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客家民风的基本特征与客家文化研究

2023-08-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南宋庆元年间修成的《临汀志》，是现存最早一部客家地区的州级方志。说明北宋时赣州士大夫阶层虽已接受儒家教化，但下层民众接受教化尚浅，他们加入“汀赣贼”队伍或以各种形式支持“汀赣贼”，是很普遍的现象。

前文已论及客家人具有崇文重教的习俗，但这习俗并非自古如此。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明中叶以前的客家历史，所见情形则与崇文重教风气毫不沾边。南宋庆元年间修成的《临汀志》，是现存最早一部客家地区的州级方志。其《风俗形势》篇记载道：

汀，山峻水急，习气劲毅而狷介，其君子则安分，义励廉隅，耻为浮侠；其小人则质直果敢，不以侈靡崇饰相高……服用无华……轻生尚武。

而嘉靖《汀州府志》据旧籍追述唐代汀州风俗，乃是“狭隘荒陋，轻生尚武”^[22]。可见唐代汀州尚未开化，宋代虽得到初步开发，但民风仍是“劲毅”“狷介”“质直”“果敢”“轻生”“尚武”诸端，根本谈不上崇文重教的传统。

宋代以前，赣南也以“荒翳”著称。王安石《虔州学记》曰：“虔于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夺、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所谓“铜盐之贩道”，指的就是走私潮盐的必经之道。而“椎埋、盗夺、鼓铸之奸”，就是结伙武装走私潮盐的“汀赣贼”。说明北宋时赣州士大夫阶层虽已接受儒家教化，但下层民众接受教化尚浅，他们加入“汀赣贼”队伍或以各种形式支持“汀赣贼”，是很普遍的现象。其时赣州一般百姓的打扮是“男子布袍，女子椎髻”^[23]，“椎髻”是百越民族的典型发式，看来北宋赣州还存在较浓厚的蛮风。直到南宋，李太初《赣州学记》仍曰：“风气错糅，人多劲健尚义。”所谓“人多劲健尚义”，与后世方志追述的“悍劲伉健，犷讦好斗喜争”^[24]是同一个意思，与汀州风俗的“劲毅”“狷介”“轻生”“尚武”基本相同。

但宋代是赣南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风气错糅”，就是同时含有各种风气，礼乐教化之风是其中之一，并渐渐强劲起来。作为礼乐教化的重要成果，这一时期赣南在科举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共考中218名进士，另加特奏名51人，总计为269人，远远高于汀州的161人（进士60人，特奏名101人），更远远高于粤东客地（含梅州、兴宁、长乐）的17人。^[25]像“九子七成才”“四曾五进士”“父子四进士”一类的科名佳话也接连出现。^[26]虽然，比起全国的先进地区，甚至比起江西的其他较发达地区，赣南的经济和文教还是相对落后的^[27]，但对于文教的重视，赣南却一点都不比别的地区差。人们常说：北宋中叶理学中濂学的鼻祖周敦颐及其他理学名家赵汝愚、程珦等相继在赣南为官，程珦还让他的两个儿子程颐、程颢拜周敦颐为师，跟他研习学问，“伊洛文献之传，渊源实肇于此”，即二程创立理学中洛学一派的基础是在赣南奠定的。而后文天祥又根据理学关于民族大义的思想在赣州举兵抗元，说明江西是创造、传播和实践理学的模范，赣南尤其是理学的重镇。^[28]

以上说的是学术研究和传播，就一般教育来说，北宋以来赣南士民对于办学的重视也是很突出的。石城县温革兴学是一个典型事例。温革自身仕进失利，便一心扑在子孙的教育上，他于北宋宝元年间（1038—1039）创办了柏林书院，建讲学堂数十间，又根据国子监藏书的书目购进了大量书籍，建楼收藏，“孜孜以教子弟”，因而为乡民树立了读书好学的风气。对于此事，当时名臣吉州人李觏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应邀写了《虔州柏林温氏书楼记》，说：

自古圣人之德业，举在于书……今温君聚书勤勤，是有意于圣人。有意于圣人则岂一家而已？邻里乡党庶乎偃伏之矣。然则虔人之成大名、至大官盖未易知，尚何吉之愧哉？^[29]

意思是说温革建书楼、创书院，潜心教育子弟，是合乎圣人之道的大事业，这样努力下去，可以养成邻里乡党读书好学的风气，可以培养出很多人才，可以使文教暂时落后的虔州慢慢赶上先进的吉州。

从官学方面说，虔州州学本来很简陋，州人愿意拿出私财加以扩建和完善，经过21年的不懈努力，至治平元年（1064），在前后两任知州的支持下，终于选择州治东南宽敞地方改建了州学，使得“斋祠、讲说、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余财市田及书，以待学者，内外完善矣”^[30]。而同一时期的南安军军学也搞得很像样，其地“儒术之富，与闽、蜀等”，其军学“甲于江西……为屋百二十间，礼殿讲堂，视大邦君之居。凡学之用，莫不严具。又以其余增置廪给，食数百人”^[31]，学校规模建得如此大，设备如此齐全，受到大文豪苏东坡的称赞。这一切，都是在赣南士民重视教育的背景下出现的。由此看来，赣南的崇文重教风气在宋代已初步形成，其官学和书院的兴盛及科举成绩的进步，是崇文重教风气结出的硕果，其科举成绩与全国及江西其他地区的差距，则可由崇文重教风气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同步得到解释。

闽西在宋代的发展远逊于赣南，文化落后的面貌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从方志所载风俗情况来看，直至元代，汀州仍是“君子质直好义，而恬于进取，小人愿悫少文，而安于勤劳”^[32]。说白了，就是其时汀州人在科举上没有什么成绩，出来做官的很少，一般民众缺少教化，只知道为了温饱而胼手胝足地拼命干活。从时人的诗文来看，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引述过的《过汀州》诗很有代表性，诗中对汀州的风貌作了这样的描述：

荒山无寸木，古道少行人。地势西连广，方音北异闽。闾阎参卒伍，城垒半荆榛。万里瞻天远，常嗟梗化民。

如我们前文所考，此诗作于南宋末年。可见在宋元之际士大夫眼中，汀州的基本面貌是僻远荒榛，百姓桀骜梗化，以故常常劳师征剿，战事连绵，四野多垒，居民中军卒的比例很高，与《临汀志》概括的“轻生”“尚武”“好斗”“喜争”之风俗是一致的，而与后来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面貌大异其趣。

从宋代汀州与福建其他地区的比较，也可知汀州客地的文教落后于非客家地区。据林拓的研究^[33]，宋代福建的进士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但各地的进士分布极不均衡。就现有传世登科录的进士资料分析，南宋初绍兴十八年（1148）福建的进士分布，福州有55人，兴化军17人，泉州15人，建州13人，南剑州6人，邵武军5人，漳州2人，汀州仅有1人；而南宋宝祐四年（1256）的福建进士分布，福州26人，兴化军12人，建州12人，泉州7人，南剑州4人，邵武军3人，漳州2人，汀州竟无一人。就整个南宋时期而论，福州进士有2249人，泉州892人，兴化军518人，建州509人，南剑州315人，漳州185人，邵武军88人，汀州23人。当时福建东部的福州、兴化军、泉州等沿海地区和西部的建州、南剑州等较早开发地区，文教都很进步，科举成绩相当可观，所谓“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34]，耕读结合、耕读传家之风已然形成。但日后成为纯客家地区的汀州，以及杂有相当数量客家人的漳州，科举成绩如此不堪，恰恰反映出这两地当时经济和文教的落后，还是“蛮荒”之地，离崇文重教之风的形成还远着呢！

粤东客地的开发又落后于赣南和闽西。北宋初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记载粤东的循州（大致包括今河源地区和梅州地区的兴宁等地）“人多僚蛮，妇市，男子坐家”，说明其时粤东还是少数民族的天下，蛮风炽盛，尚未成为客家区域。而南宋中叶成书的《舆地纪胜》，在述及粤东风俗时写道：

郡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藉汀赣侨寓者耕焉。^[35]

南宋时梅州经济和文教处在这么落后的状况，怎么谈得上耕读传家和崇文重教？

元代战乱频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受到很大破坏，各地经济和文教多有衰退。赣闽粤边客家地区是抗元的重镇，坚持抗元的时间最久，社会遭受破坏尤甚，从徐旭曾的《丰湖杂记》可知，当时这一带方圆数千里均为丘墟，很长时间不能恢复元气。自外地新迁入的居民，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未遑在文教上发展，元朝统治者又实行残酷的民族政策，把赣闽粤边的客家人列为南人，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级序列的最末一等，采取一系列压制和歧视措施。故元代客家人的科举成绩一落千丈，赣南竟无一人中进、中举，汀州进士仅得3人，梅州得2人。^[36]凡此都说明，元代客家地区经济社会出现了重大倒退现象，文教摧残，生民涂炭，更无所谓崇文重教。

宋元时期客家民风的基本特征与客家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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