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州客对台湾开发的贡献

2023-08-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汀州本是客家中心区域之一，汀属各县都是纯客家县份，来自汀州的移民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汀州客移殖台湾及在台湾社会的表现，上一节已约略述及；但过去对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台湾学者根据台湾文献的记载和某些文物、遗迹进行探讨，大陆学者根据大陆文献结合社会调查进行探讨，很难避免片面之见。以此而论，汀州客家移民入垦台湾中部的彰化地区，很可能在康熙时期即已开始。

汀州本是客家中心区域之一，汀属各县都是纯客家县份，来自汀州的移民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汀州客移殖台湾及在台湾社会的表现，上一节已约略述及；但过去对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台湾学者根据台湾文献的记载和某些文物、遗迹进行探讨，大陆学者根据大陆文献结合社会调查进行探讨，很难避免片面之见。这里尽量结合两岸文献和文物、口碑资料，力图比较客观深入地处理问题。

（一）汀州客在北台湾主要拓垦、聚居地的变迁

汀州客家人移殖台湾，除了明郑时期随刘国轩等客籍将领赴台的一小部分人，最早的应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被先期赴台的闽南人招来佃耕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说：“罗汉内门、外门田，皆大杰颠社地也。台（台湾县）、诸（诸罗县）民人招汀州属县民垦治。自后往来渐众。”^[33]“罗汉内门、外门”在今高雄县境内内门、旗山一带，当时属于台湾县管辖，所以初期被招赴台垦田的汀州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台湾南部，但“自后往来渐众”，就应有不少人转往台湾北部的诸罗县境内垦荒了。康熙《诸罗县志》所谓“自下加冬至斗六门。客庄、漳泉人相半……斗六以北，客庄愈多，杂诸番各自为俗”^[34]。所言斗六以北，主要是指浊水溪以北，可以一直北到淡水河两岸。所言客庄，虽然主要以粤东客家为主，也应包括汀州客家人。汀州客家人之所以选择往北发展，盖因其时入垦台湾中、南部的闽南人和粤东福佬、客家人较多，而北部台湾特别是淡水河南北岸草莱未辟，荒地多而竞争少，有利于相对弱势的汀州客族群自主拓垦创业。

当时汀州属县赴台拓垦者，以汀州南部的永定、武平、上杭三县为多，尤以地处汀州最南端与潮州、漳州交通方便的永定县为最。自永定县顺汀江而下，可以直通潮州各出海港口，从永定县往东，经漳州至厦门港也很方便。明末以来，永定县的商品经济长足发展，“商之远贩吴、楚、滇、蜀，不乏寄旅；金丰、丰田、太平之民，渡海入诸番如游门庭”^[35]。由于本县土瘠民贫，发展空间有限，加之远出谋生已成习惯，在台湾地旷人稀，提供了很好的拓垦机会的情况下，永定客家人便大批渡海入台垦殖了。

赴台拓殖的汀州客家移民分布很广，但以台湾中北部为多。据台湾客家学者邱彦贵、吴中杰的研究，地处“台湾头”的北海岸，包括淡水、三芝、石门一带，这个区域的客家移民主要来自汀州府。其中人数最多者首推永定县，也有一些武平、上杭的移民，如练姓即来自武平，华姓来自上杭。^[36]而在南彰化平原，也有汀州客家人的踪迹。例如彰化县有个叫做永靖的乡镇，即因永定和南靖县的移民来此开发而得名。日久年湮，台湾中北部的汀州客或迁移，或被福佬化，族群文化特性大多隐而不彰，但彰化的定光庵和淡水的鄞山寺，为我们留下了当年汀籍移民在其地辛勤拓垦的历史证据。

彰化定光庵始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乃由“永定县士民鸠金公建”，至道光十年（1830），又由“贡生吕彰定等捐修，祀定光古佛”。^[37]移民从零星入垦到“呼朋引类”吸引较多同乡前来垦殖，并结成地缘组织创立祭祀原乡保护神的庙宇，应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以此而论，汀州客家移民入垦台湾中部的彰化地区，很可能在康熙时期即已开始。永定原乡的族谱资料，为此提供了佐证。古竹苏氏《芦山派系始祖益公遗下族谱》称：十一世祖肖屏公，嘉靖丁未岁（1547）生，娶吴氏，生五子，“此系后代第十七、十八世有人到台湾”。十六世祖泰友公，生八子，“其中一房移居台湾”。十五世祖升槐公，生于顺治八年（1651），娶卢氏，生四子，“第十七世迁台新竹”。十五世祖升莪公，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娶阙氏，生六子，其中次子癸舍、五子德舍、六子春满皆迁往台湾，现在升莪的后代在台湾共1000多人。^[38]苏氏第十六世、十七世的生活年代约当康熙初、中期，这两代有多人迁往台湾。此外，永定县高头江氏、湖坑李氏都有很多支派迁居台湾，移民时间在“清朝初年直至乾隆、嘉庆大约一百余年间”^[39]。原乡族谱记载与《彰化县志》关于定光庵的记载互相引证，说明我们断言康熙时期（主要应是后期）有汀州客家移民入垦彰化县是没有问题的。

淡水鄞山寺始建于道光三年（1823），最初主持捐建的总理是张鸣岗，施田充寺经费的是罗可斌^[40]，两人都是汀州永定人。张鸣岗的父亲张英才捐得“大学生”资格，张鸣岗则捐得“州同”身份，看来是拓垦有成的垦首；罗可斌与弟罗可荣原在淡水东兴街开店经商，原籍是永定县金沙。当时汀州人渡往台湾在淡水出入，均以罗氏兄弟的商店为集合点。^[41]建庙时以敬献楹联、题捐等形式参与其事的有永定江氏、李氏、孔氏、胡氏、苏氏、张氏、罗氏共七姓28人，都是汀州永定人。显示出在淡水河流域拓垦的汀州客籍移民中，永定移民占有突出的地位。

嗣后，参与鄞山寺庙产经营和管理的，新增加了游、练、徐三姓，其中练姓来自武平县^[42]。至同治年间，最早总理鄞山寺兴建的张氏和献地的罗氏，以及早期参与捐建的孔、李二氏退出了管理层，而由江姓结合苏、徐、胡、游、练共六姓组成管理层。^[43]姓氏的增多反映了有更多的汀州客家人陆续来台垦殖，管理权的移易，一则反映了地方各姓势力的消长，二则反映了移民拓垦重心和聚居地的变迁。例如，张鸣岗是道光初年兴建鄞山寺的总理，拥有“州同”身份，其父是“大学生”，显然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几十年后张氏在寺庙管理层中消失，而同治十一年（1872）却有“越县例贡生张林超”跑来鄞山寺“将帐仇匿”“案控公庭”^[44]。张林超是今属新竹县的新埔街、九芎林的“总理”^[45]，同时也是一位“例贡生”，在新埔街、九芎林也算得上一位头面人物。他凭什么“越县”到淡水鄞山寺来争执寺产？合理的解释，应是张林超乃张英才、张鸣岗的后裔，他以鄞山寺创建者后裔的身份，与当时寺院的管理层发生了财产争执。可见张氏的垦业已经从淡水河流域转移到桃、竹、苗台地了。

汀州客家人从淡水河流域向桃、竹、苗地区转移，有很多因素，其中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客家人与福佬人的族群矛盾。尤其是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之变后，客家人与福佬人的矛盾和猜疑加深，互相仇杀事件不断。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今台北县土城与台北市内湖一带漳泉、粤人杂居地方就发生“分庄互杀”^[46]；嘉庆四年（1799）、五年（1800），今头城和宜兰一带又发生粤人与泉人械斗。^[47]这些事件涉及的客家人虽是粤人，其实汀州客家人也未能幸免。例如淡水鄞山寺有这样一个风水传说故事：

传说鄞山寺的风水很好，是个“水蛙穴”，庙后面的两口水井相当于蛙眼，庙前面的半月池代表蛙口，在这种地点建庙必然特别灵验。然而草厝尾街的居民却十分紧张。原因是草厝尾街的风水恰是一条“蜈蚣”，如果让水蛙开始活动，这条街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于是，在严重抗议不果的情况下，当地居民请来了风水先生：在草厝尾街高高立起一根钓竿，每天夜里竿头点火作为诱饵，鼓乐齐奏，频频念咒。汀州人也十分恐惧，极力保卫，甚至举行盛大祭典，最终才保住水蛙的一只眼睛，另一只被对方攻破，井水变浊，于是水蛙也成了“病蛙”。又由鄞山寺的风水遭到破坏，因此“据传该庙的管理人，即使不死也要罹患重病”。^[48]

这一传说曲折地反映了汀州客家人与福佬族群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客家与福佬族群因语言风习的不同素有积怨，另一方面，彼此毗邻错居的两个族群又因争地、争水、争山林、争风水等现实的矛盾而摩擦冲突不断，无法和睦相处，处于弱势一方的客家人只好选择了迁移来脱离是非之地。这一态势，因战火威胁与樟脑、茶叶种植的兴盛而加速进行。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英舰进逼台湾，台北情势紧急，加之樟脑和茶叶事业大兴，粤籍客家人便变卖田业，迁到桃、竹、苗一带的粤籍客家人聚居区种植樟脑和茶叶，这才摆脱了淡水河流域闽、粤长期缠斗的局面。而不少汀州客也随粤籍客家人的迁徙潮流由淡水河流域移居桃、竹、苗，在樟脑和茶叶经济中找到了发展之路。

（二）胡焯猷的功业

胡焯猷是汀州客家人早期成规模移民台湾的领袖人物之一。关于他迁台的时间，说法不一。张惟主编的《寻根览胜闽西缘》第三章第四节“永定县”三《人杰地灵胡家庙》一文，记为“清乾隆初去台”；同书第四章《人物春秋》十九《垦殖台北胡焯猷》一文，记为“于清雍正十一年离家渡海到台湾府淡水新庄卜居”。^[49]台湾史家尹章义则根据胡焯猷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捐献田园创建明志书院时的呈文自称“青年创业，已荏苒乎七旬；白手成家，实经营乎半世”，以及当时地方官胡邦翰接受捐献时表彰胡焯猷“以四十余年手创基业，不私于子孙”^[50]之言，推断说：“自乾隆二十八年逆数四十，正是雍正元年”，因而“胡焯猷是康熙末年到（新庄）泰山拓垦的”^[51]。尹章义的研究与大陆学者的结论相悖，不知孰是，但胡焯猷于清代早期赴台应无疑义。

胡焯猷率亲族到台湾淡水后，斥资垦荒，凿渠引水，并与林作哲、胡习隆合组“胡林隆”垦号，开发良田数千甲，成为一方的大垦首。创业成功后，胡焯猷先于乾隆十七年（1752）捐建大士观于淡水观音山，继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捐资倡建关帝庙于新庄街，最后又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临回故里前捐出大宗田园房屋创建明志书院。他在捐建呈文中说：

孤寒负笈，苦于道远，是以有志之士难得成材，可造之资尝多中辍也。猷籍隶汀州，寓居淡水，青年创业，已荏苒乎七旬，白手成家，实经营乎半世，兹将归里……愿将手置兴直保兴直庄竹园、房屋、鱼池等项充作义学，又年收租谷陆百余石，永作缮修膏火之资。^[52]

联系到当时北台湾“地方荒陋”“士子捧手横经以弦诵相励益寡”^[53]，居民“未知教化，口不道忠信之言，耳不闻孝弟之行”，官方正讲求“广设义学，振兴文教”并进而筹设书院^[54]的形势，可知胡焯猷捐出一生奋斗所得产业的大部分创建书院，一是急官方所急，体现了客家人急公好义的精神；二是耕读并重，体现了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而这座明志书院是北台湾的第一座书院，比北台湾第二座书院早了80年，对于倡导读书风气，培养人才，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故时任台湾府北路淡防同知的胡邦翰给予胡焯猷的义举很高的评价，“其慕义无穷，实所罕觏。异日人才辈出，莫非该绅为之始基”^[55]。清廷和闽浙总督也为此分别授予胡焯猷“文开淡北”“功资丽泽”匾额^[56]，其贡生头衔也可能是此一时期获得的。^[57]以推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胡焯猷捐建书院之举，其贡献实不亚于他拓垦取得的巨大成绩。

清初汀州客家人赴台拓殖，大部分只作短期打算，获取利润后大多回故乡买田建屋，尚未有在台湾扎根的打算，胡焯猷也是这样。但按照当时许多赴台拓垦或佃耕者“春去秋还”的情况，胡焯猷在台创业40年间，可能曾多次归里，每次归里，可能都会带一些族人和乡亲赴台。^[58]他归里时向族人和乡亲讲述台湾的情况，尤其是他在台湾创业有成的实际事例，一定会成为许多人赴台的好榜样。稽诸史实，雍正、乾隆年间，永定县赴台垦荒者趾踵相接，如湖坑及奥杳李姓迁台者数百人，奥杳吴姓于乾隆年间迁台，今在桃园县已繁衍至数千人家。此外，还有江、阕、游、魏、沈、罗、苏、王、余、赖、华、卢、黄、张、陈、曾、吕、廖、刘、熊、范、林、丘、马、温、谢、翁、许、巫、邹、周、杨、葛、俞、邓、孔等40余姓人氏先后迁台。^[59]这些永定百姓的赴台，应有不少人是受胡焯猷影响所致，我们纪念胡焯猷的功业，也应关注他的表率作用。

汀州客对台湾开发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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