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俄界会议报告与结论

2023-08-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毛泽东同志首先作报告：今天议事日程是今后行动方针，应考虑几个重要问题。张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局七个同志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致电张国焘北上。将来是不可避免重做组织结论的。会议最后，毛泽东同志作了结论：（一）对四方面军的总结，这是今天做出来的。俄界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1935年9月12日）

毛泽东同志首先作报告：

今天议事日程是今后行动方针，应考虑几个重要问题。向北行动问题，常委会已有决议……要求政治局批准……

我们在两河口会议上，根据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中央于六月二十八日作出决议［1］北上，现在中央坚持这个方针。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这方针的代表是张国焘、陈昌浩［2］。中央已经与他们经过许多联系，但至今尚未达到。四方面军起初是按兵不动，七月十七日要集中第一地点未实现。张到芦花口［3］，政治局决定他为总政委，张才把四方面军调动，但未到毛尔盖即动摇。张一到毛尔盖，又完全推翻这一决定，而把主力调去阿坝，右路去班佑。张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局七个同志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致电张国焘北上。陈当时表示，要走回草地不好，但北上有王均、毛炳文［4］，走草地没有王均、毛炳文。这是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

政治局决议说：四方面军的领导一般是正确的，是说他在鄂豫皖、通南巴时期，从通南巴出来便不正确了。他退出通南巴，是在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之后，那时他觉得通南巴孤立，决定到宁夏，又觉得宁夏有敌人骑兵，所以决定到西藏。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是不正确的，打了胜仗为什么要退出？有什么理由呢？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央苏区变为游击区，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我们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无出路、后面无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的决议是不对的。

一、四方面军继续配合作战，这是过去的方针；现在不能共同向北，而应该单独向北，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向北。

向南是没有出路的，一二月间或者有出路。……我们估计他南下后……不一定全部被敌消灭，但大部可能被消灭。同时，这支红军会变色……军阀习气会增长，所以有可能走上军阀主义的道路。中央已估计及此，想了许多办法与他们的干部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现在中央与一、三军是否南下？南下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带去走这条绝路变更北进方针。

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即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补充决议上说的是向黄河以东，但这个方针现在应该有些不同，目前是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

这个方针是否可能？是可能的。在地形上、敌情上，加上正确［的］领导，加上克服困难的精神，无疑是可能的。在地形上说，河流在冬天对我们无困难……在敌情上，我们应该严格地估计，现在敌人有三十个团在这一带（朱绍良十二团、毛炳文六团、王均十二团），阎锡山［5］可出二十团，马步芳［6］可出十多团，马鸿逵［7］可出五团，一共七十五团，这是我们应估计到的。我们由现地到苏联边境只有五千里。……在居民条件上，少数民族经过我们的工作，是可以争取的。向北是汉人地区，内蒙古是汉蒙杂居区，外蒙古是我们的兄弟。二十六军领导上不一定正确，尚能驻足与发展，我们更加可能。向南则是番民地区……。所以在居民关系上，一方面军应向北，不能向南。……我们估计到运动战还是有可能的，但相应受限制，所以我们也应该准备阵地战、堡垒战的工具——飞机、大炮，使运动战与阵地战配合。这一问题，很尖锐的提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是可以求人的……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我们就永远打游击战争。……中央不能打到箭庐［8］去，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即使不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也不致做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各处去打游击，即使被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可以去领导义勇军。而且我们估计，经过游击战争，我们可以打通国际关系，可以得到帮助，而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

我们需要团结，现在团结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目前与四方面军的关系，是党内斗争……在今天说来，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来或者是拥护中央，或者是反对中央。最后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是否马上做出结论，是否发哀的美敦书［9］，不应该的。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10］，还有很多干部在那里，我们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们。将来是不可避免重做组织结论的。我们还要打电报，要他们来，用党中央名义打电报，要他们来。因为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

会议最后，毛泽东同志作了结论：

（一）对四方面军的总结，这是今天做出来的。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通南巴时的错误是萌芽，是部分的严重的错误；退出通南巴以后，便形成了另一条错误路线，将来可能发展为军阀主义，苏维埃运动中的陈独秀主义。

（二）目前战略方针，川陕甘计划要有变更，因为一、四方面军已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但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走向大张旗鼓，以游击战争打过去，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不过不在江西，而是陕甘……

（三）组织上的问题，司令部是需要的，政治部只要一个很小的。组织上指定几个同志来负责讨论，由彭德怀同志负责，剑英、邓发［11］、树藩四人。

（此件原载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期《战史资料选编》，本书收录时参照其他材料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校正）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打到苏联边界去”是“目前的基本方针”；我们“打通国际关系，可以得到（苏联的）帮助，而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在苏联边境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我们就永远打游击战争”。俄界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注释：

［1］六月二十八日决议：指1935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作出的《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2］陈昌浩（1906—1967），湖北汉阳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受党派遣去苏联留学，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0月回到上海，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4月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委员、共青团中央分局书记、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数次反“围剿”战役战斗。1932年10月，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入川，参与领导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3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率部北上，同年10月，奉中共中央之命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西路军失败后，辗转返回延安。

［3］芦花：地名，即今四川省黑水县政府所在地芦花镇。

［4］毛炳文（1891—1970），湖南湘乡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三十七军军长。

［5］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人，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晋军首领。

［6］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五纵队司令兼第二防守区司令、新二军军长。

［7］马鸿逵（1892—1970），甘肃临夏人，宁夏地方军阀，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西北“剿总”第一防守区司令。

［8］箭庐：应为箭炉，指今四川省西北部之汶川、宝兴（古箭州）、理县（箭岭）、炉霍一带。

［9］哀的美敦书：英语ultimatum的音译，意译为“最后通牒”。

［10］两个军：指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原第五军团）、第三十三军（原第九军团）。

［11］邓发（1906—1946），广东云浮人，原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