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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权下移民四川,客家移民的二次迁徙

【摘要】:清政权在四川的统治稳固之后,不得不采取招募外省人入川垦荒的政策,于是以邻近的湖广人为主,挟带着江西、福建、广东的移民,出现了一个各省人民移民四川的大潮,“湖广填四川”[20]之说因之而起。于是,大举移民遂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不过,客家移民入川后又有过二次或多次迁徙,故现在四川重要的客家大县在川北有仪陇县,川西南有西昌县,而散居的客家居民点遍布四川、重庆各地。

闽粤客家人离乡背井,远徙四川(含重庆),主要发生在康熙朝中期至乾隆[18],因为四川的局势至康熙二十年(1681)后才逐渐安定下来,那时清初的迁海、复界风波已过。闽粤客家人的入川主要是出于经济的原因,是随着“湖广填四川”的大潮而去的,因此,要了解客家人入川的详情,先要对湖广填四川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湖广是明清行政区域名称,辖区大致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范围。四川也是明清政区名称,辖区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范围。四川自古称为“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可以养活众多的人口,所以自元明以来,一直是人口吸收区域,吸纳了大量来自长江中下游乃至岭南的移民,富庶繁荣,世人称羡。但在明末,这么一个天府之国却受到长期战乱的严重摧残,张献忠农民军与入川清军之间、清军与南明军之间、南明军内部之间长期混战之后,又有“三藩之乱”,持续30余年[19]的烧杀掳掠,继以灾荒和瘟疫,直把富庶繁荣的四川折腾得满目蒿莱、赤地千里。清政权在四川的统治稳固之后,不得不采取招募外省人入川垦荒的政策,于是以邻近的湖广人为主,挟带着江西、福建、广东的移民,出现了一个各省人民移民四川的大潮,“湖广填四川”[20]之说因之而起。

四川的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及官府的招垦政策,可以说明当时的四川具有巨大的“拉力”,吸引着各省人民迁徙入蜀;但对于移民迁出地来说,还要具有“推力”,才会迫使传统农耕社会里安土重迁的农民忍痛告别故土,踏上迁徙的征途。那么,此时对于闽粤客家人的推力是什么呢?

首先是赣闽粤客地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早已出现人多地少的局面,有限的贫瘠山田不足以供养不断增加的人口,迫使一部分居民远徙他乡,寻找新的生存发展空间。陈世松选择闽西漳平县永福里陈氏家族所做的个案研究,对此提供了典型的例证。这一家族第18代陈辉胤、陈时安兄弟,在“荡析里居”的情况下,不得不于乾隆十七年(1752)挈家迁蜀。据调查,这支陈氏从第14代起,即移居大岭下村(今永福镇岭下村所辖的一个自然村),自第14至18代,共添新丁30人,其中从第16代至18代,全在康熙一朝。其第18代添丁17人,如把17代的男口5人及女口算进去,则其家庭成员超过30人之多。这支陈氏在大岭下仅有9亩水田,由于当地“山高、地瘦、风大”,农业生产力低下,一年只能种一季,水稻平均亩产不超过100公斤,出产的粮食仅可维持2~3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山地虽能种地瓜,但因为野猪多,基本被糟蹋掉,对口粮的补助很有限,只得通过外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是其家迁蜀的根本原因。其家受到大房的欺压,不堪忍受,无法再在当地生活下去,被迫举家外迁,这是其迁蜀的直接原因。不过,强宗对小姓、大房对弱房的欺压,深层的原因仍是对有限生活资源的争夺。总之,要解决地少人多的问题,根本的办法只能向外迁移人口以求生存。于是,大举移民遂成为不可阻挡之势。[21]陈世松这一个案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于解释闽粤客家移民的内部原因,应有较普遍的意义,因为其个案所在的漳平县,人口密度比汀州各县都低[22],然则人口密度更大的汀州各县,其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更大,更需要通过对外移民解决生存问题。

客家人迁川的路线,分为水路与陆路两途。水路以出鄱阳湖入长江,溯江而至夔门为主;陆路由闽粤入江西,或由粤东直接至湖南,取道湖南、湖北入川,或取道湖南、贵州入川。由此决定了客家人在四川(含今重庆)的分布特点,一是“大分散、小聚居”地散布于四川西部成都平原周遭的浅山丘地带;一是散布于川中的荣昌(今属重庆市)、隆昌等县,这里地处川南至川北、川东至川西的要冲位置,因交通的便利,而被入川移民选为聚居之所;还有就是沿江一带,如沱江流域一线的简阳、仁寿、乐至、安岳、威远、资中、内江、富顺等县,长江流域及其支流侧近的合江、泸州、宜宾、乐山等州县。不过,客家移民入川后又有过二次或多次迁徙,故现在四川重要的客家大县在川北有仪陇县,川西南有西昌县,而散居的客家居民点遍布四川、重庆各地。据最新的研究成果,清前期闽粤两省入川的客家人约100万,经过二三百年的繁衍,目前四川客家人的数量约300万,而四川境内保存客家方言的县市达46个之多。[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