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人俊：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慈溪抗战

朱人俊

从浦东到浙东的“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即过去的余姚现在的慈溪人民称之为“老三纵”的前身，是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埋伏在伪十三师五十团里的6个连，再加上南汇和奉贤的一部分地方武装，被当地人叫做守望队。我在浦委伪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开始于1940年五六月份。

1940年3月25日，日寇在浦东进行了大扫荡，之后，浦东形势恶化，浦东党所领导的抗卫二大队原来在长沟乡和大沙乡建有的一小块游击根据地被搞掉了，而为敌伪军扶植的两个伪乡政府所统治。抗卫二大队原有两个中队，一中队是在本地区活动的，二中队一直是在河塘以西广大地区进行高度流动的，只是有时候回到长沟乡来休息和补给。日寇扫荡后，二中队只能在塘西高度流动，连给养补充也不能回来了。这在浦东的干部中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波动。这时的浦委书记是陈静同志，委员原来有周强和朱君务，朱君务在那次扫荡中牺牲了。

在“三二五”以后不久，就在瓦雪村附近的某地，由陈静召集我、周强、连柏生、林有璋、方晓进行座谈讨论“三二五”以后的浦东形势和浦委的工作方针。在那次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地已经没有了，部队不能活动了，主张把武器都埋藏起来，人员都到东路去受训。我和方晓主张，浦东仍要坚持抗日的武装斗争，这是人心所向和旗帜问题。并认为二中队已经在抗日和高度流动方面积累了经验，树立了威信，今后虽没有了两个乡的根据地，但依靠群众的支持，给养也好，休整也好，都是可以解决的。陈静说：“江苏省委的方针，是要在浦东长期坚持抗日武装斗争，这对上海人民的政治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又说：“部队要精干，对面目太红不适宜在浦东活动的干部要送到东路去。”这样，就决定连、林等到东路去学习，朱、方等去做群众工作。座谈会后，我和方晓就通过社会关系到奉贤沿海的一个农民家里落脚并准备做群众工作。但不久江苏省委决定把陈静调走，新调来金子明同志任浦委书记，并决定我、朱亚民和陈文祥任浦委委员。浦委下设3个委员会；一个是军事委员会，由朱亚民兼书记；一个是群众工作委员会，由陈文祥同志兼书记；一个是伪军工作委员会，由我兼书记。浦委划归东路，交路南特委来领导。金子明从东路带来了一份《开展敌伪军工作的指示》，这成了我们进行敌伪军工作的纲领。这时，刚好碰到伪军十三师五十团的团长顾立峰在上海扬子饭店被刺身亡，好些人都想当团长。丁锡山也来插手；想派二十五旅旅长李启蒙来兼团长，第一营营氏刘正霖也想当团长，三营营长茅铸九（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中共）活动能力也很强。浦委面对这一形势，认为特务营、第二营、第三营团结起来，支持特务营营长胡汉荣做团长，对我们工作最有利。于是我们从多方面去开展了工作。由朱人俊去做胡汉荣的工作，表示我们都支持他当团长，特务营长他可兼着，要他的侄儿胡骏来当副营长。胡汉荣同意了。又由吴建功同志去做储贵彬（后是中共党员），姜文光去做茅铸九的工作，让他们拥护胡汉荣做团长。这样一来，胡汉荣当团长就不成问题了，丁锡山也好，刘正霖也好，都无能为力了。这就从上层为我们开展五十团的工作搭起了架子。随后我又到上海去做胡骏的工作。这时的胡骏在上海大同大学二年级读书（后是中共党员），当听说我找他去是当伪军副营长时，感到很突然。他虽然知道我的政治思想，但当时党的活动是极端秘密的，我不能跟他讲这是党的决定，只同他讲抗日的大道理，也讲我们的私人交情，以坚定他的信心。最后他同意放弃学业到五十团去做副营长。

这时候我党埋伏在陈王武部的一个小部队，由何亦达、戚大钧等同志从伪陈王武部拉出来，原本想拉到抗卫二大队，即五支队去。但又觉得部队的作战经验不足，武器不精，人员年龄小，到五支队去高度流动恐不合适，我们就争取把他们拉到五十团特务营去编一个连，这个连的政治素质很好，后来特务营与三营合并，这个连被编为八连，以后就称之为老八连。在这个连里首先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发展了党员，培养了班排干部，并派往各个连队，做其他连的骨干。

我们确定了团、营、连工作上下结合的原则，并把工作重点放在控制连队。

首先我们进行团长的工作。团长胡汉荣，是一个爱好享受玩乐而政治上比较平庸的青年。我们决定在经济上支持他有丰裕的收入，在政治上教育他同情我们抗日，并帮助巩固他的团长地位，而要他不阻挠我们控制五十团的实力。随着我们对五十团实力的控制，团长对我们的依赖也就日益加深。我们通过胡骏，掌握胡汉荣的思想动向，及伪军的动态。

1940年春，浦委还派吴建功同志去储贵彬的二营当副营长，储、吴的关系如兄弟，通过吴进行储的工作。又派姜文光去茅铸九的三营当秘书，茅铸九对姜文光也是言听计从。伪军工作委员会的决定，都通过吴、姜去向储、茅贯彻，也通过储、茅去做胡汉荣的工作。这样，五十团的团长和3个营长都成了我们的工作关系了，完全能够配合“伪委会”的计划来进行工作。例如，一次，丁锡山来点验部队并接见连长。我们决定，部队的武器主要是机枪不能让他们全部点验，连里也只派个别连长去受接见，于是派了七连连长蔡葵去应付丁锡山的点验，使他对五十团不能产生任何影响。

再有是对付整编问题，五十团原有5个营，要改编为4个营。当时刘正霖是一营营长，实力只有一个连；奚庚辛是四营营长，他是六灶地区的土皇帝。我们要胡汉荣稳住他们，不动他们。劝胡汉荣把特务营编到三营，胡驳做三营副营长。这样，大家都拥护胡汉荣了。我们趁改编的机会，把三营的连队同特务营的连队合并，把三营的连队都变为我们坚强控制的连队。有些连长不太听话的，我们就想法把他们调去做税卡工作，这些连长见经济上有油水也是愿意的。这样，我们加强了二、三营各个连队的工作。

我们把支部建在连上，在每个连都安置党员，发展党员，逐步建立支部。我记得“伪委会”成立时，包括何亦达一个连在内的党员，一共是17名。一年不到，大概发展到57名，一共5个支部，每个连都有一个支部，只有蔡葵的七连，没有党员，没有支部，但我们都能完全控制。我们还确保机枪一定要控制在党员手里，机枪手一定要是共产党员。

黄明的六连与原二营的三连合并时，三连的两个机枪手不是党员，就发生过拖枪逃跑的事。在拖枪逃跑前，黄明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原因之一是黄明把5个骨干都送到五支队去受训了。后来感到送五支队去受训，既容易暴露关系，又容易照搬照抄新四军的一套工作方法，于是我们决定五十团自己办干训队，由茅铸九兼任队长，吴建功任副队长。课程也是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史》……但是名目、形式都变了，如社会发展史叫《中国历史》，内容深入浅出，很受学员欢迎。两个区的队长，一是黄明，一是张大鹏，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一个兼搞军事训练，一个兼搞文化工作，如搞壁报，有时还开晚会，演小节目，部队生活搞得生动活泼。同时天天锻炼行军，上门板、捆稻草，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政训练，都是新四军训练的实质内容，都以部队拉出去就像五支队一样行动作为训练目标。我们曾要一营、四营也派人来受训，受训结束还回原部队，但是一、四营来受训的人都不肯回去，一、四营也不要他们回去了。在第一期毕业的时候，我们请刘正霖、茅铸九、储贵彬来参加毕业晚会，刘正霖看了以后很不舒服，说：“新四军的一套！”储贵彬说：“抗日吆，什么一套不一套。”第一期毕业的学员都回到各连起种子作用。只有一、四营没有人回去。

我们接着又办第二期训练队。但没有来得及毕业，部队就准备到浙东去，把干训队也拉到浙东去了。到浙东后由黄明当干训队长。这就是我们根据“干部决定一切”的精神，从培训干部，提高部队的思想政治觉悟着手来控制部队。

另外，部队到浙东去，事前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准备工作。特别是防奸、肃奸的工作。

蔡葵的七连是不流动的其他连队，为了远离敌、伪的监视，经常在农村流动。有一次他找了个姓康的翻译来应付日本人。这个康翻译很年轻，装的进步，说要投奔五支队，蔡葵也很相信他，帮他找五支队。可浦委从邮政局的关系中，知道黄家路的伪皇协军江锦松部队有一个王翻译，是替日本人搞情报的“大名会”的。“大名会”经常有信给王翻译，提到要派人到五支队去，并统一了联络的喑号。这个康翻译就是王翻译介绍来的。我们很警惕，就派人监视王翻译的行动，在他晚间外出时将他秘密逮捕审讯，证实了他本人和康翻译的反动身份，然后把他处决了。把康翻译也以介绍他到五支队去为名处决了。

再有八连经常在南汇八区和奉贤南四团区一带流动。但八连宿营到的地方，第二天往往有鬼子出来搜查，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又发觉八连的宿营地经常有乞丐来要饭，这些乞丐是被打过吗啡针的。日本人在大团镇开了吗啡馆，只要有人提供游击队的情报，就免费给打吗啡针，所以这些人成了敌人用以危害抗日和人民的社会基础。这时，茅铸九发出了要杀吗啡鬼的命令。八连就坚决执行，杀了很多吗啡鬼，方晓称之为“净化环境”。经过这样镇压之后，果然鬼子就不再出动了。我们因为经常流动，除恶务尽，因此，我们虽挂着伪军的牌号，但在我们活动的地区，如在南汇县的一区、八区、七区和奉贤县的南四团区、奉城区共五个区的区域内，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人民群众是非常高兴的。

从1940年五六月份到1941年春天仅仅半年多时间，我们已经在五十团内掌握了6个连的武装，建立了5个连队支部，有57名党员，掌握了13挺轻机枪（重机枪是打埋伏藏起来的），机枪手都是共产党员。但是这时候传来了五十团要调防浙西的消息，这就必须考虑“伪委会”工作的去向问题。

1941年春，浦委在南汇与奉贤交界的一个村子里开会，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同志也参加会议。会上，我汇报了五十团工作的现状并宣布了伪十三师调防浙西的消息。接着浦委讨论了我们埋伏在五十团里的这些武装力量怎么办？当时有三个去向，一个是继续埋伏下去，跟五十团一起调到人地生疏的新地区。这个去向有问题，因为这是浦委领导的武装，浦委在浦东，部队单独到新区去不好力、，甚至会有失去控制的危险；第二个去向是拉出来就地打游击。这也有困难，我们部队，军事政治训练很重视，部队的政治素质也不错，但没有真正打过仗，没有实战的经验；而浦东的环境又相当恶劣，像五支队，他们精干了又精干，几十个人的一个中队，还要靠高度的流动，有时甚至一个晚上换几个宿营地才能坚持下来，我们的部队从和平军里拉出来，不但目标大，而且这样的行动估计也吃不消；再一个去向是到苏北去，那时黄桥战斗刚打过，苏北的局面已打开，但是从浦东渡海到苏北去的交通还未打通。同时，苏北局面大，我们这点部队去与不去作用都不大。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觉得还是南进到浙东去好。同时还考虑到我们在伪军里埋伏时一直执行着“灰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仍然坚持这个方针，到浙东去是有利的。经过慎重的分析和比较，觉得这个去向最合适，也符合中央的意图，顾德欢同志也表示赞同，他指出南进浙东的方向肯定是正确的。顺便说一说，前年顾德欢同志来杭州，专门同他谈了这个问题，说明我们南进浙东主要是按照顾德欢同志传达的南进方针而决定的，顾德欢同志非常谦虚，他说这个工作还是你们浦委发挥了主动性、积极性，从而采取了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我同他争，我说不是你决定的那么是我们自由行动，自己过来的吗？这不行，我们是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才来的。

要到浙东去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那时浙东还未沦陷，镇海、慈溪、余姚、上虞等都还由国民党管辖，而且我们对那里的情形一点也不了解。首先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找国民党的关系作掩护。这时，我们通过夏履之去找平祖仁。夏履之曾是南汇县长，当地土绅，平祖仁是第三战区淞沪地区的专员，他这个专员比较有力量，就是说是有后台的。他的前任专员叫陈惟俭，第五支队的番号是找了陈惟俭才给的。平祖仁的后台是韩德勤，他同韩德勤有亲戚关系，是韩德勤的过房儿子。他这个淞沪专员，实际上在给韩德勤、顾祝同做生意，钱很多，生活上花天酒地，进出都是上海有名的大饭店。我通过夏履之去找他的时候，也是在大饭店找到的。大概在第一次或第二次碰头的时候，我借夏履之名义同他说，夏履之在和平军里拉到了一支部队，有多少枪，多少地区，正副连长可以直接控制，营长、团长也支持，只是不敢出面等等情况。我说后，他要我们送花名册。搞一个花名册很容易，但是要从浦东通过日本鬼子、和平军的岗哨把它送到上海倒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五十团团长有一辆小汽车，他常常坐车到上海去玩，这次他在上海要团里派车子把他接回来。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通过特务营副营长胡骏把花名册放到汽车后面的工具箱里。刚好团长的老太太买了一筐鸡要捎到上海去送人，就把花名册放在这筐鸡的下面。通过岗哨的时候，鬼子叫停车检查，我们派去的同志打开车门说：“这是筐鸡，是团长老太太带到上海去送人的。”鬼子听说是团长老太太的鸡，又没有看出异样的地方就放行了，花名册顺利地通过岗哨送到了平祖仁手里。接着平祖仁又叫一个姓刁的参谋到浦东来看一看。我们又动脑筋，叫胡骏坐了团长的汽车到上海的租界把刁参谋接了来，住到团部的所在地大团镇，请他吃、喝，又陪他去看了二营营部、三营营部，还到几个连队去看看，他看到五十团防区很大而且很富庶，连队的枪支武器也很不错。然后我们又用汽车把他送回上海，胡骏又陪他到西装店做了两套高级西装送给他。把这个刁参谋搞得服服帖帖，自然他会在平祖仁面前替我们美言这支部队了。

我当时是以夏履之秘书的身份同平祖仁打交道的，平祖仁很相信。我有一次我找他谈，我说部队要“反正”到浙东去，请他给一个番号，给一些子弹、手榴弹。他说给番号以后再说，先给子弹。说完，就在谈话的房间里随手拿过一张报纸，在报纸边上写：子弹1万粒，手榴弹500颗，写好后，把这个纸条交给我，叫我拿条子到浙东宗德公署去领。他说这是他在浙东的办事处，薛天白是他的秘书，负责那里。我的事务拿到条子后就要找一个到浙东去的人，当时部队里谁也没有去过浙东，也没有下海的经验，而且这又是去国民党地区，找国民党机关打交道、领子弹，观察情况，找来找去，最后还是叫我弟弟朱人侠去。怎么个去法呢？浙东的情况又一点不了解，好在浦东有一些商人经常到浙东去做生意，我们就去找商人了解情况，找到了一个蒋树楼，此人原来是贩私盐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活动也拉过一支部队，在五十团二营里当过连长，朱人侠曾当过他的连附。我们通过他，托他找船，他还介绍两个徒弟陪朱人侠去浙东，自然他也趁此机会装了一批货色来。八连派了一个班在海上保护。这次从宗德公署拿来5000发子弹，250颗手榴弹，在子弹奇缺的情况下，五支队提出要分一部分，我说手榴弹不能分，它是黄绍竑兵工厂造的，五支队拿去用会暴露关系，子弹可以分一半给他们。这是第一次去浙东的情况，时间在1941年3月。第二次是叫潘林儒、张大鹏去的，主要任务也是领子弹，他们刚回到浦东，浙东就沦陷了。也在这个时候，平祖仁在上海被汪精卫的“76”号抓去杀了，平祖仁的死对我们有些什么影响还要研究，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死国民党更管不住我们了，本来我们是为了找掩护去找平祖仁的，并不是真的要归他管。平祖仁死后，宗德公署改为宗德指挥部，薛天白先自称指挥官，然后，国民党三战区承认他的官衔。这时浙东刚沦陷，敌伪统治尚未建立，国民党鞭长莫及，力量也很薄弱，各色游杂部队很多。我们在探明了这些情况之后，浦委决定先把埋伏在五十团里的武装力量拉到浙东去，便于灰色隐蔽。但五十团又怎么办?后来我们制定下动上不动的方针，团、营干部一律不动，我们控制的6个连队中留1个连，即戚大钧、刘露平同志领导的连队，仍然埋伏在伪军里（以后留在国民党部队里，解放战争时期发展到三四百人的武装，直到1948年才拉到浙东根据地），其余5个连全部南进到浙东。五十团里保留连队原建制，由地方武装以及临时拉一些老百姓来补充。去浙东部队由谁负责？开始浦委决定由吴建功带队，通知我仍留浦委准备接任浦委书记。但后来五十团的团、营干部反映吴建功过于忠厚，有些不放心。浦委又重新考虑，决定由我带队。

1941年5月，浦委派出第一批武装由姜文光、朱人侠率领来到浙东，他们找到薛天白，取得了宗德三大的番号。不久蔡群帆和林有璋也带了五支四大到浙东来了。他们也找薛天白要了宗德四大的番号。在这之前，为了有利于灰色隐蔽，根据浦委关于到浙东的部队要多样化的意见，三营营长茅铸九同忠义救国军张阿六部说好，要派一个部队给陆安石，我们同平祖仁接头，派一个部队给薛天白的，姜文光既然已到薛部，浦委就打算再派一个部队给陆安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41年六七月间浦委叫我到浙东去，这是我第一次到浙东，公开的任务是找薛天白谈判，同薛天白拉关系，党内给我的任务就是要解决陆安石和薛天白一个部队的问题。这时陆安石不在浙东，张阿六的另一支部队孙运达同李文元来了，孙运达是国民党的崇明县长，李文元是韩德勤的保安旅长，在苏北被我们新四军赶出来的。我就去同孙运达打交道。此时，孙运达是一个空头县长，啥也没有，只能跟李文元一道行动，也正需要有一个部队为他在浙东守住一个滩头阵地，听说给他部队很高兴。这样，我们就派朱人侠带着浦东新来的一批武装去了，名为海上游击第一大队。紧接着姚镜仁也来了，他原是守望队的，属于和平军的地方部队，武器要差一些，人倒不少，这次大概过来七八十人。

除了这些已到浙东的部队外，浦东还有许多部队准备过来.这些部队还要用国民党的番号，而平祖仁已经死了，因此，我们还需要另找国民党的掩护关系。好在此时，我们已根据夏履之提供的线索在浦东搞到了一架电台，找来施乐知做报务员。施乐知原来是国民党的报务员，不但懂得收发报技术，而且还熟悉国民党电台的一些呼号，于是，我们就叫他用夏履之的名义找韩德勤的电台联系，开始先找到了韩德勤的保安司令部电台，保安司令姓贾，他回电告诉我们韩德勤的电台密码，叫我们直接去联系，这样我们就找到了韩德勤的电台。我们就给韩德勤打电报，要韩德勤给番号，可韩德勤老是不给。而部队要过来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自己搞了个“苏鲁战区暂编第三纵队”的番号，编成6个大队。然后，再打电报给韩德勤要他承认。我们还同韩德勤打过这样的交道，同他讲我们可以买到汽油，准备把汽油送到国民党后方去，要求给我们枪支弹药，因为我们知道国民党在后方是很需要汽油的。这次他回电，叫我们把汽油送到金华第五兵站去，给子弹的事却只字不提。我们为了找到灰色掩护，也想乘机扩大影响，就搞了100听汽油叫二大队大队长黄明大摇大摆地经过梁弄押送过去。国民党的余姚县政府就在梁弄。不料中途在张雅山附近的独家村失了火，烧掉了几十听。我们又以此扩大影响，找来了当地的乡、保长加以训斥。掩护了我们部队的面目。

关于我的“司令”称号也有一番来历。开始我是以夏履之的秘书身份出面的，记得我们在长河市打了陈阿二土匪之后，在那里开了一次乡镇长会议，17个乡镇长都来了，会上我向他们声明，我们是夏履之的部队，司令是夏履之，我是他的秘书，这些惯于阿逢逢迎的乡镇长在秘书后面加了“长”字，叫我“秘书长”。后来浦东发生李文元被李雄宝打死事件，怎么打死的呢？原因是孙云达买了一大批外国手表，准备带到三战区送礼，还没有带走，放在李文元地方，李文元叫他的警卫班每人带几个，分散保管。到了浦东之后，李雄宝见李文元带了这么多东西眼睛红了，假意请李文元和他的警卫班的人去吃酒，吃到中途，李雄宝突然拿出机枪把他们打死了。事后，我打电报给韩德勤讲了这件事，因为此时李文元已用了韩德勤的番号，可以通过此事引起他们和忠救军的矛盾。果然韩德勤对此很重视，回个电报来要我们继续把此事弄清，这份电报第一次出现“朱司令人俊”的称号，至此，韩德勤才算正式承认了我这个“司令”。

1941年9月，“三纵”过来了，五支四大也过来了，为了统一领导，党内要成立一个组织。路南特委派吕炳奎到浙东，他原来是路南特委军事委员会的，到了浙东后就成立了路南特委军事委员会浙东分会，简称浙东军分委。由吕炳奎任书记，蔡群帆、王仲良为委员。王仲良被派到“三纵”，在“三纵”成立了“三纵”工委，书记王仲良，我、方晓是委员，吴建功是后来参加的。我们在“三纵”工委领导下，得到了当地党和群众的支持，在浙东站住了脚跟，使新四军南进浙东有了一个立足点。这段时间不算太长，从部队过来算起到1942年6月只一年多时间，我们主要做了这么儿件事。

第一是抗日。在我们到来以前，浙东的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不敢抗日，老百姓非常反感。我们来了后，除宗德三大、四大在相公殿的战斗外，还同鬼子打了好几仗，其中有几次是被动失利的，我们部队流了血，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横河战斗也好，梅园丘战斗也好，都牺牲了不少同志。还有一些战斗本来条件对我方是有利的，可以取得很大胜利，可是由于我们部队军事水平不高，仗没有打好。英生街战斗就是这样。那一次我们有好几个大队在那里，敌人只几十个人。但是由于我们对敌情基本不了解，搞不清楚这是敌人的一次“扫荡”行动，还是一次偶然的小股骚扰，所以战斗一打响，黄明、蔡葵两个大队长负伤后我们就没有继续打下去，敌人也因受到我们的突然打击而撤退了。这仗没有取得很大的战果，没有打好。

第二是剿匪。这一点我们一过来就非常重视，当时逍路头以西直到虞北一带，一帮一帮的土匪很多，他们横行乡里，为非作歹，弄得人心不安，晚上不敢在家里睡。我们在晚上行军时经常看到，我们部队一经过，老百姓就扶老携幼，挑着被头进村，回家睡觉。开始的时候老百姓既恨土匪又怕土匪，有些人往往知道土匪行踪也不敢来报告，但是地方党很支持我们剿匪。我们就依靠地方党和部队的办事处侦察土匪动向，一知道土匪的行踪就马上去剿灭，这一条是符合人民要求的。后来我们哓得对土匪也要讲策略，既要打击，有条件的也要争取分化，所以叫蔡葵专门去做这个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三是我们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严格，完全学习八路军、新四军的。借了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还，损坏了一定要赔偿，借了门板、稻草，用过之后把门板上好，稻草捆好，地面打扫好，部队一走就好像这里没有住过部队一样，对群众真所谓秋毫无犯。因此老百姓很拥护我们，对部队非常热忱，希望部队去。有一度部队给养发生困难，棉被供应不上，几个战士合用一条棉被还不够，全靠向老百姓借用，后来有几个保长干脆就准备了好多床棉被放在那里，随时供给部队使用。我们同群众建立了血肉关系。

这里附带说一说“三五支队”的称呼问题，据我了解，在部队整编之前老百姓已在叫“三五支队”了，这个“三”是指三纵队。这个叫法是先从逍路头那边开始的，在那里三纵和五支队都有办事处。老百姓知道这两个部队都是从浦东来的，纪律又一样的好，所以就把两个部队统称为“三五支队”。

从浦东到浙东，党的统战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工作的需要，组织上经常叫我去接触一些上层人士做统战工作，我也觉得人家愿意同我谈是因为我说话比较平易，说了也算数。这中间我的主要体会有两条：一条是进行工作之前一定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尽量收集能够得到的一切资料。比如做平祖仁的工作前，我对平祖仁的后台，他的社会关系，志趣爱好都做过调查，掌握了许多。第一次反顽自卫战争中，组织上派我去做顾小汀和孙云达的工作，争取他们中立，以便孤立打击艾庆璋，我也作了调查研究。第三次反顽自卫战时去张俊升那里，我也做了不少调查。那一次，谭启龙同志派通信员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对我说，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争要开始了，国民党已经调遣了部队，并且他们争取田胡子的工作已经成功了，但是对张胡子他们还在争取，要是争取不了，他们打算把张胡子消灭。我们为了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对田胡子没有希望了，但仍尽量同他保持关系，重点是把张胡子争取过来，这样做不但在军事上有利，而且在政治上影响也很大。何司令不能去，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去完成。他还直率地告诉我，此去危险性是明显的，你要做好一切准备，要接受党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品质。我接受了任务，但我说与张胡子从未接触过，情况毫不了解。他说要了解你可去找荆子刚，荆子刚在张胡子那里当过政治部主任（第二次反顽自卫故争回来后一直在教导队任军事教员）。我辞别了谭启龙又去找何克希，何克希同志写了一封给张俊升的亲笔信给我，说明他不能分身由我代他前去。然后又找荆子刚详细地了解张胡子的情况。

其次，调查研究是为了做思想工作，我们统战工作实际上就是做统战对象的思想工作，要使统战对象经过我们工作之后思想上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我通过了解，知道张胡子最大的一个顾虑叫做“田、张不可分”。这两个杂牌军，他们的前身是国民党暂编三十师，三十师的前身是独立四十五旅，独立四十五旅的前身是胶东刘珍年部队，刘珍年部队是胶东的一个土皇帝部队，在那时就受到韩复榘的排挤，此后一直是受国民党排挤欺侮的，靠就靠他们的内部团结才生存下来。田张之间就是这么一种关系。他两人本是独立四十五旅的，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司务长，到了国民党溃退时部队的一些上层都跑掉了，他们就集合收罗了一些人搞游击队，后来重新找到了他们的一个老师长张銮基，取得了暂编三十师的番号，田、张分别担任了八十八团、十九团团长。后来国民党要改编三十师，张銮基提出一些条件，国民党不愿接受，把张銮基枪毙了，这时田、张两人各自把部队拉出来，开始仍叫八十八团、八十九团，直到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时被改编为“挺四”、“挺五”，共同的经历使他们彼此结合起来，成为一对难以割舍的难兄难弟。那次我去同张俊升谈主要是打通这个思想，我在谈话中首先肯定地说，我们是赞成田、张不可分的，我们希望你们都要团结，我来的目的是希望你们不要反共，反共对你们没有好处。有我们共产党存在，国民党才允许你们存在，要是把我们共产党打垮了，你们也就不能存在了。现在国民党已经打到门前，田司令已经被国民党拉去反共了，问题是你跟田司令一道来反共呢，还是跟我们一道来抵抗国民党的进攻呢？当时，我也知道他那里有一个姓张的参谋长，此人是张部改编为“挺五”时国民党派来的，很反动，对这个人我关照张俊升，要做他工作，也要叫他认清形势同走一条路。讲是这样讲了，但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不行的，张俊升不跟他走，他迟早是要离开的，我之所以这样讲的用意是喑示张俊升对这人要注意一点，他同你不是一条心的。那一次我就这样光明正大地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

抗战胜利前夕张俊升部起义成为浙东纵队二旅，党就派我去担任了二旅的政治部主任。

（根据朱人俊同志1984年5月26、27、29日三次谈话的部分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