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抗战回忆：党组织斗争史实

2023-08-2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当时，特务大肆活动，许多人因读书会事而被秘密逮捕。但是，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总的形势下，慈溪国民党当局也不再阻止、破坏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提倡，进而组织了县抗卫会、政工队等抗日组织。群众抗日情绪也日益高涨，热烈拥护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由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有利形势，更由于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八一三”以及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慈溪的抗日救亡运动首先在慈东的晋群小学开始。

（1937~1939年）

金如山

洪塘镇的晋群小学，是慈溪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祥地。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宁波教育界进步人士在上海的影响下，就开展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救亡运动。特别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小港蔚斗小学（时周朴农在该校任教）、宁波女中、鄞西佛教孤儿院（时我在该院任教）、浒山小学等学校，都组织了读书会，研究社会科学，反对内战，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一致抗日。慈东晋群小学（时严式轮在该校任教）以及孙家宏达小学（时张名闻在该校任教）都受到了读书会的影响。上海出版的《大众生活》（邹韬奋编，后改名《永生》）等进步刊物也传播到了晋群等小学。晋群小学师生在此形势影响下，进一步开展了救亡宣传，发动民众抗日。

死抱住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反动派，当然不容许有读书会这样的组织。当时，特务大肆活动，许多人因读书会事而被秘密逮捕。

1936年西安事变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同意国共合作、实行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这时慈溪的形势是这样的：整个政治势力基本上仍属于国民党，县、区都有国民党党部（县党部书记长是周聘三），乡镇组织多数很坏，教育会、农会、妇女会等组织都受国民党控制，只有慈东教育会由于有严式轮等的参与，是倾向进步的。但是，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总的形势下，慈溪国民党当局也不再阻止、破坏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提倡，进而组织了县抗卫会、政工队等抗日组织。

从广大群众的要求上看，则是迫切要求抗日的。慈溪本来比较富庶，慈溪人在上海经商的又多，所以原来生活条件比较好。自从七七事变、特别是“八一三”日本鬼子打进上海后，慈溪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许多在外经商的人失业回乡了；有土地的抽地加租，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当地奸商勾结国民党军政人员大量囤米发国难财，造成了缺粮现象，使得米价飞涨，一般群众买一升、二升，买一天吃一天，还有许多无钱的吃糠挨饿；苛捐杂税也多了，国民党借筹募抗日经费名义大肆搜刮，反动乡保长层层贪污，使人民负担很重，群众中流传着“乡长买田砌屋，保长吃鱼吃肉，甲长脚底跑薄，老百姓抱头大哭”的民谣。

群众生活困苦，生命财产又得不到保障。宁波、镇海等地经常遭到敌机轰炸，慈溪也人心惶惶。国民党反动派乱抽壮丁，也使群众很恐慌，压力很大。抽签只是一个名义，实际上，真正抽到了，无钱无势的当然要去，有钱有势的向乡镇公所“运动”，可以出钱买壮丁来抵，一个几百元。这现象当时很普遍，真正志愿去当兵的很少。

在此情况下，群众恨日本鬼子的侵略，也恨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和官吏的贪污腐败。群众抗日情绪也日益高涨，热烈拥护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

由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有利形势，更由于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八一三”以及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慈溪的抗日救亡运动首先在慈东的晋群小学开始。晋群小学校长严式轮，教师虞玉成、金如山等把本校师生和上海失业回乡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慈东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在洋墅、庄桥、费市、洪塘等地巡回，也去长石桥、慈城宣传，宣传形式有演戏、歌咏、墙报等等。晋群小学的宣传队，自编了许多抗日剧本。特别是自编的《公愤》和《生与死》（剧情是对日本鬼子、汉奸斗争者生，屈服者死）两剧出演后，轰动了全县，各地宣传队争着演这两出戏，几乎演遍了每个乡镇。在晋群小学的影响下，慈东各乡镇、各小学很快都组织了抗日宣传队，活动很热烈。

与此同时，上海有许多进步刊物相继传播到慈溪，也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抗日热情。我们还从《大众生活》中学习开展抗日宣传的经验。

抗日宣传演出，极受群众欢迎，场场挤满观众。群众抗日情绪越来越高，我们发动劳军很容易，捐钱、捐医药卫生用品、做鞋、做棉背心、写慰劳信，成了各阶层人民普遍的行动。上海驻军在抵抗日军时，说要把干粮送上去，各地群众马上纷纷做饼、炒米。当时我们还曾秘密地发起慰劳新四军的活动。这阶段的慰劳活动搞得是很热烈的。

1937年秋，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公开招生。11月时，我和洋墅镇回乡青年徐永绥、胡寄梅（两夫妻，徐在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当职员，“八一三”后回乡参加晋群小学的救亡宣传队）及晋群小学教师题玉成等4人，自愿组织去学习，途经武汉时，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我们去山西八路军学兵队学习。在那里，虞和我两人入了党。

受训结束后，学兵队派人陪结业学员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正有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浙江省特种工作团的人在等着要干部，办事处就把我们4人分配到浙江。同时分配到浙江的还有邵明、朱兆祺（朱洪山）、孔平（湖南人，1938年暑期后回湖南）3人。在浙江，我们先在特种工作团工作（地点在松阳），徐永绥、胡寄梅两人可能是在这时入党的。1938年4月，特种工作团被解散，我们就去了丽水。经党的秘密机关介绍，虞玉成去省政工队到浙西工作，其余6人先后被分配到慈溪。当时周朴农已从陕北转武汉、丽水，先到了晋群小学。我们就在洋型徐永绥家客堂后面的小房间里，建立县工委，召开县工委第一次会议，选周朴农为书记。邵明、徐永绥和我3人为委员。5月底或是6月初，宁绍特委王文祥来到晋群小学，要我担任县委书记。在我担任县委书记之前，县工委已改为县委，周朴农是县委书记，县委委员是我和邵明、徐永绥。我任县委书记期间，又增加了朱洪山、孙乾坤两人为县委委员，农民党员滕阿梅（台州人，雇工）参加过县委会议，是不是县委委员，我记不清了。徐朝俊在我任县委书记时，不是县委委员，县委开会时他参加。

顾春林是上级派来的，待了不到3个月。因身体不好，他在晋群小学休息了20多天。身体好了后，他去过慈南、慈北，后来特委打电报要他回去。顾春林来时，担任县委组织部长，我把党的组织关系都交给他，名义上我是县委书记，实际是他全面负责。那时的分工是：慈北邵明，慈东金如山，慈西孙敏儒，城区朱兆祺（即朱洪山，那时他在县政府兵役科当科员），慈南开始由周朴农负责，后来是孙敏儒、徐朝俊。当时，特委邢子陶（尹阿根）、竺扬、陈明华等都来过慈溪。

当时，县工委（县委）机关设在晋群小学，为了便于活动，曾通过个别党员与国民党县长章驹的私人交情（时严式轮与章驹关系较好），推荐徐永绥做了洋墅镇镇长。镇里有武装警卫班，成了保卫县工委机关的武装力量。

县工委建立后，在开辟党的工作中正确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大力培养积极分子，积极发展党员——主要对象是贫雇农和青年知识分子。

当时发动群众的工作，是普遍组织农会、妇女会、教育会，联络各乡镇、各小学的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募捐棉衣、鞋子等慰劳抗日部队，为慰劳新四军还特别开展过一次“一封信一角钱运动”。不久，为了更好地统一和加强党对各抗日团体的领导，进一步开展救亡运动，县委通过统战关系，联合慈东各乡镇群众抗日组织，成立慈东抗日卫国协进会，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底，为了进一步抗日，支援前线，我们对章驹做了统战工作，由县抗卫会出面，组织了3个战时任务大队。我们乘机向章驹推荐干部，使邵明、严式轮分别掌握了慈北、慈南两个任务大队的领导权；另一个任务大队，虽然大队长是方子长（国民党员），但在这个大队我们也插进去不少干部，杜秀白、蒋亦庭等都是。任务大队这个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下，我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巩固并扩大了党的组织。后来，由于国共关系逆转，同时也为了阻止我们在任务大队力量的发展，国民党慈溪县党部加强了对任务大队的控制，对任务大队的活动进行限制、破坏。章驹与他们妥协了，任务大队也被解散了。

在群众运动中，党注意为各群众团体培养领导骨干，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尤其注意发展贫雇农和男女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到1939年上半年，全县有党员百余名。对晋群小学周围农民，党组织很早就通过办识字班、夜校与他们接近。夜里周朴农常和农民谈话，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吸收入党。那时，还曾派了一个雇工党员王阿东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受训。

1938年夏，由慈东抗日卫国协进会出面，举办了慈东青年抗日训练班，有计划地训练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充实各群众团体的骨干力量。这次训练班在长石桥植本小学开办，受训的共70余人，选的都是比较纯洁的青年小学教师和群众团体中的流亡皆年。通过对章驹做统战工作，从县抗卫会得到100元补助费。训练班是县委直接领导的，由孔平、严式轮、金如山等具体主持，为期1个月。训练方法仿照八路军、新四军的做法，上大课，训练内容有政治、军事。我们讲课的内容主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持久战，政治常识，批判妥协、恐日思想。新四军军部也派人来上军事课，讲游击战术。为了团结抗日，搞好统战关系，也请国民党县长章驹作精神讲话，洪塘镇镇长讲兵役法、乡镇组织法。这次训练，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培养发展了朱昭、李月梅等10多个党员，这些党员后来成了青年会、妇女会、任务大队等群众组织的骨干力量。

当时，慈东党组织情况大体是：西经堂学校有个支部，书记是蒋亦庭（校长），他的爱人徐宛如是党员，教员吕名锵等也是党员。洪塘有个支部，书记是洪楚善。孙家支部书记是孙乾坤。洋墅支部是李月梅、徐德娓、孙翠英。晋群小学附近还有个农民支部，我记得书记是滕阿梅，滕信根、吴大康都是党员，滕信根是晋群小学烧饭的。庄桥也有个支部，蒋子瑛是书记，邵立之、杨照诚都是党员。河头市单级小学教员是党员，我记得曾到他那里开过会。慈东区委开始不明确，后来由蒋子瑛负责。

在开辟工作的初期，为发动组织广大群众，我们到处想办法、找门路。那时，国民党县政府组织政治工作队，招考人员，县委就布置进步青年报考，方乃喆（当时是党员）是参加政工队最早的一个（第一期考入）。在政工队里，我们物色对象培养入党，不断增强政工队里的进步力量。第二批入党的有余瑾（即余也萍）、姚寒君、邵儒珍（朱洪山爱人，现名徐建）、洪文涛（洪塘人，现在上海）等。在政工队里有了党员，就有了耳目，政工队的活动情况我们能了解，党决定做什么，政工队里的党员就宣传什么。

政工队由省主席黄绍竑领导。县里由章驹直接领导，刚开始与县党部关系并不密切，人员公开招考，内部领导人民主选举，队员生活清苦，每人每月只有12元。后来，国共关系逆转，国民党方面有些人消极抗日，而我们坚持抗日到底。同时，我们在政工队里力量增强了，掌握了一部分权力，引起了县党部的注意，而对政工队加强控制，使反动势力逐步扩大，进步力量的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10月，为了张贴党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县委决定，为防止意外，各地在同一个晚上同时行动，并规定领导干部不要参加这项工作，贴的人身边不要带笔记本之类的东西，去贴时两人一组，只贴两三张。那时慈城一组，没有做到县委决定的“同时贴，身边不带笔记本”，以致方乃喆被捕。经过这一事件，我们在政工队里的进步力量暴露了。后来，国共关系转坏，我们党员在政工队里站不住了。同时，我们党员也想离开政工队，因为一方面，我们党员打入政工队是为了抗日，而这时候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另一方面，国民党要政工队队员集体加入国民党，进步青年和我党党员以信仰自由为理由，拒绝参加国民党，退出了政工队。从此，政工队越变越坏，队员工资多、生活不正派。到1940年政工队也被解散了。

国共关系恶化后，党即采取隐蔽政策，把暴露面目的同志陆续调离原岗位，党的组织分散隐蔽，以保存力量。由于采取了这个正确的措施，为后来新四军开辟浙东敌后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39年冬，我调离慈溪去宁波。接任县委书记的是陈卓，他来时我已经离开了。

（根据1961年12月、1982年3月访问整理）

慈溪抗战回忆：党组织斗争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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