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抗战回忆：相公殿战斗与胜利

2023-08-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因由宣、施等人接应，故我们部队此次进军浙东在相公殿登陆非常顺利。我们还在相公殿附近组织了两次伏击战，嬴得了全胜，打响了浙东抗击日寇的第一枪，受到了浙东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突然得到情报说，庵东日寇已出动，正向相公殿而来。但正在迟疑之际，第二个情报又到了，证实了相公殿确有敌人。

朱人侠

1941年3月，我奉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浦委）之命，去浙东与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特派专员驻浙东办事处（宗德公署）负责人薛天白联系并领取弹药。回来不久（4月），日寇即向浙东进攻，宁波、绍兴相继沦陷，“浦委”即决定进军浙东，抽调由我党控制的伪十三师五十团三营九连一个区队和淞沪游击第五支队一班（班长孟张金），由我和姜文光同志率领，于5月初开赴浙东。

那时有个商人叫黄矮弟（原名黄关根，五号桥人），经常来往于浦东、浙东之间，浙东沦陷后亦未间断，他与我们关系较好。据他报告浙东沦陷区有两支部队较大，一是驻游源的“宗德”部队，指挥官薛天白，一是驻庵东的忠义救国军陆安石部，其他都是一些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土匪烧毛部队。浦委根据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指示我们到浙东后分头与这两部联系，争取利用他们的番号作掩护以站住脚跟，开展浙东抗日游击战争。

这次去浙东，就由黄矮弟提供船只并担任向导，他与浙东姚北相公殿保长宣生敖和商行老板施元同熟悉。因由宣、施等人接应，故我们部队此次进军浙东在相公殿登陆非常顺利。

到浙东后，我与姜文光同志即分头去联系，我与薛天白打过交道；姜文光同志通过黄矮弟的关系与陆安石取得联系。结果“忠救”陆安石在做生意，无意扩充军队，故条件很苛刻，只允许编一个中队，而且中队长要由他指派。而，，宗德，，薛天白正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所以见我们去非常欢迎，当即同意把我们编为一个大队，委姜文光同志为大队长，我为大队附，奚兴章同志任大队部副官，并允许我们单独活动。故我们便决定利用“宗德”番号。那时“宗德”号称已有两个大队，第一大队是原“宗德公署”特务连扩编的，第二大队是收编的盐场税警，我们加入后便被编为第三大队。

此后，薛天白野心勃勃，企图独霸三北，策划了一次所谓剿匪行动，薛天白亲自指挥“宗德部队”倾巢而去。第一天包围二塘头的陆世君、陆世贵二匪，结果扑个空。第二天以追击为名，向庵东进发，实际企图吃掉陆安石。拂晓时包围了庵东，不料已有日寇尾随在后，一二大队刚开始出击，日寇就在后面开火了。薛天白发觉腹背受敌，不敢调转枪口对日，慌忙命令部队撤退，各返原防，薛天白自己率一二大队返回游源，我们三大队便返回相公殿一带。陆安石也撤离了庵东。结果日寇轻而易举地进驻庵东。真是“鹤蚌相争，渔翁得利”。

因为参加了薛天白的行动，所以，我们回到相公殿后，陆安石即扬言要对我们进行报复。这时我们势单力薄，处境确有困难，正在危急之际，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第四大队在林有璋同志（1947年在鲁南牺牲）和蔡群帆同志（1975年病故于上海）的率领下来到浙东。他们与我们取得了联系，而且也取得了“宗德部队”番号，编为宗德第四大队。从此，我们两个大队就经常在一起活动，以摆脱困境。我们还在相公殿附近组织了两次伏击战，嬴得了全胜，打响了浙东抗击日寇的第一枪，受到了浙东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谁是真抗战，谁是假抗战一清二楚了。

1941年6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天气晴朗。我们“宗德”三、四大队在相公殿北盐场宿营。突然得到情报说，庵东日寇已出动，正向相公殿而来。我们部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并派出侦察员密切监视敌人行动。不一会，果然发现从庵东到相公殿的六塘上有一小股日寇，向相公殿缓缓而来，当地居民纷纷外逃，有的直奔我们驻地。从陆续逃来的居民口中得知，敌人已进镇，正在乡公所勒索财物。根据情况判断，敌人不是因发现我们而来扫荡的，只是出来骚扰抢掠。因此，我们当即决定在敌人回去的路上组织伏击。

盐场遍布盐墩、盐舍，对部队隐蔽移动非常有利。我们部队移至离相公殿西约3华里的向天庵附近埋伏。因为四大是有战斗经验的部队，故四大决定在西边打敌头部，并阻止庵东敌人出援。而三大战斗力较弱，决定在东边打敌尾部。部署刚完，敌人就从相公殿出发了，等敌人渐渐进入伏击圈，四大首先开火，三大也立即发扬火力。密集的弹雨，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等他们清醒过来时，地上已躺倒了好几个，其余的慌忙滚下大堤，企图依堤顽抗。这时三大一个机枪班立即向大堤行进，准备冲过大堤，在敌人东侧给予打击。当敌人发现我们一个班接近大堤时，见势不妙，立即仓皇向庵东逃窜，战斗就此结束。这次战斗地点离敌人的据点庵东很近，但敌人竟不敢出来救援。

战斗结束后，我们根据以往的敌人会来报复“扫荡”经验，于是决定部队当晚向西，跳过庵东据点，到段头湾一带活动。到达西区后，我们天天派侦察员到庵东至相公殿一带侦察，但出乎意料，敌人在一星期内竟毫无动静，庵东据点也未增兵。于是我们决定再返回相公殿，当晚宿营在相公殿东北张藩清家大屋，五支四大驻在我们南边。通过相公殿时已近拂晓。

我们部队刚宿营就绪，相公殿群众即来报告说日寇已到相公殿。开始我们以为这是自己部队刚从相公殿通过而在群众中引起误会。但正在迟疑之际，第二个情报又到了，证实了相公殿确有敌人。我们以为敌人发现了我们跟踪而来，于是立即将部队拉出，就在敌人来路两旁组织伏击。

相公殿到我们驻地有大堤直通。由相公殿沿六塘向东有一条南至北直塘，南接六塘，北接七塘，至七塘又向东拐。我们驻地就在直塘接七塘的塘湾里。六、七塘以北，直塘以西都是盐场，便于隐蔽。四大即在直塘以西设伏，三大即在驻地附近疏散埋伏。

天亮以后果见日军从相公殿出发，沿着大提向我驻地缓缓而来，前面有一个汉奸带路，接着是太阳旗，再是部队，兵力和前次相仿，似乎仍未有战斗准备。待敌人进入伏击圈，林有璋同志亲自掌握的一挺机枪首先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随着太阳旗的倾倒，纷纷滚下直塘东侧，企图依堤顽抗。这正好给疏散在驻地附近的三大以有利时机，步机枪一齐猛射，有力地杀伤敌人。敌人遭此前后夹击，惊恐万状，迅即沿堤向南向西逃窜，怕我们追击，过了相公殿还在不断地扔掷弹筒。后来我们在打扫战场时，发现敌人还有两具遗尸来不及带走，每具尸体只割去一只手臂。全部装备也被我们缴获。可见敌人撤退时的狼狈相。

敌人这次出来，我们原以为是有准备的，其实不然。事后我们知道，我们在段头湾活动期间，天天派人在相公殿一带侦察，敌人也派汉奸天天在侦察，一周来未发现我们的踪迹，故这天就由这个汉奸带路，大胆出来骚扰、示威。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先来一步，正等着他们。敌人遭此惨重打击，就迁怒于这个汉奸。听说敌人回去后，这个汉奸就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战斗结束后，我们撤至下一灶一带休息。那时我们部队弹药缺乏，经过两次战斗更为困难，故决定将缴获的两副敌装备（没有武器、弹药）作为战利品，由我送到游源向薛天白报功并请领弹药；派四大区队长许培元（后牺牲于浦东）率三、四大队各一个班护送。国民党官僚薛天白见到战利品，果然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向上请功领赏、加官晋爵的资本，故对我们的胜利，口头上倍加赞许，物资上也给了我们一定数量的奖励。

我们从下一灶出发，到游源已天亮，部队就在游源岙山里休息。那时正是“夏至”杨梅满山红的时候，游源岙满山都是杨梅，战士们经过一场战斗，一夜行军，又乏又渴，见了乌紫新鲜、个头又大的杨梅，的确眼红口馋，但是我们战士个个严守纪律，无一偷摘，看杨梅的乡亲见到我们部队纪律如此严明，而且又知道我们曾两次打过鬼子，更为敬佩，这也为以后我们部队进山区活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相公殿一星期内两个战斗的胜利，除了四大林、蔡两位同志的指挥有方和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外，当地群众的密切配合，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自从我们部队踏上相公殿滩头的第一天起，就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使得深受国民党残留部队骚扰之苦的当地群众与我们建立了深厚感情。他们热情地帮助我们，为我们安排宿营地，送情报，当向导。如果这两次战斗，没有当地群众不断向我们送情报，并帮助我们保守行动秘密，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相公殿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三北人民的抗战热情。他们互相传颂着“海北来了一支纪律好，能打鬼子的队伍”，还说“在相公殿打死了日本佬莫佬佬”。趁着这大好形势，我们决定大幅度流动，以扩大影响。以相公殿为中心，西至段头湾以西，东至龙头场一带。一天晚上我们到田央黄，正值下雨，因是第一次来，群众不了解，门叫不开，部队就不进民房。天亮后群众开门出来，看见战士们有的在屋檐下，有的还在雨里淋着，非常感动，就纷纷让战士们进屋休息。乡公所还杀猪慰劳我们部队。这次大幅度流动，不但扩大了影响，而且还甩掉了薛天白派到我们部队的所谓政工队，其中有特务，也有一些在城市里娇生惯养的男女学生，他们受不了长途行军之苦，都自动走掉了，只剩下一个钱忆群同志（女）。她不怕苦，不怕累，坚持跟着部队行动。后来知道她是地下党员，其后也就通过她和浙东余姚地方党建立了横的关系。

由于相公殿战斗的胜利，我们取得了三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也使地方党增加了对我们的了解，使他们在没有接到上级党指示前，敢于和我们发生横的关系，从而给予我们更大的支持，使我们有了可能迎来了一批又一批部队。

我们的力量迅速壮大，而国民党残留部队既不能游，更不善击，纪律又差，得不到群众的拥护。薛天白在我们相公殿两次伏击战后不久，7月，于游源遭敌5路围攻；8月，在起岙又遭敌第二次袭击。从此，“宗德部队”在三北就销声匿迹。不久，忠义救国军系统的孙运达率李文元部和在苏北收编的两个土匪大队来浙，以苏鲁战区海上游击指挥部名义，驻于沿海一带，曾一度切断了我浙东部队和浦东部队的联系。组织上决定利用我与孙运达的同乡关系，派我带一部分人、枪加入孙部，被编为苏鲁战区海上游击第二支队第一大队，我任大队长，驻于下闸口一带，从而又恢复了我浙东与浦东的联系。1941年年底，孙部从相公殿移到段头湾一带，当天拂晓遭到日本鬼子袭击，损失惨重。1942年初，孙运达和李文元相继率部离开浙东。从此，三北地区完全为我党我军所控制。新浦沿以东有林有璋、蔡群帆两同志率领的五支队；新浦沿以西有朱人俊、方晓等同志领导的三纵队。这两支名称不同的部队，群众早已知道，实际上是一个部队，故群众笼统地称为“三五支队”。

1942年夏，日寇向金华、兰溪进攻，浙东沦陷区扩大。华中局派谭启龙、何克希同志来浙，建立了浙东区党委。从此，浙东抗日武装斗争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慈溪抗战回忆：相公殿战斗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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