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文教发展的推动力

2023-08-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宋代莅临赣南、闽西、粤东的官员，大多是文儒之士，在推动辖区文教发展方面都有很多值得称道的举措。饶文的意思是，莅潮官吏先是尊韩，庆元之后则尊崇朱熹和理学，而尊韩与崇朱相结合，使得韩愈和朱子在潮州取得隆重崇高的地位，推动潮州逐渐跻身于文教发达之区，成为“海滨邹鲁”之一。经过这一批批莅赣官师的艰苦努力，赣南的社会风气最终实现了由“野”变“文”的转化。

宋代莅临赣南、闽西、粤东的官员，大多是文儒之士，在推动辖区文教发展方面都有很多值得称道的举措。其中粤东的情况，饶宗颐先生早有论述。自宋至明粤东客地属于潮州，饶宗颐在《宋代莅潮官师与闽学及蜀学——韩公在潮州受高度崇敬之原因》一文^[53]中指出：

两宋莅潮官吏，蜀士与闽人，对昌黎（韩愈）崇奉最力，且挟蜀、闽之《韩集》，传入于潮。自庆元以后，官师不少为朱子一系人物，如通判廖德明即朱子门人也，潮刻大字《韩集》所刊即为朱子《考异》……淳祐乙巳，陈圭捐金市朱子之书以实城南书庄，韩学且与理学结合，成为当时潮州文化思想之重镇，而韩公在潮州之地位，亦日益提高。此辈名宦，相继倡导为韩公建祠缔构以表示景慕，倡导者继而复为后人所尊崇，且得与韩公配享，入祀于名宦之列，如林光世为其祖林霆建祠，陈圭为廖德明塑像，韩学与理学相得益彰。元明以后，朱子理学大行，韩公地位遂与日月争光。韩公在潮州地位之隆，因上地方官师尊韩之结果，而朱子与理学风气助力尤多。

饶文的意思是，莅潮官吏先是尊韩，庆元之后则尊崇朱熹和理学，而尊韩与崇朱相结合，使得韩愈和朱子在潮州取得隆重崇高的地位，推动潮州逐渐跻身于文教发达之区，成为“海滨邹鲁”之一。

在赣南和闽西，我们见到了相似的情况。

宋代出仕赣州的官员，自知州、通判下至各县官属，有不少是饱学儒雅之士，有些还是理学一流人物。如著名学者孙复，晋州平阳人，以经术见长，是石介之师，曾任国子监直讲，召见迩英殿说诗。庆历七年（1047），坐事贬监虔州商税。尝作赣县孔子庙。大儒余靖，韶州曲江人，天圣进士。起家虔尉，试书判，皇祐二年（1050），以卫尉卿知虔州。理学中濂学一派的领袖周敦颐，曾任南安司理参军，嘉祐间改判虔州。洛学领袖二程之父程珦，曾任兴国县宰，署南安通判。他们在赣南肇创和传播理学的情形，已如前述。而以立身清正享有众望的赵抃，景祐初进士及第，也曾出任虔州（即赣州）知州，为政严而不苛，因俗设施，宽猛不同，要之以惠利为本，在虔尤为世所称道。还有福建长乐人刘彝，是大儒胡瑗的学生，熙宁中知虔州。针对赣南俗尚巫鬼，不事医药的陋俗，著《正俗方》一卷，斥淫巫，使以医易业；他又针对当时饥民多弃子于道的恶俗，用日给广惠仓米二升的奖励办法，自州城推行到县镇，使很多弃婴得到养育，促进了风俗的改善。闽学鼻祖杨时，也在元祐间任虔州司法。他与郡长官议事，守正不阿，为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54]

还有一些官员直接在教育方面卓有建树。如董逵于绍兴八年（1138）知于都事，“始新县治，重建学校，崇教化，爱贤好士，文风大振”^[55]；雷丰于淳熙中知兴国事，“谨慎清俭，勤政务，兴学校。士民怀其惠，立祠祀之”^[56]；庐陵人刘靖之，淳熙中教授赣州。当时官学中书籍很少，他就到旁郡购买，并把自己的藏书拿出来，选诸生所未见者，令传写。师弟子相见，礼仪不备，他又拿出自己的薪水置备冠带。他的一系列做法，起到了“令学者自重，尚廉隅，去苟且之习”的作用。

南宋中叶后，一些直接受业于程朱的人士莅赣为官，他们在传播理学和推行礼乐教化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如宗室赵善佐，居住在闽北，受学于张栻，又从朱子游。淳熙中知赣州，奉法爱民。柴中行，服膺程颐，庆元中治赣州，治盗有方，境内肃清。邹应龙，字景初，泰宁人，庆元二年（1196）进士。开禧初权知赣州，建慈幼院，牧养民间所弃子女，寒暑有衣，疾病有药，襁褓盥栉各有司存，所赖全活者甚众。张忠恕，字行父，汉州绵竹人，张浚之孙，“敛华就实，有志义理之学，尝有闻乎拭之教矣”。王迈，交结真德秀、魏了翁等理学家，嘉熙间，通判赣州。这些理学人士在赣州为官作宰，用理学的政治理念施政，有助于整顿统治秩序、改善社会风俗。

还有一些学官，在教育和文化学术方面做了更具体的工作。如欧阳守道，是首任白鹭洲书院主讲，他于淳祐进士及第后，授雩（于）都主簿。刘辰翁，庐陵人，就任赣州濂溪书院山长。耽嗜文史，淹博涵深，有《须溪集》100卷，慷慨立风节。彭吕，泰和人，幼孤，励志于学，以经明行修，聘为濂溪书院山长。

在上述莅赣官师的共同努力下，赣州的社会风气从宋代起就慢慢朝崇文尚礼方面演变。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兴国县衣锦乡民风的改变。衣锦乡在兴国县东二百里，“其民生长斗绝险塞，或为龙蛇，渎为邦经”，民风极为蛮悍梗化。咸淳年间，临川何时出任兴国县宰，即其地建安湖书院，“召其豪长，率励执事，堂庭毕设，讲肆有位。汇试馆下，录为生员凡二十八人，又拔其望四人为之长。冬十月，令率诸生以牲币荐于先圣先师，樽俎旗章，等威孔严”，这一套严肃的礼仪，使乡人大开眼界，大家“翕然以儒者为重”。在取得初步成效后，何时进而在乡村推行教化，“家使有塾，人使有师”，又向上级申报，把衣锦乡改名为儒学乡，遂使乡人都得到激励，“咸愿进向文事，率由训程”，“风俗之积几千百年，而令一朝变之”，从此“遐荒陋辟”的蛮狠习俗，渐渐向文儒方向发展。^[57]

降及明中叶，在赣闽粤边设南赣巡抚，开府赣州，对赣闽粤边人民实行镇压和招抚并用的办法，每于平定动乱之地设县建学，加强教化。其中王阳明在南赣巡抚任上事功最著，推行心学最力，“虽军旅抢攘，不废讲学。从游多四方之士”^[58]。王阳明的麾下赣州知府邢珣，在任上“重新府、县学，修古乡社约，率诸生行冠礼”^[59]；稍后的兴国县代理知县林万潮，福建莆田人，也是一位理学名士，在任上“重建安湖书院，聚诸生课业其中”^[60]。经过这一批批莅赣官师的艰苦努力，赣南的社会风气最终实现了由“野”变“文”的转化。

类似的历史进程，在闽西汀州也上演了一遍。宋代以来，汀州和所属各县的官司都很重视州学、县学的建设。汀州州学首创于仁宗天圣（1023—1032）中，此后，“改卜凡四，修建凡再”。就是说曾经过四次迁址，两次扩建。其中较大规模的一次迁址在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郡守戴公挺、教授张实甫以庙、学混处为非是，相学左射圃地，爽恺广袤，仿太学规模，营创今学”。州学能仿太学规模，已经是很像样了。但至开庆初（1259）又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郡守胡公太初谓气象犹卑隘，屋且老，慨然大更新之”，先后新建了大成殿、御书阁、稽古阁、明伦堂、芳桂堂（后改名极致），对祭器、讲堂鼓、门庑、井渠、桥梁等一一修葺、更新，“由是美轮美奂，顿异畴昔”。^[61]

据研究，宋代重视官学教育，有过三次兴学高潮。第一次是范仲淹发动的，由宋仁宗下诏各地设立州县学。汀州州学始创于宋仁宗初即位的天圣中，反应可谓极快，是时，临近的漳州还没有建立州学呢！第二次兴学是由王安石主持的，内容之一是在官学中实行分级教学，即所谓“三舍法”。第三次兴学在崇宁年间，主要内容是把三舍法推行到地方学校。^[62]汀州州学对此反应也很快，崇宁三年（1104），诏行三舍法，郡守陈粹为了实行三舍法，感到原来的州学过于卑隘，特地把州学迁到州东北兴贤门外。此后，汀州州学一直保持了三舍法的格局，分六斋即六所教室进行教学。宋代汀州各县的县学也颇有成就。《临汀志》记载，“诸邑学建置有先后，邑大夫亦皆能恢而栋宇，益而廪饩，以与秀士共之”。仅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宋代汀州地方官员对于州学的重视，也可窥知当时汀州文教发展之一斑。

书院兼有学校和学术研究机构两重性质。宋代书院由民间自发创立，有自由讲学的风气；后来书院逐渐改由官办，但比起州县学，形式还是自由些，教学和研究的内容也多样些，所以书院的状况，更能看出一个地区文教是否兴盛，学术是否繁荣。在这方面，汀州的成绩也比较可观。汀州城内最古老的书院盖为卧龙书院，初创于南宋绍定六年（1233），其时汀州刚刚经历了绍定二年（1229）祸延数郡十余县的晏头陀之乱，郡守李华“触境兴怀”，在郡后山麓卧龙厅旧址创设了这一卧龙书院^[63]。考其用心，当然是想借书院之设，倡导礼乐教化，引导民风渐渐向善。

此后汀州历史上又先后设有鄞江书院、新罗书院、森玉书院、紫阳书院、东山书院、正谊书院、道南书院、丽泽书院、龙山书院、广陵书院、观文书院、觉觉书院、正音书院等十几家。这些书院，大都是明清时期兴建的。其中龙山书院是康熙二十年（1681），由巡道邓秉恒、知府鄢翼明建的，“其规模宏敞，为八邑人士肄业之所”，内设藏书阁，环境幽胜，“礼延经明行修资格二人为师，一时闻风负笈者踵相接而户履常满，座无虚席矣”。^[64]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汀州文教的发达。这所书院，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知府王廷抡修过一次，乾隆十四年（1749），知府曾曰瑛又做过一次大的修缮和整顿，“增学舍二十间”，租米、租谷、租银等“厘而正之，复偕绅士捐置二千零百金，贮为生息”，供给生童、教师和勤杂人员的各项费用，保证了书院教学的正常进行。^[65]于此亦可见莅汀官员对于汀州文教的重视与贡献。而文教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改善总是呈正相关的关系。明弘治年间撰成的《汀州府志序》说汀州客家人“昔好勇斗，而今习文事。昔寡进取，而今趋科名”^[66]。其总结是客观的。

兴学之外，还有不少府县官师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推行礼乐教化，对于移风易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德《归化县志》对此提供了很具体的资料。其卷1《风俗》条下小字注曰：

开县初，风气尤朴略。敦厉之始，自知县郭闰作为教条，继之以赖永寓善罚恶之典，又继之以姜凤梓蓝田乡约而家喻之，又继之以王凤焉。正德八年，知县杨缙履任，尤于此焉注意，深围倡率，严师儒以极训诲，诱掖富室之尚礼者，逐巫觋，屏僧道，禁火葬，令民间非有大故不得辄自改坟。婚娶必择配、择年，有不率者罪之。由是民风振然。

足见官师在礼乐教化方面的努力，对于地方风气的转变，实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饶宗颐先生曾指出：莅潮官师倡导尊韩，自己也被后人尊崇，被列为名宦，配享韩公祠，结果使韩学与理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与此同理，那些莅临客家地区倡导理学的官师，也为后人敬仰，列为名宦，建祠享祀。有些名人祠，特别是理学家的祠宇，附设在郡学、县学中，有些则建有专祠，受到更隆重的礼遇，如：

（汀州郡城内）二先生祠在州学之右。嘉定间，郡守赵公崇模创。奉徽国文公朱先生、郡人考功杨先生。时朱先生以道学倡于建，杨先生往师焉，为朱门高第。赵并为立祠于学，教授李以称为之记。宝祐间，令李务行创于上杭学之右，权令何衍创于莲城县学之右。

六君子祠在长汀县学。淳祐间，宰陈公显伯创学堂舍，因创焉。奉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张南轩、朱晦庵像，以郡人郑蔡州立中、杨考功方配。^[67]

二先生祠、六君子祠是官创的，此外还有不少民间自创的祠宇，奉祀那些有德于民特别是在推展地方文教方面有建树的人。这些祠宇，既是对名宦们过去功绩的肯定，同时又进一步“把乡绅吸引到这种典礼中来，从而把祠作为加强乡村社会观念的手段”^[68]，对于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赣南文教发展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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