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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抗战回忆:浙东工作的精彩回忆

【摘要】:王仲良1941年9月,谭震林同志从华中局汇报工作回来,在澄西召开苏南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反清乡斗争工作。

王仲良

1941年9月,谭震林同志从华中局汇报工作回来,在澄西召开苏南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反清乡斗争工作。在会上得悉我浦东部队已转移去浙东,因我是浙东余姚人,谭震林同志就找我谈,他首先问我:“你愿意打回老家去吗?"我回答:“愿意去老家工作。”接着,谭震林同志就和我谈去浙东的任务,他要我到浙东后,先利用亲戚朋友的关系站住脚,在党内参加路南特委,行政上以五支队副司令的名义,领导由浦东转移到浙东的部队。他指示:这个部队要配合地方党,搞好群众关系,以求在浙东生根;不要急于发展,要把现有部队变成教导队。只要保存和培养了干部,发展的形势一到,兵和枪就不成问题。他估计浙东形势将有变化,鬼子迟早要打通浙赣线,到那时,应不断挺进敌后,收集国民党军队丢下的枪支,和收留离散人员,壮大自己的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我领受了任务后,他亲自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化装去路南特委,和他们进行了研究。特委的同志认为我在苏南是出了名的,汪伪报纸登过通缉我的消息;浙东部队是利用国民党合法番号出现的,如我直接出面去领导,部队的面目容易暴露,建议我以秘密方式领导为好。

我于10月份动身去浙东,改名王耀中,把王承业(我当时用名)的私章丢进了长江。我是通过在汪伪和平军任营长的地下党员吴建功同志的关系,和韩同志(编者注:王仲良同志的妻子,老党员,后在浙东牺牲)及两个广东籍的同志坐船去三北的。到三北后,我回到家乡王家埭,住在堂兄王性善家。王性善是当地的知名入士,与周围的头面人物都有来往,我利用他的关系站住了脚,由韩同志用密写方法和组织通信。别人猜测我过去搞抗日工作,现在不干了。

在三北立足后,经短期的了解,我感到浙东的情况是好的:抗日初期浙江党与黄绍竑的统战关系搞得比较好,地方工作有一定基础,党在群众中有良好的政治影响。当时日本鬼子控制了城镇,但还未深入农村。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后撤,但各县仍有残余的国民党军队。浙东是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的影响较大,当时国民党各县的政权仍存在,各级区、乡、保长仍在行使职权。上虞地区还有田(岫山)、张(俊升)二部。

我很快和三纵队、五支队等浦东过来的部队取得联系,进行秘密领导。我向这些部队的领导同志传达了任务:既要不放弃浦东地区,又要开辟浙东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我们在浙东开展工作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我们的部队有国民党的合法番号,便于与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军队打交道,那时新浦以西为三纵队活动地区,新浦以东为五支队活动地区;二是我们的部队不向当地老百姓筹钱,我们经费的来源是向南汇等地筹钱及要新浦等港口商人捐税。国民党残余部队既不打鬼子,又要向老百姓摊派钱粮;相比之下我们的部队纪律好,既打鬼子,又不向老百姓派粮派款,所以深得群众拥护,。

浙东地区有两个地下党特委:宁属特委和绍属特委。开始时特委的同志对三纵队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有怀疑。处于当时的特殊环境,我也不便于做解释工作。

不久,日本鬼子为打通浙赣线,把主力往西南调,而我们又消灭了当地人民痛恨的国民党慈溪县国民兵团,至此我们基本上打开了三北的局面,还建立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一度,日本鬼子突然停止了对江西的进攻,又传说蒋介石将投降,日军将后撤,浙东将恢复为国民党区。我们开会研究了这一问题,会上有的同志提出撤到浦东去,我说,不要急,等局势明朗后再说。最后,统一了意见,把部队撤到海边,等一等再说。结果,日本鬼子并没有撤退,我们也回到了原活动地区。

1942年初,浙江省委被破坏,省委书记刘英被捕后牺牲。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情况。华中局派谭启咙同志到上海,向路南特委传达华中局对浙江工作的指示。我到上海向谭启龙同志汇报了浙东的情况,他要我告诉宁波绍兴两个特委,留在原地坚持斗争。我回浙东后,召开了特委和部队负责同志的联席会,传达了华中局指示。从此,部队和特委相互联系,打消了地方对部队的猜疑。谭启龙同志回华中局后,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即来浙东工作,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浙东工作委员会,统一了地方党和部队的领导。三北地区成立了三北工作委员会,我为书记,宁波、绍兴两个地下党特委的关系,也移交给我了。夏天,何克希同志调到浙东,不久又调来了张文碧、刘亨云等同志,成立了区党委。三北工委也改为三北地委,我仍为书记。军事方面,成立了三北游击司令部,统一了部队的领导。政权方面成立了三北总办事处,由我任主任,至此,我的面目完全公开了。

(本文根据王仲良同志的自传和生前回忆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