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研究：征徭和抚徭调查

以上所述赣闽粤边区的荒凉状况，说明此前王朝的力量还无力深入此区，造成此区的开发严重滞后。明廷稳定了中原政权后，便开始加强了对此区的经略和开发。经略和开发的过程，同时也是剿平此区动乱的过程。通过平乱促进开发，为了开发而加强剿抚。这里先述明廷对于此区的剿抚。

明廷对于此区的剿抚，主要是针对区域内的梗化之民，也就是未宾服的“蛮夷”。这时湘赣闽粤边区的“蛮夷”主要有徭、僮两类，关于他们的源流和特征，清初修成的《广东通志》有如下的描述：

猺^[21]本盘瓠之种，产于湖广溪峒间，即古长沙、黔中五溪蛮也。其后生息蕃衍，南接二广，右引巴蜀，绵亘数千里，椎髻跣足，衣斑襕布褐，刀耕火种，喜仇杀，猜忍轻死，又能忍饥，行斗左悬长刀，右负大弩，手持长枪，上下山险若飞。战则一弩一枪，相将而前，执枪者前却不常，以卫弩；执弩者衔刀而射敌，或冒刃逼之，枪无所施，释弩取刀，奋击以救。度险则整其行列，遁去必有伏弩。儿始能行，烧铁石烙其跟跖，使顽木不仁，故能履棘茨而不伤。

僮性质粗悍，露顶跣足，花衣短裙，鸟言鹄面，自耕而食，又谓之山人。出湖南溪峒，后稍入广西古田等县，佃耕荒田。聚种稍多，因逼胁田主，占据乡落，遂蔓延入东省。其初来，尚以听招为名，佃田纳租，种类与猺人不同，时相仇杀。故有司及管田之家颇赖其力以捍猺人。厥后众聚势强，犹猺人矣。肇、高、廉三府与广州、雷州亦数县有之。^[22]

据此，“徭”是越五岭南下的武陵蛮，或称五溪蛮，其在广东西部和进入广西的部分，就是今天所说的瑶族；但分布在广东东部和福建、江西的部分，有的仍被称为“徭”，有的已被称为畲或輋，主要是今天所说的畲族。顾炎武论及福建的瑶人，曰：

猺人楚粤为盛，而闽中山溪高深之处间有之。漳猺人与虔、汀、潮、循接壤错处，亦以盘、蓝、雷为姓，随山种插，去瘠就腴，编荻架茅为居。善射猎，以毒药涂弩矢，中兽立毙。其贸易商贾，刻木大小短长为验。今酋魁亦有辨华文者。山中自称狗王。后各画其像，犬首人身，岁时祝祭。族处喜仇杀，或侵负之，一人讼则众人同，一山讼则众山同。常称城邑人为河老，谓自河南迁来，畏之，繇陈元光将卒始也。国初设抚猺土官，令抚绥之，量纳山赋。其赋论刀若干，出赋若干，或官府有征剿，悉听调用。后抚者不得其人，或索取山兽皮革，遂失赋，官随亦废。往往聚出为患。若往年南胜李志甫辈之乱，非猺人乎？今山首峒丁，略受约束，但每山不过十许人，鸟兽聚散无常所，汉网当宽之尔。^[23]

这里提到的漳瑶人，以盘、蓝、雷为姓，自以为是唐代与陈元光交战的“蛮獠”后裔^[24]，有盘瓠图腾信仰，与元代造反的李志甫辈为同族，实即今天所称的畲族。同理，乾隆《龙岩州志》和道光《平和县志》等福建史志所称的瑶人也是畲族。

在广东东部，也是瑶、畲（輋）并称或混称。顾炎武论及潮州府畲、瑶，曰：

民有山輋曰徭、僮，其种有二：曰平鬃，曰崎鬃。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不冠不履，三姓自为婚，有病没，则并焚其室庐而徙居焉。俗有类于夷狄，籍隶县治，岁纳皮张。旧志无所考。我朝设土官以治之，衔曰輋官，所领又有輋，輋当作畲，实录谓之畲蛮。^[25]

可见这里所谓“畲徭”即今之畲族。不过，福建、广东的畲族都包含着“徭”“僮”两个来源，“徭”是来自五溪地区的武陵蛮，“僮”则主要是百越后裔，不仅仅出于湖南溪峒，有的本来就居于赣、闽、粤各省。

从上引《广东通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资料，我们看到了瑶、僮与统治者之间，瑶、僮与汉族地主之间，以及瑶与僮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加剧。统治者向瑶民、僮民大肆勒索山兽皮革等物品，每每激发瑶民、僮民的反抗，这是瑶、僮与统治者的矛盾冲突；僮民因为租佃田地与汉族田主发生冲突，导致“逼胁田主，占据乡落”的事件，这是僮民与汉人特别是汉族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司及管田之家”利用僮人之力以对付瑶人，引至瑶、僮之间互相仇杀，这是瑶、僮之间的矛盾冲突。由于这一系列矛盾冲突的普遍存在与激化，明代以来瑶、僮动乱的事件显著增加，朝廷对于瑶、僮的政策，起初以征剿镇压为主，不久就吸取教训，多采取招抚的办法，或剿抚并用。《明太祖实录》中的下列史料，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政策转变的轨迹：

洪武十二年（1379）八月：

命监察御史郑肃往广西，给赏收捕猺贼有功将士六千一百二十二人，文绮钞帛有差。^[26]

洪武十六年（1383）八月：

广东清远县猺贼作乱，都指挥使王臻率兵讨之，降贼众一千三百七人，送京师。命给衣粮，发泗州屯田。惟贼首麦至清遁入矮岭大罗山，臻复以兵捕之。^[27]

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

丙辰，柳州府马平县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獞恃险窃发，杀掠吏民。及官军讨捕，则退入深谷，操强弓、注毒矢，潜守隘口，卒不能获，凶顽自恣，为患益深。乞于贼人出没之地立寨置兵，扼其襟喉，断其出路，譬犹穴中之鼠，技穷食尽，可以尽剿。然此虽盗贼，岂无良心？昔者，陈景文为知县时，猺、獞皆应差役。厥后长吏抚字乖方，始复反侧。诚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谕以祸福，彼虽凶顽，岂不革心向化为良民乎？上嘉纳其言，命吏部凡临溪洞郡县，择贤守令以抚辑之。^[28]

甲午，广西都指挥使司言：频年猺寇窃发，皆因居近溪洞之民与之相通诱引为患。请先捕戮此辈，庶绝其党。上曰：溪洞之民诱引猺、獠为寇，此诚有之，然其间岂无良善？若一概捕戮，恐及无辜。大扺驭蛮夷之道，惟当安近以来远，不可因恶以累善。非实有左验，不宜捕戮。^[29]

以上资料主要是针对瑶族而言，同样的，朝廷对于一向勇于抗争的畲族也极力予以招抚，因而有些畲族首领入朝贡献，表示归顺，潮州畲蛮雷文用于永乐五年（1407）的来朝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顾炎武记载道：

冬十一月，畲蛮雷文用等来朝。初，潮州府卫卒谢辅言：海阳县凤凰山诸处畲，遁入山谷中，不供徭赋，乞与耆老陈晚往招之。于是畲长雷文用等，凡百四十九户，愿复业。至是辅率文用等来朝，命各赐钞三十锭，彩币表里绸绢衣一袭，赐辅、晚亦如之。^[30]

但地方官吏对于朝廷的政策往往不能严格遵守，出于贪渎的本性，对于畲、瑶多方诛求，把畲民、瑶民逼到穷困潦倒不堪忍受的地步，因而激起畲民、瑶民一次次反抗斗争，如在广东省，仅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就可看出明朝前期畲民、瑶民或山寇暴乱事件接连不断：

洪武十五年二月辛巳，南雄侯赵庸率兵讨阳山、归善等县蛮寇，平之。十六年秋八月癸卯，遣征南将军申国公邓镇等讨广东瑶贼（时广东瑶贼作乱，剽掠旁近，由是江西永新、龙泉山民互相煽动，结聚徒党，自称顺天王，势甚猖獗。江西都指挥同知戴宗率兵剿捕不克。至是命镇等将兵往讨之）。二十四年夏五月，指挥同知花茂收集民兵（茂巢县人。在广州尝剿平阳春等县叛贼，及清远、英德、翁源、博罗、东莞、增城、龙川、兴宁、归善、南海、香山诸县及海南、雷州等处山寨瑶贼、蛮贼及倭贼。至是升都指挥同知，因上言广州地方若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蜑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即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不时出没，劫掠人民……二十八年冬十二月癸卯，潭源诸峒平。征虏将军指挥佥事胡冕率兵至郴、桂，征剿山寇，分遣指挥佥事宋晨等讨平广东潭源诸洞，及广西平川增益之地……将军胡冕、宋晨等虽有平蛮之功，而综杀太过，乃遣使谕之）。三十一年春三月，仁化县贼钟均道寇南韶，肇庆西山瑶作乱，命指挥王浚等讨平之……景泰七年秋，泷水瑶贼作乱，都御史马昂讨平之（时泷水瑶贼赵音旺作乱，合诸山叛瑶，大肆杀掠，民罹其害。昂乃调广西狼兵及壮人同官军直抵瑶巢，斩获甚众）……弘治十一年，连山贼入翁源和峒，诱众作乱，平之。十五年，瑶贼寇阳春，毁县治。总旗徐洪战死。十六年，惠州大帽山寇起，平之（大帽山，本名大望山，在兴宁北九十里。时瑶寇据之，势张甚。渠魁彭锦据大信上下輋，刘文玉据宝龙，练成才、叶清各据险，四出流劫。事闻，特命督抚总镇檄三司统调汉达土兵剿之，始息）。^[31]

记载中的“徭贼”“徭寇”是一种笼统的提法，有的指瑶族，有的指畲族，大抵以当今的瑶、畲分布为别，今瑶区的是瑶族，今畲区和客家聚居区的是畲族。如惠州大帽山的所谓“瑶寇”，活动地域主要在粤东兴宁、梅州，闽西武平、上杭、永定，赣南龙南、安远、寻乌、会昌等地，这一带正是历史上畲族的聚居区，况且文中又有“渠魁彭锦据大信上下輋”之语，这支“瑶寇”必定属于畲族无疑。至于一般的“盗”“贼”“山寇”，则往往含有大量的客家民众。

在赣、闽两省，畲族与客家聚众反抗、“作乱”的事件也频繁发生，试看方志中的有关记载：

江西安远：

洪武十九年，山寇周三官、谢士贞（均为广东人，曾率众闹事）作乱，乌合万余，攻劫各境。统兵官尹和先讨平之。^[32]

福建上杭：

洪武二十年，溪南盗钟子人同广寇作乱，凶焰可畏。^[33]

福建长汀：

逆贼邓茂七反，分其党陈正景围汀州。^[34]（此事《明史》卷165《王得仁传》略曰：“沙县贼陈政景，故邓茂七党也，纠清流贼蓝得隆等攻城。得仁与守将及知府刘能击败之，擒政景等八十四人……都指挥马雄得通贼者姓名，将按籍行戮，得仁力请焚其籍。”）

江西安远：

天顺八年，流贼高安（黄乡堡人）、杨四作乱，巡按御史领三司官率兵擒高安，余党悉平。^[35]

福建上杭：

天顺壬午，上杭贼首李宗政攻破县治，放兵四劫，官军莫能御。

福建明溪：

归邑治两郡四邑裔土，邓寇虽平，而大帽山贼势反复，欲遏其无东，故建是邑。无所设险，急忙则尽避去；又沙、尤、永安山寇不时聚劫，民无所依，其势益肆。^[36]

福建永定：

闽之永定乃上杭之析邑，而闽之绝域也。毗近潮阳，僻居万山中，人民倚险习顽，衽席干戈。成化丁酉冬，渠魁钟三啸聚劫掠，四远弗宁。^[37]

江西安远：

成化二十三年，流寇张昭、邹梦科，纠同本县石口杨九龙称乱，巡抚都御史李公昂，领兵讨平之。嘉靖三十六年，龙南贼首赖清规反，时龙南之横岗，信丰之员鱼、迳脑，安远之大小石、伯洪，俱为所胁，合岑岗贼李文彪、高沙贼谢允樟，号三巢，称王，而清规尤雄。是年，岑岗贼李文禄入本县里仁堡江头寨境。主簿邱越率乡勇击走之。^[38]

福建上杭、武平等地：

正德七年，武平县地方挂坑等处贼首吴显智、曾惟茂聚众劫杀，势甚猖獗。^[39]

以上涉及的事件，对造反者只笼统地称为“山寇”“贼”“盗”，其中有客家百姓，也有畲族人民。畲民如“溪南盗”钟子人、“清流贼”蓝得隆、“永定渠魁”钟三，从其姓氏和地域来看，可断定其属畲族无疑。但那些入山从贼的百姓，或胁从山贼的汀民，则应是客家人。如邓茂七之反，上杭县推官王得仁“率民兵赴援，败贼于盖洋，追至大陂，斩首数百级，降者二千人，选其壮士分隶诸军以掩系”^[40]，王得仁麾下的民兵，与邓茂七麾下的“寇贼”，只有“拥官”与“从贼”政治立场的差别，族属上都是客家人。王得仁从邓茂七麾下投降过来的2000人中“选其壮士分隶诸军”，则这些从贼之众又转而成为民兵，与原在其麾下的民兵更无差别可言。又如天顺间，“上杭贼首”李宗政作乱攻破县治，后有1700余户接受按察使伍骥招抚，归附后官府“给以牛种，俾复故业”^[41]，这一大批百姓本来就是客家人，起先揭竿而起“从逆”，其后接受招抚“归附”“复业”，发生变化的只是政治态度而已，客家人的族属是没有变化的。

可见这一时期的“寇乱”，就赣闽粤交界区域而言，基本上是畲、客人民联合反抗官府的斗争。

明朝统治者面对连年不断的畲、客人民反抗斗争，不得不在政策和策略上作了一些调整。除了继续用剿抚并用的办法对付已经作乱的畲客群众之外，更多地着眼于事情未起时的安抚措施。其中的一个办法是在畲区设安抚官员和安抚机构。顾炎武谈到“漳瑶人”即漳州畲族的时候说：

国初设抚徭土官，令抚绥之，量纳山赋。其赋论刀若干，出赋若干，或官府有征剿，悉听调用。^[42]

这种“抚徭土官”在广东博罗、潭源、潮州等地都曾设立，意在羁縻畲族，其在潮州则直接称为“畲长”或“輋官”。^[43]顾炎武在谈到对付赣闽粤边的“寇乱”时又说：

国朝来，每因寇乱，设县即定。建宁之设寿宁，延平之设永安、大田，漳州之设漳平，及近日宁洋、海澄，而无不定者。独汀州当三省之交，成化六年设归化，而其地盗少；十四年设永定，而窃发间有者，盖南通潮、漳而北上杭，三图皆寇薮也。迩日乃靖者，赣（应为广）分大埔而又立平远耳。平远未立之时，程乡立太平营城，设抚民通判主之。官无常居，不实抚恤，乃因立为县，则有司存，而其学校、祀典、乡饮酒礼，民日由之，逐渐从善而归治……故平远立而潮贼宁矣。余尝驻汀，前汀守吴兴徐公，当寇猖獗未遑立县，乃建议立抚民馆于三图，逼抵贼巢，本为权宜之术也。然近日三省山寇数十年一作，及剿有数十年之安。惟三图百余年无秋冬间不啸聚，屡扑而不驯服，其山林险密，尤异它区，邻省山寇共推之为主耳。参将俞大猷尝至上下水诸寨，其民七十三户，上状言：三图溪南东接永定，西毗程乡，北仰上杭，南联大埔，四通而易诱惑，恃险不难作乱。虽设抚馆，要之不如县便。且峰市附近，又通闽广要路，地虽偏小，犹可以为善国。^[44]

“抚瑶土官”“抚民通判”都是安抚畲族的官员，区别是“抚瑶土官”大概以畲族首领担任，专管畲民事务^[45]；“抚民通判”是汉人担任的朝廷命官，兼管安抚畲、客事宜；“抚民馆”则是管理安抚畲、客的机构，这种机构一般是因事权宜而设，等到条件成熟，往往发展为设县，以为长治久安计。

另一措施是加强盗寇渊薮地区百姓的里社伍保组织，并推举“里老”“老人”参与治理村民事务。如上杭赖思智，弘治十八年（1505）被本县佥充“捕盗老人”，配合官军剿寇，“统民兵追捕，屡战有功”^[46]，因而受到官府的表彰；清流县有魏得礼，正统间，时为“老人”，在沙县邓茂七起义时为保护知县，与知县一起遇害^[47]；归化县也有“里老杨惟金、陈元福等”，在立祠等村社事务中发挥了组织、管理作用^[48]。这一系列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标志是确有不少畲民“回面向化”，归顺了朝廷，像前述上杭的畲客暴乱，经过招抚之后，“降者前后万余人”，“归附者千七百余户”，便是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