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县救亡室成立-慈溪抗战回忆

2023-08-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慈北、姚北出现叫“起顶贩顶”的重租剥削。在此情况下，余姚政工队第三区队于1938年初来到逍林。戏台的廊柱上贴着一副“抗日以外无工作，吃饭以外无要求”的对联，来消除人们的疑虑。我到尊亲祠堂一看，的确门口挂着“浙江省余姚县逍路头共产党办事处”的牌子。政工队搬到王河庙，点起汽油灯宣传，还是没几个人去。有个岑永仁认为自己年纪大，大胆进去了。

岑六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逍林地区发生三大变化：1.乡、保长拼命抽壮丁。乡公所做好木笼，把壮丁抽去关在木笼里然后向上送。并且他们以“抽丁”来威胁群众，强收“壮丁费”，进行敲诈勒索，逼得青年无路可走。2.帮会势力乘机而起。这在抗战爆发前是不明显的，七七事变后，童文林、戚坤成（乂名小七）、周建尧等广收门徒，形成帮会势力。特别是周建尧，他自己收“学生子”，姘头老婆也收“女学生”，儿子周连永也大收门徒，还有胡宝珍、陈金木都在这一带活动。当地一些地痞、流氓当然被收罗去。有些上层分子怕被他们欺压，也只得挑着幢篮担去拜他们为“先生”。3.地租重、物价贵。在慈北、姚北出现叫“起顶贩顶”的重租剥削。比如向地主租一亩荒地，要先拿出20元钱，这叫“顶头”，还讲明每年2元5角一亩地租。几年后，农民把荒草除光，士质弄得肥沃了，他就要加租到每亩6.5元。如果不依他，他就把田地另租别人，又可拿“顶头”20元。这就叫“起顶贩顶”。农民被地主盘剥得生活不下去，加上战争影响，物价飞涨，真如热锅上的蚂蚁。

在此情况下，余姚政工队第三区队于1938年初来到逍林。区队长陈肃、楼明山，队员杨肖梅、俞幼鸥、许振武、史昭容、陈美君、张伯远、黄光洲、屠品生、茅中立等都来了。他们开始组织小孩子学唱抗日歌曲，在徐家祠堂门口，人越唱越多，晚上还在祠堂里举行化装表演。戏台的廊柱上贴着一副“抗日以外无工作，吃饭以外无要求”的对联，来消除人们的疑虑。白天，政工队员戴着大凉帽去地头和农民谈心，做宣传工作。有些人起初不了解，还以为政工队到地头去也是为了抓壮丁，后来才知他们在访贫问苦，关心农民生活。

这时，国民党乡公所的一些人就不满意了。他们诬蔑政工队是“长毛鬼”，还说这批人和岑同很要好，可能是共产党（岑同为啥出这个名呢？记得在我二十三四岁时，有人告诉我要吃大锅饭了。我到尊亲祠堂一看，的确门口挂着“浙江省余姚县逍路头共产党办事处”的牌子。第二天，国民党要抓岑同，因为岑同穿西装，逍林大生麻皮儿子也穿西装，国民党把大生麻皮儿子当岑同抓去，岑同逃走了）。

徐家祠堂的人少起来了。政工队搬到王河庙，点起汽油灯宣传，还是没几个人去。有个岑永仁认为自己年纪大，大胆进去了。政工队员问他：“为啥你们这里没有青年人来？”他说：“青年人怕抓壮丁”！政工队员说：“老伯伯，我们不抓壮丁，公平合理抽壮丁、服兵役是要服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我们就要管！”岑永仁笑笑说：“你喊我老伯伯，我实际还只30多岁，胡须特意养长，就是怕抓壮丁所以扮老头。我无家无屋、无儿无女，穷得住祖堂后！”政工队员向他做宣传，要他去喊几个人来谈谈天。有一个晚上，我听保长冯福灿说：“六生，你年纪轻轻不要像岑同一样上当走到共产党里去了，要当心，不要认为识几个字就到处乱走。乡长昨天开会讲过了，王河庙这批人是‘长毛鬼’要造反，弄得我们四周儿个乡不太平，千万不要跟他们走！“我心里在想，政工队究竟搞些什么？刚巧岑永仁来喊，我就去听听。结果政工队员讲的话句句深入我的心坎，特别是许振武讲得最多。他说：“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可以放心。壮丁是要抽的，但要做到公平合理，不分贫富，都要服兵役；乡公所的经费也是要负担的，但账目要公开、清爽，老百姓要组织起来……”经过政工队的宣传，青年们的思想逐渐活跃起来了，王河庙的人也多起来了。

政工队宣传的声势一点一点大起来，人也越来越多。1938年4月15日，就在逍林成立了余姚县第一个救亡室。成立那天，在遣林街上举行了大游行，达三、达才、崇本、林湖、蔡氏、吴氏等小学的师生都来参加，救亡室室员都参加，队伍浩浩荡荡，王介祉走在最前面，我是第二个，我拿着一面上有“救亡室”3个字的三角形的小旗。走过拦子桥时，乡保长都在拦子桥头看，顺有蜡烛（岑顺有）说我们是“邪队”，我们把此话告诉楼明山，楼明山就把他抓住关起来。因为他是保长叔父，是个顽固分子，一抓一关，别的乡保长就不敢反对了。群众说：“保长叔父也被关起来了！政工队、救亡室真了不起！”从此，救亡室的威信树立起来了。

在逍林成立的余姚县第一个救亡室。主任是王介祉，副主任是岑六生。下设组织、宣传、警卫、总务等股，分别由岑永仁、柴一清、岑惠生、岑列军、岑万尧、岑训、罗列等人负责，并有化装宣传队。室员分布在逍林、樟树一带，有400多人。很快，三管、择浦等乡也都成立了救亡室。三管乡救亡室主任周乾生，副主任何庭耀，有室员400多人。择浦乡救亡室主任何乾楚，副主任孙永顺，有室员300多人。新浦乡救亡室主任姚永康，副主任杨君才，有室员700多人。胜山乡救亡室主任韩青，有室员400多人。双桥乡救亡室主任毛永良，有室员90多人。彭泾乡救亡室主任陈炳元，有室员200多人。

救亡室像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抗日热潮越来越高，顽固派看了很不高兴。逍林乡乡长岑允嘉、择浦乡乡长宋贤熙起而反对。1938年6月，岑允嘉为了与救亡室唱“对台戏”，成立了逍林乡第三宣工队，队长郭文谟是达三小学的校长，队员都是商人、地主儿子、流氓与三青团员，共有五六十人，也到各地宣传演出。岑允嘉还说：“政工队交讨饭朋友，成立讨饭队！”他派乡丁将反对报纸有意贴在救亡室所出的壁报上面。宋贤熙说救亡室私开会议，派乡丁到择浦乡救亡室的会场捣乱，还扬言以后抽壮丁，先抽救亡室一批人。宋贤熙果然将救亡室的岑生宏儿子未到签号就抽去了他们造谣说：“有这批‘长毛鬼’在，乡公所不安定了！”

他们这样反对，我们更要加强自己的力量。在政工队领导下，我们在道林等7个乡分别建立纠察队。1938年12月，逍林乡纠察队成立，有队员40多人，队长岑六生，副队长戚焕林，指导员郑树德。接着双桥乡也成立了纠察队，队长何寅生，副队长毛永良，指导员由岑六生兼，副指导员何祖法，有队员72人。双桥乡纠察队力讨最强，武艺最高，他们大多是鸟枪手，身背鸟枪，平时“枪打飞禽鸟”百发百中。有一次，在浒山南门头举行检阅，县政工队陆飞、郭静唐等同志特请县长林泽参观了打飞鸟表演。以后各乡都普遍建立纠察队。政工队还组织纠察队员学习、训练，从八路军中请来教官江潮，教队员射击，还开展野营活动，使大家懂得军事知识。

1939年3月，逍林乡还成立了少工队，这是儿童的宣传组织，队长万盈炳，副队长黄万昌，有队员200多人。

逍林7个乡还先后成立了妇女会。逍林乡妇女会主任叫岑金花，有会员50多人。

在斗争中，我们感到武装力量很重要，政工队领导我们组织抗日自卫队，择浦乡由靠近我们的韩文华乡长兼队长，这个乡的自卫队是力出最强的。

我们的各种组织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在县政工队的领导下，救亡室做了这样几件大事：

1.斗争顽固派：岑允嘉、宋贤熙反对救亡室、乱抽壮丁，救亡室就收集关于岑允嘉和宋贤熙的材料后，向他们提出3条意见：①抽壮丁要公布签号；②乡公所经费要公布；③木笼要敲掉。理由是只有公布签号，才能公平合理抽壮丁；只有经济公开，才能防止贪污舞弊；既是志愿兵，为何抽来壮丁要关木笼？他们无理可答。我们就带了逍林、择浦、三管300多名群众首先到逍林乡公所与岑允嘉说理，他们被吓得逃跑了。择浦乡还斗争了茅中立。这个人曾经是政工队员，这时做了兵役科科员，他是择浦乡帮会头子高云达、高云瑞的后台，一下子以抽壮丁名义抓了救亡室40多个室员，关在沙滩路关帝殿里。择浦乡的壮丁家属呼天哭地，有的哭到道林来。我们就发动三管、逍林等地的群众力量，提出释放不应抽的壮丁的要求；并通知茅中立当夜到徐家祠堂来开会。茅中立来后，我们和他开展说理斗争，使茅中立不得不低头承认错误。

2.反对壮丁关木笼：1939年4月，余姚县长林泽（兼政工队长）要来逍林视察，道林等7个乡的救亡室就决定在横新塘空贩里召开大会，到的有救亡室员和群众两三万人，政工队同志也参加大会，各乡乡保长也参加。当时的林泽在郭静唐等同志的帮助下还是有抗日愿望的。他在大会上说：“大家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保卫余姚，救亡室要抓岑允嘉没有错，壮丁应该按签号入伍，要实行志愿兵役制！”他说到这里，台下的室员都举手高喊：“壮丁是抗日去的，乡里抓去壮丁为啥要坐木笼，要求把木笼敲掉！”林泽在台上说：“关木笼是不合法的！”大家听到县长讲不合法，会后纷纷到乡公所去敲，一下子就把木笼敲光。

3.反对米商屯粮，举办平粜：1939年8月，夏收刚结束，逍林镇上的居民与农村缺粮户都买不到米，逍林横街7家米店老板都说：“米已卖光！”政工队同志多次与米商交涉，他们还是说：“米都卖光了。”政工队同志了解到他们囤粮不卖后，发动纠察队员去4家米店搜查，就查出120多袋米。在此情况下，米商才不得不拿出300多袋米。政工队领导救亡室与米商进行协商，按照市价作为平粜。

4.反对“起顶贩顶”，实行减租减息：三北的地主阶级向农民剥削的方式是多样的：

（1）实包租：其租额固定不变，地主在收租的时候不管年成好坏，照租额要收足的。

（2）计到租：地主到地里去看农民实际收获量多少，在田皈里用秤称过，要农民依照收获量百分之五十交租。

（3）预租：明年农民所种的土地在今年先要缴租金，规定农民种一年为限期，地主随便可以抽去农民耕种的土地。

在地主的严重剥削下，农民终年吃着番薯干、大麦、大豆、米棣、草籽等。1939年秋收后，在逍林乡公所里召开议租会议，逍林、择浦、三管、新浦、胜山5个乡的100多农民与60多个地主参加，政工队蒋伯达、郑树德同志也参加会议。郑树德同志在会上说：“从政工队开始工作以来，了解到农民的生活一直很苦，现在生活比过去更苦，今年议租要公平合理地解决！”农民、地主双方在会上互相争论，结果按照规定每亩24斤皮棉的租额，进行二五减租，最好的土地每亩交2元2角，最差的每亩交1元6角的租金。议租会上，取消了实包租、计到租和预租。在减租中，我们斗争了顽固不减甚至破坏减租的绰号“五色蔬菜”、“小白菜”、“永麻皮”（徐守堂）和蔡招娣等人，使减租减息顺利进行。

救亡室成立后做了很多工作，开展过不少斗争。这些斗争能取得胜利，主要是党的领导。县委书记谢廷斋同志和政工队的党组织把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作为重要工作。1938年8月；谢廷斋介绍我和王介祉入党，另一个党员为柴一清。11月，王介祉又介绍岑惠生入党。此后，在逍林建立党小组。1939年成立支部。道林乡支部成立后一直领导着救亡室进行斗争。

1984年5月于杭州

余姚县救亡室成立-慈溪抗战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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