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客斗祸与客家人迁入广东西部、广西、海南

2023-08-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客家人自清初至清中叶绵延不绝地向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及广西部分地区迁徙后，在上述地区形成很多客家聚居区，渐渐与土著的广府人发生矛盾冲突。本地人不明客家人的来源，把客家人视为“异类”。以会党为组织形式的洪兵，人多势众，攻城夺地，给予广东的清政权致命的打击。于是，一场规模空前，旷日持久的广东西路土客斗祸就这样爆发了。斗祸之后官府安插客家人之举，计有三次。上述诸地被选为安插斗祸客民的地点各有原因。

客家人自清初至清中叶绵延不绝地向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及广西部分地区迁徙后，在上述地区形成很多客家聚居区，渐渐与土著的广府人发生矛盾冲突。首先是语言风俗不同。本地人不明客家人的来源，把客家人视为“异类”。如在东莞，客家人被称为“ pagenumber_ebook=198,pagenumber_book=187 獠”，崇祯《东莞县志》曰：“邑之东北都抵惠阳，山原险曲，闽、潮流人多窜居之，以种蓝为生，性多狠戾，号

pagenumber_ebook=198,pagenumber_book=187 獠，所佃田地，复强霸不可御。”^[55]“獠”应是“佬”，客家人自称为“ pagenumber_ebook=199,pagenumber_book=188 ”，本地人听不懂客话，遂以其最常说的第一人称“”字加上蔑视性的“佬”字，称为“佬”，又因仇恨和歧视，故意把这两字的偏旁改为反犬旁，遂成“獠”。有的地方误会更深，竟把客家人视为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犵 pagenumber_ebook=199,pagenumber_book=188 ”的一种^[56]，或径称之为“犵家”^[57]。这样的歧视和诬蔑，自然引起客家人的剧烈对抗，反过来又更招致土著认为客家人“黠悍难驯”“桀恶尤甚”。

其次是经济上的利益冲突，且大多由租佃关系而起。客家人来到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后，虽说是前来垦荒，但大多还是要佃种土著地主的田地，才能解决温饱。因此土与客之间就不仅仅是毗邻而居的关系，还形成了田主与佃客的经济关系。客民初来乍到时，势力一般比较弱小，“土民奴隶视之”^[58]，及至客民来此日多，实力日渐增长后，却又有佃客凭凌田主、霸佃、强佃乃至设法强买之事发生。崇祯《东莞县志》所谓“ pagenumber_ebook=199,pagenumber_book=188 獠所佃田地，复强霸不可御”，就是指此而言。罗香林先生所论：“乾嘉以后，客家在台山（新宁）、开平、四会一带者，因人口激增，势力扩展，始则租赁土人的田地，以耕以殖，继则渐次设法收买，形成与土人相对竞争的局势。”^[59]也是对土客租佃关系的一种总结。下面再引述一则反映当日土客之间租佃关系的史志记载：

（客民）男女俱习田功，且耐劳苦，本亦可取。其见恨于人者，在佃耕之例。其例有长批，有短批。长批预定年限，或以永远为期。硗脊之土，一经承佃，辄不惜工费以渔利，而田主莫能取盈，转佃他人亦必先索其值，甚至佃经数易田主仍有不知者。短批腴壤居多，听田主逐年招佃。然名为更佃，仍不外原佃族党。苟非其人，则怙势凭凌，争讼随之。至其岁纳之租，共立成例，十常不及七八。田主之懦者，则其数更减。税业被其垄断，收息既微，不得已而议卖他人，无敢售者，彼乃短勒其价而得之。此则客民恶习为土著所嗟叹者也。^[60]

这是发生在增城县的具体事例，从中可以看出其时租佃关系的种种情况，以及土著人士对客家人的偏见或怨恨情绪。

客家人和土著广府人都很重风水，认为风水之好坏有关一族一家的兴衰，因此在祠堂和坟场的营建等方面极其讲究，而当时广东有以公共的官山为私家墓葬的风俗，土著和客家又往往为了争风水好的墓葬坟场而发生激烈冲突。光绪年间以兵部尚书赴广东筹办防务的彭玉麟曾奏称：

粤东坟墓多系官山民葬，故有碑碣而无契券。民间惑于风水之说，相率停棺不葬，或已葬，启棺捡骨，另装骸坛，谋地不成，暴露原野；或兄弟相争一骸，分葬数处；更有奸猾之徒，觊觎吉壤，在他人已葬坟内，或预埋空坛，或暗藏碑记，出名控争。迨官屡勘，则指空坛为骸被掘，据碑记为有确凭，反诬原葬之家谋占。勾结土棍，贿嘱讼师，上控、京控，缠讼不休，往往酿成械斗巨案。^[61]

这里说的因争坟茔风水而聚讼、械斗的情况，包括了宗族之间乃至兄弟之间的相争，但在土客杂居的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族群之间的争斗更为频繁。史志称：“惟自新宁、开平以西，山多人少，常踞一山，新会浸淫其风，多方巧图，弱者被侵，强者势压，互相执争，故有‘十山九讼’之谣，多停棺不葬。”^[62]此类因风水等事故引起的纷争，往往成为规模巨大的族群械斗的导火线。

鸦片战争加速了中国农村的破产，而太平天国运动激发了广东各地成百上千的反抗官府的武装起事。以会党为组织形式的洪兵，人多势众，攻城夺地，给予广东的清政权致命的打击。广东巡抚叶名琛出于无奈，以官衔、官职为诱饵，鼓动乡绅募勇帮助官府镇压洪兵。客家人的地方武装“客勇”遂应运而生。因为洪兵的组成多为土民，更由于土客双方多年来的矛盾积累，客勇在协助官军作战的旗帜下，很自然地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土著。于是，一场规模空前，旷日持久的广东西路土客斗祸就这样爆发了。

关于这场斗祸的来龙去脉，斗祸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分布，清政府对于斗祸的对策，已有刘平博士的《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63]一书作了详尽的阐述。大要谓斗祸始于咸丰六年（1856），止于同治六年（1867），历时12年，席卷了整个广东西部，而以鹤山、开平、恩平、新宁、新兴、阳春、阳江、高要、高明等地为主战场，斗祸双方的死亡人数（包括斗祸中的直接死亡者、被围困时因饥寒病疫而死者、逃亡时被截杀者）超过百万。我们这里要着重加以说明的是，斗祸之后客家人被安插和发遣的情况。

斗祸之后官府安插客家人之举，计有三次。第一次在同治三年（1864）秋，高明五坑之战以客民的求抚告终，官府打算把尚余的65000余客民安插在恩平、开平所属的那扶、金鸡、赤水三乡，因为筹措不善，受到土民的阻挠，土客重开衅端，计划失败。第二次在同治五年（1866）恩平那吉之战后，客民因首领被俘，领导层瓦解，群龙无首，有的缴械，有的逃散，剩余客民2万余人，由官府给予盘缠，饬赴高、廉、雷、韶及广西等处安插。由于组织比较严密，措施比较得当，执行得较好，在官府派出的兵勇分途保护下，客民比较顺利地迁到高、廉、雷、琼等府州县及广西贺县、贵县、容县、武宣、平南、马平、雒容、柳城、荔浦、修仁等县；而原先客民聚居数量甚多的开平、恩平及新宁西路一带，“无复有客民足迹”^[64]。第三次在同治六年（1867）二月，是高明五坑客民的最后安插，进行得也比较顺利，安插的地点则有“新宁、清远、四会诸县及惠、潮、嘉、韶、琼诸州”^[65]。

上述诸地被选为安插斗祸客民的地点各有原因。惠、潮、嘉、韶是客家人的基本住区，之所以被选为安插地点，一是有些客民选择了回原籍；二是经过太平天国和洪兵之乱，这些地方又有不少县份出现了人口锐减的问题，如镇平县（今蕉岭县）在同治五年（1866），就呈现“荒山塘土，数十里无人烟”^[66]的荒凉景象，因而被广东当局选为安插西部斗祸客民之所。高、廉、雷、琼诸州都在当时广东的西南部（琼州即海南，现已独立建省），一来这里还有较多的荒山可供开垦，二来也可与原来结怨甚深的土民区隔开来，所以成为安插斗祸客民的重要去处。贺县、贵县、容县、武宣、平南、马平、雒容、柳城、荔浦、修仁等县地处广西东部，临近广东西部，广东西部不能容纳全部斗祸客民，因势顺便，把其他客民遣往广西东部，使这两部分客民壤地相接，声气相通，是很自然的选择。由于这两次安插的结果，广东西南部、广西东部和海南省也就成了客家人的重要分布地区。^[67]

也有一部分客民没有被遣往远方安插，而是就地选择一个据点安置，其地就选在原来客民数量最多的新兴县。在该县的东南沿海一隅，包括赤溪、曹冲、田头、磅礴、铜鼓五堡，共有户3625，丁口22590，设立了赤溪厅，时在同治六年（1867）年年底。^[68]斗祸之前，新兴县有客民30万，斗祸之后只剩下2万多，于此亦可见斗祸之惨！赤溪厅于民国元年（1912）升为赤溪县，1953年并入台山县（1914年新兴县改名为台山县），现为台山市属赤溪镇，是一个纯客家乡镇。

土客斗祸与客家人迁入广东西部、广西、海南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