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人文性格与客家文化研究

我这里使用“人文性格”的概念，与通常使用的“民性”概念相近，但更合乎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规范，其含义主要是指一个族群或一个民系特殊文化方式中社会心理和精神气质方面的内容。一个民系或一个族群的人文性格，实际上就是区分此族群与彼族群、此民系与彼民系的文化特点。这样的特点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任由人们随意总结或杜撰出来的。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同时也根据文化生态学说关于文化方式是对生态环境的适应的看法^[1]，对于族群或民系文化特点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是该族群、该民系所处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两个方面；一是该族群、该民系的基本的经济形式或生计模式。另外，人类学还认为，民族及族群文化的形成与民族、族群本身的形成同步，民族及族群不断发展变化，民族及族群文化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因此，族群人文性格又与族群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就客家人来说，客家基本住地处于万山环抱之中，大山长谷、林菁深阻，山高水冷、山多田少，虎狼为害、瘴疠肆虐，这是客家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由此决定的山地农耕经济是客家人的基本生计模式；多民族多族群共存于赣闽粤交界区域，族群接触、斗争、互动、互融是客家人所处人文环境的基本面貌；客家民系就是在这种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人文环境下，经过漫长的披荆斩棘以耕以殖和残酷的族群互动互融而孕育形成、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多山的环境、山地农耕的生存方式及多民族多族群间的长期斗争融合，是客家人文性格由以形成发展的基本因素，也是我们认识和讨论客家人文性格的理论前提。

或许有人会说，客家先民自中原南迁，那么，所谓客家人的生态环境，还应把古代中原的生态环境包括在内。其实，如本书已反复论述过的，客家先民的成分有多种，来自中原或江淮者只是其中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先民入住赣闽粤交界区域也至少已有数百年之久，对他们来说，数百上千年来影响并塑造着其文化性格的只是赣闽粤交界区域的山区环境，中原的生态环境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早已不起作用了。

翻开地方志，我们也可以看到，自宋元以来，无论是客地的知识精英，还是在客地为官作宦的外地人士，都深刻认识到山地环境对于客家民风民俗的巨大影响，所谓“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曹奢魏褊，楚急齐舒，从古而然”^[2]，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风俗，这个道理自古至今是一致的。遍览他们所修纂的各种方志以及有关的地方文献，非常突出的印象是对于山区环境与客家风俗内在联系的一再强调，如：

山峻水，民质刚劲。俗敦朴而好礼，士力学知所向往。穷约不附势利。（同治《赣州府志·风俗·会昌县》）

山峻水激，人多好胜。俗质朴，以耕为业。敦信义，重然诺，矜尚名节。（同治《赣州府志·风俗·安远县》）

地险僻，民质朴，力穑不事商贾。（同治《赣州府志·风俗·信丰县》）

在万山中，其人亢健而任侠。（同治《赣州府志·风俗·龙南县》）

民气近悍尚斗，地界深山长谷。鲜商贩，惟务农力产。（同治《赣州府志·风俗·兴国县》）

山水俊秀，人物颇清。士励诗书而科甲有人，民务耕种而言动知谨。（嘉靖《汀州府志·风俗》）

土壤脊硗，人民贫啬。（嘉靖《汀州府志》引连城县旧志）

山高水，土爽地腴。民性质直，习气劲毅。（嘉靖《汀州府志》引永定县旧志）

地偏俗陋，善保身，重犯法，市井鲜嚣凌之习，公庭少敲朴之声。（乾隆《汀州府志·风俗·归化县》）

如此等等，要强调的就是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风俗，可见古人虽然不具备我们今天掌握的唯物史观和人类学理论，但儒、道关于天人关系的知识及实际生活经验的积累，还是使他们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科学的认识论。

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方志和地方文献对客地民风、士习的描述，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而在不同的时期则表现出相当的一贯性。说明这些记载所反映的民风、士习，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不是一时一地偶然的个别的现象，也不是某时某地个别人的见解，它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各界人士的共识，因此可作为我们认识客家人文性格的重要依据。本书第十章编制的“汀州府及府属各县明清风俗变化比较表”，汇录的资料除了说明当地崇文重教风气的形成、发展情况，也大体体现了其时其地比较正面的民风、士习，兹以此为基础而扩大范围，时间上上溯到宋元，地域上顾及赣南、粤东北，性质上兼采负面的风俗资料，归纳出客家人文性格，并略加评述。

其一，重农抑末，安分守己，质直、俭朴，不善机巧。

客地历代方志所反映的当地生态环境和基本产业结构，都是万山环抱，崇岗复岭，舟车不通，商贾窒塞，因而重农耕，力本业，辅以妇女的家庭麻织业。客地各州县方志所载“衣税食租之子，不出户庭；力田治山之民，常安本分”，“男不逐末而事农功，妇不蚕丝而专绩纺”，“力本业之以营生”，“民务耕种而言动知谨”，“男子力农事，重于离土；妇女勤麻绩作布”^[3]，“力穑不事商贾”，“鲜商贩，惟务农力产”，“土瘠民贫，农知务本”，“程民自服耕外无别业可治”^[4]云云，只是客地男耕女织单一经济结构的不同表述而已。由此养成的重农抑末思想，较之封建时代全国范围的重农抑末思想，更强烈、更牢固。

安分守己是单一农耕结构下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日复一日的从土地讨生活，年复一年的靠天吃饭，最是束缚心灵、禁锢思想；逼仄的环境，艰苦窘迫的物质条件，又使人心胸无法恢宏，想象力和创造力无由激发。于是就盼望着守住一块耕地，有一个风调雨顺的好天时，社会安定，人丁兴旺，无病无灾，安安稳稳过日子。这与北方农民“三十亩地一条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憧憬是一脉相通的。由于只是耕田织布，商贾不通，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手工业，长年累月重复着简单的劳作，邻里之间只有温情脉脉的互助和问馈往来，无须工商业者那样的机巧和奸诈，“质直、俭朴、不善机巧”也就成为必然。方志所谓“君子则安分”，“君子质直好义，而恬于进取，小人愿悫少文而安于勤劳”，“力田治山之民，常安本分”，“仆隶下人，彼此各安生理。深山穷谷，远近丕从王化”云云，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客家人“安分守己、质直、俭朴、不善机巧”美德的阐述。

说“安分守己、质直、俭朴、不善机巧”是客家人的美德，那是就传统社会而言，并且也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太过安分守己，容易流于保守，不思进取；“不善机巧”也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诠释，若专指做事脚踏实地，反对投机取巧，那自然是好的，应该弘扬，但若是变成思想僵化，因循守旧，那就不适应当今市场经济的时代要求了。俭朴的品质，在不铺张浪费、不追求奢侈享乐的意义上是好的，若过了头，变成吝啬小气，那也会成为负面的因素。

其二，劲健、果敢，不屈不挠，富于反抗精神。

处在山区的客家人民，在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自古以来就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没有矫健的身体、劲健果敢的性格是不行的。方志所谓“习气劲毅而狷介”，“风气错糅，人多劲健尚义”，“豪右好争而少让，乡落习武而少文”，“果而挟气，勇而喜争”，“俗尚剽劫，武健，善讼”^[5]，“在万山中，其人亢健而任侠”，“尚武勇足以御敌”，“民气近悍尚斗”云云，都客观反映了客家人劲健、果敢的性格。

至于“好勇斗狠、俗梗民强”，则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说法，需要具体分析。在历史上客家山区资源十分有限的背景下，各个族群、宗族、家庭甚至个人之间，常常为了争夺资源而发生矛盾。劲健、果敢的性格，在族群矛盾、宗族矛盾中常常表现为激烈的个人打斗、群体械斗，或其他惨烈、极端的报复行为，这就是所谓“好勇斗狠”；由于不堪忍受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客家人常常揭竿而起，掀起了一次次反抗斗争，规模或大或小，时间或长或短，反映到统治者眼中，这就是“俗梗民强”！像五代闽国时“汀州民陈本聚众三万围汀州”事件^[6]，宋代的汀赣贼武装走私潮盐事件，宋元之际的畲客联合抗元斗争，明代赣南、闽西、粤东的各族人民武装暴动及粤中的“蓝徒”“炭党”“矿贼”“山寇”之乱，都带有客家人或客家与畲、瑶联合反抗封建统治的性质，在统治者看来，这样的客家人就是“梗化民”，客家风俗就是“俗梗民强”。但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所谓“梗化”，就应理解为富有革命反抗精神。客家人在抗元斗争中的杰出表现，以客家人为主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客家人对辛亥革命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战争及红军长征做出的卓越贡献，就是客家人劲毅、果敢、富于反抗精神的族群人文性格与特定历史时期革命理想相结合的产物。“梗化”之俗与革命精神，内在精神是相通的，一以贯之的正是客家人劲健、果敢、不屈不挠的族群人文性格。

其三，尚义、重礼，富于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尚义、重礼”的内涵很丰富，家族之内，尊祖敬宗，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夫妻间同甘共苦；社会上，朋友间重然诺，讲义气，守信用，邻里间互助互帮，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都可以归入“尚义、重礼”的范畴。当宋明理学在客家地区深入传播之后，客地知识精英服膺儒家教化日深，把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与客家人固有的质直、尚气品格相结合，婚丧嫁娶渐渐采用“文公家礼”，日常生活不断强化尊卑有序的家族伦理，而且在男人中树立起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价值观，在妇女中灌输“三从四德”的妇道思想，把“闺门有礼，孀居完节”作为女子的最高追求。于是，“士能勤学问而擢科名，女或守贞烈而膺旌表”，就成了“尚义、重礼”的主要内容。

到了国家有难、民族危亡关头，客家人的质直、劲健、果敢性格与讲究忠君报国和民族气节的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就会很自然地涌现出大批不怕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赴国难的英雄儿女，以其爱国热诚和民族大义彪炳于青史。举其最著者，如：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之际，客家先民“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浙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汀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7]其中梅州民气最为慷慨激烈，父老相传，梅县“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败后只存卓满一人”。^[8]文天祥抗元之师“势至梅州而大振，男执干戈，女贯甲裳，举旗起义，倾邑勤王”^[9]；台湾乙未（1895）反割台斗争中，客家人丘逢甲首倡大义，客家人吴汤兴、姜绍祖、徐骧、胡嘉猶和刘永福成为抗日中坚^[10]；抗日战争中，像谢晋元那样为国家为民族挥洒热血和豪情的客家儿女何止万千，他们谱写出的英雄颂歌永远壮人心魄！凡此等等，千百年来客家人在民族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确实表现出罕有其匹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大义。

其四，妇女勤劳俭朴、坚毅果敢、善良贤淑，是客家族群人文性格的一大亮点。

在客家人文性格中，客家妇女的人文性格特别突出和鲜明，获得的赞誉特别多。论述客家人的人文性格，不能不以客家妇女人文性格作为一个重点。

与别的族群妇女相比，客家妇女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贤劳”，贤是贤淑，劳是勤劳。黄遵宪对于客家妇女的贤劳，有过很全面生动的总结，很有代表性，很能说明问题，引述于下：

（客家）妇女之贤劳，竟为天下各种类之所未有。大抵曳靸履，戴叉髻，操作等男子，其下焉者，蓬头赤足，帕手裙身，挑者负者，提而挈者，阗溢于闹肆之间，田野之中；而窥其室，则男子多贸迁远出，或饱食逸居无所事。其中人之家则耕而织，农而工，猪栅牛宫，鸭栏鸡架，犬牙贯错，与人杂处。而篝灯砧杵，或针线以易屦，抽茧而贸织，幅布而缝衣，日谋百十钱，以佐时需。男女线布，无精粗剧易，即有无赢绌，率委之其手。至于豪家贵族，固稍暇豫矣，然亦井臼无不亲也，针管无不佩也，酒食无不习也。无论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为人太母，操作亦与少幼等。^[11]

这段话的意思，一是说客家妇女包揽了家庭内外各种劳作，除了“耕而织，农而工”及挑担贸易这样的重活，还要饲养禽畜、操持家务，即所谓“女功男功皆兼之矣”^[12]；二是说客家妇女不分贵贱、贫富、老少，尊卑，都任劳任怨，即所谓“天下妇女劳逸尚分贵贱、贫富，吾乡即绅士素封之家，主母与婢妾种作劳逸均之，且天下妇人即勤苦亦或专习一事，吾乡则日用饮食皆出其手，不独田工女工已也”^[13]。由此得出客家“妇女之贤劳，竟为天下各种类之所未有”的结论，是客观公允的。

当然，以上所说客家妇女的贤劳，还偏于“劳”的一面，在“贤”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孝顺公婆”“敬重丈夫”“疼爱子女”且能任劳任怨等方面。许多妇女的丈夫“抱四方志”远走他乡，因此家事无巨细悉由做媳妇的独当一面，维持生计，敬老抚幼，自然都被客家妇女看成是自己的本分，心甘情愿。客家谣谚《勤俭叔娘》描绘的就是这样的贤淑妇女形象，歌谣历叙勤俭叔娘勤劳能干之后，接着写道：

煮得好好，敬奉爷娘。爱惜子女，如肝如肠。仔细办米，无谷无糠。人客来到，细声商量。灰卵鸭蛋，浸豆腌姜。欢欢喜喜，捡出家藏。不说是非，唔好排场。担柴买米，唔怨爷娘。唔嫌丈夫，肚饥上床。这等妇道，真真贤良。有人学此，获福无疆。

这样既勤劳俭朴又贤淑善良的客家妇女形象，虽是文学的塑造，却有客观实在的依据，大体具有如此品德的客家妇女，在现实中不在少数。对于有此品格的客家妇女，人们常用“四头四尾”来形容，即“灶头锅尾”——负担一家的炊爨；“针头线尾”——缝缝补补，克勤克俭；“田头地尾”——下田劳动，下地种菜；“家头教尾”——养儿育女，亲加教导。这“四头四尾”的重担，不是任何族群的妇女都能够胜任的，但客家妇女却视若等闲。凡是客家人，或在客家地区生活较久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

温良贤淑，是客家妇女人文性格的一个方面，刚毅、果敢则是客家妇女人文性格的另一方面。或许可以说，客家妇女在平时处事，比较多展现温良贤淑的一面，遇到紧急的情况或非常的变故，则比较多展现刚毅果敢的一面。南宋宁化遭受晏头陀之乱时，“率众御寇，保全乡邦”的烈妇晏氏^[14]；宋元之际高举义旗，转战浙、闽、粤三省，英勇抗御蒙古铁骑南侵，阵亡后被乡民奉为神明的许夫人^[15]，就是这样的典型；太平天国的大脚蛮婆，红军中的许多女英雄、女将军，则是她们的后继者。

客家妇女之所以能够身兼男功和女功，“耕田、采樵、绩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又能在紧要关头表现出无比的刚毅果敢，得力于她们大多天胸、天足，具有健壮的体魄，故能“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16]。而究其文化渊源，则很好体现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中原儒家文化传统的统一。盖天胸、天足、高髻、跣足，体魄健壮，力能胜任内外劳作，主要源于血管中流着南方“蛮獠”的热血。南方“蛮獠”自古就有“女劳男逸”的习俗。敬老抚幼、三从四德、任劳任怨，甚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主要源于儒家教化的濡染。人文性格的二元统一，也是客家族群人文性格的重要特点。

以上所述，包括上章讨论的崇文重教，大体属于客家人文性格中的正面积极因素。虽然其中的重本抑末、不善机巧、好勇斗狠、安分守己诸端，也含有消极的成分，特别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些因素还要好好改造，才能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但至少在传统社会，在一般人的眼中，上述因素总体上体现了客家人的良好形象。但客家人文性格中也有不少消极因素。我们认为，对于客家人文性格中的消极因素，只有正视它，不回避，不护短，探究其产生根源，找出解决办法，才能客观全面地认识客家人和客家文化，才是真正关心客家、热爱客家的表现，才足以帮助客家人卸去包袱，轻装前进，继续站在各民族、各族群的前列。下面举出客家人文性格中主要的消极因素，并略加分析。

其一，信师巫、好淫祀。

信巫尚鬼是古代南方各地各民族的共同特点，在客地也表现得很突出。翻开客地历代各州县方志和地方文献，这一特点随处可见。南宋开庆《临汀志》《陈晔传》提到“俗尚鬼信巫。宁化富民与祝史之奸者，托五显神为奸利，诬民惑众，侈立庙宇，至有妇人以裙襦畚土者”；“民有疾，率舍医而委命于巫，多致夭折”。^[17]《临汀志·祠庙》，记述因巫成神而建庙的情况很多，其中上杭县有黄仙师庙，乃为觋者黄七翁父子三人而立，“民敬畏之，立祠香炉下，且家绘其像以奉之”^[18]。嘉靖《汀州府志·风俗》，述及上杭县文风虽已较前兴盛，而信巫尚鬼之俗尚存，即“俗稍崇乎信义，心尚惑于鬼神”。乾隆《汀州府志》记载了该县一例翁婿合伙蓄蛊为祸的事件：

赖子俊、廖高满，皆上杭人，翁婿也。子俊传其妇翁张德之术，于每年端午，探取百毒虫，封贮瓦罐，自相蚕食。逾年起视，独存一虫，形如蚕色。用金三四片，茶叶枫香养之，择日占断。一年当用几次，依占取出虫粪，秘置饮食中，使人腹痛，死后魂魄为之力作，坐是致富。翁婿递相承受，逢朔望日，夫妇赤身拜祝云“金蚕公，金蚕娘，我家夫妇没衣裳”等语。万历三十一年，本乡曾莲峰、廖永祥等，连遭毙命。事发，到官验尸，黑虫群飞，搜其室，金蚕在罐，用炭火烧绝，二恶并服上刑。^[19]

此类蓄蛊为祸等类与巫鬼相关的习俗，笔者童年时在家乡武平尚时有听闻，是闽西客地巫风炽盛的明证。

赣南、粤东信巫尚鬼之俗不亚于闽西。同治《赣州府志》曰：“赣俗信巫。婚则用以押嫁，葬则用以押丧，有巫师角术之患。”^[20]康熙《程乡县志》曰：“疾病不刀圭，信巫灸艾。死丧不重殓，喜尚浮屠。葬则惑于形家之言，坟墓屡迁不厌。”^[21]所述不但表明赣南、粤东客地信巫尚鬼，还涉及信巫尚鬼在婚嫁、丧葬、疾病等方面的具体作法。占卜也是信巫尚鬼的一种表现形式，清人李调元对永安（今紫金县，是纯客县份）巫师的占卜方式有很具体的描述：

永安俗尚师巫。人有病，辄以八字问巫。巫始至，破一鸡卵，视其中黄白若何，以知其病之轻重。

永安岁除夕，妇人置盐米灶上，以碗覆之，视盐米之聚散，以卜丰歉，名曰祝灶。男子则置水釜，旁沾东西南北字，中浮小木，视木端所向，以适其方，又审何声气，以卜休咎，名曰灶卦。^[22]

此外还有米卦，其俗随着客家人的播迁，而流布于客家新居地。如在台湾的嘉义县：

（民间）尚巫，疾病辄令禳之。又有非僧、非道，名曰客仔师。携一撮米，往占病者，谓之米卦。称说鬼神，乡人为其所愚，倩贴符行法而祷于神。鼓角暄天，竟夜而罢……^[23]

嘉义县是客家、福佬二系杂居的地方，“客仔师”是福佬人对客家巫师的称谓，“客仔师”以米卦占病之俗，体现的是台湾客家人信巫尚鬼之俗。

信巫尚鬼之俗还有其他许多表现，在此不一一赘述。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其渊源与危害。

信巫尚鬼是百越与蛮獠的文化传统，起源十分古老。《史记》记载：“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24]宋人洪迈《夷坚志》亦载：“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诡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25]关于楚地（即荆湘蛮）的信巫尚鬼情况，桓谭《新论》记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帗起舞坛前”^[26]。屈原《九歌》所描绘的，就是沅、湘之间信鬼好祠之民鼓舞乐神的情况^[27]。客家人继承了百越和荆湘蛮獠的巫鬼习俗，渊源十分久远，基础十分深厚。

信巫尚鬼之俗是一种陋俗，牵涉面甚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疾病不求医问药，求诸巫觋，往往贻误了治病的良机，甚至造成致残致死的恶果。把大量钱财虚耗在建祠修庙迎神娱神上，使得许多家庭更加穷困窘迫，也使客家农村经济更加凋残。由于信巫尚鬼而讲究风水，由于讲风水而争屋基、争坟地，往往导致兄弟反目、宗族械斗、族群冲突，其后果就更严重了。这些道理都是显而易见的，古代一些有识士绅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并一再呼吁革除此类弊俗。只因此俗根深蒂固，不能期望轻易就可以革除，移风易俗的工作任重道远。

其二，爱面子，尚虚荣。

客家人的爱面子思想是非常典型的，其表现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在民间笑话中也有所反映。下面我们就通过两则笑话，一窥客家人爱面子心理。

1.此裤不破

有位客家土财主，过年的时候做了一条新的绸裤，大年初一，天下着毛毛雨，他还是兴冲冲地穿着新裤子到处转悠，逢人便指着裤子说：你看你看，多好的绸料，多好的做工！谁见过这样好的裤子啊！岂料雨天路滑，老财又只顾得炫耀，一不小心踩到一堆烂泥，摔了一个四脚朝天，新裤子的臀部擦破了一个大洞。财主那个伤心啊，就别提了！心痛良久，沉思良久，他忽然想出一条妙计：跑到杂货店买了一张红纸，请人写上“全新绸料，此裤不破”八个大字，端端正正贴在破洞上，又得意地继续转悠去了。财主心想，如此一来，既遮住了破洞，又让人一看便知自己穿的是新绸裤，不用再喋喋不休地向人说明，岂不一举两得？

2.擦嘴巴的肥肉被猫叼走了

客家某县有位老伯，平日没事，喜欢到处凑热闹，聊天中总是指着自己油腻腻的嘴巴对人说：哎！每天都是大鱼大肉，瞧，刚吃了一块大肥肉，嘴巴都没顾得擦，就出来了。老伯每天如此炫耀，听者有的羡慕，有的怀疑。一天，老伯正在口沫横飞地向人吹嘘，他的小孙子忽然跌跌撞撞地跑来，连喊：“爷爷，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老伯不耐烦地说：“去，何故如此慌张？”孙子说：“你挂在门边擦嘴巴的那块肥肉被猫叼走了！”话音一落，众人都哄然大笑起来，老伯的脸涨得像猪肝一样通红，嗫嚅着不知说什么是好。

还有很多生活中真实的故事，也体现着客家人浓厚的爱面子心理。小焉者如在我的老家，据说清代本族有一位读书人，家庭经济很拮据，赴汀州府考秀才时只带了很少的盘缠，外加一粒咸鸭蛋路上做菜。这粒咸鸭蛋老叔祖每餐小心翼翼地挖出一点配饭，足足吃了好几餐，吃完蛋壳还很完好，他就买一点豆腐渣填进去，吃饭时照旧小心翼翼地挖出一点豆腐渣配饭，还对人说他餐餐都配鸭蛋。大焉者如客家地区各姓各族的堂联堂号，都攀附历史上中原的名门望族作本家、名声好的帝王将相作远祖，其实大多是拉郎配，只不过是借以装点门面、图个虚荣罢了。

爱面子思想其实是中国人的通病，但客家人的表现特别突出，这样做看似很自尊，折射出来的却是自卑的心理。盖因客家地区大多是穷乡僻壤，经济、文教落后，生活艰难，少见世面，与外人相处，常有被人看不起之虞，因而产生浓浓的自卑心理。又没有找到正确的克服自卑之道，于是就用虚假的自尊来掩盖自卑，从而滋长出强烈的爱面子思想。如今我们找出了爱面子思想的病根子，就应该通过发展经济和文教，通过提高自己的素质，以自立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从而使各民族各族群之人真正尊重我们，我们也确立真正的自尊，而不是用矫情粉饰的办法维护面子，获得虚假的自尊。

此外，客家人文性格中还有些突出特点，介于积极与消极之间，需要具体分析。例如“狷介”，南宋《临汀志》就指出了汀州人性格的狷介特点，至今还有不少客家人有此禀性。按“狷介”本有躁急与耿直两义，躁急是不沉着镇静，也可以说是器局不大，涵养不够，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耿直不肯同流合污，本质是好的，但若凡事自恃耿介，不懂通变，不善谈判，不能作必要的妥协，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时代，往往造成与人合作的障碍，那也是不可取的。与狷介相联系的是刚愎，即倔强固执，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其消极性就更为明显。康熙《宁化县志》的作者李世熊曾分析说，旧志称宁化人性气刚愎，其具体的表现，一是“矜蹈自充，杯酒贰疑，动相谯责”，即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对人多疑心，动不动责备别人；二是浅薄固执，不善于顺时应变；三是“遇事激发”，即一碰就跳起来，气很盛，但不能持久。这样的刚愎，实际上是“愎诚有之，刚实未有也”^[28]。像这样一些性格特点，很有必要在时代的潮流中，保留其正直不阿的精华部分，扬弃其不合时宜的成分，改铸出刚柔相济、能屈能伸、眼光远大、器局宏深、与时俱进，足以胜任各种重要工作的新的族群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