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山歌的形成时间及研究成果

在当前的客家山歌研究中，江金波、司徒尚纪以文化地理学之文化交融和整合的视角，论证了客家山歌的成型地区和成型时间，在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但其结论却很值得商榷。他们认为，客家山歌成型于粤东梅州，时间在明末清初。其根据，主要是认为客家山歌的成型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同步，因而花大力气论证客家民系形成于明末清初，以此为客家山歌成型于明末清初说奠定理论基础。^[38]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与其迥异，笔者在以前的相关论著中业已反复阐明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末期的观点，本书也作了进一步论证，这里无需赘述。

就山歌艺术本身的发展变化来说，江金波、司徒尚纪文章认为“客家山歌从江南吴歌中彻底分离始于清”，“自清以来，客家山歌才走上了真正独立发展之路”；“如果说，中原文化成就了梅州客家山歌的骨架，那么土著文化的融入则填充了其肉体”。^[39]这一观点，隐含着以下两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首先，梅州是客家的核心或“腹地”；其次，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从中原带来的。

其实，赣南、闽西、粤东及粤北都是客家基本住地，无所谓哪是核心，哪是腹地。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客家基本住地的三个片区，赣南的开放进程最早，闽西次之，粤东的开发最迟。就粤东、粤北来说，则粤北的开发早于粤东。若以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作为客家中心区域的标志，则客家中心区域有一个转移变化的过程，宋代，赣南是中心，元明，闽西是中心，清代以来，粤东是中心。把粤东梅州看作客家民系形成以来就一直是客家中心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说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从中原带来的，也很难说得通。我们知道，客家先民并非单纯的中原移民，土著的百越各族和南迁的武陵蛮也是客家先民。百越和武陵蛮都是好歌的民族，他们的山歌早在唐宋时就已闻名于时（说详下文），北方南迁汉人自江淮经吴、楚等地而来，自然与土著的百越族及先来的武陵蛮发生了文化融合，但仅从山歌融合和整合来说，起主要作用的是百越和武陵蛮等南方民族，南迁汉人在山歌融合上起的作用，除了学习、传唱之外，主要只是在惊羡、爱慕之余加以拟作，犹如下文将要论及的刘禹锡等人那样。就此而言，土著（包括百越和武陵蛮）山歌才是整合后客家山歌的骨架，或曰主体，南迁汉人文化的融入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其内容和形式，形象地说，可以称为填充了其肉体。

根据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赣闽粤交界区域的越族民歌和武陵蛮民歌都已发展成熟，且在唐代已有山歌之称^[40]，至客家民系形成的南宋时期，以百越和武陵蛮为主体的山歌融入某些南迁汉人文化的元素，就形成了客家山歌。以下我们分别从百越民族山歌与武陵蛮山歌两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证。

先说百越的山歌。在赣南方面，“木客”的歌应是客家山歌继承的一个重要文化因子。“木客”是古时生活在我国东南地区深山里的一个原始种族，大体分布在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区，约略与百越民族的分布范围相同，而赣南、闽西、粤东分布尤多。“木客”经常与“山都”连称，有学者认为“山都木客”是其全称，“山都”和“木客”都是简称，其实是同一个民族。根据其文化特征，推断与古代越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41]唐宋文献关于“木客”的记载，提到木客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砍伐树木，“斫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市”^[42]，还提到木客的歌舞，其“舞倡之节虽异于世，听如风林泛响，声类歌吹之和”^[43]。“木客”又会吟诗，“尝就民间饮酒为诗云：‘酒尽君莫沽，壶顷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44]。苏东坡在赣州时，作《虔州八境图》八首，第八首专写木客吟诗之事，有云：“谁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45]说明“木客”吟诗歌唱之事自南朝至宋代常常为人津津乐道。

武陵蛮南迁经过湖南、江西时，与“木客”有较多的接触，开始了相互融合的进程。刘禹锡《莫瑶歌》云：“莫瑶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蛟人，婚姻通木客。”^[46]莫瑶与木客通婚，以后又进一步与南迁汉人及百越其他部族融合，遂形成客家民系，故木客的山歌应是赣南客家山歌的源头之一。白居易在江州听到“山歌猿独叫”，意思可能指唱山歌的人与猿猴为伴，歌声掺杂猿鸣，那么歌者或许就是常常山居的“木客”。这“木客”的歌与诗既然有那么大的影响，其为后来的客家山歌所吸收和借鉴就不足为奇了。

传说中与赣南客家山歌的起源直接有关的是罗隐秀才抄歌本的故事。故事主要流传在赣南客家山歌最兴盛的兴国县，大意是：唐朝末年，秀才罗隐与一位武秀才结伴，浪迹江湖，来到兴国潋江边，忽然听到悦耳的对歌声。罗隐听罢诗兴发作，即兴吟诗一首：

桌上笔头尖又尖，双手磨墨自团圆；

一篇文章做得好，必定中个文状元。

武秀才不甘示弱，也和诗一首：

袋中箭头尖又尖，拉开满弓自团圆；

九支飞箭射中靶，必定中个武状元。

两人正在得意之时，不防桥下飞出一首山歌来：

胸前乳头尖又尖，双手搓乳自团圆；

一胎生下两个崽，必中文武双状元。

两人听了哭笑不得，欲想回诗相骂，却又无从开口，只得自叹不如，转而对洗衣妇的敏捷和才华十分钦佩，甘拜为师。后来，罗隐把洗衣妇唱的山歌一一记录下来，整理成歌本。从此，这些山歌便一传十，十传百，到处传唱，流传至今。人们追忆此事，编成山歌一首唱道：

会唱山歌歌驳歌，呒怕朝廷礼节多；

罗隐秀才抄歌本，风流才子早登科。^[47]

罗隐是唐末五代的人物，其时恰有大量江淮汉人躲避战祸和天灾进入赣南、闽西。迁入赣南的汉人接触到富有魅力的赣南山歌，加以学习、传唱，同时，文人学士对质朴的赣南山歌进行某些润色和改造，劳动人民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溶入山歌中，使其内容更丰富，艺术更成熟，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熔铸出多姿多彩的赣南客家山歌，是符合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形成发展规律的。当然，罗隐吟诗受辱转而抄传山歌的事情未必实有，但故事却真实折射出汉人爱慕、学习和吸收土著山歌的历史实际。从这个故事也可看出，创造赣南客家山歌的主体是土著的赣州人民，洗衣妇就是其杰出代表。所以在土著文化与外来汉文化接触融合形成赣南客家山歌的过程中，土著文化因素是第一位的，汉文化因素是第二位的；土著文化铸就了赣南客家山歌的骨架和神采，汉文化的融入丰富了其血肉。从这个故事还可以看出，赣南客家山歌自唐末五代就开始孕育，至客家民系形成时客家山歌也跟着形成了。

在粤东方面，客家山歌的文化渊源也来自百越民族。屈大均《广东新语》载：

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年间，淹通经史，善为歌……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尝往来两粤。溪峒间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言语。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倡和。某种人奉之为式……三妹今称歌仙。凡作歌者，毋论齐民与狼、瑶、僮人、山子等类，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者就而录焉。^[48]

这里提到的歌仙刘三妹，是广东、广西家喻户晓的传说人物，其故事在《粤述》《池北偶谈》《峒溪纤志志余》及近人刘策奇《刘三姐》一文中俱有记载，或云广东新兴人，或云广西贵县人，或云广东潮梅人，故事发生的年代都说是唐中宗时。^[49]其唱歌的主要形式都是登山对歌，内容都是表达爱情，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客家山歌极为相似。故事中涉及的民族有狼、瑶、僮等少数民族，都是百越系统下的不同民族，刘三妹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民族的歌手。她“淹通经史”，受到的汉文化影响较深。后世崇拜和效法刘三妹山歌的除了“狼、瑶、僮人、山子等类”，也有“齐民”，即纳入国家编户的汉人，而“山子”可能指畲族，也可能指客家人。刘三妹谙熟各族语言，“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倡和”，所造所唱之歌包括狼、瑶、僮各族之歌，也很可能把各族山歌融而为一；她后来受到包括“齐民”“山子”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尊敬、崇奉和学习，是人们理想中的整合岭南各族歌谣的代表人物。“齐民”和“山子”中的客家人所作之歌，则为客家山歌无疑。在记载刘三妹故事的各种典籍中，刘策奇《刘三姐》成文最晚，而其文恰恰把刘三妹定为潮梅人，应是较迟形成的客家民系继承岭南少数民族歌谣传统，尊刘三妹为造歌之祖这一事实的曲折反映。

对于刘三妹活动的时代，我们不必拘泥于传说中的唐中宗时期，因为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论“谁也不会至于相信这刘三妹的故事，是一桩的的确确的事实”，它是民众根据于眼前风俗发挥想象创造出来的故事。但民众想象和创造的社会背景是两粤自古以来的好歌气尚，从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已弄不清刘三妹传说之所自来，只能据传说把故事发生的时代定为唐中宗时来看，这一故事之产生距明末清初一定已有很长的时间，纵非唐代中叶，也应是宋元时期。

钟敬文先生论述刘三妹故事产生的原因时说：“两粤，僻远在南荒，从来中朝文化，多不易播及，加以溪洞繁曲，狼獞杂居，一切风俗习惯，颇脱不了原始时代的状况，所以好歌的气尚，是在别的文化比较长进的地方所不易有的。”在两粤好歌气尚的影响下，不待南迁汉人把迁徙途经地的吴歌带入，“齐民”和“山子”中客家人造作的粤东客家山歌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更说明粤东客家山歌的直接渊源是岭南“蛮夷”歌谣。

关于客家山歌与百越民族歌谣的渊源关系讨论既竟，下面就来谈谈客家山歌与武陵蛮歌谣的关系。

首先回顾一下刘禹锡笔下唐代荆楚地区和粤北地区民间歌谣的情况。他在贬谪连州时所作《插田歌》，写的是连州城下农夫农妇在田间一边劳作一边歌唱娱乐的情况：

……农妇白苎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咛如竹枝。但闻怨响声，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50]

连州农夫农妇用俚俗词句所唱田中歌，听起来“嘤咛如竹枝”，就是说这种歌谣与“竹枝词”的曲调形式很相像。刘禹锡另有一首《阳山庙观赛神》诗写道：

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娑娑启醉颜。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蹋竹歌还。^[51]

这首诗写的是阳山的情况。唐代阳山属连州，而连州时属江南西道，是“三湘”这一地理概念中最南边的一个州，所以诗中所写巫觋称为“荆巫”。赛神活动之后，“几人连蹋竹歌还”，所谓“竹歌”，疑为“竹枝词”，就是刘禹锡贬谪荆湘期间常常接触并予以仿作的一种民间歌谣。这种“竹歌”或“竹枝词”，在唐代就有称为山歌的实例^[52]，应即客家山歌的主要渊源之一。

再从竹枝词的音乐特点来看。刘禹锡在《竹枝词》小序中说：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咛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琪澳之艳……

这里总结竹枝词的主要特点，一是“伧咛不可分”，就是用方言俚语来歌唱；二是“含思婉转，有琪澳之艳”，就是表达婉转曲折的爱情，可以与十五国风中艳情的“琪澳”之声比美；三是“卒章激讦如吴声”，就是歌谣的结尾部分感情热烈激越，类似于“吴声”即吴越地区的民歌。这些特点，也应是连州“竹歌”的特点，同时也都体现在后来形成的客家山歌中。而连州后来成为客家基本住区的一部分，武陵蛮是客家先民之一，所以无论从地域与族群文化的连续性、承传性来看，还是从山歌艺术本身的特点看，连州竹歌都应是粤北客家山歌的直接渊源。至于粤北客家山歌的正式形成时间，因为文献记载缺略，现已难考其详，要之，也应与赣南、粤东一样，伴随着客家民系在当地的形成而形成。

【注释】

[1]江金波、司徒尚纪：《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梅州的整合研究——以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为例》，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7卷第1辑，2002年3月。

[2]江金波、司徒尚纪：《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梅州的整合研究——以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为例》，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7卷第1辑，2002年3月。

[3]“”，客家方言，“我”的意思。

[4]“魂”，客家方言，爱恋的意思。

[5]这里指两人死后同享一碗祭奠的酒。

[6]“乳姑”，客家方言，乳房也。

[7]“厝”，方言，屋也。

[8]未嫁人的意思。

[9]“水荫”，方言，挑水淋的意思。

[10]“系”，客家方言，“是”的意思。

[11]胡希张等：《客家风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页。

[12]谢征、肖艳平：《赣南客家山歌歌词艺术手法与风格特征探微》，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3]王予霞：《赣南、闽西客家歌谣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载《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7期。

[14]钟敬文：《中国蜑民文学一脔》，原载《民间文艺丛话》，载叶春生主编《典藏民俗学丛书》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

[15]钟敬文：《歌谣的一种表现法——一语双关》，原载《民间文艺丛话》，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254页。

[16]王耀华：《客家艺能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157、158、152页。

[17]胡希张等：《客家风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425页。

[18]罗可群：《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345页。

[19]罗可群：《广东客家文学史》，第361、352页。

[20]钟俊昆：《客家人与客家山歌渊源》，载广东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客家研究辑刊》1998年第12期，第303页。

[21]钟俊昆：《琐议客家山歌风格》，载《客家研究辑刊》1997年第1期，第185页。

[22]胡希张等：《客家风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5、432、433页。

[23]《客家风华》，第437页。

[24]以上所引屈大均语，皆出自其《广东新语》卷12《诗语》。

[25]（清）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页。

[26]（清）黄遵宪著，钱仲联等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17页。

[27]（清）黄遵宪著，钱仲联等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5页。

[28]何藻翔辑：《岭南诗存》，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1《山歌》条引，第55页。

[29]《广东新语》卷8《女语·刘三妹》，第267页。

[30]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1、79页。

[31]魏东海、李宗英：《粤东五华庙会概况》，载房学嘉主编《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国际客家学会1996年版，第43页。

[32]蓝雪霏：《畲族民歌与客家民歌的比较研究》，载《民族音乐研究》1999年第1期，第23～24页。

[33]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86～87页。

[34]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乐府诗集》之《大子夜歌》，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87、98页。

[35]张紫晨：《歌谣小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36]蓝雪霏：《畲族音乐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278页。

[37]周秋良：《〈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地域性特征》，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0年第21卷第1期。

[38]江金波、司徒尚纪：《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梅州的整合研究——以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为例》，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39]江金波、司徒尚纪：《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梅州的整合研究——以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为例》，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40]唐白居易《琵琶行》（《白氏长庆集》卷12，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有“岂无山歌与村笛”之句，《东南行一百韵》（《白氏长庆集》卷16）有“山歌猿独叫”之句，都是文献中提到山歌的最早史例。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例都是白居易贬谪江州时所作，说明当时江西一带山歌的盛行。

[41]蒋炳钊：《古民族“山都木客”历史初探》，原载《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收入《东南民族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23页。

[42]《太平御览》卷48《地部》13引《舆地志》。

[43]《太平御览》卷884《神鬼部四》引南朝邓德明：《南康记》。

[44]《太平寰宇记》卷180《江南西道六·虔州·雩都县》。

[45]（宋）苏轼：《东坡全集》卷9。

[46]（唐）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26。

[47]关于罗隐抄歌本的故事，参考了罗勇《客家赣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30页“兴国山歌”一节的叙述，但文字上有改动，对故事的释义，则与罗勇之说不同。

[48]《广东新语》卷8《女语·刘三妹》。

[49]参见钟敬文：《歌仙刘三妹故事》，为著者《民间文艺丛话》之一篇，现收入叶春生等主编《典藏民俗学丛书》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289页。

[50]《刘宾客文集》卷27。

[51]《刘宾客文集》卷24。

[52]唐李益《送人南归》诗曰“山歌闻竹枝”，见《全唐诗》卷283。关于竹枝词就是唐代一种山歌的观点，客家学者陈修在1994年就已揭出，见其论文《山歌纵横谈》，载《客家研究辑刊》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