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离任总统后回到天津，与天津历史的联系

徐世敏

黎元洪是我的外祖父，虽然我出生时他早已去世，但是母亲和大舅及其他亲朋好友却常常给我讲起外祖父生前的一些事情，使我从小就对这位曾经叱咤中国政坛的外祖父，有了较多的了解。后来，又读了一些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对外祖父及北洋时期的历史就更有进一步的了解。几年前大舅病重卧床期间，我每日侍守身旁，又听大舅讲了很多关于外祖父及家里的一些事情。现在根据记忆和记录，将与天津有关的史料整理出来，算是我为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外祖父做一点点事情吧。

一、求学津门

黎元洪于清同治三年（1864）九月十九日出生在湖北黄陂。8岁时（1872年）随父黎朝相迁居直隶北塘（今属天津塘沽区）。10岁时在北塘从学李雨霖先生读私塾。老师极喜黎元洪之忠厚朴实，教其书法作文。元洪14岁时（1878年）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吴达三的女儿吴敬君结为夫妻。敬君小元洪6岁，故童养于北塘。

元洪15岁时，其母陈氏因产后失调，兼受暑热，不幸病逝，元洪悲哀不堪。其师李雨霖夫妇怜元洪年幼失母，对元洪备加爱护关怀。元洪17岁时，其父已在清军中升为都司，并在北塘续娶崔氏为妻。元洪因常到父亲兵营中去，并经常观看军事操练，故对军事非常感兴趣，于是立志学习军事，以强中国。

及元洪19岁时（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军事。水师学堂是新式学堂，元洪在学校里学习了英语、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世界地理等课程，此外他还学习了绘图测量及操演枪炮、鱼雷、机器等技术，并攻读机械科。这些课程使元洪学到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世界知识和军事知识，使他大开眼界。

1884年阴历正月三十日，元洪父亲因暴病不幸去世。元洪在津闻讯后急忙赶往北塘，及至到家时父亲已经咽气。元洪深感悲痛，并为未及见父亲最后一面而内疚。其父临终前曾给元洪留有遗言，告诫元洪一定要努力求学深造，谨慎处世，学成后一定要为百姓办事。又嘱元洪对幼弟元泽务须友爱，对继母要尽孝道云云。元洪协助继母料理丧事，将其父葬于北塘，并告假在家居丧至年终。次年春天，元洪返回水师学堂继续求学。元洪在校时，不仅勤奋学习，对同学亦很关心，同学如遇困难，他总是热心帮助。元洪在课余还常练习骑马，擅长马术，遇有烈马亦不在话下。每次放假回家，元洪对继母和幼弟亦是非常孝敬和友爱，继母深为感动。黎元洪在校表现，受到总办周馥和监督严复的器重。

经过刻苦学习，元洪已掌握轮机、驾驶技术，对引擎修造学尤具心得。他每学期学习成绩在水师学堂总是优等，在教练舰上的实习成绩也名列前茅，故深得海军监督萨镇冰之器重，同时也受到同学们的赞赏。毕业前，总办周馥和监督严复给予元洪特别嘉奖。1889年春天，元洪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正式毕业，并被派往德国留学。从此，黎元洪结束了他在天津度过的青少年时代。

二、第一次引退返回天津

1917年黎元洪因对德国宣战问题，与段祺瑞争持不下，导致府、院交恶，极不相容。以后黎元洪在国会的支持下，罢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段不仅不承认这个罢免，而且在天津暗地唆使张勋带兵进京威逼国会。然而张勋却有自己的打算，带兵进京后即搞了复辟，拥戴废帝溥仪重新出来当皇帝。在张勋的威逼下，元洪无奈，请冯国璋代理总统之职，并请段祺瑞出面讨伐张勋，自己则通电全国，辞去大总统职务，躲避于日本公使馆。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并去日本公使馆请黎元洪复出，继续任大总统。黎元洪则深厌北洋政坛之黑暗，即通电全国引咎辞职。他在通电中说：“元洪已于本日移居东厂胡同，即赴津宅休养。此次去职，负疚孔多，以后息歇家园，不问政治，特此奉闻。”1917年8月28日，黎元洪辞职离京，返回天津英租界私宅。黎返津后，闭门谢客，不问政治。南方军政府成立时，曾派人来津接黎南下主政，段祺瑞恐黎元洪被南方军政府利用，派王士珍去津催促黎返京。但黎因无意重新卷入政治漩涡，故两者皆谢却之。1918年1月冯国璋又派人去津迎黎返京复职，黎称病不见。不久冯又派专使赴津接黎回京居住，以息流言，黎对专使表示谢意，并请向冯解释，自己已厌倦政治，不再出山。

黎元洪自辞去总统职务后，息居津门，闭口不谈政治。尤其当时北方政局混乱，元洪更是杜门谢客，不问政事。唯在宅内读书习字，或在园内种花剪草，或偕家人出外看电影、散步，有时也骑骑马。这期间，元洪对投资实业颇感兴趣，他曾与一个美国人华克合作，开办了中美实业公司，并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另外，他还应湖北黄陂私立前川中学之请，捐赠银元3万元，作为兴建校舍之费用；另外又赞助梁启超巨款，用于在上海佘村园筹建松坡图书馆，以纪念蔡锷护国之功。

黎元洪引退居津期间，常常反思自己的从政生涯，他给袁世凯当副总统时，因对袁“矢志共和”的谎言认识不清，上过袁的当；任大总统时，又因段祺瑞独断专行，咄咄逼人而吃过不少苦头。每当他回忆起这些往事，感到从政如在瞬息万变的惊涛骇浪中行船，搞不好就会船覆人亡，因而心中尚存余悸，故他引退后，连北洋政府每月致送的1000元公费都坚辞不收，唯恐再卷入政治漩涡。

但以黎元洪的身份，在当时完全脱离政治也不可能。1918年，当南北双方政府军队集结于湖北境内，一场内战即将爆发时，汉口各界人士一致敬请黎元洪出面调停。黎为避免内战，曾派其秘书郭泰祺赴广州与陆荣廷等人会晤，劝说要以国事为重，毋走极端。同时黎还派人赴京拜见冯国璋，申述其调停时局意见，力劝南北双方罢战议和。

1922年直系军阀津保派头目曹锟、吴佩孚等为了达到篡政目的，打着“恢复法统”、“实现南北统一”的旗号，威逼徐世昌辞去总统之职，恢复黎元洪的总统职位。曹、吴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请黎复职，恢复国会。结果通电得到各省响应，拥黎复职的文电如雪片飞至京津。1922年6月2日徐世昌正式通电辞职，而拥黎复出的文电及登门劝驾的说客，更是一日多过一日。6月3日黎发出通电，表示自己已引退，不愿再复职。但同时他在会见各国记者时说：“我身为中华民国国民之一份子，既然各方面基于救国热忱，力促复职，我岂能置之不顾，再事高蹈？迫不得已，也只有牺牲个人之安危，再跳入火坑……。”

6月5日，黎公馆门庭若市，各方代表40余人麇集黎府，促请黎元洪尽快复职。黎当晚设宴招待各方代表，并在宴会中提出四项主张，以作为复职的条件。四项主张是：1.南北统一；2.恢复国会；3.废督裁兵；4.财政公开。当晚吴佩孚的代表李卓章便给吴打电话，转述黎的四项主张，并认为黎复职已无问题。吴听后大喜，决定第二天亲乘专车赴津迎黎返京复职。吴见黎后，二人交换了对政局的看法，并对复职一事细节问题进行了讨论。黎提出以“废督裁兵”为复职先决条件，并以此通电全国。6月7日曹锟、田中玉等复电，表示愿首先废督裁兵，并促黎早日复职。6月10日黎元洪发出通电，谓“废督裁兵”之主张已获各省督军拥护，宣布于次日入京复职。6月11日上午十一时零五分黎元洪乘专车从天津抵达北京，又开始了他新的从政生涯。

三、脱离政坛，寓居天津

曹锟、吴佩孚拥黎元洪二次复出，目的并非真心护法，而是想借黎元洪缓和日益紧张的南北对峙，藉此发展自己势力，最后达到武力统一中国之美梦。黎复出后因所行之事不符合直系军阀利益，故直系开始逐黎下台。1923年5月曹、吴威逼黎元洪下令讨伐孙中山，遭到黎的坚决拒绝。6月，在曹、吴的唆使下高凌霨等直系阁员集体辞职，使北京陷入无政府状态。接着曹锟又策划武装军警以索饷为名，行“逼宫”之实。然后又有所谓公民请愿团千余人包围了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的住宅，进行示威。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使手无寸兵的黎元洪束手无策。黎被逼无奈只好决定离开北京返回天津。

黎元洪乘专车赴天津，途经杨村时，被直隶省长兼第23师师长王承斌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率武装人员将专车截住，在车上逼迫黎元洪交出总统印信，辞去总统职位。黎返津原想在津继续行使总统职权，不想却给曹锟等人造成逼黎下台的机会，于是演出了一场“夺印”的闹剧。黎元洪在车上被逼无奈，只好电告留在北京的姨太太危文绣将五颗总统印信送交国会。交印后，事情犹未完结，经直系津、保派要员紧急磋商后，又逼黎元洪在致国会、国务院及北京各外交团的通电上签字，通电内容是，宣布辞职，所遗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黎看过电文后，一边冷笑签字，一边自言自语道：“这种电报有什么用处？真是天大的笑话。”直至此时，经过十二个多小时折腾，这场闹剧才算收场。

此后，尽管黎元洪立即通电否认他宣布辞职的通电，并要求惩办王承斌。但参、众两院在津、保派议员的控制下，在到会人数不足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以半数通过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的议案，实现了曹、吴逐黎的目的。黎元洪至此才明白自己又一次被军阀们捉弄了。

黎元洪返津后，在部分南下的北京国会议员屡屡电邀下，于9月乘日轮抵达上海。原准备组织一个新政府，但因各方意见不一致，而未成功。这时孙中山先生派汪精卫赴沪欢迎黎元洪去广东，黎元洪再三考虑后，决定东渡日本，同时函谢孙中山之邀。11月黎乘船赴日本，黎在日本期间，除休养、游览外，未有任何政治性活动。黎在日本受到华侨及各界友好人士的款待，当时有人怀疑黎为日本政府所利用，黎返津后特意召开记者招待会，声言此次旅日一切费用均为自费，与日本政府及官方人士无任何往来。自此以后，黎结束政治生涯，息居天津，一心从事实业投资活动。

黎元洪投资新式厂矿企业总计达四十五个之多，除中兴煤矿公司投资较早，数额较多外，还有六河沟煤矿公司、磁县怡立煤矿公司、中原煤矿公司、湖北石膏公司、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化学公司、山西大应广济水利公司、中美实业公司、东北兴林公司、上海华丰纺织厂、山东鲁丰纱厂、东北兴华面粉厂、天津民丰面粉公司、山东华兴造纸厂，此外黎元洪还投资于金融业，如黄陂商业银行、震义银行（该行与意大利合办）、劝业银行、上海永亨银行、上海中南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金城银行等都有黎元洪的资本。黎还曾担任过上述一些企业的董事长，如中兴煤矿、中美实业公司、震义银行等。黎元洪很崇拜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他认为实业救国才能使中国富强。因此他脱离政界后，一心致力于投资实业，甚至不惜借巨款来扶持民族企业。例如他为了办中兴煤矿，曾向华北银行借了巨款，至1924年结算时，竟欠银行本息近三十万元。而华北银行此时见黎已失势，拟诉诸法院追索。黎元洪无奈，只得将北京东厂胡同房屋变卖给中日合办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这样才偿清了欠款。另外黎元洪还投资兴办教育，除前文已提到的外，黎还在武昌筹办私立江汉大学，并拨中兴煤矿股票10万元作为建校基金。后来此项基金及校产均移捐给武汉大学。

1924年12月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乘船北上，途经天津时，在天津休息数日。此间孙、黎互相进行了礼节性拜访。黎元洪曾设宴招待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但因孙中山先生突然发病不能前往，故由夫人宋庆龄代表出席。孙中山先生在津养病期间，黎元洪曾多次前往张园探望，对孙中山先生的病情非常关心。孙先生移居北京后，黎也曾多次派人赴京探望。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黎元洪甚感悲伤，在自己私宅中设立灵堂祭奠孙中山先生。

冯玉祥驱逐曹锟后，段祺瑞暂掌北京政权。段曾邀请黎元洪再度出山，黎复电谢却之。不久段又派专人前往天津迎黎，黎坚辞不就，段只好作罢。1925年张作霖联合吴佩孚击败了冯玉祥之国民军，不久又撵走了段祺瑞，之后，张、吴协商复拥黎元洪出任总统。黎因记取两次被逐之惨痛教训，坚决不肯再次出山，对张、吴置之不理。

“五卅”惨案时，黎元洪之长子黎绍基正在天津南开大学，学生为声援这次罢工运动，推黎绍基为后援会募捐组组长。黎元洪得知此事后深予嘉许，除自己出资捐助外，还亲笔函介黎绍基前往拜见顾维钧、杨以德、鲍贵卿等名流，故使黎绍基在三日内募得一万一千余元，大大超过了预计数目。

黎元洪平日喜欢书法，寄居天津后更是乐此不疲，因此各方求书者甚多，他无不应之。1929年8月黎元洪，应无锡亲友之邀本欲赴无锡畅游，因身体骤变，血压升高，故未成行。但他应无锡梅园主人之请，书写了一副对联赠予梅园主人，其词云：“梅放满园春，欣看四周山色，万顷湖光，景逾辋川别业；诗吟小香雪，媲美三经黄花，千林红叶，闲情似邓尉高风。”黎不仅喜好书法，还非常好客。1926年世界青年会组织来津，约有两千人之多，黎元洪热情接待，并为每人备茶点一份。另外，每逢元旦、圣诞，黎元洪总是在公馆举行庆祝招待会，宴请各界人士、亲朋好友及外国友人。黎很愿意与美国人交朋友，例如美国木材大亨罗伯特·大莱就是其中一个。大莱每次来中国，总要去看望黎元洪。另外美国钢笔大王派克也曾专程拜访过黎元洪，并特制一支朱砂色金笔送给黎元洪，还请黎用这支笔为其签字留念。英国报业巨子北岩公爵也曾到天津拜访过黎元洪。

1926年10月下旬，黎元洪突患脑溢血，经名医会诊治疗，至年底病情大为好转。次年清明时病情已基本恢复，并能独自出外散步，甚至偶作郊游。1928年初夏，黎前往赛马场去观看赛马，突然旧病复发，晕倒在地，即请总统府医官及名医会诊，但终至卧床不起，几经医治无效，于1928年6月3日病逝于天津英租界寓所。黎元洪在临终前曾告诫家人：“丧葬要从简，戒诸子今后从事生产实业，毋问政治。”

黎元洪临终前留有致国人遗电，谆谆告诫国人以精神、道德、礼教为重，并对中国政治提出八项主张：（一）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二）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三）调济劳资，应适合全民心理与世界经济趋潮，统筹兼顾。（四）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五）正德、利用、厚生不可偏废，毋忘数千年立国之本，精神、道德、礼教，当视物质文明，尤为重要。（六）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七）参酌近今中外情势，似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八）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以法治范围全国。

黎元洪去世后，国民政府下令优恤，为黎元洪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并举办了规模浩大的出殡仪式。出殡后黎元洪的灵柩停放在天津特一区黎氏容安别墅，此原为黎元洪旧居，后建西式坟墓。1935年11月24日南京政府在武昌土宫山为黎元洪举行国葬，参加葬礼者约五万余人，还有各国驻华使节。南京政府下令当日全国志哀，一律降半旗，并停止娱乐活动一日。作为民国的开国元勋，黎元洪似乎到此时才享受到了总统应有的待遇。

后　记

我的母亲黎绍芬是黎元洪的长女，因她自幼在黎元洪身边长大，而又无总统小姐之骄娇二气，并勤奋读书，因此深得我外祖父的钟爱，并常派她出去办些事情。母亲在美国留学期间，及去欧洲旅游时，常把她在欧美一些见闻通过书信详细介绍给我外祖父，当时外祖父对西方的一些文明十分感兴趣。母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硕士学位回国后，我外祖父非常高兴，曾设想在武昌成立一个学院，让母亲担任那里的女生部主任。但因北伐战事未能实现。由于我母亲经常在外祖父身边，故对外祖父事情知道较多，她生前很想将这些事情写出来，以留予后人做参考。但因那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虽然她写了些，但也未能完全如愿。我为了完成母亲这个遗愿，现将母亲和大舅生前讲述的一些真实情况，根据我的记忆和记录，又访问了母亲和大舅其他的生前友好，写了一篇关于《黎元洪生平》的文章，现在所发表的即是其中一部分与天津有关的史料。由于我的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谬误之处，尚望热心读者给予指正为盼，我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