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移民台湾的时间和路线

2023-08-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客家人迁台的最早时间，可以追溯到明朝中叶。[2]据此看来，客家人到台湾活动的时间并不比闽南人迟，反而可能早于闽南人到达台湾。这一时期正是漳、潮海上武装集团活动猖獗、往来台湾频繁的时期。客家人在此期汉族移民总数中的比例，文献无证，无法确知。但当时虽有海禁，却并无特别歧视客家人迁台的律令。在明郑时代，又有一批客家人随着郑成功东征而移居台湾，比较大宗者一是刘国轩的部属，一是闽南万礼集团的成员。

客家人迁台的最早时间，可以追溯到明朝中叶。嘉靖、万历年间闽南、粤东的“海盗”集团林道乾、林凤、吴平、曾一本等领导的团伙，在与官军交战失利之时，常常“走外洋”或“走外夷”，其中便包括了台、澎在内。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乾隆《潮州志·林道乾传》、《明史·外国传四·鸡笼》、曹学佺《倭患始末》等书的记载，嘉靖末年林道乾就曾往来澎湖、台湾，并在台湾北港逗留数年之久。又据《明史》卷222《凌云翼传》，林凤也曾于万历初年率众自澎湖赴台湾。^[1]林道乾是广东惠来人，林凤是饶平人，都属于客籍，其部属应有不少潮州西部山区的客家子弟。另有德国学者据荷兰方面的史料研究得出结论说，荷兰人刚来中国台湾与原住民沟通时，大多是由客家人居间翻译的。且因为来台甚早，所以他们讲的客家话，已混合了台湾原住民说的南岛语。^[2]据此看来，客家人到台湾活动的时间并不比闽南人迟，反而可能早于闽南人到达台湾。

吴平、曾一本是诏安人，本身虽未必为客家人，但当时客家人在诏安的分布范围较广，其徒众中有诏安客家人甚至临近的云霄、平和、南靖客家人，自是情理中事。这些客家徒众随头领到达台湾，由于当时台湾地旷人稀，王化不及，是很好的逋逃渊薮，有些人因而留了下来，也是完全可能的。从族谱资料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例证。如南靖县书洋萧氏，至明代还是客家人，据现存多份《萧姓族谱》的记载，该族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许多族人迁居台湾半线武东堡（今彰化县社头乡一带）、彰化大武郡和社头乡埤斗村等地^[3]。这一时期正是漳、潮海上武装集团活动猖獗、往来台湾频繁的时期。此时前往台湾开基创业的书洋萧氏，或者本身就是海上武装集团的成员，或者是伴随着海上武装集团来往台湾而偷渡赴台，皆有可能。^[4]

在荷兰人占据台湾的“荷据时代”（1624—1662），又有一批大陆汉人移民台湾。据学者估算，此时全台湾岛汉人的数量，约有4.5万～5.7万人，基本上来自闽粤两省^[5]，有福佬人，也有客家人。客家人在此期汉族移民总数中的比例，文献无证，无法确知。但当时虽有海禁，却并无特别歧视客家人迁台的律令。客家人迁台与福佬人迁台的条件大体相同，而且不少这时迁台的漳州人实为客家人，如从明末崇祯年间开始迁往台湾开基立业的诏安县秀篆庵前村邱氏是客家人，从南靖迁去的萧、黄、庄、简、吴、张六姓，基本上也是客家人，其中的简氏和萧氏就是客籍大姓，两姓后裔现在在台湾都有十几万人^[6]，从这些情况来看，这时迁台汉人中客家人所占比例不低。若以乾隆晚期台湾客家人在汉族移民总数中约占三分之一^[7]作为参照，把荷据时代台湾客家人的比例定为40%应与事实相去不远，换句话说，此期迁台客家人总数应在1.8万～2.3万人左右。

在明郑时代，又有一批客家人随着郑成功东征而移居台湾，比较大宗者一是刘国轩的部属，一是闽南万礼集团的成员。刘国轩是郑成功麾下的大将，籍属汀州，其部属中多有客家子弟兵，跟随刘国轩去了台湾。清廷平定台湾后，刘国轩降清并被调回内地任职，但刘国轩麾下的客家子弟有一部分留在台湾，在台湾垦殖开基。^[8]闽南万礼集团的领袖是郑成功麾下重要将领张要（耍），平和小溪人，但自幼为诏安官陂客家人收养。其部众多为漳、潮西部山区的客家子弟。其结义弟兄郭义（诏安官陂人）、蔡禄（时为诏安、平和交界处人，后划归云霄）等也是郑成功部将，麾下也多客家子弟^[9]。万礼在征台之前的南京战役中战死，郭义、蔡禄等人没有去台湾，但近年有学者在诏安官陂调查，得知“官陂移居台湾的人很多，最早是万礼的部众随郑成功到台湾的”^[10]；另外，近年漳州有关部门也调查证实，在台湾的张廖子孙，其祖籍都是福建诏安官陂，其最早迁台者正是郑成功征台时随行的万姓集团客属子弟。^[11]可见万姓结义集团的客家子弟兵跟随郑成功赴台的不少，后来也有一部分留居台湾成为明郑时期的客家移民了。据学者的研究，明郑时代台湾的汉族移民增加到10万～12万人^[12]。这时汉族移民中闽、客的比例，据《重修凤山县志·风土志》记载，“台自郑代挈内地数万人来居兹地，半闽之漳泉、粤之惠潮民”^[13]。则台湾南部闽、客的数量大致相当。现取保守一点的观点，仍以荷据时期的比例估算，此期的台湾客家移民（合旧有移民与新增移民计）应在4万～4.8万人。

清廷收复台湾并下令展复沿海边界之后，曾一度开放海禁，对于大陆人民渡台不加禁止，闽、粤的漳、泉、汀、潮、惠等府的穷苦人民，遂纷纷渡台。这几府的居民非福佬即客家，可以说，刚刚开海的几年间，客家人和福佬人一样，出现了一个向台湾移民的小高潮。康熙二十五（1686）、二十六年（1687）一批来自镇平（今蕉岭）、平远、兴宁、长乐（今五华）四县的客家人，进入台湾南部，拓垦于下淡水溪东岸流域等地^[14]，就是粤东客家人抓住了清领台湾之初渡台禁防松懈的时机而成功移台的显著事例。

后来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看到沿海人民渡台者日益增多，生怕放任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台湾很可能再度成为“盗薮”，便向朝廷建议，对大陆人民渡台予以种种限制。学者根据有关文献归纳整理，将禁限概括为如下三条：

1.欲渡航赴台湾者，先给原籍地方之照单，经分巡台厦兵备道之稽查，放洋至台，抵台后再经台湾海防同知之审验，不许潜渡；

2.渡航赴台者，不准携伴家眷，既渡航者不得招致之；

3.粤地屡为海盗渊薮，以积习未脱，禁其民之渡台。^[15]

这三条规定主要是针对闽粤二省的渡台移民而发，但在二省之间却有明显的偏向：对闽省（主要是福佬人）之民只是加强监管，凭照渡台，且不许移民携带家眷；对于粤省之民却严加禁止，根本不准渡台。盖因施琅是福建人，任福建之官，鉴于惠潮之人屡屡组织武装对抗清廷（即所谓为“海盗渊薮”）的历史经验，站在防止粤人侵扰福建（时台湾为福建一府）的立场，所以特别禁止粤人迁台。这里所谓“粤地”，主要指惠、潮二府（嘉应州雍正时才设置，康熙时属潮州），而且受影响最大的是这两府的客家人。由于施琅在世时严格执行不许粤人渡台的禁令^[16]，所以在此阶段福佬人抢得了渡台的有利时机，不但渡台移民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客家人，还占据了台湾西海岸的沿海和平原地带，给日后闽、客两个族群在台湾的数量和分布格局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不过，清朝渡台三条规定的执行效果并不好，所谓“禁者自禁，渡者自渡”，在被禁期间惠、潮客家人偷渡去台者从未断绝。另外，汀州客家人和漳州西部客家人不在禁限，此一阶段应有部分汀州和漳州客家人渡台。在民间族谱和口碑资料中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实例，如诏安官陂张廖氏，参加张要（耍）的起义后投入郑成功军队，进入台湾，部分人在台湾解甲归田，立业安家。“清康熙时期，官陂张廖们借此关系，又纷纷入台垦殖。目前台湾的张廖子孙，大部分属这个时期开台先民传衍下来的。”^[17]还有诏安秀篆游氏，“到了第八世，有游廷院聚众数百人入台，随郑经据守台湾抗清，转战于东南沿海。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游廷院之子一涵及部分游氏留居台湾。有清一代，游氏陆续迁台，传衍下台湾游氏中赫赫有名的‘王游派’一脉。”^[18]

施琅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去世，其后不许惠、潮粤人渡台的禁令逐渐废弛，所以康熙中晚期至乾、嘉年间，粤东客家人取得了与其他地区人民赴台垦殖的同等权利。尽管其间仍多曲折，但闽粤客家人自康熙后期开始，历雍正、乾隆、嘉庆诸朝，掀起了一次次移民台湾的高潮。以粤东各县中迁台人口最多的镇平县（今蕉岭县）为例，据邑人黄钊《石窟一征》记载，该县“地狭民稠，故赴台湾耕佃者十之二三”^[19]。镇平人赴台过程中遇到“海防例严，苦无以渡”的困难，邑令魏燕超予以帮助，“请于上官，并移咨闽省，准镇人给照赴台湾耕作，每岁资入无算”。魏燕超出任镇平县令是在康熙六十年（1721）^[20]，说明镇平人掀起赴台湾耕佃高潮就在康熙末年前后。

大量涌入台湾的客家人，在淡水溪平原地带，以及中部云嘉平原一带，辛勤垦殖，建立起一个个客家庄。康熙五十六年（1717）所修《诸罗县志》记载道：“自下加冬至斗六门，客庄、漳泉人相半……斗六以北客庄愈多，杂诸番而各自为俗。”又载：“诸罗土旷，汉人间占草地，与土番错。我朝置县，流移者踵相接……潮人尤多，厥名曰客，多者千人，少亦数百，号曰客庄。”^[21]

这些客庄，以潮、惠、嘉应州^[22]客家人建立的为多，但来自漳州府南靖、诏安等县的漳州客，以及来自汀州府永定、武平、上杭、长汀等县的汀州客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漳州客的情况已如前述，汀州客的情况，据近年来的查考，来自永定县的客家移民最多，像雍正十一年（1733）率亲族到台湾淡水开发良田数千甲的下洋中村人胡焯猷，雍正、乾隆年间移台的湖坑及奥杳李姓数百人，乃其中的荦荦者，此外还有吴、江、阕、游、魏、沈、罗、苏、王、余、赖、华、卢、黄、张、陈、曾、吕、廖、刘、熊、范、林、丘、马、温、谢、翁、许、巫、邹、周、杨、葛、俞、邓、孔等40余姓，自乾隆至嘉、道间先后迁台；武平客家人到台湾落籍的也不少，仅乾隆年间，即有魏、李、练、刘、钟、何、蓝等多姓，而雍正以降入垦屏东、台南、南投、竹南、新竹、桃园、台北、罗东之蓝氏，均系武平县大禾村大一郎之七子——七郎（即念七）之后裔，其中固然有的早在大陆原乡时即已分迁各地，但仍属汀州客的自亦不少；上杭县客家人移台最著名者为丘（邱）氏，据世界丘氏宗亲总会丘秀强所著《闽粤台丘（邱）氏世系源流研究总结》称，“吾族十之八九操客家话的都是上杭追祀始祖三五郎公派下之裔孙（继龙公裔孙特盛）”；自长汀县迁台的客家人，则以邹姓为著，台湾邹氏修古墓时发现合砖上有“汀州府南门外”墨迹可辨，可证其祖宗是从长汀迁徙来台的。^[23]如今台湾的政要李登辉、吴伯雄、江惠珍、江上清等都是汀州客移民的后裔。所以汀州客是台湾客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台湾客家人不应忽略汀州客，是毋庸置疑的。

道光以后至清末，历时约90年。此期客家人迁台的高潮已经过去，但小规模的或零星的客家人迁台从未断绝。^[24]其间也有两个小高潮，第一次是咸丰、同治年间由于太平天国事件，一方面有些百姓为了避乱而迁台，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失败后有些客属将士为避难而迁台；第二次是在同治末年日兵侵台事件发生后，光绪元年（1875），清廷采纳沈葆桢（时任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建议，改禁限人民渡台为鼓励人民迁台开垦，下谕：“所有从前不准内地人民渡台各例禁，着悉与开除。其贩卖铁、竹两项，并着一律弛禁，以广招徕。”^[25]此后，福建巡抚丁日昌积极执行鼓励人民赴台的政策，在厦门、汕头和香港设立招垦局，由政府提供路费，贷给资金、农具，招徕大陆移民，开发台湾内山地区。在此形势下，又有一大批客家人迁居台湾。

客家人渡台，因不同原乡和不同阶段而有不同的方式和路线。

清统一台湾之前，客家人渡台大都是随海盗船或郑成功的队伍赴台的，前文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清统一台湾之后，在施琅禁止惠、潮粤人渡台的阶段，粤东客家人渡台只能采取偷渡的方式。其时汀州客家人和漳州客家人不在禁限，可以合法渡台，及至施琅过世，禁限渐除之后，粤东客家人也可以合法渡台了；但是由于用合法的方式渡台，手续繁难，费用巨大，许多人承受不了，所以还是有不少客家人采取偷渡的方式赴台。《石窟一征》说：“往台湾者，例由本籍县官给照至泉州厦门海防同知验放，方准渡海。然盘费过多，贫不能措者，往往在潮州樟林径渡台湾。常有乱民煽动。”^[26]由此可见当时渡台形式和路线之一斑。

具体地说，客家人合法渡台的路线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水陆混合型，如永定的高头与南靖梅林、书洋等乡镇，多经由九龙江西溪支流船场溪走一段水路，再走山路过南靖、漳州，到龙溪石码或月港、浮宫等港口，坐船至厦门，换海船放洋渡台；武平、上杭及粤东客家人则可以先辗转到达大埔三河坝，后循清远河（又称梅潭河或小溪）至平和县赤石岩，舍舟陆行经漳州至厦门放洋。二是基本上取水路，如上杭、武平、连城、长汀以及永定大部分乡镇，多沿汀江顺流而下到大埔县三河坝，转韩江（粤东客家人则直接由韩江）乘船至澄海县附近各港澳搭船至厦门。

偷渡客的路线比较多样，自福建至粤东的沿海港汊，都可以用作渡台出发地，官军或因“塘汛倾圮，营制废弛”而无力防御，或因“得贿纵客，听任出入”而不愿防，故“内地自福宁以迄漳州，无处不可偷渡”^[27]，闽南粤东“在在可以偷渡”^[28]。但对客家人特别是粤东客家人来说，最主要的偷渡出海港应是前述的潮州樟林港。

客家人移民台湾的时间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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