地侦察，觉得这个部队连炊事员也有政治水平，能宣传抗日救国的大道理，确实不像国民党的部队，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部队来了，我感到高兴。

当天，正巧马青同志来瑞伯家，彼此相见，非常亲切。我向他汇报了去部队观察的经过，以及我的看法。他听后，就介绍我去天元市东面的陈平家，向张光同志汇报。我找到了张光同志，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说：“这个部队的情况我已知道了（后来我了解，是钱忆群和陈少弱同志已向他汇报过）。我与你一起去找这个部队吧！”于是我陪他先到瑞伯家，然后去部队，由部队的大队附林有璋，教官蔡群帆（实际是五支队政委）接见了我们，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部队的领导关系，政治面貌，以及来浙东开辟游击根据地的打算等，希望地方党给予配合和协助，派些党员骨干去部队工作，与地方党建立联系。张光同志当时决定，派我去部队工作，作为地方党的代表，负责部队与地方党的联系，负责派到部队中工作的地方党员的组织关系。我因要回去交代盐区区委的工作，与他们商定，几天以后，等部队来我家乡时，再去部队报到。

我回到瑞伯家，先向王家生交代了工作，说明我将去五支四大工作。按照张光同志的指示，到东三乡找到沈一民同志，告诉他：1.在相公殿打日本鬼子的、从浦东来的淞沪游击队五支四大队，是我们自己的抗日武装，经张光和我去部队联系后，决定我们与部队发生横的关系，并派我去部队工作。我走后的盐区工作，由他代理。2.孙彦龙部队投敌，王益生、熊运祥和陆阿钿3同志牺牲的情况。

7月初，部队流动来到崇寿乡的孙家舍头，由张贤生来我家叫我，我就跟他到部队。我本来姓宣，蔡群帆同志觉得姓这个姓的人很少，容易引人注目，对工作不利，叫我改个姓。我说：“改姓什么呢？”他说：“薛与宣声音差不多，就改姓薛吧！叫什么名字呢？"我说：“就用忠诚老实的诚吧！”从此，我就改名为薛诚了。为了掩护，在部队里需要有个职称，群帆同志说：“对外就用副官的官衔吧！”当时，我就成为五支四大里唯一的一个副官，部队里外的同志以及与我们有接触的群众，大家都叫我薛副官。

到7月10日左右，部队从浦东来到浙东，已二十多天了，我们部队不向当地筹款要粮，完全靠从浦东带来的钱买粮买菜。生活过得很俭朴，但带来的钱是有限的，时间长了，经济发生困难，需要设法解决。当部队驻在相公殿东北的罗家路头的时候，我们请来了许深洋（肖林同志的父亲）先生，向他开诚布公地说明我军当前的经济困难状况，同他商量解决的办法。许是费德昭（大革命时的先烈）的学生，曾受费的影响，思想较进步，因此，被认为是共产党嫌疑分子，也被抄家逮捕过，是有抗日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我军在相公殿伏击日寇时，林有璋和蔡群帆同志同他建立了联系。他的孩子肖林、雇工胡金潭曾为我军去相公殿侦察敌情，为相公殿战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当他知道我军经费困难，很表同情，并说：“抗日救亡，打日本鬼子，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可是现在有钱的财主，都已远走高飞，有的已跑到上海租界里去了。一般老百姓生活也很困难，部队向民众筹款要粮，不但不容易，而且会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失去民心。但你们抗日部队的经费，总得想个解决的办法。”经他考虑后说：“解决经费的办法倒有一个。盐场的官盐仓里不是存有很多官盐吗，食盐运销处早已逃走了，这盐没人管，有的已被地痞流氓偷窃盗卖。这盐是国家的，你们是抗日救国的队伍，先拿这些盐卖掉做军饷，是完全可以的，等于国家给你们发饷。”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极力赞成，并提出：在盐仓的门板上贴上我们部队的封条，以禁止坏人继续偷盗，也是给仓主打个收条，卸了他的责任。林、蔡两同志接受了这个建议，对许深洋的帮助表示感谢。当即把这批盐出卖，还通过浦东的关系前来运销。这样就获得了一批盐款，解决了一个时期的部队给养。

我们部队在姚北继续活动了10余天后，就准备向东挺进，开辟慈北地区。大概在7月20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们从胜山北面的龚家出发，到慈北的洞桥虞家宿营。找到了虞阿万保长，他为我们安排了宿营地。这个村庄有条河，由慈城通观海卫。有情报说：慈城有批敌人乘船出发，蔡、林两同志估计，敌人有可能来观海卫，就拉出部分部队去打埋伏，结果不见敌人来，同志们白等了半夜。

第二天晚上，部队从洞桥虞家出发，到达古窑浦，把该地的慈溪国民兵团的办事处和10多个武装人员全部俘虏，缴了械。经过谈判，他们答应撤出古窑浦，让我军建立办事处。我们就释放了全部俘虏，发还了枪支弹药。

蔡群帆同志要我留下来做办事处主任，负责筹建办事处。并叫区队长周才荣（周明）带领一个区队留在古窑浦一带活动，他们的任务是：配合办事处的工作，保卫办事处，并开辟海上交通。开始时，晚上我同区队一起流动，也负责查岗带哨。区队的活动地点主要是古窑浦周围的太平闸、五洞闸和海边的海地舍等村庄。有时还乘船到海上去活动。

我奉命后，就立即建立了我军的第一个办事处——古窑浦办事处，开展工作。办事处的人员有陈少弱、胡张富和区队的庶务长胡克明。后来岑六生同志介绍来地方党员冯振钿和他的弟弟岑和春，我叫他改名陈永春。他很年轻，是上海的回乡工人，思想进步。后来参加了浙东财经委员会的警卫队，到南山运送税款和物资时，在“十五岙”被日寇袭击，英勇牺牲。当时，他还不到20岁。

当时办事处的任务是：1.收税；2.交通联络；3.开展民运工作和统战工作；4.情报工作。古窑浦是个出海港口，有条浦直通后海杭州湾。当时，有不少商人从这个海口贩运货物，如进口火油、火柴、肥皂、卷烟等，我们就征收进出口货物税，以解决部队的费用问题。我们开始时收税没有经验，就沿用原慈溪国民兵团的收税办法，采用定额税制，即规定第一种商品的税额，例如一箱肥皂交多少税，一条香烟（分什么牌）收多少税。经过短时的实践，发现由于伪币的不断贬值，物价飞涨，以致税收的实际收入相对减少。为了改变定额收税的这个缺陷，就改用比例税制，规定各类商品的税率。这样物价上涨时，税收就随之增加，水涨船高，不再吃亏。制订税率的原则，采用一般日用必需品税率较低，消费品税率较高，奢侈品税率更高一些。

在交通联络方面：1.作为我军与上海、浦东联系的海上交通港口；2.负责部队与地方党联系的中转任务，每天有政治交通与逍路头的地方党的联络站岑六生和岑惠生同志联系，交换情报和信件，以及党员干部的来往。

以后我军逐步向东推进，由于我军的威望很高，国民党慈溪国民兵团对我军很害怕，就向慈南等地退却，因此，我们于8月初，就在海甸戎家建立了第二个办事处，由蔡平（后换郑天民）任主任。接着，又在龙头场建立办事处，主任是陈少弱。办事处多了，需要有个统一的领导，大概在8月下旬，蔡、林两同志要我负责筹建总办事处，由我任主任。我调总办事处后，古窑浦办事处主任，由我提名推荐胡克明同志接替。不久，又建立了邱王办事处，由胡锋、胡铁锋任主任。

9月间，为了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统战政策，由林有璋，蔡群帆同志出面，在镇北龙头场召开了团结会议。会议调解了驻在澥浦镇的国民党镇海县瞥察大队姚华康部队与镇海县江北办事处主任汪立本之间的冲突，并与姚华康建立了统战关系。10月间，先经部队领导与姚谈好，再由我请客，与姚部的代表具体商谈。最后，他们表示同意我们在澥浦设办事处。我就带领蔡鹤鸣和周孝恪等同志去澥浦镇设立了办事处，由蔡任主任。

除上列办事处外，还有慈北的洞桥虞家办事处，主任罗如年；姚北的逍路头办事处，主任钱忆群。当时，这两个办事处只负责交通联络工作，不收税。

10月底，为了加强地方党和部队之间的联系，组织上要我专职做地方党代表的工作，决定调地方党员、原区委委员陈平来接替我在总办事处的工作，我亲自去陈平家中，传达组织意见，把他叫出来。11月间，我就将总办事处的行政工作向陈平作了交代。各办事处中地方党员的组织关系仍继续由我负责。直到1942年的三四月间，部队与地方正式接通关系后，才由我移交给罗澄宇同志。这样，我才彻底脱离了办事处。

我于1941年11月，离开了总办事处，跟浙东军分委的负责人吕炳奎同志一起活动。当时跟吕一起活动的还有叶青达（文书），小茅（通信员）鞠震浜（警卫侦察）等同志，我们有时同部队一起流动，有时单独活动。

我们好不容易从上海搞来了一部电台，爱如珍宝。我到相公殿动员了曾学过无线电通讯的陈庭琯和马永戳来搞电台，但他们对无线电的安装业务不够熟悉，装不起来，就无法工作。我就把他们送回家去。

为了解决电台的通讯问题，新四军军部派来了电台台长王平同志。我通过岑六生同志和地方党的关系，把电台安置在樟树庙的祠堂里，并动员一个身高力大的地方党员来摇手摇发电机。电台搬移时他作挑夫，把电台和发电机挑着行军。手摇发电机摇动发电时声音很大，不便保密，后来又搬到离居民较远的海何戎家街后的××庙里。

1942年4月，日寇为了集中兵力，发动浙赣战役，撤走了周巷、浒山、庵东、观海卫等据点的兵力，余姚、慈溪县等县城的兵力也有所减少。我军因当时摸不清日军意图，以为可能是日军兵力不足，将撤出浙东。因此，命令军队（包括三纵队）和各办事处全部人员，以及已暴露的地方党员骨干，全部到古窑浦海口集中待命，作撤回浦东的准备。

为了摸清敌情，吕炳奎和蔡群帆同志叫我去镇北找中共宁属特委负责人王文祥同志，了解敌情。我一早从古窑浦出发，先到海甸戎家，到东街头的鞋子铺大姊家歇脚，并打听了消息，继续向东走，到了田央黄，在小学里找到一个女教师，对了喑号，接上了关系，她就陪我去王文祥同志家。一见面，才知道他就是王平同志。他在抗战初期，曾在余姚县政工队做过指导员，我们早已熟识。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听后说：“从各方面的敌情来看，敌人在后方的据点和兵力是撤退了一些，但据情报，前线的兵力并没有减少，并且在偷偷地增加。由此判断，敌人不是撤退，是集中兵力，准备向浙赣线进攻。我们部队不要北撤，要抓住时机，敌退我进，扩大游击区，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我时王平同志的意见很信服，感到愉快。

王平同志留我吃午饭，小菜除盐白菜、豆瓣干菜汤等家常菜外，还有一碗白切肉，三姊（王的爱人，大家都这样叫她）把这碗肉特意放在我的面前，他俩说：“你们部队的生活苦，是难得吃肉的，你吃吧！多吃一些！”这时，经过短时间的休息，我已恢复了体力，找到了特委领导，完成了任务，感到心情舒畅，觉得饭菜特别可口。尤其是对白切肉，因已好久不知肉味，更觉得从未有过的鲜美可口，吃得津津有味。但又不好意思放手多吃。他俩见我这样，就把肉夹送到我碗里，让我多吃一些。这种亲密无间的上下级关系，阶级兄弟的深厚的情谊，使我铭刻心中，毕生难忘，使这白切肉的滋味，超过了山珍海味，回味无穷。后来，我常常触景生情地想起这事，觉得那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白切肉了。

我带着好消息，满怀欢乐地赶到古窑浦，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根据王平同志的意见和绍属特委的情报，终于搞清了敌情。情况明，决心大，就命令部队立即登陆，分头奔向敌后方各自的目的地，继续坚持和开展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经过三四年的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终于建立了作为全国19个解放区之一的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83年8月16日于牡丹江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