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客族群和谐合作的基础与路径

检视台湾闽、客族群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彼此有和谐、合作的经历，如早期开发史上的合作拓垦^[131]，面对外族入侵时的共同抗敌御侮^[132]，但总的来说，两个族群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中。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移垦社会时期，闽、客械斗连绵不断，加之清朝统治者的分化利用，以及后世的一些史家“或以泛民族主义的心态，或出之于族群的偏见”，将台湾历史上的义民问题片面诠释为客家人协助清军“平叛”，使客家人背上充当“清朝官方的统治帮手”的历史包袱，增加了“客家族群在处理现代族群关系上的一种矛盾情结”。^[133]另一方面，在台湾解严之后，在本土化运动的大背景下，“人口众多，拥有雄厚经济资源以及随着民进党势力日渐壮大而跃居政治强势的福佬族群”，在言论与具体行为上，常会有意无意地独占“台湾人”身份，表现出“具有排他性的福佬沙文主义意识”，因而造成与其他族群包括闽、客族群间的紧张关系。^[134]及至2000年之后，更“由政府带动，长期鼓励极端的福佬意识，使仇视外省人，歧视外籍新住民，边缘化客家人，漠视原住民，成为常态”。^[135]这样，台湾的闽、客关系就更形紧张了。

台湾闽、客族群间如此复杂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状况，显然是台湾未来发展的负面因素。为了全体台湾人的福祉，闽、客两个族群的有识之士都在致力于化解彼此矛盾，建立互信、和谐、团结、合作的族群关系。那么，其间的基础何在？具体实施的途径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台湾闽、客族群建立互信、和谐、团结、合作关系的基础是深厚的，举其大者，盖有如下三端：

第一，文化的多元化、政治的民主化是世界的潮流、历史的大势。

台湾从长期的威权统治走到今日的民主社会，是千万台湾民众为之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换来的，也是顺应世界潮流、历史大势的结果。但今日台湾之民主乃是初步的民主，还不是成熟的民主。一些政客操弄族群对立，忽视或玩弄弱势族群，利用族群对立情结拉选票，实际上是打着民主旗帜反民主的行为；而某些人依恃本族群在人数上的绝对多数，滋长大族沙文主义思想，“以一种‘出头天’‘媳妇熬成婆’的心态”，将“台湾”“台湾人”“台语”完全排他地独占了，无视于过去不同族群共同为台湾这块土地奋斗牺牲、流血流汗的历史事实。这样的人虽然也口口声声称“民主”，“实际上却只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半吊子民主’，只是一种‘多数暴力’而已”。民主政治的真义，除了少数服从多数之外，正如台湾学者范振乾指出的，“它更重要的内涵是以‘多数尊重包容少数’为前提，并用法律和各种公共政策的制度化安排来保障相对少数者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136]。当台湾走到这样真正的民主社会之日，就是台湾闽、客族群及其他各族群和谐、团结之时。现在这样真正的民主社会在台湾还没有到来，有些政治势力还在煽动狭隘种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千方百计阻止它的到来。但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台湾绝大多数人一定会为之艰苦奋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第二，中华文化是闽、客两个族群共同的文化核心，这一条坚强的文化纽带是任何人无法割断的。

如前所述，台湾目前正在泛滥的“本土论述”，是加剧族群矛盾对立的重要因素。“本土论述”的旨趣之一是“去中国化”，试图从文化根源上割断台湾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但台湾居民的绝大部分，包括福佬人、客家人和“外省人”都是中国大陆的移民后裔，有些外省人本身就是内地移民，大家的血管里都流着共同的炎黄子孙的热血，各自的文化习俗都与大陆原乡一脉相承，台湾与大陆这种血缘和文化的紧密联系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割断的。从姓氏源流来看，同一姓氏同一祖宗的后裔，经过几百年不同的经历，有的演变成福佬人，有的却演变成客家人。例如，宋代张化孙的后裔多达数百上千万，单单在台湾的裔孙据说就达60万之多，其中客家、福佬都有，“外省人”中也有；宋代李火德的裔孙也一样，遍布全球的李氏裔孙也分属于客家、福佬、广府等多个族群。他们现在的族群属性不同，但“五百年前是一家”，血浓于水，谁也不能数典忘祖，把老祖宗和老祖宗的文化都去掉、都割断了。即以“去中国化”喊得最响的一些台湾政要来说，他们台面上喊着“去中国化”，私下里却也回内地原乡祭祖、修谱，也不敢公然做数典忘祖的不肖子孙。再拿民间信仰来说，有许多来自内地的民间信仰是台湾客家、福佬共同信奉的。例如三官大帝信仰，起源于内地中原地区的自然崇拜，是对天、地、水这三种最主要自然物的崇拜。在台湾，无论福佬人还是客家人都信奉三官大帝，福佬人称之为天公或三界公，客家人称之为三界爷、天公或天神爷，过去曾“家家祀之”，习俗相沿，“牢不可破”^[137]；现在也还有广泛影响，“各家公（妈）厅、神明厅、祠堂的天公炉，天井或禾埕中的天公炉，围墙上的天公神位，至今犹存”。在台湾客家、福佬杂居的地方，凡族群关系比较融洽的，常常选择盖大家都能接受的三官大帝庙，而不是各自原乡带来的保护神，所以“在角色的扮演上，（三官大帝）反而成最佳的族群融合神”。^[138]像这样历史悠久、深入人心的文缘和神缘，又有什么力量能够把它割断呢？割不断的中华文化纽带，也就是一条最终把台湾闽、客族群紧紧联系在一起建立和谐合作关系的坚强纽带。

第三，客家人的自强不息和日益觉醒。

台湾客家人在人数上大大少于福佬人，在许多公共领域的竞争都处于不利地位，尤其在媒体使用权方面，难以听到客家人“发声”，加之晚近以来，“走进福佬人分布区或都市丛林中的客家人，往往成为不愿坦然表白自己客籍身份的‘隐形客家人’”^[139]。其实台湾客家人在台湾开发及抗御外侮、反侵略、反压迫斗争中的贡献并不逊于福佬人。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台湾客家人更是自强不息，在经济、文化方面都有很杰出的表现，体现了普遍较高的素质。例如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根据台湾学者的研究，本来台湾的外省、客家、闽南三个族群的受教育程度，外省人最高，客家人次之，闽南人最低。近几十年来，各族群成员的受教育程度都有普遍提升的趋势，但“本省闽南族群教育程度的改善主要集中在初级教育和中学程度受教人口的增加上，客家族群则集中在高中、高职程度人口比例的大幅提高上”；“1966—1970年出生的世代在高中以上的教育成就，客家人有超越外省人而后来居上之趋势”，“教育阶层化结构已有改变，外省与闽南族群间的差异缩小，而闽客间的差异则在增大”。^[140]在家庭收入和经济地位方面，外省、客家和闽南人“三个族群的每月家庭所得是外省人最高，客家人次之，闽南人最低（外省人较闽南人高出10000元，而客家则比闽南高8000元）。如以所拥有的房屋数来观察，拥有两栋房屋者，客家人与外省人的比例亦高于闽南人”。所以“闽南族群并非如一般所认定的是经济上的强势族群”^[141]，客家人也并非是经济上的弱势族群。

台湾客家人的“隐形”问题。随着“客家运动”的深入开展，无论南北东西，还是乡村都市，客家人的族群文化身份自觉已被唤醒并日益高涨。许多客家人不再“隐形”，已经或正在加入抗争的行列，为本族群的自尊、自信、自强而努力拼搏。他们珍惜自己的优秀历史文化，又勇于自省，面对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对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及时作适应性的调整，正确自我定位发展文化的主体，在国际潮流中打开生存的通路。在族群关系上，台湾客家人也提出了自己鲜明的立场：“我们反对族群融合，更反对以市场决定论看待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的关系，我们认为应在同等的客观条件上要求族群和谐，否则所谓族群融合就只是一种弱势对强势族群的消融。”^[142]像这样一个拥有英勇斗争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又能自强不息、勇于自省、决不屈服于强权，又对族群间的和谐、团结、合作充满善意的优秀族群，正是建立台湾和谐族群关系的积极力量和坚实基础。

台湾闽、客族群及各族群间的和谐、合作，基础稳固深厚，前途是光明的，但当前的障碍多而复杂，道路是曲折的。扫除障碍、实现族群和谐合作，需要当局、客家人本身、学术部门及社会各界一起来努力。具体的途径，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下面略陈管见，仅供当事人参考，同时希望得到识者批评指正。

首先，从台湾客家人自身来说，一是要加强南北、东西各地客家人的团结，包容对方、欣赏对方，求同存异，无论四县客、海陆客、饶平客、诏安客、汀州客，都是台湾客，尽快建立起全台湾客家人的“我族”认同；二是要更积极大胆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各公共领域的活动，大胆“发声”，利用现有的民主权利，争取更大的真正的民主，把公平正义与民主多元的诉求落到实处；三是要以恢宏的气魄和广阔的视野看待客家人的事业，把全球几千万的客家人作为自己的坚强后盾，尤其要充分利用每年或每两年一度的世界客家恳亲大会作平台，与大陆客家人和全球客家人加强交流、沟通和合作，弘扬客家文化，发展客家经济，壮大客家人的声势。

其次，从台湾客家知识精英的角度，要继续推动和改善“客家运动”，努力的目标不限于争取客语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以及争取中小学增加客家话母语教学，还应在客家母语的文字化、客家母语在各专业领域中合法使用等问题上着力；另外，更要致力于客家人的政治参与，致力于掌握历史解释权与教育权，加强对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把被某些人曲解的台湾客家史纠正过来，还其本来面目，彻底消除客家人的“原罪”心理，不断加强台湾客家人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真正使客家人以自己是客家人为荣、为傲！在这方面，加强与大陆及全球其他国家客家学者的交流、合作是很重要的。因为台湾客家史只是整个客家史的一部分，在整个客家史背景下来谈台湾客家史，其文化根基更加深厚，文化精神更加突出，客家人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就能更自然地确立。

再次，从政界人物来说，其客家政策和族群政策应着眼于全局和长远，不应短视地、急功近利地为了选票而打“客家牌”“族群牌”。更不应说一套、做一套，选举过后就回到忽视和打压少数族群的老路上。要认识到公平正义与民主多元是全体台湾人的真正价值所在，族群和谐、团结不仅是少数族群的福祉，也是全台湾的福祉；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只会把台湾带进人民分裂、内斗不已的死胡同，最后各族群都会尝到互相消耗、同归于尽的苦果！

最后，从社会各界来说，多数族群要学会尊重少数，各少数族群应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互相声援。其中对于台湾客家人来说，切莫以某些福佬沙文主义者对待弱势族群的态度对待外省人和原住民，而应完全平等待人，真正把台湾各族群都当做台湾的主人，结成同舟共济的生命共同体。

笔者本身是客家人，研究客家历史文化多年，自以为略能感受台湾客家人的处境和追求，但毕竟缺乏在台湾长期生活的经验和体会，以上愚见，或许如同隔岸观火、隔靴搔痒，难辞不能切中要害之讥，敬祈台湾同仁与海内方家正之。

【注释】

[1]《明史》卷222《凌云翼传》述凌云翼万历元年（1573）进提督两广军务之后曰：林凤“初屯钱澳求抚，（提督殷）正茂不许，遂自澎湖奔东番魍港”。饶宗颐《潮州志·大事志》系此事为万历元年（1573）冬十二月，并注明东番即台湾，见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本第1册，第267页。

[2]邱彦贵、吴中杰：《台湾客家地图》，猫头鹰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3]刘子民：《寻根揽胜漳州府》，华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页。

[4]以上两段所论，参见谢重光：《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170页；《福建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1页。

[5]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6]林嘉书：《南靖与台湾》，华星出版社1993年版。

[7]《皇朝经世文编》卷84《上福节相论台事书》说，乾隆年间，“全台大势，漳泉之民居十分之六七，广在三四之间”。文中“漳泉之民”约略相当于福佬人，“广人”约略相当于客家人。

[8]据连横：《台湾通史》卷15《抚垦志》，郑成功克平台湾后，刘国轩长期负责抚番、屯田事务，推想他的屯田兵士应有自家乡带去的子弟。据连城四堡的一些族谱记载，四堡明清时有人迁居台湾目加溜。（见四堡展览馆墙上所挂四堡人在海外分布图所示，四堡在1958年前属长汀县。）按：目加溜或目加溜湾是汉人拓垦台湾早期所用地名，后来废弃不用。由此可见四堡人移民目加溜的时代甚早，可作为刘国轩家乡子弟兵随刘入台留居垦殖的旁证。

[9]据罗炤调查，参加万礼结拜万姓兄弟的还有平和县的叶冲、鲁英，诏安县官陂的廖猛、刘阿贤，五通（诏安县）的黄靖，南陂（诏安县）出生的吴钩，另外还有元中、进水、下河（分属诏安的霞葛和红星镇，下河是云霄县的客家乡）的人。（见罗炤：《天地会探源》连载之50，该文从1994年10月19日开始在《中华工商时报》连载，共分139次载完。）按：诏安县官陂、霞葛和红星镇都是客家住区，与之毗邻的本县五通、南陂及邻县平和西部、云霄西北部也是客家住区或闽、客杂居地区。由此推测，万姓结义兄弟基本上是客家人，他们统领的起义武装也应是客家人居多。

[10]罗炤：《天地会探源》（连载之24）。

[11]刘子民：《寻根揽胜漳州府》，华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225页。

[12]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第7页。

[13]乾隆《重修凤山县志》卷3《风土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46种。

[14]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下卷（中译本），“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译，1985年），第289页；连文希：《客家之南迁东移及其人口之流布》，《台湾文献》23卷4期；陈运栋：《客家人》第2章第3节“客家东移台湾的路线及其分布”，联亚出版社1983年版，第95～96页。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王瑛曾：《重修凤山县志》卷10《人物志·义民》称居住于下淡水港东、西二里的广东人“率粤之镇平、平远、嘉应州、大埔等州县人”，亦可证下淡水溪流域的移民主要是来自镇平、平远、兴宁、长乐的所谓四县客家人。

[15]这三条规定被称为清初移民台湾的政策，但可能并不是出自皇帝的某一道诏令，而是研究者从散见的诏敕奏议中归纳出来的。对这一政策的系统表述，最早见于日本学者伊能嘉矩的《台湾文化志》（中卷，第409页）。论者引述常常互有异文，笔者这里综合参考了1997年6月台湾大学林正慧硕士论文《清代客家人之拓垦屏东平原与六堆客庄之演变》的引文。此政策主要出于施琅的建议，其出台时间，据李祖基的研究，大约在康熙二十四至二十九年（1685—1690）之间（《论清代移民台湾之政策——兼评〈中国移民史〉之“台湾的移民垦殖”》，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但由上引粤东四县客家人于康熙二十五（1686）、二十六年（1687）移垦下淡水溪东岸的事例来看，这三条规定（至少是第三条禁令）的出台时间应较靠后［如在康熙二十八（1689）、二十九年（1690）］为合理。

[16]（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载《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第92页）引《理台末议》有云：“终将军施琅之世，严禁粤中惠、潮之民，不许渡台。盖恶惠、潮之地素为海盗渊薮，而积习未忘也。琅殁，渐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理台末议》盖为康熙时人的献策，具体作者不详。

[17]刘子民：《寻根揽胜漳州府》，华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18]《寻根揽胜漳州府》，第233页。

[19]（清）黄钊：《石窟一徵》卷3《教养》，民国十九年（1930）广东蕉岭黄睦记重刊本，第6页。

[20]（清）黄钊：《石窟一徵》卷3《教养》，第8页。

[21]（清）周钟瑄主修，陈梦林等编纂：《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汉俗》，载《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1962年。

[22]嘉应州于雍正十一年（1733）从潮州和惠州析出，此前分属潮、惠二州。

[23]本节资料主要来源于张惟等：《寻根揽胜闽西缘》，海风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24]台湾著名货殖家黄南球的父亲黄梅怡即在道光初年或中期由粤东五华（当时称“长乐”）尖山迁台，见黄卓权《跨时代的台湾货殖家——黄南球先生年谱（1840—1919）》，“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2004年版。

[25]《清德宗实录选辑》，《台湾文献丛刊》第193种，台湾银行1959年版，第2页。

[26]（清）黄钊：《石窟一征》卷3《教养》，第7页。

[27]（清）曹振镛等：《会议台湾善后事宜疏》（1834），见《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第3～4页。

[28]《闽浙总督富勒浑奏折》，见《明清史料》戊编，第2辑，第130页。

[29]（清）魏源编，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4《上福节相论台事书》。

[30]前引周钟瑄主修，陈梦林等编纂《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汉俗》。

[31]以上关于台湾客家分布历史面貌的资料与观点，主要依据邱彦贵、吴中杰《台湾客家地图》所论。

[32]以上关于台湾客家人现实分布状况的数据与观点，主要依据萧新煌、黄世明：《台湾地方社会与客家政治力：客家族群派系的类型、发展及限制》，载徐正光主编：《历史与社会经济——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年版；间或参考了邱彦贵、吴中杰《台湾客家地图》的资料。

[33]（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5《番俗六考·北路诸罗番四》附载，《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第112页。

[34]（清）周钟瑄：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汉俗》，《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第136～137页。

[35]（清）诚善：道光《永定县志》卷14《风俗志》，道光十年（1830）木刻本。

[36]邱彦贵、吴中杰：《台湾客家地图》，第36页。

[37]（清）周玺：道光《彰化县志》卷5《祀典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56种，第158页。

[38]古竹苏氏《芦山派系始祖益公遗下族谱》，光绪二十一年（1895）手写本。转引自杨彦杰：《台湾北部的汀州移民与定光古佛信仰：以淡水鄞山寺为中心》，载赖泽涵、傅宝玉主编《义民信仰与客家社会》，台湾南天书局有限公司、“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2006年版，第284页。杨彦杰原按“引文部分似为苏氏后人所加”。

[39]参见杨彦杰：《台湾北部的汀州移民与定光古佛信仰：以淡水鄞山寺为中心》，前揭书第285页。

[40]（清）陈培桂：同治《淡水厅志》卷13《古迹考·寺观（附）》，《台湾文献丛刊》第172种，第346页。

[41]淡水鄞山寺一张供桌桌脚题写“道光二十三年……永邑弟子大学生张英才同男鸣岗敬奉”字样，《淡水厅筑城案卷》又记载淡水厅筑城时“州同张鸣岗”题捐了“城工银一百两”；鄞山寺侧罗氏墓塔原碑刻着“汀州永定金沙可斌、可荣罗公墓”字样。转引自杨彦杰前揭文，第282页。

[42]鄞山寺内道光二十三年（1843）楹联为“武邑弟子练龙贵兄弟等同叩”敬献。

[43]鄞山寺内保存的同治十二年（1873）《碑记》。

[44]鄞山寺董事江沧汉等为寺产争执向官府呈递的禀文，见鄞山寺寺内碑刻。转引自杨彦杰前揭文，见前揭书第288页。

[45]（清）佚名《新竹县采访册》卷5《碑碣》所载同治三年（1864）六月《示禁赌博碑》，有“据竹北二保新埔街总理彭澄清、张林超……禀称”等语，见《台湾文献丛刊》第145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年版，第251页；又光绪二年（1876）五月二十二日《淡新档案》12217.5有“九芎林、五和庄等地方……即如现今张林超、刘世珍，近亦以次殂谢”等语。

[46]（清）陈培桂：同治《淡水厅志》卷14《祥异考·兵燹门》，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八日条。

[47]（清）姚莹：《东槎纪略》卷3《噶玛兰原始》，《台湾文献丛刊》第7种，第71页。

[48]铃木清一郎原著，高贤治、冯作民编译：《台湾旧惯习俗信仰》，台湾众文图书公司1978年版，第301～302页。

[49]分见张惟等：《寻根览胜闽西缘》，第205、347页。

[50]分见“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藏《明志书院案底》，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抄本，第29～36页。

[51]尹章义：《台湾客家史研究》，“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2003年版，第104页。

[52]“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藏《明志书院案底》第1册，“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抄本，第2页。

[53]《明志书院案底》第1册，胡邦翰：《谨将永定贡生胡焯猷建立明志书院案底呈文》，“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抄本，第2页。

[54]（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2《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鹿洲全集》上册，第49页。

[55]《明志书院案底》，“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抄本，第1页。

[56]前引《垦殖台北胡焯猷》一文称清廷和台湾总督分别授予胡焯猷“文开淡北”“功资丽泽”匾额，按清代台湾无总督，是时台湾属闽浙总督管辖，授匾的总督是时任闽浙总督杨廷漳。

[57]不少文章提到胡焯猷是汀州贡生，但遍查乾隆《汀州府志》和民国《永定县志》的《选举志》，在各种名目的贡生名单中，俱无胡焯猷之名，说明胡焯猷并未在原乡汀州考中或捐纳获得贡生名衔。其贡生头衔，应是在台湾纳赀捐得，或官府以其屡次捐献义举而赠予的。郑宝禄《永定赴台打拼第一人——胡焯猷》说他“以生员身份捐纳为例贡”，暗示胡焯猷是在台湾拓垦致富后捐纳取得贡生资格的，比直接称胡焯猷为“汀州贡生”，较为客观。文见《福建史志》2011年第6期。

[58]如胡焯猷所献建明志书院的水田80甲，有佃农胡旭卢等27户（《明志书院案底》，“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抄本，第29～36页），其中胡旭卢来自永定县金丰里，“清乾隆年间开始渡台建业，设址泰山乡贵子坑村拓垦定居”。（胡丕烈先生藏《旭炉号纯厚美玉公胡氏派下家谱》，手抄本，第2页，转引自尹章义《台湾客家史研究》，第122～123页），很可能就是跟随胡焯猷到台湾垦殖的。

[59]综见《寻根揽胜闽西缘》，第54、213、200、221页。

[60]尹章义《台湾客家史研究》，第184页。

[61]福建省平和县地名办公室编：《平和县地名录》，1981年10月。此《地名录》所录载的地名具体到自然村和山、岭、河流等自然地理实体的名称，是目前所见最详细的地名资料。

[62]1982年台湾张华日祭祀公业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决议重建张氏墓园，将第12世广厚祖妈、第13世华勋祖妈、华立、华任等齐葬同茔，见尹章义《台湾客家史研究》，第186页。

[63]原谱第6页，转引自尹章义《台湾客家史研究》，第183页。

[64]见尹章义《台湾客家史研究》，第186页。

[65]台湾《漳浦林启元公一派家谱》（手抄本，无页码），转引自尹章义《台湾客家史研究》，第186页。

[66]台湾《林氏族谱》，林义修先生提供，未刊本，无页码。转引自尹章义《台湾客家史研究》，第124页。

[67]这份调查报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无页码，原为日文，经尹章义译成中文，见尹章义《台湾客家史研究》，第65页。

[68]（清）陈培桂：同治《淡水厅志》卷6《典礼志·祠庙门》，第86页。

[69]谢重光：《三山国王信仰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1、110页。这里所说粤东，包括惠州和日后的嘉应州在内。

[70]台湾学者邱彦贵、吴中杰一方面指出把客家与三山国王画上等号，“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并具体举证了马卡道平埔族信奉三山国王的情况；但又认为在台湾中南部“三山国王是最佳的客家索引工具”，看来其所谓“不完全正确”主要是指三山国王也庇护平埔族人，在潜意识中，仍以三山国王作为客、福族群划分的标志。见所著《台湾客家地图》，第100～102页。

[71]庄吉发：《从档案资料看清代台湾的客家移民与客家义民》，载赖泽涵、傅宝玉主编《义民信仰与客家社会》，南天书局2005年版，第26页。

[72]徐正光：《徘徊于族群和现实之间·序言》，正中书局1995年版，第6页。

[73]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增订本），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页。

[74]《重修凤山县志》卷12上《艺文志·题义民效力议叙疏》，《台湾文献丛刊》第146种，第343页。

[75]《台海使槎录》卷4曰：“南路澹水三十三庄，皆粤民垦耕。辛丑变后，客民（闽人呼粤人曰客仔）与闽人不相和协。”见该书第93页，这一记载被广为引用，给人以客家、福佬不相和协是因朱一贵事件而起的错觉。

[76]《重修凤山县志》卷12上《艺文志·题义民效力议叙疏》，《台湾文献丛刊》第146种，第343～344页。

[77]《重修凤山县志》卷11《杂志·灾祥·兵燹附》，第273页。按：记载中所谓“粤众”，显然是潮属之潮阳、海阳、揭阳、饶平数县同操闽南方言之人，属于福佬族群，因为事变中“镇平、程乡、平远三县之民，并无入伙”，即粤籍客家人无人参与起事，已如前述。

[78]同治《淡水厅志》卷14《考四·祥异考》。

[79]《重修凤山县志》卷11《杂志·灾祥·兵燹附》，第276页。

[80]《重修凤山县志》卷11，第276页。

[81]《台海使槎录》卷4，第93页。

[82]简炯仁：《“六堆”聚落的形成及其社会变迁》“附录”，载徐正光主编《聚落、宗族与族群关系——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年版，第26～28页。

[83]（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4《赤坎笔谈·朱逆附略》，《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

[84]蓝鼎元代蓝廷珍所拟：《闽粵相仇谕》，载《重修凤山县志》卷12。蒋炳钊等点校《鹿洲全集》所收《东征集》卷5，题作《谕闽粤民人》，文字小有差异。

[85]（清）卢尔德嘉：《凤山县采访册·壬部·艺文·兵事（上）》。

[86]（清）卢尔德嘉：《凤山县采访册·壬部·艺文·兵事（上）》。

[87]（清）不著撰人：《嘉义管内采访册·打猫西堡·兵事》。

[88]《淡水厅志》卷9《列传·名宦·文职·徐梦麟》。

[89]《彰化县志》卷3《官秩志·政绩·寿同春》。

[90]《淡水厅志》卷9《列传三·义民》。

[91]《彰化县志》卷11《杂识志·兵燹》。

[92]《彰化县志》卷11《杂识志·兵燹》。

[93]《彰化县志》卷11《杂识志·兵燹》。

[94]（清）卢德嘉：《凤山县采访册·庚部·义民》。

[95]黄旺成主修，郭辉等纂：民国《新竹县志》卷4《人民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9页。

[96]（清）吴子光：《台湾纪事》卷2《金广福大隘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版。

[97]吴学明：《金广福垦隘研究》（上），新竹县立文化中心2000年版，第47页。

[98]吴学明：《金广福垦隘研究》（上），新竹县立文化中心2000年版，第49～50页。

[99]吴学明：《金广福垦隘研究》（上），新竹县立文化中心2000年版，第34～35页。

[100]吴学明：《金广福垦隘研究》（上），新竹县立文化中心2000年版，第158页。

[101]（清）柯培元撰：《噶玛兰志略》卷1《建置志》，《台湾文献丛刊》第92种。

[102]（清）姚莹：《东槎纪略》卷3《噶玛兰原始》，《台湾文献丛刊》第7种。

[103]（清）姚莹：《东槎纪略》卷3《噶玛兰厉坛祭文》，《台湾文献丛刊》第7种。

[104]谢重光：《闽西定光佛信仰研究——以其身世、宗教属性、形成传播情况及相关民俗活动为中心》，载谭伟伦主编《民间佛教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62页。

[105]林瑶祺：《汀州客团结的象征——以彰化定光佛庙为例》，载《定光古佛与客家民间信仰》，闽西客家联谊会、龙岩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2008年版，第42～43页。

[106]据（清）陈培桂《淡水厅志》记载，鄞山寺始建于道光二年（1822），但现存寺内的《鄞山寺石碑记》［同治十二年（1873）立］记载建于道光三年（1823），今以石碑记为准。

[107]李乾朗：《鄞山寺调查研究》，“台北县政府”编，1988年版。

[108]杨彦杰：《淡水鄞山寺与台湾的汀州客家移民》，《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09]《台湾客家史研究》，第3页。

[110]《台湾客家史研究》，第211页。

[111]林瑶祺：《汀州客团结的象征——以彰化定光佛庙为例》，载《定光古佛与客家民间信仰》，闽西客家联谊会、龙岩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2008年版，第43页。

[112]（元）刘希孟：《明贶庙记》，见《康熙潮州府志》卷11《艺文》，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0年版，第49～53页。

[113]（清）陈培桂：《淡水厅志》卷6《典礼志·祠庙》，第86页，

[114]“日治时期”大正四年（1915）成书的台北厅《社寺廟宇關スル調查》，“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藏手稿本，无页码。转引自尹章义《台湾客家史研究》第65页。

[115]据前引《社寺廟宇關スル調查》。

[116]《台湾客家史研究》，第68～69页。

[117]黄子尧：《台湾客家与三山国王信仰——族群、历史与民俗文化变迁》，客家台湾文史工作室2005年版，第125～127页。按：台湾三山国王庙总数，本书给出的数据是224座，但上述分类统计所得则为225座。

[118]黄子尧：《台湾客家与三山国王信仰——族群、历史与民俗文化变迁》，客家台湾文史工作室2005年版，第128～129页。

[119]刘还月：《台湾客家风土志》，常民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18页。

[120]台湾客家劳工运动是台湾解严后以客家工人为主体，为争取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和奖金、维护工人种种经济权益为诉求，采取罢工、街头示威游行、冲击权力机构、与资方和政府谈判等方式而进行的自主工人运动。重要者诸如1988年1月间的亚洲水泥工会抗争事件；4月间，台汽劳工为成立工会而进行的一连串抗争；7月间，台湾“苗栗客运工会”的大罢工；以及1988年4月28日，以远化工会会员为主的工党党员，为支持新竹市政府华夏玻璃公司筹组工会被解雇的陈建佳，及抗议新竹市政府公权力失职，而发起各地工会在新竹市进行示威游行等，都是由客家工人为主要成员的工运组织所推动的，并都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121]解严后，台湾农民运动步入组织化、动员化的运动高潮，而客家地区在整个运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以云嘉南为基地的农权总会系统，以东势山城区、高屏六堆区即新竹丘陵区为基地的农民联盟系统，都以客家人为主要运动成员。著名的“美浓反水库人民运动”，更是以客家小镇美浓爱乡协进会为组织中心，发动200多名美浓民众唱着山歌到立法院抗议，后来又串联全台湾客家人声援美浓客家农民的斗争，经过七年的艰苦抗争，终于取得了成功。

[122]台湾一批客家知识精英掀起的以抢救、复兴台湾客家人的语言、文化为主旨的文化抗争运动，因为这一抗争以社会运动的形式进行，故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范振乾将其定名为“客家文化社会运动”。

[123]参见范振乾：《义民爷信仰与台湾客家文化社会运动》脚注19的归纳，载赖泽涵、傅宝玉主编《义民信仰与客家社会》，第372页。

[124]杨长镇：《社会运动与客家人文化身份意识之苏醒》，载徐正光主编《徘徊于族群和现实之间》，正中书局1991年版，第193页。

[125]范振乾：《义民爷信仰与台湾客家文化社会运动》，前揭书第368页。

[126]范振乾：《义民爷信仰与台湾客家文化社会运动》，前揭书第376～381页。

[127]杨长镇：《社会运动与客家人文化身份意识之苏醒》，载徐正光主编《徘徊于族群和现实之间》，第193页。

[128]陈坂：《族群与地域：台湾客家在地化的文化观察》，载徐正光主编《聚落、宗族与族群关系——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0年版，第306页。

[129]李明辉：《一个客家人的本土观》，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7月24日（笔者有删改）。

[130]李明辉：《一个客家人的本土观》，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7月24日。

[131]台湾开发史上有不少客家人与福佬人合作拓垦、和睦相处的事例，尹章义《台湾客家史研究》举出的“新店安坑地区的客家人与福佬人”即其一例，见该书第89～93页；道光十五年（1835）二月，由闽绅林德修与粤籍客家人姜秀銮同立合约，组织金广福总垦号拓垦竹堑是更著名的事例，参见谢重光：《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第五章第一节第二点“北埔姜家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132]在乙未反割台事件中，客家人丘逢甲、刘永福、姜绍祖等与福佬人林朝栋同为抗敌主力军，共同谱写了抗日爱国的英雄史诗。

[133]参见徐正光：《台湾的族群关系——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探讨》第三节《台湾族群体系的形成与变迁》第二点“汉人移垦所形塑的族群体系”，台湾《客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第391页。

[134]参见徐正光：《台湾的族群关系——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探讨》第三节《台湾族群体系的形成与变迁》第五点“本土化运动与族群关系”，台湾《客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第394～395页。

[135]黄智贤：《战栗的未来——解构台湾新独裁》拾捌“阻止新独裁——避免台湾走上德国路”，中国通国际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56页。

[136]范振乾：《我不只是客家人，我也是讲客家话的台湾人——〈客家杂志〉创刊八周年有感》，台湾《客家杂志》第65期社论，1995年11月。

[137]（清）周玺：《彰化县志》卷5《祀典志·祠庙·三官堂》，《台湾文献丛刊》第156种，1962年。

[138]范明焕：《客家人的三官信仰文化》，《台湾客家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0、107页，“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客家台湾文化学会2004年版。

[139]《台湾客家史研究》，第297页。

[140]徐正光分别引述林忠正和林鹤玲以及蔡淑铃、瞿海源1993年的研究成果，见徐正光：《台湾的族群关系——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探讨》第二节《当代台湾社会中的族群结构特征》第二点“教育程度”，台湾《客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4年，第385页。

[141]徐正光引述林忠正和林鹤玲的研究成果，见《台湾的族群关系——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探讨》，第386页。

[142]2000年“台湾大选”时，来自桃园中坜的客家人许信良作为独立候选人提出的竞选文宣资料《千禧年的新“客”题——前瞻全球化潮流挑战的客家文化》卷二《客家人自身内部的反省》第二点“客家人与其他族群”。按：许信良的客家族群观反映了台湾客家人的主流意见。其所使用的“融合”概念，主要指弱势族群被强势族群同化而消融于无形，与内地“融合”概念主要指族群间融洽、合作的意思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