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的融合

元代客家民系和福佬民系的发展壮大，还得益于“汉人”或“汉民”的大量南迁，以及调戍闽粤赣边的淮军就地复员入籍。这两部分人的融入，对于客家民系的发展壮大帮助最大，福佬民系次之。

如前所述，这里所谓“汉人”“汉民”是旧金国境内的民众。驱使北方“汉人”大量南迁的原因，一是宋元之际的战乱，一是元代接连不断的饥荒。宋元之际兵燹造成的人民死亡和流离，是空前的。其时真正是千里丘墟，哀鸿遍野。史载：至元十六年（1279），江西吉州路“民之流亡，与远郡来归者数千家”^[88]。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征东行省右丞洪俊奇受命“往江浙等处遣汉人复业”^[89]。至元二十三年（1286）四月己未，“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又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遣使尽徙北还。仍设脱脱和孙于黄河、江淮诸津渡，凡汉民非赍公文适南者止之，为商者听”。“（二十六年）二月辛亥朔，诏籍江南户口，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90]至元二十六年（1289），“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忙兀台言其不可，遂止”^[91]。

至元十六年（1279），正是元朝灭宋定鼎中原之时。此后十余年，中国自北而南，备受蒙古铁骑屠戮蹂躏，黄河中下游和江淮之间，更是反复征战之地，所以当地的“汉人”“汉民”无以为生，不得不四处流离。当时所谓江南，实际就是南宋旧壤，毕竟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因而成为“汉人”“汉民”逃荒就食的首选之地，连好多在南方任官者，卸任后也选择留在南方。上引记载中的“汉民就食江南”“中原民转徙江南”，“北方诸色人寓居”江南，以及“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批汉人迁徙到南方。从吉州一路就有流民数千家的记载，我们可以感知这波汉人迁入南方数量之多。当时南方接受北方流民的总数，应是以十万、百万记。

元朝中叶，战乱虽然逐渐减少，但灾疫和饥荒接踵而来，北方流民仍以百万计，各地户口损耗问题也十分严重。请看以下记载：

至大元年（1308）五月丙寅，降英德路为州……六月戊戌，中书省省臣言：

江浙行省管内饥，赈米五十三万六千石，钞十五万四千锭，面四万斤。又，流民户百三十三万九百五十有奇，赈米五十三万六千石，钞十九万七千锭，盐折值为引五千。^[92]

（天历二年四月）癸卯……陕西诸路饥民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又数十万……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饥，食人肉事觉者五十一人，饿死者千九百五十人，饥者二万七千四百余人……池州、广德、宁国、太平、建康、镇江、常州、湖州、庆元诸路及江阴州饥民六十余万户……大都、兴和、顺德、大名、彰德、怀庆、卫辉、汴梁、中兴诸路，泰安、高唐、曹、冠、徐、邳诸州，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五月）凤翔府饥民十九万七千九百人……（六月）绍兴、庆元、台州、婺州诸路饥民凡十一万八千九十户……陕西、河东、燕南、河北、河南诸路流民数十万，自嵩、汝至淮南，死亡相藉……益都莒、密二州春水，饥民三万一千四百户……^[93]

这么一波一波几十万、几百万的流民潮，主要去向当然还是“江南”，即南宋旧壤的广大南方地区。起先，朝廷还想把北方流民强制迁回旧籍，但流民太多，许多人在移入地又已垦荒立业，限制南迁和强制回迁的政策行不通，朝廷遂因应形势，制定了允许北方流民在南方入籍的政策，并着意引导流民开垦江南荒地。例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正月癸丑就下过这样一道诏令：

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94]

赣闽粤边土地广袤，环境闭塞，有充足的荒地可供开垦，又有安全的保障，遂成吸引流民的渊薮。从这一区域户口的升降和州县的废置，可以看出个中变迁。先看粤东、粤北：

（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广东宣慰使月的迷失以英德、循、梅三路民少，请改为州。^[95]

（至元二十三年三月）辛未，降梅、循为下州。^[96]

（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丁卯……降南雄州为保昌县，韶州为曲江县。^[97]

（元贞元年五月）庚辰……又以户不及额，降连州路为连州。^[98]

路、州、县的设置和等级主要以户口多寡为据，梅、循二州被降为下州，南雄州、韶州降为县，连州路降为连州，表明战乱之后，粤东、粤北户口耗损很厉害。但几年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英德州为例：

（大德四年九月）壬戌……广东英德州达鲁花赤脱欢察而招降群盗二千余户，升英德州为路，立三县，以脱欢察而为达鲁花赤兼万户以镇之。^[99]

这里所谓“群盗”，乃指无以为生，便铤而走险的流民。一个偏远的小州一次就有2000余户流民归附，成为编户百姓，可知其时粤北接受流民之多。英德州由于接受了2000余户的流民，户口骤增，遂升为路，行政建制提高了一级。

赣南和闽西、闽南也有类似的情况：

（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甲辰……湖广省臣言：“近招降赣州贼胡海等，令将其众屯田自给……”^[100]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庚子，江西行省左丞高兴言：“江西、福建汀、漳诸处连年盗起，百姓入山以避，乞降旨招谕复业……诏皆从之。”^[101]

（元贞元年十一月）戊戌，升赣州路之宁都、会昌二县为州，以石城县隶宁都，瑞金县隶会昌。^[102]

所言招降之贼、入山避难百姓的复业等，无不说明这些地方流离人口之多，以及经过官府的相应措施，流民或流离人口又以种种形式安定下来，户口增长较多的县因而得以升格为州。

以上事例只是赣闽粤边的一个缩影。清人徐旭曾研究了很多客家人的族谱，大都记载了元兵大举南下时湘赣浙闽各地人民随帝室播迁，一边抗元一边转徙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说：

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县逃避，其粤、闽、赣、湘边境，毗连千数里之地，常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遂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也自称为客人。^[103]

徐旭曾所论，印证了上述粤北、粤东、闽西、闽南和赣南荒芜的土地被流民和移民充实的情况。这一大批流民落脚赣闽粤结合区之后，经过相当时间的耕垦创业、融合同化，“遂别成一种风气”，最后无论是原来的客家人，还是流寓来此的外地人都成了客家人，今日所见客家基本住区，即所谓“客家大本营”的格局，也就确定下来了。

其间元廷的政策起了促进作用。元廷对于流民的政策，有一个从强制回归原籍到允许在新居地入籍的过程，至元二十六年（1289）二月，“诏籍江南户口，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就是完成政策转变的标志。转徙并定居于闽粤赣结合区的北方诸色人，与落籍其地的南人一道，披荆斩棘，筑室垦田，彼此融合，共同成就了其地的新风气。这些人，自然也成为闽粤赣结合区新形成的客家人的一分子。

其时参与闽粤赣结合区族群融合的还可能有淮军。从南宋起，就常常调淮军镇压赣闽粤边区的动乱和民变，几乎成为一种惯例。元代沿用此例，如：至元十九年（1282），遣扬州射士戍泉州；至元二十一年（1284）二月，命江浙行省调兵进讨漳州之盗；至元二十五年（1288）四月，诏江淮省分万户一军诣江西征讨董贤举之乱；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诏发江淮省及邻郡戍兵五千讨钟明亮；其年二月，命福建行省拜降、江西行院月的迷失、江淮行省忙兀台，合兵击贼江西；至元二十七年（1290）九月，福建省以管内盗贼蜂起，请益戍兵，命江淮省调下万户一军赴之^[104]，等等，都说明元代在征讨闽粤赣寇盗诸役中，常常有淮军的参与。其中至元二十一年（1284）“命江浙行省调兵进讨”一例，乃当时江淮行省一度改为江浙行省，故其时江浙行省所调之主要还是淮军。

调往赣闽粤征战的淮军，有的担负屯田任务而成为屯田军。^[105]无论是负征讨之责还是屯田，虽有一部分事定之后抽还本翼，大部分却是久戍不归。到了元末，随着元朝统治的崩溃，有的淮军遂解甲归田，就地入籍，原本征战或屯戍于闽粤赣结合区的，便在当地落地生根。他们的绝大部分与客家人混居杂处，渐渐演变为客家人。也有小部分与福佬人混居杂处，久后演变为福佬人。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旧为明代武平所，该所兵将长期保留军籍，日久脱籍为民后都成了客家人，就是显例。元代与明代，时间虽有先后，戍守和屯田军落籍的具体情形也不一样，但落籍之后渐渐土著化，道理是一样的。

【注释】

[1]蒙古人在南宋境内用兵，以屠戮为能事。如至元十二年（1275），元将阿剌罕进攻江苏，“趋溧水、溧阳，攻破银树东坝，至护牙山庆丰圬，败宋军，斩首七千级，又擒其将祝亮，并裨校七十二人，斩首三千级。又与宋兵战，斩首七千级，逐其援兵退走数十里。又败其都统等三人，斩首三千级。破建平县，杀其守吏。进攻广德军独松关……军次安吉州上柏镇，（宋将）濡率兵来拒战，大败之，斩首二千级，生擒其副将冯翼，戮于军前”……十三年（1276），阿剌罕等“攻浙东温、台、衢、婺、处、明、越及闽中诸郡，降其运使、提刑等五百人。追袭宋嗣秀王赵与檡至安福县，与檡以军三万来拒战……斩其步帅观察使李世达，生擒与檡及其将吏百八十人，悉斩之”。（《元史》卷129《阿剌罕传》）似此几千人上万人的屠戮，蒙古最高统治者是作为军功加以奖赏的。甚至在皇帝的诏书中，就有鼓励屠杀的指示，如（至元十七年春正月）“甲子，敕泉州行省，所辖州郡山寨未即归附者率兵拔之，已拔复叛者屠之”。所以元军将领大都肆行残杀。赣闽粤结合区降服元朝最迟，所受残杀最惨，据光绪《嘉应州志》记载，梅州“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败后只存卓满一人”。就是元军对赣闽粤结合区肆行屠戮暴行的见证。

[2]（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赵世延杨朵儿只皆色目”条，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页。

[3]《元史》卷85《百官一》。

[4]（明）叶子竒：《草木子》卷3《克谨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元史》卷39《顺帝二》。

[6]《元史》卷24《仁宗一》。

[7]《元史》卷28《英宗二》。

[8]《元史》卷102《刑法一·卫禁》。

[9]以上关于科举的资料，均见《元史》卷81《选举一》。

[10]具体律条是：“诸汉人持兵器者禁之，汉人为军者不禁”，“其集众祠祷者禁之”。分见《元史》卷105《刑法四》“禁令”“杂犯”条。

[11]《元史》卷105《刑法四·斗殴》。

[12]《元史》卷105《刑法四·杀伤》。

[13]《元史》卷21《成宗四》。

[14]《元史》卷38《顺帝一》。

[15]《元史》卷187《贡师泰传》。

[16]《元史》卷172《程巨夫传》。

[17]《元史》卷190《陈孚传》。

[18]《元史》卷187《吴当传》。

[19]（元）杨翮：《佩玉斋类稿》卷4《送崇仁县尹陈子英之任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明）叶子奇：《草木子》卷3《克谨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宋史》卷418《文天祥传》。

[22]《元史》卷10《本纪·世祖七》。

[23]《元史》卷10《本纪·世祖七》。原文为：“（至元十五年五月）乙酉行中书省言，近讨邵武、建昌、吉、抚等岩洞山寨，获聂大老、戴巽子，余党皆下。”

[24]“大佬”或“大老”即大獠，古代“佬”“獠”同音。闽粤赣蛮獠特别是畲民首领好称“大佬”或“大老”之俗，傅衣凌先生早有论述，见《福建畲姓考》，原载《福建文化》第2卷第1期，1944年，收入《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70～182页。

[25]《宋史》卷418《文天祥传》。

[26]（清）徐旭曾：《丰湖杂记》，载广东《和平徐氏宗谱》。

[27]古直《客人对》，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28]见光绪《嘉应州志》。

[29]《宋史》卷47《本纪第四十七·瀛国公·二王附》。

[30]《宋季三朝政要附录》。

[31]乾隆《南靖县志》卷6《人物·儒林·宋·陈景肃》，南靖县方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整理本。

[32]乾隆《南靖县志》卷6《人物·儒林·宋·陈景肃》。

[33]乾隆《南靖县志》卷8《遗事》，第209页。

[34]（明）盛端明：《清野薛先生碑铭》（见刘抃纂修：康熙《饶平县志》卷14《艺文》，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本2002年版，第209页）有云：薛亹祖上“遂家于闽漳之赤岭，后迁漳南之四都渐山”。闽漳之赤岭在今漳浦县，漳南之四都即诏安县四都。由此可证渐山在诏安县四都境内。

[35]《元史》卷131《完者都传》。

[36]《元史》卷14《本纪·世祖十一》载：至元十九年（1282）五月“己卯，罢福建道宣慰司，复立行中书省于漳州”。

[37]分见《元史》卷11《本纪·世祖八》、《元史》卷14《本纪·世祖十一》、《元史》卷131《完者都传》、《元史》卷162《高兴传》、《宋季三朝政要附录》。按：关于陈吊眼的事迹，民间传说与官方记载完全不同。民间传说认为宋亡后，陈吊眼一直在潮州坚持抗元，并越战越强，于至正十六年（1356）攻下揭阳城，自称定王。又占据潮阳城，直到明朝洪武初才受招抚。见饶宗颐《潮州志·大事志》（汕头，潮汕修志馆，1949）页17上、19上引顺治《潮州府志》。

[38]以上引文俱见《元史》卷12《本纪·世祖九》。

[39]《元史》卷129《唆都传附百家奴传》载：至元十三年（1276），百家奴“徇地福建，行定衢、婺、信等州城邑。至新安县，击斩宋赵监军、詹知县，擒江通判。道与畲军遇，疾战败之。鼓行而东，沈安抚以建宁府降”。

[40]《元史》卷131《完者都传》。

[41]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畲姓考》文中说：“在福建畲族活动史上，其构雄活跃于一时者，雷、槃、蓝诸姓反多不与，而为汉化极深之陈、李、黄诸姓。”是则他认为那时在畲族传统姓氏槃、蓝、雷、钟之外的二十几个畲姓，本来就是畲族，只不过“汉化极深”而已。我这里提出另一种可能，是这二十几个畲姓中有部分本是汉族，入畲而逐渐畲化了。

[42]“建宁招讨使”职见赵世延等《元经世大典·序录》，“建宁路管军总管”见《元史》卷15《本纪·世祖十二》。收入苏天爵编《元文类》下册第40～41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43]至元二十六年（1289），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王恽曰：“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黄华一变，十去四五。”可见黄华之变卷进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见《元史》卷167《王恽传》

[44]综见《元史》卷15《本纪·世祖十二》、卷131《完者都传》、卷162《高兴传》、《刘国杰传》、卷167《王恽传》及《元经世大典·序录》。

[45]《元史》卷13《本纪·世祖十》。

[46]《元史·兵志》。

[47]从具体实例来看，有的畲族“部长”任“民官”的地点离原部落很远。如与黄华一起起事的邵武人高日新，降元后朝廷“以日新两为叛首，授山北路民职”。见《元史》卷11《世祖八》，至元十八年（1281）十一月己巳条。

[48]本章使用的“汉人”概念，是特指元朝四等人中的汉人等级；而本书其他各章使用的“汉人”概念，则指汉族之人，全书使用的“汉化”概念，指蛮夷民族被汉族同化，其理论前提是假设汉族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形成。

[49]《元史》卷15《本纪·世祖十二》。

[50]《元史》卷120《萧乃台附孙脱落合察儿传》。

[51]《元史》卷15《本纪·世祖十二》。

[52]《元史》卷15《本纪·世祖十二》。

[53]《元史》卷15《本纪·世祖十二》。

[54]《元史》卷165《管如德传》。

[55]《太平寰宇记》卷259《循州·风俗》载：“织竹为布，人多獠蛮，妇市，男子坐家。”

[56]《元史》卷16《本纪·世祖十三》。

[57]《元史》卷15《本纪·世祖十二》。

[58]《元史》卷188《王英传》载：“（后）至元三年……李志甫起漳州，刘虎仔起潮州，诏命江西行省右丞燕帖木儿讨之。”盖李、刘同时而起，互相呼应，漳、潮为他们共同的活动范围。

[59]《元史》卷40《本纪·顺帝三》，至元六年（1269）三月丙辰条。

[60]郑经岩：乾隆《漳州府志》卷46《艺文·南胜伯赠侯爵赐谥忠洁陈公墓铭》。

[61]《元史》卷40《本纪·顺帝三》。按：乾隆《龙岩州志》卷12《杂记志》关于此事的记载是“义士陈君用起兵，袭杀南靖贼李志甫”。未明言是哪里的义士，但按惯例，所记当为本地人。而《元史》卷195《忠义·陈君用传》载，陈君用，字子材，延平人，红巾起江淮后，散家财募兵平乱，以功受同知建宁路事，在征连江战役中死难。其人与漳州平李志甫的陈君用，时间、地点和事迹俱不合，是别一陈君用。

[62]（明）龚敩：《鹅湖集》卷4《许存衷归田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别集类。

[63]（元）贡师泰：《玩斋集》卷6《送许存衷赴漳浦县尹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别集类。

[64]《元史》卷193《忠义·萧景茂传》。

[65]乾隆《龙岩州志》卷11《人物志·忠义》。

[66]乾隆《龙岩州志》卷11《人物志·忠义》。

[67]万历《漳州府志》卷4《秩官下·名宦·元总管罗良》。

[68]《元史》卷39《本纪·顺帝二》，第840页。

[69]参见谢重光：《民俗佛教定光佛信仰研究》，载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2001年号。

[70]《元史》卷16《本纪·世祖十三》。

[71]《新元史》卷194《王道传》。

[72]《元史》卷156《董文炳传附子士选传》。

[73]《元史》卷25《本纪·仁宗二》。

[74]《元史》卷41《本纪·顺帝四》。

[75]据《世祖七》，陈义原名五虎，兄弟只有四人，实非五人。其名字在史传中均可考见，按长幼顺序分别是陈懿、陈忠、陈义、陈勇。见《元史》卷10《本纪·世祖七》。

[76]《元史》卷132《哈传》。

[77]《宋史》卷418《文天祥传》。

[78]《元史》卷131《忙兀台传》：“初，宋降将五虎陈义尝助张弘范擒文天祥，助完者都讨陈大举。”

[79]《元史》卷10《本纪·世祖七》。

[80]一说三千艘，揆诸当时情势，似不可能，今不取。

[81]《元史》卷15《本纪·世祖十二》。

[82]《全唐文》卷556《送郑尚书序》。

[83]《元史》卷167《王恽传》。

[84]（元）孛兰肹：《元一统志》卷8，《汀州路风俗形胜》，中华书局1966年版。

[85]《元史》卷100《兵志三》。

[86]《元史》卷19《本纪·成宗二》。

[87]《元史》卷25《本纪·仁宗二》。

[88]《元史》卷152《张子良传附子张懋传》。

[89]《元史》卷154《洪福源子俊奇传》，按：江浙属南人范围，这里汉人应是指北方流离至此的汉人。

[90]《元史》卷14《本纪·世祖十一》。

[91]《元史》卷131《忙兀台传》。

[92]《元史》卷22《本纪·武宗一》。

[93]《元史》卷33《本纪·文宗二》。

[94]《元史》卷15《本纪·世祖十二》。

[95]《元史》卷13《本纪·世祖十》。

[96]《元史》卷14《本纪·世祖十一》。

[97]《元史》卷16《本纪·世祖十三》。

[98]《元史》卷18《本纪·成宗一》。

[99]《元史》卷20《本纪·成宗三》。

[100]《元史》卷15《本纪·世祖十二》。

[101]《元史》卷17《本纪·世祖十四》。

[102]《元史》卷18《本纪·成宗一》。

[103]（清）徐旭曾：《丰湖杂记》，载广东《和平徐氏宗谱》。

[104]这里列举的事例，分见元史本纪各卷，不一一注明。

[105]（皇庆元年）“十一月戊戌，调汀、漳畲军代亳州等翼汉军于本处屯田”，是淮军曾在汀漳等处屯田的明证。见《元史》卷24《本纪·仁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