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据曹树基和本人的调查,对当年客家人向浙南山区的迁徙情况及当今浙南客家人的分布现状和文化承传情况作一概述。当然,闽粤客家移民迁入浙南的高潮毕竟是在战乱过后的康雍乾诸朝。总的来说,清代前期闽赣客家人对浙江山区的移民是同时期客家移民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乾隆四十一年,浙南山区的客家人及其后裔大约有23万。我本人在浙南的调查,不但证实了曹树基结论之可信,在移民动因、移民形式和土客关系等方面也有若干新发现。......
2023-08-23
闽粤客家人离乡背井,远徙四川(含重庆),主要发生在康熙朝中期至乾隆朝[18],因为四川的局势至康熙二十年(1681)后才逐渐安定下来,那时清初的迁海、复界风波已过。闽粤客家人的入川主要是出于经济的原因,是随着“湖广填四川”的大潮而去的,因此,要了解客家人入川的详情,先要对湖广填四川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湖广是明清行政区域名称,辖区大致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范围。四川也是明清政区名称,辖区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范围。四川自古称为“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可以养活众多的人口,所以自元明以来,一直是人口吸收区域,吸纳了大量来自长江中下游乃至岭南的移民,富庶繁荣,世人称羡。但在明末,这么一个天府之国却受到长期战乱的严重摧残,张献忠的农民军与入川清军之间、清军与南明军之间、南明军内部之间长期混战之后,又有“三藩之乱”,持续30余年[19]的烧杀掳掠,继以灾荒和瘟疫,直把富庶繁荣的四川折腾得满目蒿莱、赤地千里。清政权在四川的统治稳固之后,不得不采取招募外省人入川垦荒的政策,于是以邻近的湖广人为主,挟带着江西、福建、广东的移民,出现了一个各省人民移民四川的大潮,“湖广填四川”[20]之说因之而起。
四川的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及官府的招垦政策,可以说明当时的四川具有巨大的“拉力”,吸引着各省人民迁徙入蜀;但对于移民迁出地来说,还要具有“推力”,才会迫使传统农耕社会里安土重迁的农民忍痛告别故土,踏上迁徙的征途。那么,此时对于闽粤客家人的推力是什么呢?
首先是赣闽粤客地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早已出现人多地少的局面,有限的贫瘠山田不足以供养不断增加的人口,迫使一部分居民远徙他乡,寻找新的生存发展空间。陈世松选择闽西漳平县永福里陈氏家族所做的个案研究,对此提供了典型的例证。这一家族第18代陈辉胤、陈时安兄弟,在“荡析里居”的情况下,不得不于乾隆十七年(1752)挈家迁蜀。据调查,这支陈氏从第14代起,即移居大岭下村(今永福镇岭下村所辖的一个自然村),自第14至18代,共添新丁30人,其中从第16代至18代,全在康熙一朝。其第18代添丁17人,如把17代的男口5人及女口算进去,则其家庭成员超过30人之多。这支陈氏在大岭下仅有9亩水田,由于当地“山高、地瘦、风大”,农业生产力低下,一年只能种一季,水稻平均亩产不超过100公斤,出产的粮食仅可维持2~3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山地虽能种地瓜,但因为野猪多,基本被糟蹋掉,对口粮的补助很有限,只得通过外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是其家迁蜀的根本原因。其家受到大房的欺压,不堪忍受,无法再在当地生活下去,被迫举家外迁,这是其迁蜀的直接原因。不过,强宗对小姓、大房对弱房的欺压,深层的原因仍是对有限生活资源的争夺。总之,要解决地少人多的问题,根本的办法只能向外迁移人口以求生存。于是,大举移民遂成为不可阻挡之势。[21]陈世松这一个案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于解释闽粤客家移民的内部原因,应有较普遍的意义,因为其个案所在的漳平县,人口密度比汀州各县都低[22],然则人口密度更大的汀州各县,其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更大,更需要通过对外移民解决生存问题。
客家人迁川的路线,分为水路与陆路两途。水路以出鄱阳湖入长江,溯江而至夔门为主;陆路由闽粤入江西,或由粤东直接至湖南,取道湖南、湖北入川,或取道湖南、贵州入川。由此决定了客家人在四川(含今重庆)的分布特点,一是“大分散、小聚居”地散布于四川西部成都平原周遭的浅山丘地带;一是散布于川中的荣昌(今属重庆市)、隆昌等县,这里地处川南至川北、川东至川西的要冲位置,因交通的便利,而被入川移民选为聚居之所;还有就是沿江一带,如沱江流域一线的简阳、仁寿、乐至、安岳、威远、资中、内江、富顺等县,长江流域及其支流侧近的合江、泸州、宜宾、乐山等州县。不过,客家移民入川后又有过二次或多次迁徙,故现在四川重要的客家大县在川北有仪陇县,川西南有西昌县,而散居的客家居民点遍布四川、重庆各地。据最新的研究成果,清前期闽粤两省入川的客家人约100万,经过二三百年的繁衍,目前四川客家人的数量约300万,而四川境内保存客家方言的县市达46个之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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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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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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