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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错误决定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关系

【摘要】: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1935年9月12日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之后,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指出:

(甲)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1]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2])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3]的方针。必须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于胜利的粉碎了四川敌人对于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乙)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此外,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这种倾向使英勇善战的年青〔轻〕的红四方面军,在其向前发展上受着莫大的障碍。

(丙)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时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在他远离中央,并在长时期内脱离中央的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和《红军长征·文献》卷)

★毛儿盖会议后,张国焘继续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命令左路军南下。面对此种形势,党中央率领第一军和第三军北上,并于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名高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凯丰(何克全)、刘少奇、邓发、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及一、三军团负责人。会议着重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并做出此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是“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

注释:

[1]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被选为中央局委员、组织主任。此后,曾当选为中共二届、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五届、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4月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同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1932年10月率红四方面军入川,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领导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同年9月,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的战略方针,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并成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后经中共中央多次电催和教育,以及朱德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斗争,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二次北上,同一方面军和党中央会合。

[2]川康藏边:指四川、西康、西藏三省区的边沿地区。西康,旧省名,1955年撤销,原辖昌都地区划归西藏,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

[3]布尔什维克:俄语音译,意为“多数派”,也称“革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