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研究成果揭示称谓问题

关于“客家”称谓正式出现的问题，包括出现的背景，出现的时间，出现的地域，是学术界的一个老问题，而近年来讨论得尤为热烈。

前贤的论述，人们最熟悉的是罗香林先生的说法，他认为“客家”一名起于五代宋初，背景是此时发生了大批客家先民的迁移运动，根据是“客家住地各方志所载其地户口宋时主客分列”这一史实。^[69]笔者已经一再指出，主、客分列是宋代的户口制度，财产多的前四等户为主户，财产少或无产的后五等户为客户，不但客家住地如此，全国各地皆然，当时的客户与日后形成的客家毫无关系，以故罗香林此论虽然影响深远，其实是不足为据的。

时人的论述，以曾祥委、刘镇发、刘丽川的观点为主要代表。曾祥委认为，“‘客家’这个称呼是闽西的客家方言核心群向粤东、粤北大规模移民时取得的”；“‘客家’称呼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明中叶以后的事”。其根据是阮元《广东通志》引《长宁县志》有如下记述：“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自江右来者为水源。”而长宁县即今新丰县，建县于明隆庆三年（1569）。^[70]刘镇发认为，“‘客家’是明末清初客家方言群大迁徙的产物，先是迁居异地的客家方言群被当地土著称为“客”，久后连不曾迁移的‘原乡’居民，也因为族群的文化认同，而全都被称为‘客家人’”。^[71]

刘丽川在上述曾、刘二位的观点发表之后，对客家称谓出现的背景、地域和时间作了系统的论述。她认为刘镇发的观点比较接近史实，而曾祥委的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长宁县虽然于明隆庆三年（1569）建县，但最早的《长宁县志》却修于清雍正九年（1731），阮元所引，也就最多只能追溯到雍正修的《长宁县志》，甚至是更后的县志，因此不能以阮元所引《长宁县志》那段话，证明明中叶已有“客家”称呼。刘丽川认可的是清末客籍翰林赖际熙对于“客家”称谓的如下论述：

（复界之后）沿海地多宽旷，粤吏遂奏请移民垦辟以实之。于是惠、潮、嘉及闽、赣人民，挈家赴垦于广州府属之新宁，肇庆府属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县，多与土著杂居，以其来自异乡，声音一致，俱与土音不同，故概以客民视之，遂谓为“客家”云。^[72]

以这一论述为基础，结合自己对有关文献的考证，刘丽川得出的基本观点是：“‘客家’称谓出现的原因，即是因清初‘迁海复界’而引发的垦民潮；最先出现的地域是广州府、肇庆府、惠州府的沿海地区，而且主要是广、肇二府；是当地操粤语的原住民对来自赣、闽、潮、嘉、惠等地客属移民的总体称呼。因此，‘客家’称谓是出现在客民第四次大迁徙时期，出现的最早时间当为颁布‘复界令’的康熙二十三年之后。”^[73]

我们认为，赖际熙所论以及刘丽川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关于“客家”称谓出现的时间。阮元《广东通志》所引《长宁县志》虽然修于清初，但他说的是“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对这句话，可以理解为：长宁县建邑时就把来自福建的移民称为客家人了，并不是清初修志时才有“客家”之称，那么，“客家”的称谓当然应起于长宁建县的隆庆三年（1569），甚至更早。另外，阮元《广东通志》引《永安^[74]县志》也提到“客家”，其文曰：

士务敦朴，急公好义。有自江、闽、潮、惠迁至者，名曰客家。士比屋读诵，农勤稼穑……

这段话，刘丽川已查明出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屈大均纂的《永安县志》卷1《地理五·风俗》，原文曰：

古名、宽得，俗本归善；琴江割自长乐（即今五华），俗亦因之。宽得、古名，宽缓訾窳，好气而足智；琴江之民也，诗书仕宦惟数大家，余皆力农……近乃长（乐）、兴（宁）、和（平）、（大）埔，远则江、闽，性犷悍，民率畏之……县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闽、潮、惠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诵读，勤会文。

引文中提到的归善、长乐（即今五华）都是客家县，永安也是客家县。县中居民的高祖父或曾祖父辈“自江、闽、潮、惠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这段话也可理解为其高祖父或曾祖父辈刚迁来时就已有“客家”之称，那么，以一代人平均25年计，又以本志修成的康熙二十六年（1687）往前追溯，则不晚于此前75～100年的明末，这批来自江、闽、潮、惠的移民就“名曰客家”了。

对于我们的理解，下面的两则史料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一是嘉庆年间惠州丰湖书院山长徐旭曾的《丰湖杂记》，有云：

（宋元之际）粤、闽、赣、湘边境，毗连千数里之地，常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殖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遂别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亦自称为客人。

细审这段文字的含义，从“所居既定”到“曾几何时，遂别成一种风气”，应该经历了一个不长不短的时期，比如七八十年或百来年时间，也就是说，“客家”他称和自称的形成应在元末明初。徐旭曾是从真正学术意义上探索客家源流的第一人，他的这一见解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他在这里并没有举出所依据的史料，我们不能确定他是依据史料说话还是仅仅依据逻辑推理得出这样的结论。

其二是成书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的《香山县志》之《风俗》篇，有云：

其调十里而殊，故有客话，有东话。客话自城内外及恭常之半为一，通于四境。

香山县（即今中山市）是客家、广府杂居地区，文中的“客话”就是客家话。然则根据这段史料，可以确切地说明，最迟明中叶已有“客话”之称，而讲“客话”的方言群应即被称为“客家”或“客人”。有了这一条史料，我们把前引《永安县志》和《长宁县志》记载中“客家”称谓出现的时间，理解为明末甚至更早，应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关于“客家”称谓出现的地域和背景。

赖际熙与刘丽川都认为“客家”之称，是清初“迁海复界”之后，客属移民^[75]自基本住区大批迁到广、肇沿海，因为方言风俗不同，而被操粤语的“土人”或“原住民”叫出来的。这样的观点，既不能解释徐旭曾所论及《长宁县志》《永安县志》提到的“客家”，更不能解释闽西南汀漳地区、粤东潮梅地区及台湾之种种涉“客”称谓。

按徐旭曾所论，是随宋帝南迁之汉人，入居湘、赣、闽、粤之交的山区后，垦殖开基，经过一段时间，别成一种风气，因而“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也自称为客人”，显然与清初之迁海复界无关，时间既大大早于清初，地点亦非广、肇之沿海，而是在客家基本住区之内。《长宁县志》所载，是该县建邑时从福建迁来的客民，被长宁县（今新丰县）的土人称为客家。《永安县志》所载，是当地客民的“高、曾祖父多自江、闽、潮、惠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也与清初的迁海复界无涉。其中《永安县志》这条史料，修志的时间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离复界令下达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仅三年时间，无论如何理解，其“客家”称谓的形成，总不至于说是这短短三年间就有足够多的嘉应州和潮州客属移民迁至广、肇沿海地区，在当地被称为“客家”之后，又把这种称谓传到永安县吧！

粤东潮梅地区与闽西南汀漳地区出现关于“客”的种种称谓，其背景也与广、肇二府完全不同。

先说粤东潮梅地区。明清之际，粤东潮梅地区，讲潮州话的人群称与自己讲不同方言的山区人为“”，在方志中很常见。如雍正《揭阳县志》之《兵事》记载：

崇祯十七年，即国朝顺治元年甲申正月，贼通闽贼阎王老等四五千人突至县西关，未几遁去……

（顺治二年）七月初六日，官溪诸乡杀贼四百余，弃之于水。

十一月初八日，九军贼数万攻围乔林寨几二月，被寨内开门击杀千余，存者逃回，后遂不敢犯。贼暴横，欲尽杀平洋人，憎其语音不类也。平洋各乡虑其无援，乃联络近地互相救应，远地亦出堵截。^[76]

文中“贼”是对九军的蔑称，指的是与“平洋人”相对“语音不类”的族群。陈春声解释道：

“九军”起事之蓝田、霖田二都，在揭阳县西部，历来为客家人聚居之地，他们与聚居于揭阳东部的讲潮州方言的所谓“福佬人”（又称“平洋人”）历来有诸多矛盾。所以，“九军”一起，就被称为“贼”。“九军”之乱实际上成为两个不同方言人群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规模特大的械斗。^[77]

这一解释正确揭示了粤东地区讲闽语的方言群与讲客语的方言群之间历史悠久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说明，至迟在明清之际，粤东的福佬人（即讲闽语的方言群）已称与他们错居杂处、大多分布在粤东西北部山区的另一方言群为“”，这种称谓起源的背景是福佬人与客家人的错居杂处，及因此而起的矛盾冲突。福佬人与客家人的接触较广府人与客家人的接触早，以此而论，福佬人把对方称为“”，应较广府人把对方称为“客民”“客家”为早。

再说闽西南的汀漳地区。明清时期，汀漳一带的方志和相关的文献，常把该区的畲族称为“猺人”，如万历《漳州府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漳州府志》、康熙《平和县志》都有这样的提法，但在各方志的自注中都注明俗呼“畲客”。^[78]可以想见，“猺人”是官方的称谓，大概因朝廷设立“抚瑶土官”而得名，“畲客”是民间的叫法，其渊源应是南宋时即已把深居山中开化程度很低的山民称为“山客輋”“畲民”“輋民”或“山斜”，自此相沿成习，“畲客”成为老百姓习惯的称谓。

但由于闽西南畲族与客家错居杂处，彼此在生活和生产特点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当地“畲客”称谓的边界是含混不清的。一方面，称呼畲族的“畲客”也可简称为“客”，如康熙《平和县志》关于“猺人”的一大段叙述中，就有“土人称之曰客，彼称土人曰河老”之文；另一方面，文献记载特别是元代的文献记载上，又往往把“畲族”和“客家”两个群体通称之为“畲民”，如《元一统志》就有如下记载：

汀之为郡……西连章贡，南接海湄。山林深密，岩谷阻窍，四境椎埋顽狠之徒，党与相聚，声势相倚，负固保险，动以千百计，号为畲民。时或弄兵相挺而起，民被其害，官被其扰。盖皆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渐染成习。

又载：

武平南抵循梅，西连章贡，篁竹之乡，烟岚之地，往往为江、广界上逋逃者之所据。或曰长甲，或曰某寨，或曰畲洞，少不如意，则弱肉强食，相挺而起。^[79]

显然，记载中的“畲民”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畲族不完全相同，它实际上把逃入赣闽粤边大山区的游手失业的汉人包括在内，或者说，这里指称的“畲民”，是用来笼统地称呼那些脱离编户、与政府不合作的各个武装集团，其间包括了宋代文献常常提到的“盐寇”和“輋民”两大部分。^[80]而这一范围广阔、成分复杂的“畲民”，经过较长时期的演变，有的成了今天所说的畲族，有的成了今天所说的客家。因而闽西南讲闽南话的“土人”口中的“畲客”或“山客”，有时是指“客家”而言。

至于台湾潮、惠、嘉、汀等客属移民之被称为“客”“客子”“客仔”“客民”，更与粤中、粤西“客家”的得名毫无关系，却与闽西南、粤东的“客”称有所关联。让我们先看几条有关台湾“客”的史料。

康熙《诸罗县志》：

自浊水溪以下，距郡治不远，俗亦颇同。自下加冬至斗六门，客庄、漳泉人相半，稍失之野。然近县，故畏法。斗六门以北，客庄愈多，杂诸番而各自为俗。

佃田者，多内地依山之犷悍无赖下贫触法亡命，潮人尤多，厥名曰客；多者千人，少亦数百，号曰客庄。

各庄佣丁，山客十居七八，靡有家室，漳、泉人称之曰客仔。

尚巫，疾病辄令禳之。又有非僧非道，名客仔师。^[81]

又蓝鼎元协助族兄蓝廷珍平台湾朱一贵之乱时所作的一系列文书，也多次提到“客民”“客子”“客庄”，如在未赴台前，上书吴观察论治理台湾事宜，说道：

广东饶平、程乡、大埔、平远等县之人，赴台佣雇佃田者，谓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或数百人，谓之“客庄”。^[82]

在平台行阵中写的《六月丙午大捷攻克鹿耳门收复安平露布》曰：

朱一贵以饲鸭鄙夫，狡焉倡乱；杜君英以佣丁客子，肆其狂谋，遂合两地贼兵，胆造滔天罪孽。^[83]

代蓝廷珍拟的《谕闽粤民人》告示曰：

汝等漳泉百姓，但知漳泉是亲，客庄居民，又但知客民是亲。自本镇道府视之，则均是台湾百姓，均是治下子民……既在汝等客民，与漳泉各处之人，同自内地出来，同属天涯海外、离乡别井之客……^[84]

按《诸罗县志》成书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是台湾修成的第一部县志，编纂者陈梦林，是漳州名儒。蓝鼎元也是漳浦籍的名士，上举诸文书作于康熙六十年（1721）、六十一年（1722）。这些文献中的“客”“山客”“客仔”或“客子”“客民”，所指涉的是现被确认为纯客县份的饶平、程乡（即梅县）、大埔、平远等县“内地依山之犷悍无赖下贫”的佃田者，“客庄”，是这群人的聚落，“客仔师”则是“客仔”当中以巫觋为职业的人。这些称呼，最初是漳泉人叫出来的，即所谓“山客……漳、泉人称之曰客仔”^[85]，但后来为官方文书所采用，就不仅是某一群人的他称或自称的问题，而已成为官方认可的某一区域通用的族群专称。^[86]

这样的专称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蓝鼎元所谓“汝等客民，与漳泉各处之人，同自内地出来，同属天涯海外、离乡别井之客”，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漳泉各处之人”和“客民”都从内地来，彼此之间不存在主与客的关系^[87]，为何漳泉人称来自惠、潮、嘉等处的粤人为客呢？显然，早在大陆原乡时，漳泉人已将带“客”的称呼冠之于惠、潮、嘉等处操独特方言的人群了。另外，对一个群体的称呼要成为某一区域通用的族群专称，且为官方所认可和采用，一定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实际应用。此亦更加证实惠、潮、嘉等处人群被称为“客”“山客”“客仔”“客民”，必非到了台湾之后才形成，而是在大陆原乡时早有此称。当然，更不可能是广、肇沿海粤人将迁入该地的惠、潮、嘉移民称为“客家”之后传过来的。由此再回过头看前引《长宁县志》的资料，福建人和江右人都是长宁建邑时迁来的移民，相对于本地土著，应该都是客，然而只有来自福建者才被称为“客家”，他们讲的方言叫做“客家音”，来自江右者却不叫客家，而被称为水源人，讲的方言叫水源音，也说明当地人不是在“主”与“客”相对的意义上称来自福建的移民为“客家”，它应是来自福建的移民原有的与“客”相关的称呼，当地人是根据福建、江右移民各自原有的特征来指称他们的。

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同样是明清之际的客属移民对外迁徙，在广东和台湾，分别在不同的情境下，被粤人和漳泉人称为“客”“客民”“客子”“客家”；而在四川、江西、广西等地，却很少被称为“客”“客家”，^[88]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不能想当然地用原住或先到为“主”，迟来为“客”的说法加以解释。刘镇发认为，“客家”一名，与畲民有很深的关系。历史上，畲民的中心住区也在赣闽粤边的山区，与后来进入该区域的客家人比邻而居。那些来自中原的客家先民，具有“大汉优越心态”，对畲民有轻视心理，称之为“畲佬”“畲嬤”^[89]。后来迁到珠江三角洲与粤人接触，或迁到闽南、潮汕平原与闽南、潮汕的福佬人（刘镇发用的是“闽南人”一词）接触，还以为对方仍是在粤东和粤北山区遇到的土著，因此照样把“畲佬”“畲嬤”的诬蔑性称呼加在粤人、福佬人身上。在粤人和福佬人一方，“也将这群山区来客当是畲族，而称他们作‘客人’或‘客家人’”。^[90]这一见解很深刻，我们认为是合乎历史实际的。

如前所述，畲民在宋代就有“畲客”之称，“畲客”又作“山客”“山野子”，元代则以“畲民”统称避居赣闽粤边山区的游手失业之人，其间有后来被确认为“畲族”的族群，也有被称为“客家”的族群，两者相邻而居，并且在山区农耕的经济形式和其他生活形态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带有偏见的福佬人或广府人把两者混为一谈是可能的。联系到四会、恩平等县方志把客家人视为“犵”“犵家”，可知客家族群之被福佬人和广府人称为“”“客仔”“客家”，其所谓“客”，的确不是“主”“客”对称意义上的“客”，而是与畲民混为一谈之“山客”，族群歧视的意味是很明显的。前述蓝鼎元在露布中骂朱一贵为“饲鸭鄙夫”，杜君英为“佣丁客子”，“饲鸭”对应“佣丁”，“鄙夫”对应“客子”，其痛恨、鄙视之意极为强烈，犹如笔者童年时在漳州，听漳州城里人很不屑地称闽西及平和县、南靖县等山区的客家人为“客仔”“山内客”“山内仔”一样，那种轻贱、鄙薄之情，溢于言表，使我至今不能忘怀。凡此皆可证“客子”“客家”之客不是主客之客，而是畲客、山客之客。

总之，客家族群移民到粤中、粤西，被广府人称为“客家”，移民到闽南、潮汕平原及台湾，被福佬人称为“客”“客子”“客仔”“客民”，都是族群间互相隔膜和互相歧视的产物。两者之间谁先谁后，虽无文字记载可资确证，从族群接触先后的历史事实推测，应是福佬人先有此称，广府人继有此称。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不存在互相影响的问题，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客家与畲族都居住在赣闽粤边的山区，以其居处之邻接和生产、生活习惯之相似，而被福佬人和广府人误认为同一族群，由畲族的“畲客”“山客”之称而将客家族群称为“客仔”“客民”“客家”。至于“客家”或“客民”“客仔”称谓最早出现的时间，因为文献记载的缺略，已难于确断，但从《香山县志》的记载可知，不会晚于明中叶嘉靖年间。谓其乃清初迁海复界之后始起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注释】

[1]乾隆《南靖县志》卷1《建置》，南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整理本。

[2]漳平县和平和县设县的情况，分见何乔远《闽书》卷29《方域志·漳州府·漳平县·平和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4、708页。

[3]永定县建县情况，见何乔远《闽书》卷22《方域志·汀州府·永定县》，第538页。

[4]郑丰稔总编纂：民国《南靖县志》卷4《地理下·风土·风俗》，南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年整理本，第109页。

[5]民国《南靖县志》卷6《氏族志》，第142～150页。

[6]张步骞、朱鸣泉、胡占烈合著：《福建永定客家住宅》，载《南京工学院学报》1957年4月号。

[7]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年版。

[8]曾五岳：《漳州土楼揭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涂祥生：《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圆楼——圆楼之根在永定初考》，载胡大新编：《永定客家土楼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另外，永定县政协文史委：《永定客家土楼的渊源和发展过程》一文，根据同一族谱也得出类似的观点，见前揭书第8～9页。

[10]涂祥生：《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圆楼——圆楼之根在永定初考》，第55页。

[11]谢诏修撰：《重修虔台志》卷7，第30页。

[12]光绪《漳浦县志》卷11。

[13]光绪《漳浦县志》卷11。

[14]（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7册《福建备录》引。文中的龙溪县包含后来的华安县。

[15]《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7册《福建备录》引。

[16]崇祯《海澄县志》卷16《艺文志》，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600页。

[17]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二章，第59页。

[18]陈世松等主编的《四川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认为，“客家人不仅是沿着湖南、湖北（人）的入川路线上四川的，而且在上川时间上，也必然比两湖农民迟”（第30页）。该书据四川现存客家族谱制成的两份有关客家移民入川的表格（分见第25～26页，第37页），提供了35个家庭的迁川时间资料，最早的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最迟的为乾隆四十年（1775）。

[19]若自明天启元年（1621）永宁土司奢崇明父子叛乱算起，四川连续遭受战祸达60年之久。

[20]在文献上，“湖广填四川”一词首见于道光间著名学者魏源的《湖广水利论》：“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见《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8页。

[21]陈世松：《试论清初闽西移民迁川的内在原因》，载福建省客家研究联谊会《客家》杂志2005年第3期，第10～13页。文中援引郭声波的研究，认为在清代农业生产水平下，“2亩耕地是维持一个人生命和一般劳动最低数”，见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22]据马先富研究，闽西地区的人口密度最低的是漳平县，每平方千米3.36人，最高的是连城县，每平方千米39.73人，见所著《客家祖地经济史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7页。

[23]陈世松等主编：《四川客家》第三章第一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6页。

[24]如广州中山图书馆藏黄竞初所编《华侨名人故事录》（民国二十九年版，第2页）谓宋末响应文天祥勤王号召的梅县松口卓姓，兵败后有卓谋幸免于难，召集生存者漂泊至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定居，但此类故事得自传闻，并无可靠史料依据。

[25]杨彦杰：《闽西客家与南洋的关系》，载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辑刊》1997年第1期。

[26]罗英祥：《漂洋过海的客家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27]宝树为谢氏堂号，此处喻指谢枢泗为谢家的骄子。

[28]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八章注31，第275页。

[29]陈永、游筱群：《20世纪末期以来东盟国家华人华侨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双月刊）2004年第3期。

[30]谢国纲：《客家人在修水》（内部资料），江西修水客家文化研究会编印，1999年版，第11～12页。

[31]谢国纲：《客家人在修水》（内部资料），《迁修客属“百姓千祖”调查实录》，第14～145页。

[32]周武现：《修水客家（怀远）人的渊源略考》，据修水新闻网http：//xsbxw.com/html/renwenlishi/xiushuirenwen/2011/1231/47。

[33]谢国纲：《客家人在修水》（内部资料），第167页。

[34]刘纶鑫：《江西客家方言概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2页。

[35]乾隆《新昌县志》卷15《人物志·武功》。

[36]乾隆《新昌县志》卷7《戎政志·分汛》。

[37]曹树基：《清代前期浙江山区的客家移民》，《客家学研究》第4辑，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增刊，第1～13页。

[38]雍正《处州府志》卷9。

[39]云和县《木垟刘氏宗谱》1932年版，藏云和县图书馆。

[40]顺治《宣平县志》卷9《风俗》。宣平县为清代建置，现其地分辖于丽水、松阳和武义三县。

[41]（清）王憕主修，詹能成、王世芳等纂：乾隆《遂昌县志》，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

[42]刘宗鹤总纂：《遂昌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3]新修《遂昌县志》第五章《姓氏》第二节“源流及分布”，第194页。按：据华敦初出示的《续编华氏族谱》，华氏一世祖“京一郎，原籍江南无锡。宋绍兴间宦游于闽，因家于沙县之衙背。后遭兵乱，泝流而上，卜居连城东溪，继迁姑田龙坑，殁葬曲溪华塚坑”。而二世祖九郎，“偕季子迁居上杭白砂”。所以“无锡京一郎后裔英九于明末徙岱根”云云，实际上说的就是汀州华氏于明末迁居遂昌的史实。

[44]光绪《青田县志》卷4、卷7。

[45]谢重光、兰俏梅：《浙南汀州村考察报告》，载《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46]光绪《嘉应州志》卷8《礼俗》曰，“国初已有人多田少之患”，“土狭民瘠，自是州之实事”，故“农知务本而合境所产谷不敷一岁之食”。

[47]香港崇正总会：《崇正同人系谱》，1995年重印本。

[48]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61页。

[49]康熙《新安县志》卷9。

[50]刘丽川：《深圳客籍研究》，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书中据康熙《新安县志》卷3《都里》、嘉庆《新安县志》卷2《都里》统计。

[51]据刘丽川收集到的族谱资料确定，见刘丽川《深圳客籍研究》第4～44页。

[52]罗香林《客家源流考》有云：“今日香港九龙新界等沿海地区居住的客家人士，其最先成批移入的，也是因清初迁海复界而引至的……所以在康熙二十三年尽复旧界而招致各地农民前往垦殖的时候，江西福建和广东惠潮等地的客家便很多经由惠州淡水而至沙鱼涌，盐田，大梅沙，西乡，南头，梅林，或更至沙头角，大埔澳，沙田，西贡，九龙城，官富场，筲箕湾，荃湾，元朗等地，从事垦辟的。”

[53]杨耀林：《从山里来到海滨的客家人》，刘丽川：《深圳客籍研究》附录，第297页。

[54]David Faure，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Hong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6。转引自陈丽华：《香港客家研究综述》，载刘义章主编：《香港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55]民国《东莞县志》卷96《杂录》引。

[56]光绪《四会县志》编1《猺疍·客民附》。

[57]宣统《恩平县志》卷16《艺文·甲寅寇警》组诗附记。

[58]（清）陈坤：《红巾军起义资料辑》（二）《粤东剿匪纪略》，广东中山图书馆1959年版，第400页。

[59]《客家研究导论》，第62页。

[60]赖际熙总纂：民国《增城县志》卷1《客民》，民国十年（1921）印行。

[61]《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中法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6页。

[62]道光《新会县志》卷7《冢墓》。

[63]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64]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

[65]宣统《高要县志》卷25《旧闻篇·纪事》。

[66]（清）郭嵩焘：《郭嵩焘奏稿·办理东江及翁源长宁各属土匪完竣现在筹办肇庆客匪疏（会总督衔）》，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22页。

[67]作为斗祸善后而安插到广西的客家人只是广西客家人的一部分，自明中叶至清末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客家人迁入广西。据广西学者研究，现在广西全区约有客家人460多万，分布在76个县市，占全区县市总数的90.5%。（熊守清：《略论广西客家的源流、分布及其特点》，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也有学者把秦朝以降所有北方人南迁都视为客家人向广西的迁徙，此与我们所理解的客家概念完全不同，今不取。迁入海南岛的客家则基本上始于同治年间的斗祸善后安插，据钟守甫、梁春田：《渡琼客家史概述》（载《海南史志》1992年第1期，海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这批客家人分布于儋县、定安、崖县、澄迈、临高、万宁、陵水、琼中等八县的山区，前前后后一共有1万人左右。但《概述》把明万历《儋州志》所载“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经商”的“客”理解为最早迁入海南的客家人，则是错误的。

[68]民国《赤溪县志》卷4《经政·户口》。

[69]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一章《客家问题的发端》，第18页。

[70]曾祥委：《试论“客家”》，载黄钰钊主编《客从何来》，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71]刘镇发：《“客家”：从他称到自称》，载黄钰钊主编《客从何来》，第77～79页。

[72]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

[73]刘丽川：《深圳客家研究》第一章第二节，第15～16页。

[74]永安即今紫金县。

[75]这里所谓“客属移民”，是为了行文的方便，指称操今日称为客家话方言的族群，而不论其时这个族群是否已被称为“客”“客家”。读者应把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客属移民”概念与他群实际称这一方言群为“客民”的概念区分开来。

[76]雍正《揭阳县志》卷3，书目文献出版社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清雍正九年刻本影印，第309～311页，1991年。

[77]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载《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

[78]分见万历《漳州府志》卷11，第19～20页，台北学生书局据万历元年刻本影印，《中国史学丛书》15《明代方志选三》，1965；《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6册《福建》，第28页；康熙《平和县志》卷12《杂览》，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58页。

[79]《元一统志》卷8《汀州路风俗形胜》，赵万里据《永乐大典》辑本，中华书局1966年版。

[80]关于元代文献所称“畲民”的实际含义，黄挺、吴榕青已有精到的论述，参见黄挺、陈占山：《潮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吴榕青：《“客”之称谓渊源再探》，收入2006年1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全球客家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稿本），第270页。

[81]（清）周钟瑄主修，陈梦林等编纂：《诸罗县志》，康熙五十六年（1717）修成刊刻，本书据《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年版。

[82]（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2《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蒋炳钊、王钿点校：《鹿洲全集》上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83]（清）蓝鼎元：《东征集》卷1，《鹿洲全集》下册，第530页。

[84]（清）蓝鼎元：《东征集》卷5，《鹿洲全集》，第586～587页。

[85]关于“客”“客仔”最先是漳泉人对客属的他称，还可举出以下史料为证：道光年间任台厦兵备道的周凯所作《记台湾张丙之乱》（《台湾文献丛刊》第17种，《治台必告录》第1册）一文曰：“台湾一郡……其民闽之漳、泉二郡，粤之近海者往焉……其村落闽曰闽庄，粤曰粤庄。闽呼粤人为‘客’，分气类，积不相能，动辄聚众械斗。”

[86]刘丽川还以为，在台湾“客民”不一定指客家族群，他是与获得了官方户籍的“籍人”相对的一种身份，意思是指未获得官方户籍的人。依据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总兵杨文魁有言：“蘼芜极目，藉人耕垦，始无旷土。”其实她是把“藉人耕垦”误作“籍人耕垦”，进而把“籍人”解释为官方给予户籍的民人。见《深圳客家研究》第27页。按“藉人”的“藉”是动词，通“借”字，“藉人耕垦”是依靠人耕垦的意思。

[87]有人说漳泉人先来，客民后到，所以漳泉人是主，客民是客，此说不符合史实。本书前文已经论证，其实客民如林道乾、林凤之辈，是最早到台湾的一批人，即使在施琅厉行惠潮人不得迁台之禁的时期，也有一批客民偷渡入台。

[88]迁入四川的客籍移民，一般被称为“土广东”，迁入江西者被称为“棚民”“怀远人”，迁入广西者，有“来人”“人”等称呼。

[89]刘镇发引林家有在中山市调查得到的语言资料说：“（中山）讲客家话的人则称本地人为‘Xi—Sa佬’，并有调侃白话人的歌谣‘Xi—Sa佬，Xi—Sa煮饭唔煮茶’。这跟笔者在香港新界所观察到的情况相同，而‘Xi—Sa’写成汉字应该是‘死畲’。作者的邻居中，有少数是‘本地人’嫁到客家家庭的妇女，她们都被人称为‘畲嬤’。”见刘镇发：《“客家”：从他称到自称》，载《客从何来》第80页及注③。

[90]《客从何来》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