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抗战回忆：党组织在浒山区乡镇长中的统战工作

马承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一响，浒山区宗汉乡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当地一些进步青年，即在马家路马氏头甲祠堂里亮出“姚北各界抗日后援会”的旗帜，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参加的成员有马育儒、茅可人（左派）、施若愚、黄月樵、陈小平（3人为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以及房君廉、史简、马承烈、胡彩野等进步青年（这些人后来都参加党）。马承烈还邀请了宁波钱庄的从业青年组织“宁波抗敌后援会第四十二宣传队”，两次来浒山西门关帝殿和马家路头甲祠堂演出救亡话剧，搞得轰轰烈烈，激起了浒山区附近几个乡镇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国民党余姚县党部为了应付舆论，在我们成立“姚北各界抗日后援会”两个月后，也挂出“余姚抗敌后援会”的招牌；他们一开始即着手募集抗日经费，结果主其事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倪永祥和县党部委员邹善扬以贪污抗日经费而弄得声名狼藉。

1937年冬，大革命时期领导余姚农民和盐民运动的郭静唐同志从上海回到余姚，他在后来担任中共宁属特委书记的王文祥同志的领导下，和后来担任中共余姚县工委书记的陈小平同志一起，团结了广大进步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从而掀起当地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8年3月，成立了有百分之六七的地下党员参加的“余姚战时政治工作队”。同时成立的有爱国人士参加，实际上为我党所领导（通过郭静唐同志的关系）的带有统战性质的全县抗战工作决策机构“余姚抗日自卫委员会”（1938年初改为余姚动员委员会）。在“抗卫会”的领导下还成立了余姚文化事业委员会、浙东日报社战斗周刊社，组织了妇女工作队、商业工作队、教育工作队、少年工作队等群众性团体。还有政工队直接组织领导的青年救亡宣传，参加成员都是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和进步青年。在各救亡团体中都有我们党的领导和党员的活动，把整个余姚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如火如荼。

党为了掌握抗日武装力量，还派郭静唐兼任以金声为总队长的第六支队第一总队的中校政治指导员，并派陈小平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和政工队员参加笫一总队，渡杭州湾，在海盐、乍浦等沦陷区与敌作战。

那时的县长林泽，鉴于郭静唐同志在余姚的威望，虽明知郭的一切工作是受地下党的领导和布置，但在他的任内始终和我们合作得很好。这点凡是抗战初期在余姚工作过的同志，是尽人皆知。

余姚原有7个区，抗战初期划分为梁弄、马渚、周巷、浒山4个区。以浒山区最大，计24个乡镇。今将我所回忆得起来的22个乡镇1938年担任乡镇长的姓名分述如下：

浒山镇镇长陈延铁，白沙乡乡长晁在明，云山乡乡长邹仰召，天潭乡乡长王保洲，潮界乡乡长陆维枞，永凝乡乡长张品三，宗汉乡乡长马育儒（大革命时期左派国民党员，进步人士，后上四明山参加革命，解放后任省工矿厅生产技术处副处长、杭州市民革秘书长），坎墩镇镇长胡家楣，天东乡乡长胡孔佛，龙北乡乡长杨天时，龙南乡乡长任惠康，乌山乡乡长胡庭煌，庵东镇镇长王忠藩，福寿乡乡长沈孝荣，崇德乡乡长陈庭辉（进步人土，前任姓名待查），东三乡乡长张国庆，胜山乡乡长高桐山，新浦乡乡长王仁钿，逍林乡乡长岑允嘉，择浦乡乡长宋贤熙，三管乡乡长陈联许，彭泾乡乡长陈梅君。

抗战初期浒山区所属乡镇的乡镇长，除宗汉乡乡长马育儒为国民党左派保持一贯的革命思想外，其余的绝大部分为地主士绅及他们的代表人物，而且有少数是欺压群众，经济上有贪污行为，为群众所痛恨的人物。在这样的基层政权组织下，要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抗战，怎么能行呢？这时党已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把全县的各种群众团体都组织了起来，可以腾出手来整顿乡镇政权组织及开展统战工作了。

这时浒山区的国民党区长为周力山。这人本质上是不好的。在担任浒山区长任内，勾结地方土劣和帮会势力，贪污勒索，无恶不作，动辄打人骂人，简直是土皇帝。但在当时热火朝天的抗日形势下，为了保持他的区长地位，对当时以我们党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和进步人士在表面上不得不靠拢和亲近，经郭静唐的推荐，他聘请了大革命时期和郭静唐一起革命的茅可人为区署的民政区员；马育儒任命为浒山区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副主任；并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先后撤换了潮界乡乡长陆维枞、乌山乡乡长胡庭煌、龙北乡乡长杨天时、三管乡乡长陈联许、逍林乡乡长岑允嘉、择浦乡乡长宋贤熙。同时由党组织提名，通过郭静唐的关系由县长林泽任命：陈纪良为潮界乡乡长，胡祚慈为乌山乡乡长，岑同为逍林乡乡长，陈庭辉为崇德乡乡长。宗汉乡乡长马育儒因另有任务在身，党就提名由在县抗卫会工作的马承烈继任宗汉乡乡长。胡祚慈担任了一年的乡长，仍回政工队工作，党派胡祚慈兄胡祚恩接替。

除了上面所述党组织通过郭静唐提名几个乡长外，当时负责区署民政工作的茅可人还提名了较有进步思想和抗日热情的从美术学院毕业的教师孙仙舲为龙北乡乡长；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党的孙养吾为浒山镇副镇长；曾经留学苏联的罗××（名待查）为双桥乡乡长。此外对掌握实权而有劣迹的镇事务员也作了调整。虽然党所提名和随后调整的乡长为数不多，但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乃是十分巨大的。

浒山区署和浒山区抗日自卫委员会（后改防务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各乡镇长和防务委员会联席会议。由于浒山区地区辽阔，各乡镇长和防务委员等都要在中饭前到达，由防务委员会招待一餐丰富的中饭后，下午一时就要开会，而且会议只开半天，时间非常紧张，因此，我们党所提名的几个乡长，与其他乡镇长接触交谈、联络感情的时间很少。为了开展统战工作，我们几个同志发起组织浒山西区乡镇长座谈会。公开的宗旨是为了交流经验，促进工作。实际工作是为了把这些上层和中间人土团结起来，共同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每月举行一次会议，由各乡轮流主持，每人出钱一元，作为伙食费，由主持乡承办伙食。参加成员有潮界乡乡长陈纪良、乌山乡乡长胡祚慈（后胡祚恩）、宗汉乡乡长马承烈、永凝乡乡长张品三、云山乡乡长邹仰召、白沙乡乡长晁在明、天潭乡乡长王保洲、龙南乡乡长任惠康、龙北乡乡长杨天时（后孙仙舲）、天东乡乡长胡孔佛、浒山镇镇长陈延铁、坎墩镇镇长胡家楣等12个乡镇。浒山区长周力山听到我们举行了这样的座谈会，害怕对他推行国民党的一套政令不利，心怀疑惧，但在当时余姚这样良好的政治气氛下，他要禁止是没有办法的。因此，他就派了区署的兵役区员楼太禾参加我们的座淡会。接下来参加了几次，见我们确实是在交流经验研究工作，同时我们对楼太禾又采取了敬而远之的冷淡态度。他也感到没有什么意义，后来就不来了。此后我们的座谈会也逐渐活跃起来，下面几件工作，是我们通过座谈会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后开展起来的。

（一）在筹措抗日自卫经费方面，我们根据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浙江的“战时政治纲领”所提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对抗日经费不作普遍摊派，而由地主、富农和殷实商人承担。我们宗汉乡首先把900元的抗日经费，分摊在19户的地主、富农和殷商身上。因我们大公无私，合理分派，做好了这些人的思想工作，经费的筹集还是十分顺利的，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当地的乡镇长虽多数是上层人士，但本身经济条件不是最好，根据我们这一原则，可以不负担，或少负担，这样也就排除了推行这一合理负担的障碍。这些乡镇中只有邹仰召在云山是一个名列第二、三位的地主，但他在我们的推动下，率先承担数字相当的抗卫经费，作为倡导，这样云山乡的抗卫筹募数字也就很快地完成了。由于宗汉和云山的突破，西区12个乡镇的筹募任务也很顺利地提前完成了，并且也影响了整个浒山区各乡镇，使全区大部分乡镇都按照这一“有钱出钱”原则筹集了抗卫经费。

（二）在动员参军和抗属方面，西区12个乡镇也有它独特的做法。国民党征兵是采取抽签的办法。这个办法给有些乡镇长和乡镇事务员提供了敛钱的好机会。因为有些有钱人家的子弟，即使到了应征的号次，他们只要在乡镇长和事务员那里行点贿赂，就可以把贫苦农民的子弟先抓去应征。后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纳金缓役”的办法，有钱人家，只要缴纳200元的缓役金给政府，即可得到一张“暂缓入伍”的证书，这样应征入伍的命运就落在无钱缴纳缓役金的贫苦农民子弟的身上了。

为了优待抗属，使应征的贫苦农民的家庭生活不因家人出征而受到影响，我们宗汉乡就把纳金缓役的办法，由乡里自己来办。反正征兵的权力操在乡的手里，只要拿出缓役金，给他缓役就是了。这样乡里就掌握一大笔基金，作为优待抗属的经费。按出征军人家属的经济情况，发给每月5~8元的生活费。到年终春节，还发放年糕、猪肉等慰劳品。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金额。至少可以补助抗属因家人出征后生活的困难。这一措施，不但保证了抗属的生活，还大大地调动了青年农民参军的积极性，完成了上面规定的应征任务数字。后来，我们放弃按签号应征的办法，而动员自愿应征入伍。像以后的根据地一样，敲锣打鼓欢送青年入伍。在抗战初期，也就是国共合作最好时，我们以优待抗屈的办法为抗战输送有生力量，完成共同抗战的任务。在现在看来，还是做得对的。

为了建立乡的自卫武装，在优抗基金筹集到一定数字的时候，我们提出“纳枪缓役”的办法。当时一支步枪价格，不到200元，因此纳枪缓役的人也十分踊跃。我们乡收集了将近三十几支长枪，把乡自卫队和战社团武装了起来。这个办法在乌山乡几乎也是同时进行的，接着潮界乡也采用了这办法，其余各乡也有参照这一办法的。只有个别乡镇胆小怕事，仍按老办法办理，这样的结果，征兵任务完成不了，抗属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在东区岑同为乡氏的逍林乡也参照了我们这一办法，获得了动员参军和优抗的好成绩。

（三）在开展群众生产方面，那时的乡镇长是不管的。他们的任务除了输送壮丁，征收费用外，至多在民事纠纷，联防巡逻方面做些工作洪他就没有什么小了。但作为党所委派的战时乡镇长，为了动员全民抗战，对群众生活就不能不顾了。当时《战斗周刊》上有一篇题为《开展十万亩耕地运动》的文章。我们看了这篇文章后就发动拆迁无主孤坟，以增加耕地面积改善人民生活。当时姚北各乡已出现地少人多的情况，人均土地面积不到两亩。当宗汉乡乡公所首先提出拆迁无主孤坟的号召以后，就发动自卫队和战社团成员，先把眉山东鹿的义冢地平毁，并在东鹿“仙人洞”打了一道围墙，以埋葬拆迁出来的骨灰，把坟墓砖石作为修铺大路之用。在乡公所的倡导下，拆迁无主孤坟运动就在全乡范围内开展了。据当时不完全统计，被拆迁的孤坟至少在2000穴以上，以每穴所占土地1分计算，就增加了200余亩土地。这一措施深得以租佃为生的贫苦农民的拥护。至于还有子孙后代的，就不算无主孤坟，没有去拆迁，因此，也获得上层人士的赞许。

在每月一次的座谈会上，尽管宗汉乡介绍了拆迁无主孤坟的经验，由于传统的封建观念，大部分乡镇长对拆迁无主孤坟的做法，还是采取观望态度。只有乌山、潮界两乡拆迁了一些无主孤坟，附近乡有的农民也自发地拆迁了在他们土地上的一些无主孤坟。1940年冬，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土的乡镇长时，拆迁无主孤坟也被作为一条“罪状”，他们把这事污蔑为“拆坟掘墓”。

（四）在调整乡镇机构和保甲方面，宗汉、乌山、潮界3个乡把这项工作做在前面。如宗汉乡把专以兴讼敛钱、欺压乡民的副乡长陆㧑斋撤掉，选任了进步商人马志友接替，从宁波请来了刚从杭州反省院释放出来的原宁波各救会主任范雨峰接替了贪污舞弊的马子樵的乡事务员职务，请地下党员萧贻担任乡文书。潮界乡也请了进步青年教师史简为事务员（后入党）。乌山乡对乡公所机构也作了调整。在保甲方面，对贪污和工作不力为群众所反对的人，我们就以民主方式召开保民大会加以改选。我们3个乡的作法，也影响西区甚至整个浒山区各乡镇。要求进步、赞成抗战的乡镇长，在整饬乡公所机构和调整保甲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否则，从1938年到1940年上半年，在浒山区能否出现蓬勃的抗战局面，就很难设想了。还应该说明的是，当时党领导的“余姚战时政治工作队”，活跃在浒山区各乡镇，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战时社会服务团”。这些群众运动的开展，对乡镇工作的开展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以上四个方面的工作，在西区12个乡镇座谈会时期是比较有共同性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以我们这些党所提名的乡长，团结了所有的乡长，共同努力的结果。至于其他方面各乡的特点和侧重点，不属于普遍性的工作，这就不去谈它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是我们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党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紧紧地掌握了这一法宝。在抗战初期，我们党提名一些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余姚一些乡长，实质上是我们党在余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步骤之一。通过这些我们党所提名的乡镇长，团结和影响了其他乡镇长，对当时余姚抗日救亡工作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以后余姚沦陷，我们党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这些乡镇长没有一个叛变投敌的，有不少虽则不担任乡镇长了，还继续帮助我们工作，有的转变为我们的民主乡长，有的直接参加了革命，成为烈士，对神圣抗战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由于时隔40余年之久，凭个人记忆，疏漏之处一定不少，此稿仅供大家研究时参考。

（刊登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