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后赣闽粤边区开发进展迅速

作为南赣巡抚的王阳明治理赣闽粤边的重要业绩，是一批新县的次第设立，以及区域内各地经济和文教的进步。其过程实际上是该区暴客逃丁、梗化之民逐渐被纳为编户渐次向化，王朝统治向闽粤赣边不断深入的过程，同时也是此一区域的开发加速进行的过程。兹以闽粤边缘地区若干县份为例，从体现经济文教发展的几项重要指标入手，考察这一区域的开发进程。

古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于交通的改善、水利的兴修、墟市的增加等方面，而交通状况除了反映在驿站兴废之外，又集中反映在桥梁的兴修状况。兹以汀州辖属八县为例，以南宋开庆《临汀志》、明嘉靖《汀州府志》、清乾隆《汀州府志》的记载为依据，将其桥梁、水利及墟市变化情况分别表列如下：

表4-1　南宋、明中叶、清前期汀州各县桥梁情况一览表

（续上表）

（续上表）

表4-2　南宋、明中叶、清前期汀州各县水利兴造一览表

（续上表）

表4-3　南宋、明中叶、清前期汀州各县墟市变化一览表

（续上表）

资料来源：1.开庆《临汀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嘉靖《汀州府志》，上海书店1990年版；3.乾隆《汀州府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据表4-1，长汀县南宋时有桥梁16座，至嘉靖时增至37座，清乾隆时又增至39座；宁化县南宋时有桥梁4座，嘉靖时增至6座，乾隆时又增至15座；清流县南宋时有桥梁6座，嘉靖时增至19座，乾隆时又增至30座；归化县南宋尚未建县，嘉靖时有桥梁16座，乾隆时增至18座；连城县南宋时有桥梁5座，嘉靖和乾隆时都是17座；上杭县南宋时有桥梁1座，嘉靖时增至6座，乾隆时又增至10座；武平县南宋时有桥梁7座，嘉靖和乾隆时都增至15座；永定县南宋时亦未建县，嘉靖时有桥梁2座，乾隆时增至7座。桥梁的增加，直接反映了交通的改善，也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有紧密的联系。有不少桥梁，在桥身上盖屋，本身就是用作交易用的。^[87]尤其是作为州治的长汀县，以及九龙溪流域的宁化县、清流县和归化县的桥梁增幅很大，正是汀州与省治所在的福州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密切，处于闽江水系的九龙溪航道先于汀江航道开发的明证。

据表4-2，自南宋历明至清，汀属八县的陂塘等水利兴修也有不小的发展，也是以长汀县、宁化县、清流县最为显著。长汀县的陂塘，南宋有7处，到明中叶还是7处，至清初，则猛增至13处。宁化县南宋有水陂2处，嘉靖志缺载，清初增至8处；清流县南宋尚未有陂，明清则兴建了52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明清时汀州水利的长足进步，反映了其地明清时农业生产的显著发展。

交通改善了，农业发展了，商业贸易自然随之发展，墟市数量的变化就是商贸发展的主要标志。据表4-3，长汀县南宋有墟市10个，明代增至13个，清前期更增至15个；宁化县南宋有墟市6个，明代增至11个，入清更增至14个；清流县南宋有墟市7个，明代增至13个，入清更增至18个；归化县自明成化初建县后，至嘉靖时已有墟市10个，入清发展到16个。连城、武平两县的墟市，在清代也有较大的发展，都从明代的3个增至6个。

赣闽粤边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有两个重要的指标可供观察。其一是宗族组织的形成和成熟，另一是文教的兴盛。

宗族组织形成和成熟的标志是祠堂、族谱、蒸尝等宗族元素的创立。以此衡量，赣闽粤边区客家人的宗族组织大致是在明中叶或更后才形成并逐渐成熟的。下面我们以汀州连城县的文川李氏、永定县古竹苏氏、武平县万安谢氏、漳州南靖县塔下张氏为例，略作分析。

连城县文川李氏是连城大姓，雷跃龙《文川李氏重建宗祠记》略曰：

李氏故有祠，祀其先十七郎公以下，火于万历丙午。属韶州君天美同缙云君焘，郡宾学儒硕士仕英、学冯、泮、涵、稳、燮、相、钺、洞、洵、如丹、成汉，太学生稳，集子姓更营之。乃循故址，宏构扩基，高翥长骞，俯压川湄。于是治主以升其屋，仪物之数，升降之节，悉如我明《集礼》。而祀田，视昔有加。始万历庚申年夏，成天启辛酉秋，额其门曰“李氏宗祠”……绍兴南渡时……十七郎公自宁化来居，曰文川李氏，从县别也。李氏族日赫，入元皆抱德而隐，中乃散于温陵、安溪、沙阳。而必达公支特繁，有子曰宗政、曰宗闰、曰宗志，子姓半文川。明兴，纁壁四出，用闻于时，乡有举，岁有贡，辟有荐，以至宦有名，乡有贤，祠有专，坊有旌，乘有纪。若至正之乱也，沙、尤之寇也，宁濠之变也，华林之盗也，挂坑之剿也，饶平之扰也，非其树功，则其树节也……今知有文川，莫不知有李氏。且微独此也，今贤士大夫若而子姓，初一人之身，春秋享祭，追远归厚，于以作忠于孝，盖未有艾也。^[88]

据此《记》，文川李氏南宋初从宁化迁来连城县文川居住，始迁祖是十七郎公，元代尚未发达，家族默默无闻；但到明代，族人在抵御一系列寇乱中积累了功绩，家族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都有很大提高，族人读书中举者不少，更有一些族人跻身仕途，官至州郡长官。在这个过程中，李氏的宗族组织逐步形成，主要标志是万历之前就已建立了宗祠。这一宗祠在明万历年间毁于火灾，因此族中精英分子便合力重建宗祠，新建的宗祠规模宏大，设施完备，祀田也比以前有所增加。宗族之下各房支的发展并不平衡，其中必达公一支特别繁盛，出了很多科举人物和仕宦人物。这个宗族在礼法方面重视忠孝节烈，因此建有旌表忠孝、贞节的牌坊^[89]。可见，这是一个在地方上享有崇高地位的、成熟的宗族。

永定县古竹苏氏，开基世祖九三郎元初从饶平迁入古竹，第五至第七世以后才逐渐稳定下来，第七世三兄弟开始分家析产，各立房系，从而奠定了苏氏宗族社会的基本框架。以后随着族内人丁繁衍以及宗族规模的不断扩大，宗族在居住区域内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最终成为主导某一区域的巨姓大族。^[90]古竹苏氏宗族社会的基本元素和主要特征，据杨彦杰先生的归纳，有如下几点：

宗族有自己的中心区域，“这里集中着苏氏四大宗祠、墟市和最主要的庙宇”，构成古竹苏氏宗族社会的四大元素。在苏氏开发这一区域的过程中，早期开发的自然村，大多形成所谓的“单元村”，即其开基祖基本上是单一的，至今居住的村民也都是这个开基祖的后代，没有插居现象。后来的开发却往往形成另一类自然村，即所谓“多元村”：“由若干个开基祖的后代所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于不同的小宗或房头，相互插居在一起……有的自然村甚至不同姓氏的后代相互插居在一起。这类自然村的出现，显然与族内人口繁衍有密切的关系。随着宗族内部人口不断增多，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也逐渐增大，因此后来开发的自然村就不可能那么‘单纯’，有的自然村由一个开基祖先开拓，而后来其他房头的后代也迁居进来，出现了相互插居的现象。这类自然村一般出现较迟，大致在苏氏十一世以后。从‘单元村’向‘多元村’的发展，从一个侧面也展示出苏氏宗族社会扩大以及土地开发的历史进程。”^[91]

古竹墟市的设立，对于苏氏宗族社会有重大的作用。它是苏氏族人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场所。古竹墟市经济活动辐射所到之处，“不仅与古竹苏氏有着长期稳定的交往关系，而且也是苏氏的移民区和通婚区……经济圈与移民圈、通婚圈相互重叠在一起，经济交往与移民、通婚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交互促进，从而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交往范围”。古竹苏氏中心区域从十世起设立墟市，时间约在16世纪；苏氏七世祖的三大宗祠井垅祠、竣厦祠和赤寨祠，是由十五世祖苏升由主持修建的，时间约在17、18世纪之交；社区内的庙宇则可能建于清朝道光年间以后，其作用是形成古竹村民的另外一条交往渠道。^[92]总的看来，“古竹苏氏自五至七世分基立业后，发展很快，至九世就基本上完成了对金丰盆地7个自然村的开拓，并接着在盆地中心地带设立了墟市。随后又繁衍至十五世，基本上完成了对现有28个自然村的开拓，奠定了现在的居住范围，与此同时又在盆地内广建祠堂和庙宇，以后仍在继续增建。从九世到十五世，标志着苏氏不断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九世开拓了中心区域，而至十五世开拓了周围的边远区域，并且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对中心区域的建设”^[93]。换句话说，古竹苏氏的宗族社会是在16世纪初确立初步的规模，然后经过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到17世纪中后期（即清前期）发展成熟的。

武平万安下圳谢氏，其开基祖太宝公，是为谢氏入闽始祖之一谢琚之孙。据传，谢琚于宋理宗时在邵武任官，其族人“因避元乱，由邵武黄基堡散居各地”^[94]。而万安乡下圳村谢氏，开基祖伯一郎公为入武始祖太宝公之孙，其定居下圳村的时间应在明初。现在下圳村有祀开基始祖的“念公祠”，还有祀十一世祖（以入武始祖太宝公为一世）的惟达公祠、惟行公祠。显然，下圳村谢氏是到了十一世的时候才人丁繁衍、经济实力增长、开始形成宗族社会的。以平均25年为一代计，下圳村谢氏的第十一世约当16世纪中叶。万安乡谢氏历史上较有名的人物，一为明代以荐辟任知县的谢文富，一为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举人任知县的谢耀。^[95]也说明万安乡谢氏是明中后期才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南靖县书洋乡塔下张氏宗族，也是客家人的宗族，其迁至塔下的时间是明宣德年间，但其祖先原住永定县金沙蕉坑里，初迁广东大埔县长教，又迁移至南靖县西部边沿的马头背，后移住平和县小溪（即今平和县城）经商。其先人在永定县金沙时已然是客家人，到永定县开基也应在宋元之际。塔下张氏初步形成宗族社会在康熙年间，宗族经济发达、人才辈出则在嘉庆年间，与闽西南多数客家宗族的形成、发展情况相差无几。

上举几个宗族迁徙和开基情况，印证了徐旭曾先生《丰湖杂记》中所言，宋元之际的战乱，使得湘赣闽粤交界区域成为一片废墟，因而有大批移民从四面八方迁入。赣闽粤边区的客家宗族，其祖先多是战乱后新迁入的居民，初迁来时哀鸿遍野，一片荒芜，先人们经过二三百年左右的艰苦创业，才建立宗族组织，形成宗族社会。而各个宗族，大都有一个从白手起家到经济、文教发达的过程。

文教兴盛的标志是学校、书院的兴办和科举人物的增加。还是以汀州为例。汀州自唐开元间设立后，历三百年未有学，至北宋天圣中，始创州学。随后长汀、宁化、清流、连城、上杭、武平都创立了县学。但当时只有官办的州县学，未有民间的书院和社学、义学。^[96]至明代，则州县学规模更大，设施更完善，书院、社学、义学之类，也纷纷创办起来。如长汀县有社学，在镇南门外西，又有卧云书屋，在新丰坊，郎中李坚归田时授徒于此。宁化县也有社学，在县治东北漳南道前。上杭县则有书院两所，分别为杭川书院和练堂书院。清流县则有读书庄、柳庄书室、远思学堂等私人兴办的学校。连城县也有丘氏书院，培养出丘麟这样的特奏名进士。成化年间才设置的归化县，也有社学四所。^[97]及至清前期，汀属各县的书院、社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州城有龙山书院，系康熙二十年（1681）巡道邓秉恒、知府鄢翼明创建；龙江书院，系明天启中推官寇从化、知县萧奕创建；文明书院，也是明清间创建，至乾隆时已废；正音书院，是雍正七年（1729），根据朝廷的诏令创建；龙山学舍，是明知府万振孙建。还有社学，在旧镇南门外。府属各县，除了都有一所正音书院外，长汀县则有东山书院、新罗书院、鄞江书院、紫阳书院和社学；清流县有义学，又有社学四所；归化县有峨眉书院、文昌书院和社学；连城县有丘氏书院及社学六所；上杭县有义学四所，城东西南北各一，还有社学七所；武平县有义学，又有社学四所；永定县有绿筠书院，还有社学三所。各县的这些书院、义学和社学，大都是明末清初兴建的。^[98]

科举人物方面，据开庆《临汀志》所载，汀州宋代300年间进士仅得52人，特奏名99人。而明代自洪武至嘉靖初150余年间，汀州有进士35人，举人165人，还有贡生未计。自明嘉靖十七年（1538）至清乾隆十七年（1752）214年间，汀州有进士52人，举人以下难以计数。^[99]从科举人数的增加及科举对于社会渗透的深入，也可看到明清时期汀州的文教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

汀州各县自南宋至明清交通、水利、商贸和文教的显著发展，只是赣闽粤边区的一个缩影。赣闽粤边区其他各县自南宋至明清上述各项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文教方面，尤以潮州的程乡和大埔两个客家县最为突出。

程乡县崇文重教之风，兴于明末，至清初臻于极盛。其学校之多，文人之盛，在粤东称最，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学校方面，除了县学是承宋代梅州州学之旧，历代不断翻修、扩建、增加设施之外，社学、义学、书院都很兴盛。最早的社学可以追溯到明成化十七年（1481），由当时的知县刘彬创建，其后废圮。嘉靖元年（1522），督学魏校毁淫祠重建，名为东社学。此外还有北、西、南社学，都是明代兴建，历年不断修缮。又有培风、锦江、先贤、立诚、东山、崇实等书院。以上所述是县一级的社学和书院，县以下各堡也有社学、书院、义学，如雁洋堡有社学两处，都是康熙间建；金盘、西阳、西街、榄潭、西厢、水南等堡各有社学一所；义学是雁洋、畲坑、松源、锦州等堡都有，其中畲坑堡还有两所；而松口堡有梅东书院，南口堡有培南书院。^[100]堡一级有书院，是十分罕见的。

与学校的兴盛相应，科举在程乡县的影响极大，应举之风与中举人物之多皆为广东省之冠，当然，其风也始于明末清初，尔后日益兴盛。据记载，明季以来，程乡县逐渐形成“诗礼之家，延师教子，膳脯虽薄，岁必举焉。以故都人士之秀者，彬彬若邹鲁矣”^[101]，“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困穷，至老不肯辍业”的风气，“每科乡会中式，通省各产，罕出其右”^[102]，“文风极盛”成为清雍正朝以程乡县为基础设立嘉应州的主要理由。至乾隆初年，一州之中“应童子试者至万有余人”^[103]。应童子试就是考秀才，其时嘉应州总人口不过100万人左右^[104]，考秀才的人占到总人口数的1%左右，比例之高，全国罕见。

大埔县是嘉靖五年（1526）才由饶平县析置的，原来“峒民作梗，啸聚为盗”，是著名的盗区。建县之后，寇乱仍绵绵不息，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有“小靖贼首谢相、傅大满作乱”，二十三年（1544），有铲坑、看牛坪盗刘全等作乱，与邻境上杭县三图寇相犄角。^[105]至嘉靖末年，更有张琏之乱，声势浩大，建元称帝，号“飞龙国”，大埔县白堠村是其重要根据地。白堠人杨舜是张琏之乱的重要角色，其兄弟尧、汤、孔“皆荡佚不自检束”，“率以奢侈结匪人”，也参与了乱事。^[106]嘉靖四十一年（1562），官府调集粤、赣、闽三省官兵7万余人，分7路围攻张琏的飞龙国，“斩首六千六百级，收降男妇一万五千余”^[107]。白堠各姓，受到沉重打击。杨姓、李姓各被杀一百余人，杨舜及两个兄弟俱死，财产被没收，长兄杨尧则隐姓埋名，定居于饶平上饶坑背。而其叔父富豪杨淮，素与官府密切配合，乱事起后花费了大部分财产为自己洗脱，才得以免受牵连。^[108]现在白堠杨氏族人，80%以上为杨淮的传人。

在张琏作乱被镇压后，官府深刻认识到“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109]的道理。嘉靖五年（1526），县令欧准在建县治之初，就“创学宫、文庙与县左”，嘉靖二十二年（1543），县令曾广翰到任，“首以兴学为己任”^[110]，其后出任潮州知府的郭春震，也极力推动和支持大埔县兴学和教化之事，与曾广翰商议建立了汇川书院，^[111]随后社学也在各乡村普遍设立，积极推行教化政策。^[112]白堠人也从这次事件吸取惨痛教训，认识到为匪作乱必然受到沉重打击，而通过科举之路则能合理合法地提升身份，为官作宦，光宗耀祖。于是，杨淮在大难不死之后回到家乡，花重金建立了规模宏大的书院——大书斋，为子孙“延师教诲，劝学不辍”^[113]。这就与官府的意图契合，官府千方百计推行教化，白堠人也主动接受教化，从此告别了亦民亦“盗”的生活方式，读书应考走科举之路的人越来越多，奠定了耕读传家的新的生活方式，地方社会开始由豪强社会向士绅社会转型。明末崇祯年间，白堠杨廷纪、丘大复先后考中举人，为白堠人率先敲开了科举的大门。清初，白堠肖翱材于顺治十五年（1658）考中进士，名震粤东；其后杨之徐于康熙十四年（1675）和康熙二十七年（1688）先后考中举人和进士，进一步提升了白堠的社会声望，并给予后来者以巨大的鼓励。在肖翱材、杨之徐等人的引领下，康熙中叶以后白堠进入科举兴盛时期，科举人才不仅数量多，延续时间长，而且质量高，社会影响大，盗窟的印记渐渐褪去，“白堠夙称邹鲁乡”^[114]的说法随之而起。换句话说，昔日的盗窟，彻底脱胎换骨成为著名的文教之乡了。

包括程乡县（后为梅县）和大埔县在内的粤东客地，明末清初先后经历了从盗区到“人文秀区”^[115]的转变，从科举成就来看，清代出现了“五科连解”（即在广东乡试中接连五科的第一名都是嘉应州人）、“一科五进士”“父子四进士”“三代三翰院”等盛况^[116]，虽然经济还比较落后，但“人文为岭南冠”^[117]，确实反映出区域开发的加速进行。当然，粤东经济社会的巨变，只是赣闽粤边区开发快速进展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