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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解放初期物价波幼记实

【摘要】:从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到1950年3月国家统一财政,天津的市场物价由波动开始步入稳定,各种物价在当时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至1952年经济基本恢复。至下旬,天津市物价已高于外地,货币流入大大减少,并有人携款赴外市购货。为此,天津市人民政府采取了大量抛售,打击取缔投机黑市及紧缩银根等措施,使物价稍见回落。加之投机奸商哄抬物价,致使物价继续上涨,终酿成天津解放后第一次大的物价波动。

李文芳 黄 健

1949年天津解放,结束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天津的反动统治,彻底摧垮了旧政权。但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压榨,天津工商各业濒临绝境,生产经营极度萎缩,投机活动猖獗,市场物价狂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刚刚接管尚未恢复正常的经济,很快遭到投机资本的猛烈冲击。资产阶级投机商乘国营经济实力尚居薄弱,物资力量控制尚少,国家财政收支困难之时,兴风作浪,重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旧业,企图凭借物价工具为其谋利,破坏国家经济建设。面对危害国计民生、幻想支配市场的投机商,党和政府同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击败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从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到1950年3月国家统一财政,天津的市场物价由波动开始步入稳定,各种物价在当时的水平上稳定下来,至1952年经济基本恢复。平抑物价的斗争,使新生的人民政权,摸索积累了经验,初步掌握了驾驭物价的规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建设雏形,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仍具有现实意义。

解放之初,物价波动十分频繁,仅1949年就发生过三次大的物价波动。解放刚几天的天津,在人民币尚未占领市场,法币信用一直狂跌,市场交易未恢复正常时,摊贩开始聚集,成交物价相当混乱,计价多以金银为标准,黑市黄金、银元、美钞交易抬头,金银充斥市场。在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布兑换金圆券比价、禁止金银流通、确立人民币为法定币之后,人民币才逐渐占领市场,物价渐趋统一。

2月上旬,人民币虽已占领市场,但商业行庄多未复业,金融处于半冻结状态。本市物价低于外地,这样,各地商贩及已解放地区公营采购集团拥入本市大量购买物资,使货币大量流入本市。因此物价除粮食以外,一般工业品都呈上涨趋势。2月中旬,各行庄陆续复生,金融已渐流通,批发市场亦恢复,交易渐旺,游资增多,投机资本乘机活动,物价继续上升。至下旬,天津市物价已高于外地,货币流入大大减少,并有人携款赴外市购货。为此,人民政府随即加强对黑市的管理,组织信托公司,打击投机活动。因而物价又转向回落,游资亦多转入证券

3月上旬,申汇开放及南北通航后,上海物价狂涨,而申汇牌价未能及时调整,故投机资本又开始活跃,牵动天津市物价上涨。后因人民银行通令各私人行庄暂停申汇,并随上海物价波动,及时调整牌价,才摆脱了上海物价波动的影响。加上物资交流及城乡贸易趋向畅通,粮食由南线、西北和东北各地源源运入,部分工业产品大量输出,市场供求始渐正常。3月下旬物价出现解放后罕见的平稳,其中以粮食最为明显。

4月初,国共和谈破裂,投机商乘机蠢动。由于证券黑市被政府取缔,游资乃转向大量套购黄金及各种实物,市场物价又趋上涨。为此,天津市人民政府采取了大量抛售,打击取缔投机黑市及紧缩银根等措施,使物价稍见回落。但由于华北大部区域春旱缺雨,尤其冀中春荒更甚,引起农村物价上涨,而天津市物价偏低,使粮食大量外流;纱布又适逢销售旺季,东北、西北各地客商大批来津采购。4月6日黄金牌价突由19000元跃升到28000元,导致游资迅速集中于纱布、面粉。加之投机奸商哄抬物价,致使物价继续上涨,终酿成天津解放后第一次大的物价波动。从4月初至5月中旬,物价上升为119.8%,其波动特点是纱布上涨突出,粮食次之。

解放前,纱布是投机倒把与囤积的主要对象,不但纱布经营者以此作为投机资本,其他行业也多以纱布作为筹码,干投机生意。因此平稳物价,抓好平抑纱布上涨是关键。天津的纱布黑市主要集中在六号路永和里锦荣大楼和西马路南小道子一带。那里的跑合店铺投机商们,控制着纱布价格。1949年第一次物价大波动时,市工商局与国营花纱布公司配合,曾对他们进行清查整顿,但因没能建立与之对应的国营交易市场和采取必要的制裁,而打击不力。这次波动后在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成立了天津市纱布交易所,并公布了《天津市纱布交易所管理交易暂行办法》,规定了交易的品种范围、数量限额,凡不按规定进行交易者,皆视为不正当交易。这一来大大打击了投机活动,初步控制了纱布的来源及交易。同时工商、税务、公安、纱布交易所共同配合,检查各种投机行为,查获非法交易者,送法院依法处理或在报上公布,对杜绝黑市纱布交易起了作用。天津纱布交易所成立之后,不但制定了管理办法,还针对具体情况采取了一些行政管理手段,控制物价。如:实行凭证入城购货;实行购货介绍信及外埠采购证明;登记审批采购数目;本市坐商及行商凭折子及行商证明购货;各工厂购纱实行卡片,根据生产需要数目及供应情况按天批数;强调私商与国营纱布公司牌价一致;各染厂及织布厂所出一切成品必须拿到市场出售。

在第一次物价波动刚刚平息20余天后,天津又出现了第二次波动,时间是自6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次波动较第一次波动在时间、范围、上涨幅度上更甚,物价上升了201.6%。7月4日至24日达最高峰。20天中,棉布每匹上涨76.99%;棉纱每件上涨109.5%;白面每斤上涨122.2%强。几种主要物品批发价格平均上涨一倍多。造成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以下几点:①受上海及江南新解放区物价高涨影响;②平沪通车后投机商北来抢购物资,游资充斥市场;③市外水灾严重,灾民接受1939年水灾教训,纷纷购粮;④北宁路运输曾一度断绝,粮食来源不畅;⑤天津市投机奸商乘机活跃;⑥各地公营采购集团竞相争购等。这次物价波动与前一次一样,仍是纱布上涨最先,接着是粮食,所不同的是最后转向了股票

平抑这次物价波动,政府不但采取大量出售,先提后压的策略,还进一步加强行政管理,树立长期管理市场的思想,制定纱布粮食管理办法,加强外地采购集团及人员的登记管理,采取主动掌握市场货量,组织调剂供求,检查囤积,打击投机行为等措施。加之9月初天津市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种政治局面使人民群众情绪高涨,民心稳定,使物价很快平稳下来。然而这种平静没多久,又出现了更大的物价波动。

第三次波动是由于财政发行所致,加上东北禁运粮食入关;西北发生鼠疫,运输禁止;农村收购棉花投下大批货币,汇集城市购买实物,因而造成天津市货币骤然膨胀。自10月中旬起,物价开始节节上升(此次波动是全国范围的)。这样一来,私营工商业均存货不售,市民纷纷抛出货币抢购物资。粮棉黑市价格高出牌价一倍,仍是有行无市。各街粮食代售店门前,市民购粮拥挤。11月12日群众在粮店前打架者有10余起,市场之混乱与人心之浮动为天津解放后10个月来前所未有。这就是第三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物价波动。时间为10月上旬至11月下旬,物价上升为310.5%,其特点是纱布先期上涨,形势逐步猛烈,后粮食价格突出高涨,形成严重的粮食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天津市人民政府除召开干部会议说明物资来源充沛,多向群众做解释工作外,具体做法是:首先保证基本群众的生活需用品,这些用品直接由公家供给。当时计有合作社员60余万人,保证社员每人每天至少可购粮一斤;同时扩大吸收社员,社员家属均可入社。这样就可保证全市三分之一强的人口直接由公家售给粮食。另外粮食公司在市内有300余处代售店,这种代售店在物价波动时有囤积牟利之弊,为此政府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往每店派一人监督售粮,制发购粮证,按每户人员计量,每天每口可购粮一斤,一次准购两天主粮。还决定增设公营售粮店,为粮食公司的基层组织,使绝大多数粮食零售由公司直接掌握。对花纱布则停止售给私商,采取直接供给生产者及直接零售的办法,委托布商代售,限定每人购买5丈,不售整匹,以保证市民需用为主。这些办法实施后,摆脱了商人操纵及投机者哄抬物价的局面,自11月14日起物价开始回疲,同时银根转紧,囤积户亦向外吐售,至11月25日物价普遍转落。

1949年三次大的物价波动之后,1950年1、2月份物价仍处于波动之中,其中以2月为1950年上涨最高峰,但较前几次略有逊色。这次波动与前几次有明显的不同,这次波动是根据中贸部对全国物价的指导方针在天津市人民政府统一部署下,密切结合经济部门,伴随着全国物价形势,有计划、有步骤稳步上升的。1950年1月5日国家公布第一期公债,虽然上海物价不断提高,细粮实销渐增,市场曾一度紧张,但不少商人认为公债推销,物价多看回落,因而整个市场除细粮外,成交并不踊跃,商人亦多裹足不前,此时行庄存款不断增加。国营公司根据全国物价形势主动调整物价。1月下旬初,国家开始发行新钞,运费、外汇、电讯等价格均同时调整。与此同时,粮食、纱布、信托等公司大量供应物资,银行提高利率,政府征收行房捐、清洁费等,在各种措施配合下,使物价形成稳升局面。为了防止因津沪物价差额过大而引起天津物价大波动,在中贸部指示下,天津支援上海,跟随上海的物价稳步上提。在粮食方面,两个月出售达16000万斤之多。纱布方面适逢销售旺季,为避免商人投机,采取了“细出稳提”的方针,控制出售,两个月来仅出布6897件,纱3196.5件,整个市场也表现了粮食成交活跃,纱布虽呈上升而成交清淡的显著特点,终未造成更大的波动。

1950年3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表“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从财政、金融商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新措施。即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统一全国的物资调度。在当时,这是我国从战时经济到和平建设经济的转变,是争取财政收支平衡、稳定市场物价的关键所在。天津认真贯彻了中央指示,收到了很大效果,虚假购买力消失,物价基本稳定下来。例如,当时全市43种主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以1950年2月为100,4月为101.1,5月为91.63,6月为91.94。

至此,天津物价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结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的10余年物价波动的威胁。改变了物价波动所导致的生产萎缩、通货膨胀等经济病态,扭转了物价波动时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步入主动驾驭物价的阶段,使物价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工具,给恢复与发展生产铺平了道路。从1950年3月中央统一财经,至1953年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划计划实施前,物价虽有波动,但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都很快地平抑了,终未发生大的波动。

1949年天津金融大事记

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成立。

1月16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金字第一号布告,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的人民币,是本市统一流通的本位币,自即日起为本市一切公私会计、交易计价单位。第二号布告,宣布国民政府发行的一切货币自即日起一律为非法货币。

3月1日,本市票据交换所在新华大楼原址开始办理交换业务。

3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以所属外汇部和实业部为基础,成立天津中国、交通两银行,对外开始营业。

4月27日,为引导游资,发展生产,奖励投资,繁荣经济,设立“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开始清理旧证券交易所,并制定《天津市证券交券所暂行营业简则》。6月1日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开业,地址承德道5号。

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出纳科为杜绝假票流通,号召各行庄及工商业各界发起“反假运动”,追究假票来源。8月份通过各个渠道发现百元假票316张。

翟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