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客地宗族社会形成情况及维持方式

闽粤赣客家地区各片的社会历史进程有早有迟，有快有慢，各片形成宗族社会的时间也并非整齐划一。即使在福建客地，各县各乡各个家族形成宗族社会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据长期在闽西客家地区进行人类学调查的杨彦杰报告，他所调查到的闽西客家宗族“绝大部分都已繁衍了20多代，最多的达30代，少的也有17代。繁衍到30代的宗族大都是南宋末年或宋末元初迁来开基的……至于28代以下的大多数宗族，几乎可以肯定大部分都是元朝才迁入开基的，尤其是28至25代这一段更是如此。因此，可以看出，元朝是闽西许多宗族迁移开基的重要时段……这些宗族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大都已形成相当完整的宗族社会”^[88]。

数百年是一个概数，其涵盖的时间段相当长。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来看，闽西南客地各个宗族形成比较成熟的宗族社会，上起明初，下迄清中叶乾嘉年间。兹以若干家族为例，对闽西南客家进入宗族社会的途径、各个宗族组织的形态略加说明。

连城县沈氏　沈氏是连城世家，始迁祖沈彪，更名沈勇，先世居杭，宋入闽，居连城。其家世情况，散见于明初状元张显宗、明末邑人黄康和族人沈孟化的有关碑记中。张显宗《重修丰山沈氏碑记》略曰：

公讳彪，在宋有护卫功，诰封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监祭酒，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国，御赐名勇……娶夫人胡氏，生子二：长永钦，家连城，为连令；次路钦，家清流琴源……其子钦奇其事^[89]，乃构堂宇塑像祀之，复置田数百亩为住持资……于是食其土者，檀越公于左亦并祀，人人咸知有沈氏丰山云。迄今百有余载，沈氏螽斯衍荫，诜诜数万，而赋税田园，强居一邑之半；缙绅豪杰，鼎食钟鸣者累累，奚能屈指？^[90]

沈孟化《沈氏重建石门岩碑记》略曰：

出连城东门八里许，为石门岩……有宋元祐，吾宗永钦公来居……再传宣尉寿宁公，衣冠之藏在焉，乃即岩而祠之。自始祖侍郎以下数公，皆治主以升，岁时禋祀，从者数千人……在洪武时，则有若彦和公；在嘉靖时，则有若长权、瑁源、珍等；越今万历时，则有若世鼎等，鸠材孔良，协谋孔臧，乃肯之堂，乃锡之光……当侍郎公卜藏丰山……六百年来，或通籍而树骏，或立言而流鸿，不下数千百人，固宗德之垂荫远，亦宁可谓地之无灵也？^[91]

黄康《沈氏重建东塔记》略曰：

宋绍兴三年开县，宣尉寿宁翁令兹邑……乃建大刹，塑如来像于中……禅堂数十楹，香田数十亩，饲夫山僧野衲，而缁流弥增。翁仍构“栖幽书院”于侧，日与士夫翻阅图书子史，时娱观恬（原文为“甜”，误）乐，以终天年。翁卒，士夫仰之，乡人德之，乃图其像祀于院……迨孙训导德卫翁、知府仲继翁，嗣修葺之。既而岁月弥深，日就圮。弘治丙辰，孙仪隆辈率子姓供事翼之，越五年，乃落成……又若干年，院碑倾仆，十二世孙廷翰辈适柄家政出纳（原文为“内”，误），凡蒸尝租长，概不入私帑，且争先仗义鸠赀以足费。于是寿宁翁祠重建一新。^[92]

综观以上三《记》，沈氏家族从北宋元祐迁至连城创业，至南宋初已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已能修道观、建佛寺、设书院、置田业、作檀越，在乡村社会确立了本家族的地位；又经过二百多年的积累，到明初已发展成丁多财旺，田连阡陌，人才辈出，在县中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其间，南宋时在石门岩设神主牌祀祖先，至明初洪武年间开始建立家祠（或宗祠），并逐步增修扩建。这些寺院、道观、家祠（或宗祠）及书院的费用，由家族（或宗族）的蒸尝田亩收入维持。

蒸尝田如何管理，对于家族的历史如何能够越六百年而一清二楚，上述碑记没有说明，但从“十二世孙廷翰辈适柄家政”一语，可以看出家族蒸尝田是有一套族人轮值管理制度的，而家族历史能如数家珍般细细道来，则必有族谱作为依据^[93]。祠堂、族谱、蒸尝田产，这些构成宗族社会的基本元素都已具备，还设有以家族为支撑的书院，族中子弟人才辈出，显然，连城沈氏家族（或宗族）组织至迟在明初已初步形成，到明中后期则已发展壮大为在地方上有巨大影响的大家族了。

连城县文川李氏　李氏也是连城大姓，雷跃龙《文川李氏重建宗祠记》^[94]略曰：

李氏故有祠，祀其先十七郎公以下，火于万历丙午。属韶州君天美同缙云君焘，郡宾学儒硕士仕英、学冯、泮、涵、稳、燮、相、钺、洞、洵、如丹、成汉，太学生稳，集子姓更营之。乃循故址，宏构扩基，高翥长骞，俯压川湄。于是治主以升其屋，仪物之数，升降之节，悉如我明集礼。而祀田，视昔有加。始万历庚申年夏，成天启辛酉秋，额其门曰“李氏宗祠”……绍兴南渡时……十七郎公自宁化来居，曰文川李氏，从县别也。李氏族日赫，入元皆抱德而隐，中乃散于温陵、安溪、沙阳。而必达公支特繁，有子曰宗政、曰宗闰、曰宗志，子姓半文川。明兴，纁壁四出，用闻于时，乡有举，岁有贡，辟有荐，以至宦有名，乡有贤，祠有专，坊有旌，乘有纪。若至正之乱也，沙、尤之寇也，宁濠之变也，华林之盗也，挂坑之剿也，饶平之扰也，非其树功，则其树节也……今知有文川，莫不知有李氏。且微独此也，今贤士大夫若而子姓，初一人之身，春秋享祭，追远归厚，于以作忠于孝，盖未有艾也。

据此《记》，文川李氏南宋初从宁化迁来连城县文川居住，始迁祖是十七郎公，元代尚未发达，家族默默无闻，但到明代，族人在抵御一系列寇乱中积累了功绩，家族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都有很大提高，族人通过读书中举者不少，更有一些族人跻身仕途做到韶州（今广东韶关）和缙云（今浙江丽水）的长官。在这个过程中，李氏的宗族社会也于明初或明中叶形成了，主要标志是万历之前就已建立了宗祠。这一宗祠在明万历年间毁于火灾，因此族中精英分子便合力重建宗祠，从万历庚申年（1620）夏动工，至天启辛酉年（1621）秋落成，历时一年多。新建的宗祠规模宏大，制度完备，祀田也比以前增加了。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宗族下面的房支脉络分明，其中必达公一支特别繁盛，出了很多科举人物和仕宦人物。这个宗族在礼法方面也有上佳表现，重视忠孝节烈，因此建有旌表忠孝、贞节的牌坊^[95]。可见，这是一个在地方上享有崇高地位的成熟的宗族。

上举连城沈氏和李氏两个大家族，前者因先人仕宦而发达，后者通过读书应举和积累军功而发达，终于发展成为地方上的巨姓大族。其宗族社会是完整的、成熟的。这样的宗族，对于地方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有巨大的影响，这从其立书院、设学田、培养科举人才和倡导忠孝、贞节诸端都可说明，但其倡学和倡导礼教的细节不得而详。下面举出的四堡马氏和邹氏两个家族从事刻书业，儒、商并举的典型事例，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客家宗族引导族人走上半耕半读、耕读传家道路的具体情形。

四堡是一个方圆百余华里的特殊经济文化区域，位于长汀、连城、清流、宁化四县交界处，数十个村落分属上述四个不同的县份。其地开阔向阳，人多地少，乡人农耕之外，多从读书仕宦和贩贸四方寻出路。四堡马屋村的马驯，正统十年（1445）中进士，明成化年间，官至二品，宦游全国，见多识广。告老还乡后倡修族谱，刻印诗文，可能启发了族人自己刻印书籍的念头。明万历八年（1580），任杭州税课仓大使的雾阁村人邹学圣辞官归里，带回元宵灯艺和雕版印刷术，从此“镌经史以利后人”，是为四堡有刻书业之始。

由于四堡马氏、邹氏此前早有族人牵车服贾，游走四方经商，“得陶朱扁舟之趣”，而乡里又素有崇文重教之风，因之，邹学圣创始的刻书业一经兴起，邹、马二族就敏锐地看到这是一门把崇文与服贾结合起来的行业，认准要走这条刻书、贩书的儒商之路。

经过这两族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到清康熙年间，四堡刻书业勃兴，到乾嘉年间则达到了极盛。四堡马氏族谱记载，“吾乡在乾嘉时，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累相望”，“耕读之外，储古籍雕版，装为缃帙，以应士大夫觅购者，不可胜计”。当是时，四堡乡书楼林立，印坊栉比，“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板，岁一刷印，贩行远近”。^[96]有人做过统计，当时马屋村有林兰堂、万竹楼、翼经堂、德文堂，雾阁村有碧清楼、崇文楼、文海楼、以文阁等40余家著名的大书坊，招贴高悬，书香四溢。从事印书业者1200多人，占全乡总人口60%。男女老幼，或抄写，或雕刻，或砍木材制版心，或裁纸折叠装订，真是家无闲人，好一个文化之乡的兴隆景象。

四堡刻印的书籍种类齐全，举凡经史子集、医卜星算、诗词小说、童蒙读物乃至日常应用之书、查禁之书，都有刻者。像《二十四史》《四书集成》《四书备旨》《诗经注》《唐诗三百首》《幼学琼林》《增广贤文》《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康熙字典》这类读者广泛的书籍，都一版再版；汀州府属许多学者的著作，也在这里刻印而得到流传，当然，刻得最多的是武平人林宝树的《一年使用杂字》（又名《年初一》）。

四堡刻印的书籍，纸墨佳，刻工精，装帧考究、版式大方，选题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加上营销者经营有方，因而备受欢迎，本府及本省之福、漳、泉、延、建各州府不用说了，还远销江西、浙江、江苏、湖广（今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乃至越南北部，“足迹几遍天下”，一时间成为南方书坊刻书业的中心之一，与苏州、杭州、福建建阳并称为全国四大坊刻基地。

四堡的书商，多数都有青少年时业儒的经历，文化基础深厚；致富后又在“耕读”二字上下工夫，“广置书田，鼓励勤读”，并把“立学”作为族规写进谱中。如大书商邹氏《家训》云：

语曰：人不学，不知道。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学之于道，盖可忽乎哉！吾家人醇俗朴，半耕半读，一脉书香，绳绳相继者，其来久矣……自今为父兄者，必于嬉嬉童稚中，择其不甚顽钝者，束之于学塾，聘名师，招益友，俾之磨砻砥砺，相与以有成。将来出为名臣，处为名儒，大为深山邃谷间生色。即不然，知书识字之人，纵置身农工商贾之途，亦有儒者气象，庶不辱我诗书礼义之乡。况乎乡多书肆，雕梨刻枣，古籍几于汗牛，不胫而走四方，且可为海内文人作将伯之助。颂于斯，读于斯，又何烦借书券、买书钱哉！^[97]

可见四堡的刻书、贩书，正与崇文、兴学互为条件，互相推动，相得益彰，它是客家地区耕读传家的另一种典型，也是闽西客地民风由“野”变“文”的重要标志。

总结本章所述，客家人确有崇文重教的风气，但这种风气不是北方南迁的汉人带来的，不是客家民系形成之初就有的，而是在客家人艰苦奋斗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个过程大体可以明中叶作为一个坐标，宋元时期至明前期，客家地区大多还处在蛮荒朴陋的阶段，客家民风好斗尚武；明中叶后，客家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文教也逐渐兴盛，科举人物大量涌现，客家民风逐渐转向文儒，耕读结合，耕读传家的传统因以形成。客家人的这一传统，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比较单一的农耕经济基础上，此外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三，即历代官师的努力、理学的流行、宗族的促进。客家宗族大都在明中叶发展成熟，其时间正与客家崇文重教传统的奠定相一致。

【注释】

[1]早期大力宣传客家人特重教育的著述大多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来华传教士，如法国神父赖理查斯（Ch.Rey）的《客法词典》，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M.Shirokogoroff）的《中国东部及广东的人种》和美国《国际百科全书》等。近年来强调客家人崇文重教的著述很多，比较直接的如李联春：《略论赣南客家人的教育》，《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增刊；胡大新：《崇尚教育的汀州客家人》，《汀江与客家人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43页；叶少玲：《客家教育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林晓平：《客家文化特质探析》，《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2～83页；张佑周：《论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赣州与客家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406页。

[2]莆仙和潮汕都流行这样的说法，且见载于方志。潮汕方面说这是郡人王大宝回答宋孝宗关于“潮风俗如何”的问题时，概括提出的，见《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风俗形胜》引《余崇龟文集》。

[3]古代高官可以享受驷马高车的优隆待遇，“八马双飞”应是指一家两人（比如两个儿子）做大官，双双享受驷马高车的待遇。

[4]以上关于科举影响武北村落生活的资料，俱见刘大可：《科举与传统客家村落社会——以闽西武北村落为例》，载《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这样的影响在客家社会是普遍的，武北并不是特例。

[5]钟晋兰：《客家谚语中的客家社会生活》，载《客家》2004年1期。

[6]清雍正十年（1732），广东总督鄂尔达题请设立嘉应州的奏疏中语，见乾隆《嘉应州志》卷1《舆地部·沿革》，程志远等整理本，第7页。

[7]乾隆《嘉应州志》卷1《舆地部·风俗》，第44页。

[8]据梁方仲统计，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应州人口为1314050人（见梁氏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由此上推到乾隆初年，嘉应州人口应在100万人左右。

[9]胡希张等：《客家风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4～536页。其中“父子四进士”是指大埔县百侯镇杨之徐及其三个儿子在康熙、乾隆年间先后进士及第的情况。大埔当时属潮州，今属梅州。

[10]此据《南方日报》2004年9月28日文章《“世界客都”苍凉的凝望》。据周雪香的统计，有清一代整个梅江流域（含嘉应州四县及潮州的大埔县）考中进士数为113人，举人数为828人，见所著：《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以三江流域为考察中心》，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1]吴云岩督学广东时所撰《重修镇平县学碑记》有云：“嘉应之为州也，人文为岭南冠。”见黄钊：《石窟一征》卷2《教养》，光绪六年（1880）刻本，第18页。

[12]乾隆间嘉应州知州王之正在州衙前照壁题写的匾额，见胡希张等：《客家风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1页。

[13]《梅州教育志》，第255页。

[14]潘连华：《梅县教育史话》，载张卫东、王洪友主编《客家研究》第1集，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

[15]《梅县的教育与人才》，载《梅县文史》第1辑，1989年版，第30页。

[16]乾隆九年（1744）大埔知县修县志时语，转引自胡希张等：《客家风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2页。

[17]丁卯（乾隆十二年，1747）科广东乡试中，白堠杨氏七人同时中举，其中2人是时任桂林知府杨缵绪的儿子，另5人是他的侄子。见杨朝珍：《白堠杨氏文萃》卷中，1929年上海排印本，第173页。

[18]肖文评据嘉庆《大埔县志·选举志》统计，见所著《13—18世纪粤东梅潭河流域的族群与社会变迁——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中心》，“族群、历史与文化亚洲联合论坛”报告论文，2006年12月，“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

[19]胡希张等：《客家风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178页。

[20]张维安、黄毅志：《台湾客家族群的社会与经济分析》，载徐正光主编《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历史与社会经济》，第186～187页。

[21]肖平：《客家人·代序》，成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22]嘉靖《汀州府志》卷1《风俗》。

[23]《古今图书集成》第133册《职方典》第923卷“赣州府部”《赣州府风俗考》引。

[24]《古今图书集成》第133册《职方典》第923卷“赣州府部”《赣州府风俗考》引。

[25]这里引用的数字据周雪香：《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以三江流域为考察中心》，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6]“九子七成才”：指北宋时南康人田阏有五个儿子进士及第，还有两个儿子因才学广博而受恩宠；“四曾五进士”指北宋虔州人曾准及其四个儿子先后进士及第或赐进士出身；“父子四进士”指北宋兴国人李潜及其三个儿子相继进士及第。引自李联春：《略论赣南客家人的教育》，《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增刊。

[27]周雪香：《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以三江流域为考察中心》，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根据光绪《江西通志·选举表》的记载进行分析，两宋时期江西共有进士5238人，赣南的虔州和南安军分别为157人和66人，分别占全省的3.0%和1.2%，在江西九州五军中排在第9名和第13名。而虔州和南安军的人口占江西总人口的16.8%，进士数却只占总进士数的4.2%，可见不论从进士数的排名还是进士与人口的比例，赣南都属江西的落后地区。

[28]此论起源甚早，清初分守岭北道汤斌作了完整的表述，见其顺治十七年（1660）为谢诏所修《赣州府志》作的序：“至宋濂溪先生通判州事，其时赵清献公为守，而程大中先生令兴国。大中识濂溪于南安，明道、伊川受学焉。伊洛文献之传，渊源实肇于此。文信国守郡建大义，兴勤王之师，故至今豫章理学节义，为海内师表，而赣郡尤著。”转引自同治《赣州府志》卷端，赣州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重印本，第13～14页。

[29]（宋）李觏：《盱江集》卷2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82《虔州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宋）苏轼：《东坡全集》卷37《南安军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嘉靖《汀州府志》卷1《风俗》引旧志。

[33]参见林拓所著：《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4页。

[34]（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泉州南郭诗》。

[35]《舆地纪胜》卷132《梅州》。

[36]汀州三人是：清流邹大观、雷镐，上杭詹子微，见乾隆《汀州府志》卷21《选举志》；梅州陈德兴、谢天佑，见乾隆《嘉应州志》卷5《选举部》。按：同治《赣州府志》卷46《选举志》元代赣县有特奏名刘丞直、雩都有特奏名黄仲贤，前志未载而此志新增，可靠与否尚须存疑；清流进士邹大观、雷镐二人，嘉靖《汀州府志》未载，乾隆《汀州府志》新增，亦属可疑，姑志于此，以待后考。又按：前人常说元代客家地区世家旧族，激于民族仇恨，耻食元粟，不愿参加科举考试，故元代客家科举人物寥寥无几。这样的解释，不符合实际，是想当然之词。

[37]正德《归化县志》卷1《风俗》。

[38]康熙《程乡县志》卷1《风俗》，第17页。

[39]乾隆《嘉应州志》卷1《风俗》、卷9《兴宁县·风俗》、卷12《镇平县·风俗》、卷11《长乐县·风俗》、卷10《长乐县·厢都》。

[40]《虔台续志》卷4。

[41]嘉靖《大埔县志》卷2《地理志·沿革》。

[42]肖文评近年深入研究百侯经济社会文化变迁，已推出的论文如：《从盗窟到文化之乡——明清时期粤东大埔县百侯乡村社会的变迁》，载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政协龙岩市委员会《客家文化研究论文汇编》（2004），第206～220页；《13—18世纪粤东梅潭河流域的族群与社会变迁——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中心》，载《“2006年族群、历史与文化亚洲联合论坛：人物与地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407～436页。本文对其成果多所借鉴，谨此致谢。

[43]（清）饶相：乾隆《三溪文集》卷上《贺潮山张公荣奖序》，第16页。

[44]（清）杨拔元：乾隆白堠《杨氏族谱》附录备考卷6《八世祖直斋公行状》，第14页。

[45]（明）黄佐：《岭东平三饶寇碑》，载黄宗羲《明文海》卷69，《钦定四库全书》1453册，第15页。

[46]（清）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卷7《兵事部》，第24页。

[47]（清）杨拔元：乾隆白堠《杨氏族谱》附录备考卷6《八世祖直斋公行状》，第14～17页。

[48]乾隆《三溪文集》卷下《郭侯去思碑记》，第19页。

[49]（清）杨拔元：乾隆白堠《杨氏族谱》附录备考卷6《八世祖直斋公行状》，第17页。

[50]（清）杨之徐：《编年录》上册，上海泰东书局1924年版，第289页。

[51]《临汀志·建置沿革》，第4页。

[52]《连城县志·风俗》引《郡志》及《旧志》，第48页。

[53]饶宗颐：《宋代莅潮官师与闽学及蜀学——韩公在潮州受高度崇敬之原因》，载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398页。

[54]以上分见同治《赣州府志》卷42《官师志·府名宦》、卷43《官师志·县名宦》及《宋史》卷316《赵抃传》。

[55]同治《赣州府志》卷43《官师志·县名宦传·董逵》，第1352页。

[56]同治《赣州府志》卷43《官师志·县名宦传·董逵》，第1353页。

[57]（宋）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卷3《赣州兴国县安湖书院记》，中国书店1985年版。

[58]同治《赣州府志》卷41《官师志·统辖名宦传·王守仁》，第1290页。

[59]同治《赣州府志》卷42《官师志·府名宦传·邢珣》，第1337～1338页。

[60]同治《赣州府志》卷42《官师志·府名宦传·林万潮》，第1339页。

[61]引文俱见《临汀志·学校》，第102～103页。

[62]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第二章第一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1页。

[63]（宋）陈元晋：《渔墅类稿》卷5《汀州卧龙书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4]民国《长汀县志》卷6《古迹志》。

[65]乾隆《汀州府志》卷12《学校》。

[66]龙岩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岩地区志》附录《旧志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4页。

[67]以上诸祠均见《临汀志·祠庙》，第60～61页。

[68]韩明士（Robert Hymes）语，见所著《陆九渊，书院与乡村社会问题》，收入［美］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编，杨立华、吴艳红等译：《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页。

[69]《临汀志·进士题名》，第151页。

[70]民国《长汀县志》卷24《儒林传·杨方》。

[71]民国《长汀县志》卷24《儒林传·杨方》引《雷鋐与长汀赵邑侯书》。

[72]《临汀志·进士题名》，第151～152页。

[73]《临汀志·学校》，第102～103页。

[74]赣州王文成祠，始建于郁孤台侧，后迁建于府学之右，明万历间，赣抚秦耀、大参徐用检加以修缮，在祠的匾额上大书“圣谛真知”四字，大学士张位作记，其后清代的官师又屡次加以修缮和扩建。见同治《赣州府志》卷11《舆地志·祠庙·王文成祠》。

[75]同治《赣州府志》卷11《舆地志·祠庙·王文成祠》附录。

[76]《王阳明全集》卷25《祭杨士鸣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77]参见黄挺、陈占山著：《潮汕史》第十一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按明代粤东客家住区大多在潮州政区范围内，其人口和文化分布较今之客家住区为广。

[78]康熙《连城县志》卷8《文溪书院记》，第246～247页。

[79]康熙《连城县志》卷7《人物志·隐逸》，第176～177页。

[80]（清）纪昀等：《四库全书·康斋集》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51册，第358页。

[81]连城还有一位吴文旭，也是吴康斋的弟子，“闻吴康斋倡道于江右，受业于其门”，“盖陈白沙一流人物也”。康熙《连城县志》卷7《宦达》有传，卷8《艺文志》收有一封《吴康斋先生与吴文旭书》。

[82]康熙《连城县志》卷7《人物志·宦达》，第155页。

[83]康熙《连城县志》卷8《艺文志·童氏墓祠记》，第240～241页。

[84]乾隆《连城县志》卷9《艺文志·书童寻乐先生父子乡贤传后》，民国二十六年（1937）刻本，第405～407页。

[85]（清）李世熊：《赠汀州学博邱先生序》，载乾隆《汀州府志》卷39《艺文一》。

[86]《明史》卷283《儒林·湛若水》。

[87]现在经过客家与福佬长期的互动、融合，通行客家和闽南双语，成为闽、客杂居之地。

[88]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绪论》，第4、8页。

[89]沈勇慕仙好隐，卒葬连城县与清流县交界处的丰山。

[90]康熙《连城县志》卷8《艺文志·重修丰山沈氏碑记》，第231～232页。

[91]康熙《连城县志》卷8《艺文志·沈氏重建石门岩碑记》，第230页。

[92]康熙《连城县志》卷8《艺文志·沈氏重建东塔记》，第228～229页。

[93]同邑其他大族此时皆有谱牒，如城西李氏，“亟书徽美于谱牒”（《城西李氏宗祠记》），文川林氏，“亟取谱牒而比勘之”（《重修林氏祠记》），或可作沈氏此时有谱牒之旁证。

[94]康熙《连城县志》卷8《艺文志》，第232～233页。

[95]康熙《连城县志》卷7《人物志·乡贤》有李尔象，先后受过“孝友”“仁孝维风”的旌表，疑即出自文川李氏。

[96]《临汀汇考》卷4《物产》。

[97]连城四堡《范阳邹氏族谱》卷1，1995年六修谱，连城县四堡乡雾阁村族谱编修理事会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