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迁台的最早时间,可以追溯到明朝中叶。[2]据此看来,客家人到台湾活动的时间并不比闽南人迟,反而可能早于闽南人到达台湾。这一时期正是漳、潮海上武装集团活动猖獗、往来台湾频繁的时期。客家人在此期汉族移民总数中的比例,文献无证,无法确知。但当时虽有海禁,却并无特别歧视客家人迁台的律令。在明郑时代,又有一批客家人随着郑成功东征而移居台湾,比较大宗者一是刘国轩的部属,一是闽南万礼集团的成员。......
2023-08-23
客家人向东南亚移民,除了政治的原因[24],基本上都是因为家乡地狭民稠,生计困难,为了谋生而主动迁徙或受骗被卖去的经济移民。移民迁出地主要是粤东和闽西汀江下游的永定等县,移民的时间始于明末,至清初形成高潮。有学者据族谱资料对永定县下南洋人数较多的湖坑李氏做了研究,从宫背《李氏族谱》中检出126例族人移居南洋的资料。统计结果:前往南洋的辈次,17世1人,18世15人,19世24人,20世53人,21世31人,22世2人;而该族17世有生卒年可考的几个人物,最早的生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另两位分别生于崇祯三年(1630)和崇祯十二年(1639),以此而论,17世下南洋的1人,最早只能是明末,很可能已是清初,至于18~22世,就只能是清初的康雍乾诸朝了。移民的目的地,有120人明确记载前往吧城(即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暹罗(泰国)、安南(今越南)、北大年(泰国城市)、旧港(印尼城市)、马六甲(马来西亚城市),都属于东南亚;另20人只记载“往番”,虽不明确具体地点,但当时客家人所说的“番”大都是指南洋,即东南亚,其中最主要的是吧城和暹罗,也就是闽南和广东商人经常前往贸易的处所。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湖坑李氏向南洋移民,与该族向福建沿海、广东、江西、四川、台湾等地移民过程一样,都是在该村该族人口滋生、土地出产不足维持生活,而所处社会环境已有比较活跃的商品经济的大背景下出现的。[25]粤东方面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开发南洋海珠屿(属马来西亚槟城)的第一代客家华侨大埔客家人张理、丘兆进和永定客家人马春福是乾隆十年(1745)迁去的;另据记载,乾隆年间,嘉应州曾有数千人背井离乡到安南、老挝、柬埔寨一带做工,他们也是出国较早的一批客家人。[26]也就是说,客家人向南洋移民,与其向国内其他地方迁移的背景与原因大致是相同的,迁移的高潮在清初。
与国内移民不同的是,前往南洋路途遥远,人地生疏,需要漂洋过海,因而更需要有无比的勇气、魄力和团结奋斗的精神;到南洋后主要生计不再是务农,而是开矿、做工和经商,这就对客家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对客家人传统文化的转型和客家精神的提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里不妨举几个典型略加分析。
(一)为婆罗洲的开发做出巨大贡献的罗芳伯
罗芳伯祖籍广东梅县石扇镇大岭乡,生于清乾隆三年(1738),家世业农,兼营小商贩。乾隆三十七年(1772),罗芳伯35岁,因乡试不第,家乡生计困难,听说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盛产金矿和钻石,乃怀壮游之志,想去闯出一条发家致富的路子,乃邀集一批亲朋,从虎门驾连体独木舟闯到婆罗洲坤甸创业。当时婆罗洲的坤甸、东万律、沙拉满、山口洋等地基本尚未开发,满目荆榛,但有不少来自广东潮、嘉、惠各属的华工在此艰难地采矿、垦荒。罗芳伯一行加入了采矿者的行列,并很快发挥自己的才华、胆识,利用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团结了当地华工和土人,成功抗御了荷兰殖民者的侵犯,同时粉碎了土著酋长的阴谋,深受华工和土著的爱戴,成为坤甸矿区的领袖。此后,在罗芳伯的组织领导下,坤甸的金矿生产迅速发展;同时,他率众开荒种地,挖塘养鱼,工、农、商并举,解决了后勤保障问题;自建武装,解决了安全保卫问题。由此,罗芳伯威信日高,势力日大,顺势建立了政经合一的兰芳公司,较好地处理了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对于内部事务的管理具有很高的效能。经过罗芳伯和广大华侨及土著人民的艰苦努力,婆罗洲的坤甸、东万律、沙拉满、山口洋各地都被建设成繁荣的矿山之乡、鱼米之乡。罗芳伯本人及其“兰芳大总制”也因而名扬海外。
(二)三度重建吉隆坡的叶亚莱
叶亚莱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出生在广东惠阳县淡水镇周田乡的一个农家,因家贫,只读了两年私塾便辍学替人牧羊补充家计。咸丰七年(1857)叶亚莱年仅17岁,便随出洋劳工潮远赴马来亚寻求出路。最初在马六甲的矿场和杂货店打杂,接着先后在盛产锡矿的芦骨和双溪乌戎矿场谋求发展,做过贩猪和收买锡米的生意。后得到同乡刘壬光的赏识和推荐,担任了双溪乌戎矿场保安队副队长,后升任队长。当时,马来亚各矿场之间,华人和土著之间,为了争夺矿利,经常发生争斗,保安成为很重要的工作。叶亚莱的勇气、胆识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在保安队的任上得到很好的展现。后来吉隆坡的锡矿业发展得更为蓬勃兴盛,叶亚莱便放弃双溪乌戎的职务,到吉隆坡当了刘壬光的助手。他在吉隆坡除协助刘壬光之外,也集资经营锡矿业务和药材生意。1868年,刘壬光去世,叶亚莱排除障碍,接任吉隆坡第三任华人甲必丹,并在各矿场主之间的混战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战后的吉隆坡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叶亚莱以坚毅顽强的精神,挑起了领导重建城市的重任。他以吉隆坡华人甲必丹兼行政长官的身份,招募矿工,筹集资金,克服千难万险,终于使吉隆坡的锡矿全面恢复了生产,并组织发展粮食、蔬菜、经济作物生产及相关的加工业、手工业,重建了吉隆坡的街道、港口、码头及吉隆坡通往附近地区的道路。经过5~6年的艰苦奋斗,叶亚莱带领大家渡过了难关。据统计,至19世纪80年代初,叶亚莱本人经营的锡矿采矿场的总面积达到1190英亩,矿场的技术设备、锡米的产量在雪兰莪都独占鳌头,在整个马来亚也占有重要地位。在叶亚莱的矿场及其他企业中工作的雇工有4000多人。在叶亚莱的带领下,吉隆坡的市政建设焕然一新,百业兴旺,文教、卫生事业也欣欣向荣,在众多小镇中脱颖而出,成为经济、文化发达的都会,取代巴生成为雪兰莪州的首府。因此,吉隆坡的繁荣发展史与叶亚莱的光辉一生是分不开的,叶亚莱不愧是开拓和建设吉隆坡的英雄。
(三)泰国合艾开埠功臣谢枢泗
谢枢泗是广东梅县周溪乡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自幼由业儒的祖父亲加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陶冶和濡染,培养了积极进取、济世利人的精神。因家道清贫,生活艰辛,又养成了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格。长大后看到华南社会凋敝,而东南亚正处在一个大开发的时期,需要大批劳工,具有较多的发展机会,便随同乡人漂洋到了泰国首都曼谷,在同乡开的一家酒行中谋得一份推销洋酒的差事。五年之后,他参加了泰国南方铁路工程的建设,从筑路监工做起,慢慢积累业绩做到普通事务经理、碧差武里府至童颂地段的总经理和巡检官。当时泰南地区的筑路条件极为恶劣,地形复杂、人烟稀少、丛林密布、瘴疠蔓延,低洼处常常积水,加上资金缺乏,设备简陋,筑路条件非常艰苦。谢枢泗知难而进、勤勉苦干、身先士卒、周密安排,带领参加筑路的客家人、潮汕人和广府人,齐心协力,艰苦奋斗,不折不挠,终于胜利完成了一段又一段的筑路任务。
谢枢泗在筑路的进展中逐渐掌握了工程管理的业务,也在工商界建立起良好的人脉关系,便辞去工程经理职务,自立门户,承包了多段铁路修建工程和维修工程,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同时还在工作之余掌握了锡矿资源的分布情况,为日后的发展寻找机遇。这一切,充分体现了谢枢泗的独到眼光和孜孜不倦的创业精神。
在承建铁路工程中,谢枢泗发现合艾村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地形良好,且南临马来亚,交通方便,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于是他果断地征得村长同意,在当地买下一片灌木林地,投入资金人力并就地取材,盖起了五栋简易房屋,分别自办或租给他人开设旅店,获利甚丰。此后,继续扩大投资,开辟出第一条街道,取名为“谢枢泗路”,又办起了锡矿场和橡胶种植园,相应的旅馆、店铺也次第建成,荒寂的山村顿时成为热闹的集镇。如此滚雪球般地发展,合艾的规模越来越大,经济越来越繁荣。到1924年,正式设立合艾市,其市政建设逐渐完善,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次第兴建,初步奠定了合艾作为泰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合艾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契机,交通运输业、金融服务业、商业贸易、小型工业、采矿业、渔业和教育事业都蒸蒸日上,旅游观光业的吸引力持续扩大,税收收入仅次于首都曼谷,因而步入了泰国一级城市的行列,赢得了“小曼谷”的美称。
合艾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发展浸透着谢枢泗的心血和汗水。他的辛劳和功勋屡屡受到王室和政府的表彰,也受到人民的赞誉。他于1972年逝世,泰国举国上下痛悼不已,泰皇九世赐葬于合艾往宋卡途中两蓬车站侧近的谢枢泗陵园,合艾侨团向谢枢泗致送挽联曰:“合艾看繁荣,十里名城双手创;市民讴德惠,一株宝树[27]万家春。”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谢枢泗对于合艾发展的卓越贡献及他与合艾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
像罗芳伯、叶亚莱、谢枢泗那样,在东南亚创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杰出客家人士还有很多。他们之所以能在异域他乡创业成功,首先是因为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客家精神,把客家人的开拓进取、团结拼搏、不折不挠的精神与东南亚急待开发的机遇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其次是因为客家人移殖东南亚是大批的群体行为,移居东南亚的客家族群给予这些杰出人物极大的支持,是众多客家人共同劳动、共同奋斗,扶助这些领袖人物走上成功之路。可以说,这些杰出人物的创业史乃是客家移民在东南亚创业史的缩影。而客家移民在东南亚的创业成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客家文化的内涵,使客家文化注入了海洋文化的活力,使海外客家文化实现了由农耕文化向工商文化的转型。
清代客家人向东南亚移民的数量,因为迁移时间持续长久,迁徙方式又多种多样,无法作出确切的统计。据说客籍华侨一般可占华侨总数的四分之一[28],而据近年的一份统计数字,东南亚各国华人华侨人口总数约2452万[29],那么,当今东南亚客籍华人华侨约有600万的说法,或许离事实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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