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研究：客家崇文重教的风气

先说第一个问题：客家到底有没有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或社会风气？

我们认为，说一个地区或一个族群崇文重教，主要是指这个地区或这个族群普遍存在重视文化教育的价值取向，因而形成对文化和文化传播者特别尊重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的养成，要以社会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但并不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或呈正相关；看一个地区或一个族群是否崇文重教，可以参考其在文教的相关领域如科举、学术等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但也不能简单地以该地区该族群在文教上已经取得成就的高低作为唯一的根据。例如，有的地区具有发展商业的良好条件，通过商业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但这样的地区不一定形成崇文重教的社会风气，倒可能形成重商、尊富的风气。而另一些地区，发展商业的条件不好，是一个纯农耕社会，但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为农家子提供了通过科举跻身社会上层的道路，因而引导这样的地区走上靠农耕图生存、靠读书谋发展的道路。非耕即读、耕读传家，倒很可能形成崇文重教的社会风气。

客家地区正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其地自然条件艰苦，交通闭塞，商贾罕通，经济结构单一，要生存就得力耕，要发展全靠苦读，所以对文化的渴求、对传授文化知识的教师的尊重，往往超过沿海自然环境优越、经济发达的地区。以福建为例，近年福建各地的高考录取率，龙岩和三明两个山区常常超过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这些沿海地区，学生进入高校后学习的勤奋程度，也往往是山区学生优于城市学生。福建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龙岩和三明，所以上述情况也是客家人比沿海地区居民更崇文重教的一个最近的例证。

当然，我们说客家人确有崇文重教的社会风气，还要从更长的时间段及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层面去探讨。这里我们首先要举出清康熙年间武平举人林宝树的《一年使用杂字》（又称《年初一》）为证。这篇《一年使用杂字》，在汀州地区广为流传，对于客家人读书仕进的欲望和动力作了生动的描摹，其中有几段是这样写的：

世间第一读书篇，打扮学堂安圣贤……宗师月课府县考，头名案首志昂昂。学院场中取了卷，新入黉宫秀才郎。父母伯叔同兄弟，家中日日接报房。岁考复试加补廪，高升拔贡姓名扬。门前一对桅杆竖，表旌门第是书香。再加中举又中进，出入跟随衙轿扛。状元榜眼探花第，翰林学士近帝王。此是读书为第一，犹如平步上天堂。

这里展现的读书做官、平步青云的诱人图景，是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旧时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训条的生动诠释。读书做官，既是客家士子梦寐以求的理想，更是整个客家社会不懈追求的目标。它已凝聚为客家人的集体意识，浸透于每个客家人的思想观念，贯穿于客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诸多细节。下面试举若干事例，以见其概。

客家人没有“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经典名言，但广泛流传的劝学童谣和“杀老婆款待教书先生”的故事，可与之比美。

劝学童谣以《月光光》和《蟾蜍罗》最为知名。《月光光》童谣有许多不同的版本，笔者所见的一种版本是这样唱的：

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开花球打球，摘枝红花配石榴，石榴树上一只雕子哥咯哥。石榴树下一口塘，塘里一只魭鱼八尺长。魭鱼头，做学堂，学堂肚里一个刮癞子读文章。读得哩，马又走，捉得哩，天又光。一捉捉到伯公岙，伯公老大那里跌圣珓。跌个圣珓阴阴阳，伯公老大冇主意，不如学做戏。做戏难画面，不如学钉秤；钉秤难准星，不如做医生；医生医死人，不如去扛轿；扛轿难转肩，不如去做贼；做贼怕捉到，不如做神仙；神仙难下降，不如去种田；种田怕税重，不如去读书。读书有官做，大家都喜欢。

《蟾蜍罗》童谣唱道：

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冇老婆。山鹁鸠，咕咕咕，唔读书，大番薯。

这两首童谣，在客家地区家喻户晓。笔者就是唱着这些童谣长大的。家里左邻右舍的伙伴们也都会唱。小时候，我们并不能领会长辈教唱这些童谣的全部含义，但我和伙伴们都有过当秀才、骑白马的憧憬。《月光光》童谣，有的版本起首两句改为“月光光，秀才娘”，想必是女孩子们唱的吧，或许，唱歌的女孩子也有着当“秀才娘”的憧憬。

唱着“月光光，秀才娘”长大的客家妇女，自小就深知知书识礼当秀才的价值，出嫁成家之后，不管自身是否成为秀才娘，但读书为贵的价值取向会影响其一生，相夫教子、望子成龙，会成为她们最重大的任务，最企盼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在客家人中，有那么多妇女自身目不识丁，一生辛苦劳作，心甘情愿地累死累活，通过耕田种山、挑担、卖柴等繁重而又收入微薄的劳动，挣钱来支持丈夫和子女读书的原委。正如乡谚所云：“讨食也要叫子女读书。”俗称“喉咙省出教子读，只望孩儿美名扬”，客家子女教育得以延续，客家妇女的血汗功劳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客家人具有崇文重教风气的明证。

明乎此，我们对于汀州客家人中流传的一则“杀老婆款待先生”的故事，就不难理解其深厚的文化意蕴了。“杀老婆款待先生”的故事，大意是说汀州某山村有一户穷苦人家，母子俩相依为命，家里已米缸罄尽，只靠番薯、野菜充饥。某日黄昏，风雨交加，一位赴京赶考的教书先生满身泥泞，饥寒交迫，投到其门求援。母子俩满心欢喜，热情款待，不但端水泡茶，让床歇息，还把家中唯一一只小母鸡杀了供先生用膳。本来，他们是指望把这只小母鸡养大生蛋，换了钱逐步养兔、养狗、养猪、养羊、养牛，然后卖牛给儿子讨一个穷家女子当老婆的，这只小母鸡是这家儿子的老婆本。所以儿子咬牙忍痛杀母鸡时喃喃自语道：“杀老婆了！杀老婆了！”先生得知事情原委后，认大娘做了干妈，大娘的儿子成了他的义弟。日后先生中了进士，官拜太守，厚报了这情深义重的一家。

我们无须穷根究底探讨这则民间故事的真实性，重要的是，故事得以在闽西客家地区广泛流传，而且大家一致认同那母子俩的做法。它让我们看到，汀州客家人把崇文与尊师紧紧联系在一起，尊师的传统，已积淀为整个民系的集体意识，无论是多么穷的普通百姓，无论他们与读书做官是多么的不相干，他们还是打内心深处尊敬老师，尊敬读书人。

这样的集体意识，还反映在客家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尊崇读书、尊崇读书人的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乡风民俗。以刘大可所报道的武平北部村落为例，这些村落僻处崇山峻岭中，交通艰阻，经济极为落后，但乡民对于读书扬名、中举中进的追求丝毫不逊于经济发达地区。“唯有读书高”，这种崇文重教的潜意识渗透到乡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乡民们视为神圣的宗族祭祀活动中，读书人，尤其是得了秀才、举人、贡生等功名的读书人受到特别的尊崇。一般宗族每年祠堂祭祀的整个活动虽由族长主持，具体事务由轮值的头家负责操办，“但主持祭仪的礼生则必须由具有功名的人充当，参加祭祀的人中还必须有秀才或具有更高功名的人”；有的宗族还规定“在祭祠堂前必须先祭仕进”，对历史上具有科举功名的祖先的祭墓活动也显得格外隆重，而在其他重要祭祀及重要祖先的祭文中，祈求祖先保佑的方面也包括在科举上获取功名。在婚丧习俗方面，“武北村落的婚俗中，迎亲归门时的灯笼正面通常写一个大的姓氏字，背面则写上该姓人在该村历史上获得的最高功名，例如湘村刘氏的‘乡试’，帽村方氏和湘湖刘氏的‘进士及第’。嫁妆中送给女婿的礼物中则必须包含‘长衫头帽’这种象征科举功名的衣饰，具有祝福女婿及其子孙‘中举中进’之意。外甥结婚时，母舅要替其攀红，同时祝福：‘手拿攀红五尺长，攀起攀红等新娘，等得新娘生贵子，个个生个秀才郎。’而在丧葬习俗的‘堂奠’与‘大祭’中，则一定要请有功名的礼生来主持祭仪。在节庆娱乐活动中也折射出读书求贵的人生取向。例如猜拳行酒令，武北村落通行的酒令是‘一品当朝、双生贵子、三元及第、四季发财、五子登科、六（禄）位高升、七星伴月、八马双飞、九九长生、全家福禄’，其中‘一品当朝、双生贵子、三元及第、五子登科、六（禄）位高升、八马双飞’都与读书做官相关”^[3]，反映出客家人在贵与富的人生两大追求之间，明显偏向于求贵，也就是通过读书中举走上为官作宦之路，立身扬名光宗耀祖。正月舞龙灯，在武北“有五节、七节、九节之分，通常只有历史上出过皇帝的姓氏才能舞九节龙灯，但出了状元、榜眼、探花或翰林的地方也可以舞九节龙灯，七节龙灯则要出过举人的才可以舞，而一般村落或小姓人只能舞五节龙灯”。^[4]可见读书为贵的思想，亦即崇文重教的思想对于客家社会的影响和渗透，可谓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由于崇文，所以劝学。客家人劝学的形式丰富多样，人们喜闻乐见的民谚，就蕴含着丰富的劝学内容：“生子唔读书，不如养头猪”，“目不识丁，枉费一生”，“路不走不平，人不学不成”，“捡漏趁天晴，读书趁年轻”，“天光唔起误一日，少年唔学误一生”；“读不尽的书，走不完的路”，“六十六，学唔足”，“不学唔知，不问唔晓”，“刀不磨生锈，人不学鲁钝”，“读书肯用功，茅寮屋里出相公”，“秀才不怕破衫，最怕肚中无货”，“家有千金，不如藏书万卷”，“子弟不读书，好比没目珠”，等等，耕读传家的客家人崇尚教育，勤学好问的传统由此可见一斑。^[5]

又如民居中的门联、楹联，也常寓有鼓励耕读的内容。信手举几个例：长汀县涂坊乡涂丰儒家围屋侧墙的楹联写的是“冬窗伴读笔生春，碧树花开并蒂莲”，显然是为缔结姻好而写，但这户人家没有选用一般的喜庆内容，却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理想写进了楹联。其上联“冬窗伴读笔生春”，分明是由“红袖添香夜读书”化出，反映了这对夫妻、这户人家崇尚文儒、以读书为乐的情趣。又如，著名的永定县湖坑镇洪坑村的振成楼，大门、殿堂、内室、窗楹等都有楹联，林林总总，丰富多彩，其内容不外是教人读书上进，报效国家。其中一副门联是“干国家事，读圣贤书”；中厅一副楹联是“从来人品恭能寿，自古文章正乃奇”，很自然透露出读书为贵的价值取向和认同国家意志的人生准则。

以上都是客家腹地的事象，客家边缘地带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到龙岩适中镇的土楼里去看一看。此地本属客家，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福佬人同化了，是客家的边缘地区。这里土楼群非常密集，其中瑞云楼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圆楼，曾经收藏了丰富的图书，故又称为典藏楼，大门楹联横批是“紫微照瑞”，上下联是“碧水环门龙起舞，丹山绕室凤飞鸣”。紫微是星名，也是天神中之最尊贵者。古人以天象比喻人事，因而唐代中书省称为紫微省，中书郎称为紫微郎。“紫微照瑞”“龙舞”“凤鸣”，都象征着富贵（主要是贵）临门，要出贵人。但是普通的农家怎样才能由贱至贵呢？走进内院，我们看到了答案。内院后进墙上的壁画，画着书卷，门联是：

种德承先业，藏书启后昆。

原来，前门、后院楹联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藏书是为了读书，读书才能实现“龙舞”“凤鸣”之贵。

瑞云楼主借楹联表达的人生价值观，其实是客家人共同的心声。为了让子弟能顺着读书做官的阶梯青云直上，有不少土楼在楼内直接设立了私塾、学堂。像南靖县梅林乡坎下村的怀远楼和永定县高陂乡上洋村的遗经楼，就分别是圆形土楼和方形土楼内设学堂的典型。

怀远楼是中型的内通廊式圆楼，建于清末，是简氏客家人的家族聚居房舍。整座楼只有一环，祖堂位于内院的中心，加上半圆形的回廊，在平面上形成与环楼同心的圆圈。祖堂也用作私塾，名为“斯是室”，建筑精致，布置古雅，室门正对着环楼大门，所以一进大门，立刻可以感受到楼内的书香气息。这座土楼除了具有一般圆楼的尊崇祖宗、强调防卫的特点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于文教的极端重视。

遗经楼是一座气势宏大的方楼，是陈氏宗族聚居的大宅院，始建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费时70多年才建成。总体布局也是“厝包楼、楼包厝”形式。其最大特点，是大门前由两层楼房围合出一个“T”字形的前院，它的左右两侧又围成一个小四合院，作私塾用，分别称为文厅和武厅。最盛时楼内居民达700多人，族中子弟都在私塾上学，直到20世纪下半叶后，楼内子弟才出楼去上新式学校。

客家人集中整个宗族的力量培养子弟读书，一旦有子弟蟾宫折桂，取得功名，也就成了全宗族的荣耀。历史上，不少客家祠堂的周围，都竖立着一排石旗杆。这就是《一年使用杂字》所谓“门前一对旗杆立，表旌门第是书香”。只有中了进士、举人的人才能立石旗杆，石旗杆既表彰了族中取得功名的子弟，同时也夸示这个家族是人人称羡的书香家族。永定县下洋乡中川胡氏家族、南靖县书洋乡塔下张氏家族，就是有不少子弟取得了进士、举人功名的著名家族，其祠堂外竖立着一排排昂然挺立的石旗杆，至今保存完好，骄傲地向人们炫示其家族的荣耀。这一排排直刺青天的石旗杆，也是客家人崇文重教风气的象征。

粤东客家地区的情况有甚于此。明季以来，粤东客地的文教发展迅速，程乡县“文风极盛，每科乡会中式，通省各产，罕出其右”^[6]，成为清雍正朝以程乡县为基础设立嘉应州的理由之一。清初程乡县已形成“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困穷，至老不肯辍业”的风气，至乾隆初年，一州之中“应童子试者至万有余人”^[7]。应童子试就是考秀才，其时嘉应州总人口不过一百万人左右^[8]，考秀才的人占到总人口数的1%左右，比例之高，全国罕见。从科举成就来看，粤东客地清代出现了“五科连解”（即在广东乡试中接连五科的第一名都是嘉应州人）、“一科五进士”“父子四进士”“三代三翰院”等盛况^[9]。据统计，在清朝近300年间，嘉应州共考取举人621名、进士89名^[10]，素有“人文为岭南冠”^[11]“人文秀区”^[12]的美誉。其崇文重教的传统，清代以来不断发展，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清宣统三年（1911），嘉应州共有小学堂803间、中学堂9间、女子学堂2间^[13]，位居全国前茅。民国期间，梅州的教育规模和教育成效继续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921年，仅梅县一县，就有中学4所，男女师范各1所，中学生超过3000人。当时全国各县，一个县中学生达3000人的，仅梅县而已；20世纪40年代，梅县每5人左右就有1人是在学（包括大、中小学）学生，在全国首屈一指。^[14]1946年，广东省教育厅考查全省国民教育成绩，梅县名列第一。^[15]

清代尚属潮州管辖的纯客家县份大埔县，也是一个山区县，但其文教成就亦极辉煌，与嘉应州附郭的梅县在伯仲之间。有清一代，大埔县设有官学4所，义学3所，“至于蒙馆，则虽有三家之村，竹篱茅舍，古木枯藤，蒙茸掩映，亦辄闻书声琅琅”^[16]。大埔等科甲弟子之多，冠于潮州。入清后粤东考中的第一位进士，就是大埔白堠人萧翱材。在萧翱材蟾宫折桂的鼓舞下，小小白堠地方，中进中举的人接二连三，以致出现了“同堂七魁”^[17]的佳话。截至乾隆二十年（1755），白堠人在科举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取中翰林4人，占全县总数2/3；进士11人，占全县61.1%；举人41人，占全县47.8%。^[18]如此非凡的文教业绩，非崇文重教之风气无由致之。

由于崇文重教，清代以来粤东客地涌现的著名文化人特别多。例如著名的岭南才子宋湘，中国近代杰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和“诗界革命”主将黄遵宪，晚清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开创者、诗怪李金发，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元帅，现代美术大师、20世纪中国美术界的精神领袖林风眠，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等，他们是崇文重教结出的硕果。^[19]

客家人在基本住地形成的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还随着移民传到了各个新居地，所以在台湾、四川和江西吉州等客家人新居地也有突出的崇文重教风气。

关于台湾客家人重视教育的情况，台湾客家学学者张维安、黄毅志的一项研究成果颇能说明问题。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做了比较广泛的问卷调查，“在控制出生地、父亲职业、教育、母亲教育等背景变项后，客家族群的平均教育年数仍一直高于闽南族群”。得出的结论是：“客家人的教育高于闽南，客家人较重视教育；然而客家人的教育优势并没有转换成职业之优势……闽南重商、客家重农，客家人的教育程度虽高，然而却仍从事农业居多。”^[20]台湾著名客家小镇美浓的情况则以典型的个案支持了台湾客家人重视教育的观点。

关于四川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情况，我们从“西部客家第一镇”成都东山洛带镇走出来的知识分子肖平的自述中，可以得到生动而亲切的感知。肖平在所著《客家人》一书的“代序”中叙述道：他的外公范家礼是洛带镇的典型客家人，在经济极为困难的年代，还省吃俭用让两个女儿上学，大女儿进了城里的一所商业中专，小女儿也在家乡读到高中毕业。范家礼还收养了四个异姓子女，其中有两个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卢润香，毕业于云南某大学，退休前任龙泉驿区航天中学校长；张远文，毕业于西安地质学院，现为龙泉驿区洛带中学教师。“外公为母亲择婿，以文墨第一，选来选去，选中邻村一个叫肖泽书的年轻人，也是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在镇上的油坊里做会计，打得一手好算盘，会写对联。尽管文化程度只有初中，但也算得上一方的文人。因为外公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在身边，所以那个肖姓的客家后生就作了范家的上门女婿，成为我的父亲。”“我们那一带的客家村落有个习俗，孩子上学第一天或新学期开始，大人总要把两个鸡蛋放进米锅里煮熟，然后让孩子带着路上吃，吃剩的蛋壳得扔进河里，让它漂走冲远。据说如此一来，孩子将来就能‘走四方’有出息。与之相反，孩子们在生日时倒不能得到这样的恩惠，由此可见，教育在客家人心目中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学校教师在客家地区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常常是这一带最受尊敬的人。我的小学老师名叫刘大经……我上大学或是工作，每次回家探亲，父亲（母亲已经不在了）还同我一道去拜见刘老师，携上一条烟，一包糖、一筐水果。”“1983年夏天高考前夕，父亲把我叫到跟前，指着一对新做的粪桶对我说：考上了就去念书，考不上，这副粪桶就将跟随你一辈子”。“当我离开故乡客家村落，前往北京求学的前一天，外公请来了所有教过我的先生，包括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摆上一桌丰盛的客家宴席（九斗碗），我双手捧杯，一一向他们鞠躬敬酒，表达一个客家后生对教育和从事教育的人的尊重。”^[21]

江西吉州的万载县是个本地人和客家人杂居的县份。据当地客家人、现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硕士生的某君介绍，他们那儿本地人读书遇到经济困难，往往中途辍学，而客家人尽管遇到再大的经济困难，都会想方设法坚持读下去。

以上所举事实，说明客家人的崇文重教之风，自明季以来确有其事，并非向壁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