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运动：抢救语言、公祭义民爷与族群意识的成效

2023-08-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抢救客家语言之外，客家运动抓住的另一个足以凝聚客家人向心情感、提升客家人族群意识的焦点问题是公祭“义民爷”。凡此，都说明台湾客家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台湾客家人正在逐步摆脱“隐形族群”的悲哀。但另一方面，台湾客家运动的问题和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客家文化社会运动的核心组织客家风云杂志社，成员很复杂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当局实行“解严”政策，台湾社会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台湾客家人因应这一时代潮流，适时发起了“客家运动”。

广义的台湾客家运动，包括劳工运动^[120]、农民运动^[121]及“客家文化社会运动”^[122]几个方面；但劳工运动和农民运动争取的是具体的经济利益，唯有“客家文化社会运动”才直接致力于客家文化复兴和促进族群觉醒，所以狭义上的台湾客家运动，实际上就是台湾“客家文化社会运动”。

台湾“客家文化社会运动”的兴起，以1987年10月“客家风云杂志社”成立为标志。当时台北有一批青壮年的知识精英，鉴于台北都会区的客家年轻人大部分都不会说客家话，深深感到客家话有断层且将消逝、客家人势将变成隐形族群的危机，集议成立客家风云杂志社，以建立客家人的新价值为目标，大力宣传和报道客家史和客家事，并广泛地与传统的客家社团如台湾“世界客属总会”“台北市中原客家崇正会”等接触和联络，共同推动客家运动的发展。

台湾客家文化社会运动所追求的“客家人的新价值”，要旨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认同客家身份：自我认识，自我认同，提升客家人的族群意识，以做客家人为荣、为傲。

2.团结客家力量：增进自我了解，促进客家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提升族群内聚力。

3.积极争取权益：大声说出客家人的声音和要求，提出客家人的主张，以引起朝野各界重视客家人的福祉，争取客家人的权益。

4.贡献多元民主社会：提高客家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地位和功能，使客家人在多元民主的社会扮演更积极主动的角色。^[123]

围绕这一“客家人的新价值”，客家风云杂志社（第二年改为客家杂志社）成立之初，抓住抢救客家语言这一关键问题，做了许多工作。他们于1988年下半年筹组了“客家权益促进会”，以当局独尊国语、打压本土语言的政策为反抗对象，集结各地客家人的力量，于1988年12月28日发动了“还我母语”大游行，提出了“开放客话广播、电视节目，实行双语教育、建立平等语言政策，修改广电法廿条对方言之限制条款为保障条款”^[124]等具体的要求，参与游行的有各界客家人士6000多人。

在抢救客家语言之外，客家运动抓住的另一个足以凝聚客家人向心情感、提升客家人族群意识的焦点问题是公祭“义民爷”。如上节所述，义民是台湾开发史上社会出现动乱时为保卫客家人的家园而英勇献身的客家先民，后来客家子孙感念义民的精神和功绩，将义民尊为“义民爷”或“义民爷爷”，建庙祭祀，形成了客家社区独有的义民信仰，其在台湾客家人中的影响即“义民爷的神威”，已超过了三山国王、定光古佛等来自原乡的传统客家福神。但由于台湾客家人长期被压抑忽视，在社会上隐没退缩、不敢认同自己的身份，处于“隐形化”或“边陲化”的尴尬境地，加之各地客家人各自发展，一向很少联络，也没有形成全台湾客家人共同的“我族”认同，故以往各地客家人祭祀义民爷都是自发的、小范围的分别行动。解严之后，在族群意识逐渐觉醒、对族群尊严的要求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传统的客家社团与客家风云杂志社等新起的现代型客家社团相结合，在台北、新竹等地共同推动赋予义民信仰现代的意义与使命，使之“成为客家文化社会运动里凝聚、结合客家力量最重要的一环”^[125]。

台北第一次大规模公开祭拜义民爷是在1998年8月19—21日，由“台北市中原客家崇正会”发起和组织。祭典活动共进行了三天，三天祭典期间，“祭拜的善男信女络绎于途，平日工作忙碌、难得见面的亲朋好友，在现场意外相逢，频传惊呼、笑声。压抑已久的乡音也借此机会尽情倾吐”。而且，义民爷神像从新竹迎来，很多新竹客家人参加了祭典，“但促成本次活动的主力宋镇源却是六堆客家人”，成为“显示南北客家大团结的象征”。这次祭典为台北客家人“发声”并展示客家传统文化（如八音吹奏、舞狮、锣鼓阵等）提供了平台，“激起了乡亲们潜藏已久的热情，凝聚了向心情感”。紧接着这次活动，同年12月4—22日，客家人又在新竹县举行了新埔枋寮义民庙创建200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全台各地25所义民分庙的主神义民爷第一次回到主庙汇合，共同出巡绕境10天，将全台湾的客家义民信仰活动串联一起，“其意义与效果早已超越了民间信仰层次延伸到其他政治、社会与文化层面”^[126]。

的确，“还我母语”大游行与新竹新埔祭拜义民爷的盛大庆典活动前后相隔仅四天，互相呼应，造成浩大的声势，其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例如，从此台湾地区的政治人物都认识到客家人在选举政治上的作用，每逢各类选举，候选人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为何，都要到新埔枋寮义民庙祭拜示好，甚至还有许多一向认同福佬人身份或来自外省的政治人物，在选举关头声称自己是客家人，显示客家人已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再者，经过多年的努力，“还我母语”大游行设定的主要目标，如“开放客话广播、电视节目，实行双语教育，建立平等语言政策，修改广电法廿条对方言之限制条款为保障条款”等已基本实现：“宝岛客家电台”已于1994年9月18日正式开播，台湾客家电视台也于2003年7月1日开播。另外，从2000年开始，台湾教育行政当局还明确规定小学一至六年级专设“乡土语言”课，规定中学生与小学生一起，必须在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中选修一种乡土语言。此举可能导致弱化国语（普通话）官方语言地位的后果，带有“去中国化”的政治意图；但从族群平等的角度看，能把客家话及原住民语言与闽南话并列，中小学生的乡土文化教育不但有学闽南话的权利，也有学客家话和原住民语言的权利，仍然具有纠正某些闽南人的沙文主义、片面地把闽南话视为“台语”的偏颇，显示了客家人与原住民地位的提高。2001年6月14日，台湾当局还在“行政院”设立了“客家委员会”，赋予其“复兴日渐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续客家传统文化命脉”的职权。此后，台湾相关各市县政府也相继设立了“客家委员会”。凡此，都说明台湾客家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台湾客家人正在逐步摆脱“隐形族群”的悲哀。

但另一方面，台湾客家运动的问题和不足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是运动的组织准备和理论准备都很不足。客家文化社会运动的核心组织客家风云杂志社，成员很复杂，有的本身就是某一政党的党员，是带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倾向参加运动的，成员间“缺乏理念上深入的反省及明确的厘清”，“临时杂凑成的各支客家社会力也未有过理念的交换、论辩、整合”，导致运动很快就分崩离析。^[127]其次，客家运动希望建立全台湾客家人相互凝聚的“生命共同体”，但各地客家人互相接触后却发现了彼此在语言和习俗方面的“歧义性”，使全台湾客家人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下的心愿受到相当程度的动摇。^[128]再次，客家文化社会运动把焦点集中在语言文化的复兴上，比较忽视客家人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努力，亦有自我设限的缺陷。更为严重的是，运动中一些人热衷本土论述，不但未能敉平客家人长期受压的心灵创伤，反而有激化族群对立、在客家人伤口上撒盐之虞。

关于本土论述带给台湾客家人的新困惑，“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暨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合聘教授李明辉博士的一篇文章很能说明问题。李明辉是祖先迁台已经260年的屏东客家人。他小时候住在台北的老社区，绝大多数居民都使用闽南语。上小学第一年，老师在课堂上完全讲闽南语，他一句话都听不懂，挫折感很大。在留学德国时，由于国籍问题上的一系列不愉快经历，他很认同“台湾”，“台湾意识”开始萌芽并加强。但他回台湾任教后，正值政府宣布解严，台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本土论述”逐渐在政治与文化领域蔚为主流，他的感受就渐渐不一样了。他在文章中写道：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现象令我越来越感到不安。“台语”成了“闽南语”的代称。政治人物竞相以会不会说“台语”（闽南语）来区别爱不爱台湾。

他还谈到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TVBS电视台举办民调，调查选民对于候选人意向所采取的荒谬做法：

主其事者将选民区分为“本省人”“外省人”与“客家人”三类。这种分类法很荒谬，因为他假设“客家人不属于本省人”。可见“台语”等于闽南语，“台湾人”等于河洛人（即福佬人）的成见已积非成是到什么地步，以致媒体工作者都浑然不觉！^[129]

通过一系列切身体验，李明辉认识到目前在台湾流行的“本土论述”其实是一个霸权论述，反映了台湾福佬人的沙文主义，“因为它可以不顾逻辑与常识，任意界定‘台湾’一词的内涵”。他认为，“台湾目前需要的，不是‘本土论述’，而是‘多元文化论述’”^[130]。而我们透过台湾客家知识分子李明辉的感受，则深切认识到台湾客家运动的不足与缺失。客家运动所追求的是“公平正义与多元民主”，但若按照包括一部分客籍人士所极力主张的“本土论述”走下去，台湾客家人不但得不到公平正义，而且连“台湾人”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那不就走到客家新价值观的反面了吗？

客家运动：抢救语言、公祭义民爷与族群意识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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