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甫,又称李至甫、李胜,漳州南靖县人,于元代中后期在漳州聚众抗元,与他同时而起的有潮州刘虎仔,彼此形成互相呼应之势。福佬人积极征剿畲民的情况,还反映在对李志甫余党的斗争中。元代中后期福佬人的乡族势力与畲族势力的长期斗争,成为研究元代福佬、畲族之间相互关系很好的切入点。朱光卿、戴甲领导的抗元斗争几乎与李志甫事件同时兴起,《元史》......
2023-08-23
不过,在客家民间,这些正统佛教寺院和僧人的影响,却远远不如那些与道教和民间巫术合流,能够为百姓提供祈雨、御寇、禳灾、祛病和种种护佑功能的活佛、祖师,以及能够像道士那样从事各种醮事仪式的民间和尚。我们把此类活佛、祖师和民间和尚所代表的佛教称为民俗佛教。在赣闽粤客家地区,真正受百姓欢迎的是此类民俗佛教。
活佛或称生佛,就是在世时有大神通,能够满足信众诸多要求,受到广大信众的崇奉,被当做佛祖、菩萨看待的高僧。祖师的情况也差不多,但主要是从后人的角度,把某一寺院的创寺高僧称为祖师。祖师当然也是有巨大神通和崇高威望、类似于活佛的高僧。
赣闽粤客家地区的活佛和祖师,以武平南安岩的定光佛影响最大,其基本情况已见第二章第五节所述。此外,汀州宁化县的伏虎大师、赣州雩都县的僧伽和尚、梅州阴那山的惭愧祖师,也是唐宋时期赣闽粤客地广受敬信的活佛和祖师。关于他们的生平和事迹,略述如下。
伏虎大师,俗姓叶,法名惠宽,宁化县人,活动于五代宋初。出家得业于本郡开元寺,遍游诸方,得道后回到家乡。当时汀州境内山谷深窈,虎豹出没为害。师以解脱慈悲力,使虎豹训柔,获得百姓敬信,尊为伏虎禅师。南唐保大三年(945),他在长汀县平原山麓创庵,屡屡显示神奇事迹,如在磐石上顿锡出水、结坛祈雨有验等。宋朝建隆三年(962)示寂,信众塑其不坏身于庵,凡有所祷,应如响答。南宋绍定寇乱,伏虎大师曾与定光佛一起显大威力,保护州城不陷。自北宋到南宋,屡加封敕,累封为“威济灵应普惠妙显大师”[45]。
僧伽大师,“姓吴名文佑,生于五季时,家信丰”,先后居于赣县麂山和雩都明觉寺僧伽院,“佯狂不饰细行,饮酒食肉,与市井浮沉”,善预言,奖善罚恶,又能使信众无嗣者有孕生子,显现种种神通,并自称是汀州定光佛弟子,“由是邑人皈依,号为生佛”;“祥符己酉六月初六日趺化,人不忍火,以金漆垩其身祀焉。后忽有竹生其床下。开禧初,敕封灵济禅师。嘉熙加慈佑,咸淳加惠应”。[46]
惭愧祖师,俗姓潘,名了拳,福建沙县人,生于唐元和十二年(817)。传说初生时,他左手拳曲,不能伸直。有异僧来,以笔书了字于拳,手指自伸,因名了拳。他自幼即断荤,颖悟异常。十七岁至潮州黄砂车上村,依嫠妇游氏为母,有一系列神奇事迹,“放牛山麓,拳以杖画地,牛不他逸。或以烹鱼啖之,受而投诸水,鱼复活,黑质白章”。“岭左溪潭有石,如伏虎,闭目趺坐其上,如老僧。曾以指甲写‘大生石头’四字于石,大如掌,历风雨剥落,点画宛然。”出家后更显现种种神异:“至神泉寺,欲济无舟,折苇以渡”,“欲往过浒梓村,求水弗得,乃卓锡成井,中有石龟,至今存焉”,“岁旱,远近祈祷,其应如响”。后来在阴那山建道场,收徒说法,众多不省。住阴那山三十年,一日语其徒曰:“从前佛祖皆宏演法乘,自便以渡人,我未能也,心甚愧之。”说完偈,“端坐而逝”,时为咸通二年(861)辛巳九月二十五日。[47]据传,惭愧祖师灭寂后灵应日著,主要事迹有祷雨救旱,庇佑百姓避兵等,自宋至元明清,“四方祈禳者,叩之随应”[48]。
此类活佛和祖师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密宗色彩,都以满足信众的种种愿望为能事,所以不但身前受到广大信众崇奉,而且身后受到的敬信也不减。他们死后一般不是按佛教惯例焚化,而是用特别的办法保存其肉身,人们认为其灵魂不死,“灵应日著”,影响越来越大,长期在民众的精神领域发挥重大的作用。类似的僧人在客地还有许多,例如在闽西,南宋时有僧普济,张姓,清流县人,“不事检柅,好赌博饮酒。取溪鱼作羹,但饮其沈,放雨于水,复活而逝,人颇怪讶。邻境雨旸不时,诸祷辄应”。“趺坐示寂,乡人以不坏身塑于岩中。”[49]
但这些活佛和祖师的密教色彩,都不如定光佛典型,其影响也大多只局限于本县或本郡,最多及于邻郡,不如定光佛信仰能够扩及广大的范围。例如惭愧祖师,诚如李士淳说的,“能显灵于一郡,而不幸不大显于天下”[50]。赣州的僧伽大师,宁化的伏虎大师,清流的普济,都属于这种类型。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上述祖师和活佛的信仰圈很狭小,只有定光佛的信仰圈很广大。因此,我们可以把定光佛作为一个典型,详细考述其密宗色彩及其在民间的深广影响,借以加深对客家民俗佛教的了解。
兹先考述定光佛的密宗色彩。
我们知道,定光大师出家于泉州建兴寺契缘法师,得法于庐陵西峰圆(一作圜)净大师。契缘法师的宗派不详,庐陵西峰寺则是一所著名的禅寺,属于云门宗,圆(圜)净大师则是西峰创寺后的第六代传人,其事早已见诸宋释惠洪的记载[51],元人刘将孙《西峰宝龙祥符禅寺重修记》所记更详,其文略曰:“庐陵城中诸禅现大神通道场者,西峰第一。西峰之盛,繇定光古佛。古佛之得道,繇圜净禅师。圜净则西峰之第六世也。”[52]定光法师就是圆净禅师的法裔,其属云门宗系统的禅僧自无可疑。[53]又据《临汀志》,定光大师临死时,招集徒众说:“汝等当知妙性廓然,本无生灭,示有去来,更言何事?”谈论的是性空、本无之类的禅家妙理;“言讫,右胁卧逝”,也是一般禅师圆寂时的正常姿态。这些言行,都与定光大师作为禅僧的身份相符。
但定光法师又不是纯粹的禅僧。如《临汀志》所载,他在圆净大师处证得神足后,渡太和县怀仁江,适逢江水暴涨,江有蜃为民害,“师乃写偈投潭中,水退沙雍”;经过梅州黄杨峡,又“以杖遥指溪源”,使溪水“徙流于数里外”。他到武平南岩后,发大誓愿,显大神通,“摄衣趺坐,数夕后,大蟒前蟠,猛虎旁睨,良久,皆俯伏而去。乡人神之,争为之畚土夷堑,刊木结庵。民有祈祷,辄书偈付与,末皆书‘赠以之中’四字,无愿不从”。此后,他不断显现神通,先后有伏虎、开井、治水、祈雨、浚河等一系列神奇事迹。[54]刘将孙《西峰宝龙祥符禅寺重修记》也记载,本郡士民与四方信仰定光佛的信众,对于定光佛“请药,药现五色异采;祈嗣悉应,祷雨旸,雨旸若”,所以西峰寺才成为庐陵城内诸禅寺中显现大神通的第一道场。更奇怪的是,自从定光法师因为岩院输布问题向州郡进言得罪长官,所戴衲帽被官府焚毁后,他就“自是白衣而不褐”[55],即不戴僧帽,也不着僧衣,只穿“白衣”。对于定光法师的神通和法术,以及他“白衣而不褐”的奇特行径,应该如何认识呢?
我们认为,把这些问题放在唐宋以来密宗在江南的流行、禅宗与密宗的广泛结合背景下,就可迎刃而解。
据汉传密教史专家研究,密教内容很早就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固有的民间巫术和道教法术相结合,密教的咒言法术和道教的符咒法术及民间信仰的巫术融合混通。这种情况在素有浓厚巫鬼文化氛围的江南地区尤为明显。汉传密教在唐代开元时形成高潮后,虽经唐武宗“会昌灭法”的打击,但至宋代又掀起新的高潮,“在经典的翻译,皇室的尊崇,民间的普及等方面,与唐代相比,可以说各有千秋”。宋代密教更深入地向社会的四面八方进行渗透,在佛教内部表现在与天台、华严、禅、净土诸宗的结合,“几乎是无宗无密”[56]。就禅密结合来说,“导致‘神通’的产生是它们间的一大结合点。其一是通过修禅得到神通,其二是都把止观当做修行的主要手段”,密教的身、口、意三密,手结印契为身密,诵颂真言为口密,心入本尊三摩地为意密,其中“意密修持之法与禅定最为相近”。禅宗由慧入定,并藉此获六神通,同时与密宗一样重视对语言文字的应用,所以涌现出很多禅密兼修的僧人,他们一般还是被称为禅师,像马祖道一、天王道悟禅师、仙溪(即福建仙游县)正觉禅师、崇德县的真觉禅师等著名禅师,都以擅长祈雨、驯龙、煽火、预言祸福、治病等神通知名于世。[57]在禅宗诸派中,云门宗又是与密教结合特别紧密的一个派系。有“三世云门之道,大震江淮之间,几无别响”[58]之誉的著名云门宗僧宗颐,其所撰《坐禅仪》提到的“结跏趺坐”之法,据贝雷福特认为是“古瑜伽的交腿姿势”,这“当是密宗影响的结果”。[59]
在上述背景下,回过头来看定光法师的所作所为,其为禅密结合的性质就显而易见了。据记载,定光法师在庐陵得法的西峰寺,在“庐陵城中诸禅现大神通道场者西峰第一”[60],所谓“现大神通道场”,就是杂有密教成分、有许多灵异事迹的寺院,在这些“现大神通道场”中“西峰第一”,就是说西峰寺是庐陵城中密教成分最多、灵异最著的一座寺院。圆净禅师是西峰寺中禅密兼修的一位大师,定光法师“契悟于西峰圆净禅师,由此夙慧顿发,遂证神足”[61],就是在圆净禅师的指点下,“由慧入定,并藉此获六神通”,实即借由修习某些禅定,达到神异的境界,获得了超自然的能力。这一切,表明定光法师在西峰寺向圆净禅师学习密法,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成为一名具有大神通的禅密兼修的僧人。[62]
定光法师的大神通,在《临汀志·敕赐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及元人刘将孙《养吾斋集》卷28《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事状》中记述甚详。值得注意的是,定光法师展现其神通时,都要书偈或口中念念有词,其偈语最后都有四个字:“赠以之中”;口中念念有词则变化莫定,有时是说:“去!去!莫为害。”有时是说:“快出!快出!”这些都应属于密教的咒言法术之类,反映了带有密宗色彩的法师行法术时对语言文字应用的重视。
定光法师与波利禅师的一段因缘,也提示定光法师与密教有关。据《临汀志·敕赐定光圆应普慈通圣大师》记载,“初,南康盘古山,波利禅师从西域飞锡至此,山有泉从石凹出,禅师记云:‘吾灭后五百年,南方有白衣菩萨来住此山。’其井涌泉,后因秽触泉竭,舆请师主法席以符古谶,师许之,乃泛舟而往”。波利禅师是佛陀波利(梵文Buddhapāla)的省称,意译“觉护”,唐代密教僧人,北印罽宾国人,约于唐仪凤初年(676)入唐弘传佛顶尊胜法,曾与人共译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密教大师预言的“白衣菩萨”,应属于密教系统。按佛教中有“白衣观音”,又称“白衣大士”,是梵文Pāndaravāsini的意译,简称“白衣”,音译“半拏啰缚悉宁”。因观音菩萨常穿白衣,故名。又因常坐于白莲中,而称“白处观音”。“白”表明心之洁净。《大日经疏》卷5:“半拏啰缚悉宁,译云白处,以此尊常在白莲花中,故以为名……白者,就是菩提之心,住此菩提之心,就是白住处也。”[63]《大日经》是密教的主要经典。《大日经》中的“白衣观音”是密教菩萨。旧时位于甘肃省兰州城关区的“白衣寺”,是一座供奉白衣观音的密教寺院。[64]汀州连城县冠豸山上也有座供奉白衣大士的白衣庵。[65]然则波利大师预言的白衣菩萨也可能就是指白衣观音。定光法师平日“白衣而不褐”,为应波利大师之谶记又特地从闽西到南康盘古山主法席,目的是要表明自己就是“白衣菩萨”,其本身的浓厚密教色彩于此可见。[66]
了解了定光法师行事的浓厚密教色彩,对于客地其他祖师和活佛种种诡异行径的认识就都迎刃而解了。实际上,不但客地如此,唐宋时期福建其他地区的古佛、祖师在宗教实践中亦有密教的内容。如漳州三坪祖师,法名义中,就是灯录所称“大德僧义中”。他到平和三坪山开山时,“山鬼穴”中是众祟所居,其中“有大魅身毛楂楂”,三坪祖师显示种种“鬼窟活计”,斗倒了众祟。这些做法,都与定光佛类似。另外,在传世的漳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上,有唐咸通四年(863)所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后列建立经幢者姓名,大德僧义中名列第二,仅次于时任漳州刺史崔衮之后。按此幢所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即佛陀波利所译,是密教最主要经典之一。这一经幢的建立,说明佛陀波利及其密教在漳州的巨大影响,是当时漳州一些寺院[67]行密法的重要标志。三坪祖师义中参与建幢,列名碑后,是其本人行密法的重要标志。三坪祖师义中参与建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与定光法师郑自严大显神通,并亲赴南康盘古山应波利禅师“白衣菩萨”之谶,对于他们都与密教结缘,先后在福建弘扬密法,具有互证的作用。
总的说来,定光法师是一位云门宗系统的禅僧,但他兼修密法,有大神通,是一位密教色彩浓厚的禅僧。笔者以前曾著文论及定光佛信仰的宗教属性,认为它与唐宋时福建其他民俗佛教一样,都以巫术和道法作为主要传教手段,说明民俗佛教“佛皮道骨”或“佛道不分”的宗教性质。[68]这与定光法师是“一位密教色彩浓厚的禅僧”的说法看似矛盾,其实可以统一起来。我们知道,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中国民间具有巨大影响力,在此背景下,佛教为了能在中国民间站稳脚跟,就不得不混同于道教,甚至混同于民间巫术,由此在中国佛教的传播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被学者称之为“道装佛教”的时代。而密教在佛教诸宗中,对于道教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吸收尤为显著,其咒术仪规中夹杂着大量道教的符咒法术。据研究,“印度密教经典《度母秘义经》《摩诃支那功修法》《风神咒坦多罗》都说密教修行方法之一的‘支那功’是向中国学习的。《度母经》等还传说印度密教著名的大师殊胜(Vasistha)曾来中国游学。又据泰米尔印度教经典记录,南印度湿婆圣典派的十八位‘成就者’中有两位是来自中国的道教徒”[69]。“在现存的密经中,有一百八十二部的经中混含着道教的东西,诸如星相占术、宝剑印符、五行阴阳及青龙、白虎、飞尸、邪忤等中土名相。”[70]因此种种因缘,“密教成为道装佛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71],准此而言,说闽西定光佛的宗教性质是“佛皮道骨或佛道不分”,并无不妥,但这种说法未具体指明闽西定光佛的密教色彩,现在应予补正。[72]
接下来再考述定光佛的信仰圈。
定光佛信仰圈的核心在闽西,尤其是武平县和汀州州城,另一重镇则在定光法师得法的江西庐陵西峰寺。兹先考这三地信仰定光佛的盛况。
武平县 定光大师生前的主要道场是武平县南岩,宋代称为南安岩均庆禅院。据《临汀志》载,其院依傍一座天然洞穴而建,乾德二年(964),定光法师至岩,趺坐其间,信众在岩中为筑精舍,“祥符四年,郡守赵公遂良状其灵异于朝,赐额‘均庆禅院’”。院内曾有宋太宗皇帝御书百二十幅,还有佛牙、定光法师衣钵等珍贵文物。后因火灾,御书、佛牙、衣钵等移至州后定光院。[73]
武平南门外东山禅果院,“祥符间,定光基创”。宋时有金仙殿、法堂、钟楼、后堂、轮藏寺、山门等,规模壮伟,南宋时作为官员的祝圣道场。[74]
南安廨院,在武平县东二里。大中祥符间,定光古佛亲创,绍定寇乱被蹂践损毁,县令予以重修。[75]
伏虎庵,在武平岩前,离南安岩十里,本为定光法师结草庵牧牛处,有虎伤牛,定光削木书偈毙虎,草庵因而更名伏虎庵。[76]
与定光佛有关的名胜古迹方面,有南安岩、十二蜂、绿水湖、圣公泉、龙泉井[77]等,遍布全县各地。相应的是全县各地流传着许多关于定光佛的传说,打醮时常抬定光佛塑像巡游。
长汀县 由于长汀县是州治所在地,是定光佛生前长期驻锡并与官员们时相过从之地,所以有关定光佛的寺院、古迹和传说比武平县更多。其中重要寺院有定光院(又名定光寺)、文殊院、南安廨院、定光堂。
定光院为大中祥符间郡守赵遂良所创,其后许多郡守如元祐间的曾孝总、淳熙间的吕翼之、嘉泰间的陈瑛、嘉熙间的戴挺、淳祐间的卢同父,一再予以扩建或重修。及至元朝,顺帝又亲颁敕命给定光、伏虎二禅师,置于寺中。[78]可见此院的官办色彩很浓,代表着官方对定光佛信仰的提倡。
文殊院和南安廨院则基本上是民间兴办的。文殊院于绍兴元年(1131)由僧悟本重创,又创定光阁于后山椒。南安廨院在长汀县东南三里。元祐年间(1086—1093),僧道荣创为郡人祈禳之所。绍兴间,乡民叶某以定光佛托梦使之有子,遂舍木营葺;绍兴二十八年(1158)僧惟应创藏院。淳熙间(1174—1189),僧清心又广辟之。[79]这种由僧人和一般百姓创办的寺院,标志着定光佛信仰已经深入人心。
定光堂是另一种类型。它坐落在长汀县西颁条门外,嘉定间(1208—1224)创,郡守赵公崇模书额,尼居之。[80]这是一种由尼僧主持的庵堂,估计其规模可能较小,不过却反映了妇女对定光佛的诚心崇拜。
长汀县有关定光佛的名胜古迹有狮子岩、龙潭、金乳泉、赤峰嶂、定光陂、南安桥等处。[81]各处古迹或积淀着一则则美丽神奇的故事,歌颂着定光佛的巨大神通及其为百姓做的好事;或成为民俗活动的场所,反映出定光佛信仰与民众生活的密切关系。例如赤峰嶂,据民国《长汀县志》的记载,“庙祀定光、伏虎,岁时朝谒者,肩摩而进,秋冬尤盛。俗于远处进香,谓之朝山……而此山旧有除夕神前守岁之说,沐浴登山,席地而寝”。可见定光信仰影响之广,以及对民众生活浸润之深。
庐陵郡城 宋代是庐陵西峰寺的鼎盛时期,其兴盛“繇定光古佛”,故其“法堂题古佛参处”。庐陵一郡及四方士民“皆知事定光,请药药现五色异采,祈嗣悉应,祷雨旸雨旸若”。定光得法后向其师圆净辞行,“圆净曰:‘留福徳镇山门。’以是南岩虽盛于临汀,而灵异尤著于庐陵,与仰山等。方寺盛时,每岁孟春六日,人皆袨服,车徒波腾尘沸,十里争道。环为园林,游娱炫丽,地主遨头,歌衢击壤,耳喧目夺”[82]。传说庐陵还有定光佛母亲的坟墓[83]。可见在赣中以庐陵西峰寺为中心,也形成了热烈虔诚的定光佛信仰,其盛况可以与武平南岩比肩。每年正月初六,人们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到寺中来朝拜和游玩,信仰已与民俗活动融为一体了。
由于武平南岩、汀州州城定光院与庐陵西峰寺等定光佛信仰重镇的强劲辐射作用,宋代定光佛信仰遍及福建全省,所谓“七闽香火,家以为祖”[84],形象地反映了定光佛信仰在福建的深远影响。在赣、粤两省,定光佛信仰主要分布于赣南、赣中和粤东,并有继续向外扩展的趋势。日久年深,这些地区的定光佛寺院和古迹有的已经湮灭,但稽文考献,还能看出其曾经兴盛的大致情形,略述如下。
上杭县 上杭县旧有奉祀定光佛的寺院,南宋中叶,鲍醇父任上杭县令,“邑有旱溢,公祷于定光佛祠,辄应”[85]。是为明证。但不久废弃,至南宋末,剩有与定光佛相关的名胜曰东安岩,在县北50里来苏团深山中。传说“定光尝栖息于此,后徙南安。今不斋戒而往者,必遇虎狼”。[86]
连城县 奉祀定光佛的寺庙有太平庵、定光庵。太平庵在县西南20里,是百姓创建的,旨在祈求定光佛保佑风调雨顺享太平。传说“初有村叟张姓者采樵山间,遇一老僧,墨裙筇杖,语曰:‘是可卓小庵为祈祷之所,当永无水旱。’语讫,不知所往。张异之,归与乡邻道其事。遂率众创此庵,塑南安祖师像其中。自是随祷辄应。”[87]定光庵是官府建的,在县治后西北隅,“乾道间,令黄中立创,嘉泰间,令刘晋重创”[88]。
连城县与定光佛有关的名胜古迹有滴水岩、东田石、白仙岩、广灵岩等处。滴水岩在“县东北七里……旧传定光古佛尝驻锡于此”。东田石在“县东五里……有定光道场,名曰‘白云洞天’”[89]。白仙岩在“表席里,峰峦俱白,石崖壁立。上有岩宽敞如屋,有平石高十余丈,可远眺。山腰竹木苍翠。相传昔有白衣仙人至此,故名。上有庵,明废,今复置。据《鄞江志》云:初,波利尊者自西竺来,往盘古山,云:后五百岁,有白衣菩萨来居此,是定光佛化身也”。广灵岩“在南顺里,洞穴幽邃,祀定光古佛”[90]。
清流县 奉祀定光佛的寺院有金莲寺,与定光佛相关的古迹有灞涌岩。灞涌岩在“县东北七里……岩乃定光古佛命名”。传说原来“此岩无水,定光佛合竹引之而后有泉,至今莫寻其合竹之源,亦神仙迹也”。金莲寺就建在灞涌岩,洪武二十四年(1391)始创,成化年间(1465—1487)重修。[91]
宁化县 本县有伏虎大师,与定光佛齐名,所以没有专门祀奉定光佛的寺院,但仍可见到定光佛的巨大影响。例如,传说“绍定间,寇犯郡城,守者每夜见二僧巡城戒勿懈,疑即师(按指伏虎禅师)与定光也……明嘉靖间,沙寇薄汀,或见两僧金身六丈,自龙堞申足濯岩潭中,寇骇遁。相传亦师与定光云”[92]。
以上四县,合武平和长汀共六县,是宋代汀州的全部属县,它们都有定光佛寺庙或有关的古迹,说明定光佛信仰早在宋代就已覆盖了闽西所有纯客家县份。至于宋代之后这些地区定光古迹和有关传说的不断增加,则反映了定光佛信仰在闽西纯客家住区的影响不断加深和强化。
除了汀州之外,定光佛信仰在福建其他地区的传播,以闽西北为盛,闽南次之。这里讲的闽西北大体相当于现在三明地区的北部和南平地区,在宋代大致相当于南剑州、邵武军和建州辖境;在元代大致相当于延平路、邵武路和建宁路辖境,明清时期则相当于延平府、邵武府和建宁府。
宋代南剑州紧邻汀州,其属下的沙县还一度属于汀州,故定光佛信仰很快就从汀州传到南剑州。据《临汀志》记载,长汀定光院“近南剑人士金饰十八尊者像附置阁上。淳祐间,郡守卢公同父前创拜亭,每岁正月六日乃定光坐化之晨,四方敬信辐辏,名香宝炬,幡盖庄严,难以数计,虽隘巷亦成关市,可见人心之皈向云”。南剑州的信徒送金饰十八罗汉像到长汀定光院供奉,说明定光佛信仰在南剑州影响很深。“定光坐化之晨,四方敬信辐辏”,可以想见,南剑州的信众当然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又据元人刘将孙记载,定光佛与宁化的伏虎禅师常常一并为人供奉,“迄今延平、临汀,所在精庐,二师迭为宾主,必不相舍”。元代的延平就是宋代的南剑州,此亦足见定光佛信仰在南剑州有广大信众。
沙县宋代属南剑州,但前此曾属汀州,故在南剑州中,定光佛信仰的影响最大。传说定光大师曾到过沙县,并与谪官沙县的名相李纲有过接触。《沙县志》记载了李纲巧遇定光佛、定光佛化身打长年等传说,又有明屠隆、清林致先、陈绍凤等人题定光佛的诗。另据载,“定光佛到沙县时,化身成为一个老僧,自称姓郑,是泉州人”。又称“旧时,洞天岩、西竺寺、瑞云岩均供奉定光佛”[93]。
建阳县据《至元嘉禾志》卷11载,“真觉请到汀州定光佛,专为祈祷道场,雨旸之愆,请祷辄应。旧有七级浮图,久废,后重建”。按嘉禾是宋元时期建阳的县名,真觉是宋代高僧。《至元嘉禾志》的记载,说明宋代定光佛信仰已传到建阳县,影响很大,建有专门供定光佛祈雨的道场,还为定光佛建了七层宝塔。
南平县塔院,在府城东仁州里。旧名“定光”。
泰宁县均庆庵,在开善下保,元至正年间(1341—1368)建。
瓯宁县定光庵,洪武十三年(1380)建(在禾供里)。
崇安县定光寺,旧名“圆彻”。唐乾宁年间(894—897)建,宋建隆中(960—962)赐今额。(在石臼里)
建安县南岩寺,南宋建炎二年(1128)建(在房村上里)。[94]
建瓯县铁狮山有定光岩“深邃奇绝,中祀定光佛”[95]。
顺昌县芹山,“里人以为定光佛第二道场”[96]。
以上各县的定光佛寺院都是定光佛信仰在当地扎根的明证。需要说明的是,泰宁县的均庆庵和建安县的南岩寺,虽未标明“定光”二字,但均庆寺是定光道场的本名,而武平的南安岩均庆寺,民间一般就称其为南岩寺,故知这两县的均庆寺和南岩寺应是奉祀定光佛的寺院。崇安县的定光寺得名于宋建隆中,其时郑自严尚未到武平,更未获得“定光”赐号,若非所记年代有误,则其寺本来奉祀的是浙江的定光佛长耳和尚,当时的寺额也是南唐所赐。有研究指出,建瓯的定光佛起初奉祀的也是浙江长耳和尚,后来由于汀州移民的到来,才转换成祀汀州定光佛。[97]这种情况所反映的是,宗教信仰往往交叉感染,当闽西定光佛信仰影响强劲,大力向闽北传播时,崇安、建瓯等闽北地区的信众心目中的定光古佛遂渐渐由浙江长耳和尚移易转换为闽西定光法师了。
闽南大致包括古代漳州、泉州两郡之地(明清时期称为府),现在观念上属于闽西的龙岩市新罗区和漳平县,历史上长期属于漳州,也属于本文所说的闽南范围。这一区域的定光佛信仰史迹,以新罗区和泉州晋江、惠安两县为著。
晋江县与惠安县 晋江县是泉州治所,在府治西有定应堂,元季建;在晋江与惠安之间著名的洛阳桥南岸,又有定光万安桥院,旧名“定光”;南宋嘉熙间(1237—1240)郡守刘炜叔请徙至府城东北。而在惠安县,又另有定光寺,在十一都。[98]
赣南介于定光佛信仰的核心区闽西与定光佛得道的庐陵郡之间,与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都很频繁,故定光佛信仰在本区的传播是强劲的:
虔化县即今宁都县,据刘将孙记载,“绍兴三年以江西转运司奏:虔州南安岩定光圆应大师,于虔之虔化县塔上放五色毫光,惊破剧贼李敦仁,收复二县。乃赐普通二字”[99]。可知定光佛早已成为赣南的地方保护神,并建立了专祀定光佛的寺院。有了绍兴年间定光佛显灵平寇的传说,并因此而促成朝廷加封定光佛“普通”谥号后,其在赣南的影响定然愈发强大。
另外,如前所述,以种种灵异事迹在赣南广有影响的僧伽大师,主要活动于赣县和雩都县,“自称是汀州定光佛弟子”,“由是邑人皈依,号为生佛”,亦可见定光佛在赣南地位崇高,影响深广。
粤东的开发比赣南和闽西稍迟,历史上经济、文化对赣南、闽西的依赖程度颇高,定光佛信仰由闽西传至粤东,势所必然,有关定光佛的史迹甚多:
乾隆《嘉应州志》载梅州老僧庇护宋贶事,有云:“此邦崇祀定光佛,庵在城外,有签告人,极灵感。”[100]说明定光佛在梅州影响甚深,是当地主要保护神之一,对其崇拜由来已久。
惠州元顺帝至元间,“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与朱光卿相结为乱”[101]。说明至迟在元代,定光佛信仰已传播到惠州,深入民间,以至成为民众反元起义的精神号召。
循州元人刘将孙《汀州路南安岩均庆禅寺修造记》记述修造寺院的有功人员,提到“寺僧元悟、志崇化于汀、梅、循、惠”,还有“广东宣慰副使朝列薛公、梅州僧正陈乐山、武平总管黄昭信”也出了很大的力。说明在粤东定光佛信仰,除了深入梅州、惠州外,在循州也很有影响。
总之,定光佛信仰在定光法师死后迅速形成,以武平县南安岩和汀州城定光庵为中心,持续向周边辐射,至明代已发展成汀州的核心信仰,在闽南、闽中、闽北、江西、广东都有巨大影响。一些仕宦于上述地区的定光佛信徒,回家乡时继续供奉定光佛,定光佛信仰因而又有向更广大地区传播的趋势。[102]明末清初的汀州名士黎愧曾曾言:“佛氏之盛,精蓝绀宇遍海内,而汀之禅院独称定光。定光禅院于临安、于泉南、于江右无弗有,而汀为最著。”[103]其说只反映了明代定光佛信仰版图的一部分,但可以说是核心部分。明清以降,定光佛信仰又随着汀州客家移民向西南、浙南、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传播,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客家民俗佛教除了佛道不分、杂有密宗色彩外,与民众的民俗活动紧密结合,也是其重要特征。这样的民俗活动,渗入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集中体现在定期举行的庙会、醮会中。客地庙会、醮会中完成种种仪式的宗教职业人员,道师、觋公等属于民间道教,而香花僧、喃无则属于民俗佛教。
庙会、醮会在专门的仪式之外,还杂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抢佛子”即其中一项富有特色的内容。据《闽杂记》卷7“抢佛子”条载:“长汀县向有抢佛子之俗。每年正月初七日,定光寺僧以长竹二竿悬数十小牌于杪,书伏虎佛号,无子者群奉之而行,自辰至酉,咸以长钩钩之,一坠地则纷然夺取,得者用鼓乐迎归供之,以为举子之兆。”
民俗佛教的信众,往往组成各种神明会,用以互相联络,共同筹办佛事活动。比较普遍的是观音会,闽西、赣南、粤东都有。比较特别的是“华会”,仅见于赣南宁都。当地人把成群结队有组织的进山朝佛拜菩萨称为“朝华”,其队伍叫做“华会”,全称为“宁都县××乡(镇)××村华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6年全县有61个华会,组织规模不等,有一村、数村或一乡的群众自愿结合,人数有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旧时的华会有产业,俗称‘华会众’。”[104]当然,道教和民间信仰中也有各自的神明会,数量还很多,这也是民间道教、民俗佛教和一般民间信仰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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