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研究：闽粤赣结合区各族的反元斗争

2023-08-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李志甫，又称李至甫、李胜，漳州南靖县人，于元代中后期在漳州聚众抗元，与他同时而起的有潮州刘虎仔，彼此形成互相呼应之势。福佬人积极征剿畲民的情况，还反映在对李志甫余党的斗争中。元代中后期福佬人的乡族势力与畲族势力的长期斗争，成为研究元代福佬、畲族之间相互关系很好的切入点。朱光卿、戴甲领导的抗元斗争几乎与李志甫事件同时兴起，《元史》

由于元朝在南方的残暴统治，元代中后期又燃起多处反元烽火，比较重要的有福建南靖李志甫之乱，广东增城、惠州一带朱光卿、聂秀卿之乱。

李志甫，又称李至甫、李胜，漳州南靖县（元代称为南胜）人，于元代中后期在漳州聚众抗元，与他同时而起的有潮州刘虎仔，彼此形成互相呼应之势。^[58]在史志中，李志甫被称为“反贼”“山贼”“南胜贼”“南靖贼”，也有一些载籍直称为“畲贼”，总之是土著化的畲民或畲化的土著。对于这次变乱，最值得观察的是客家、福佬、畲民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首先，我们看到，在李志甫与刘虎仔之乱中，漳、潮二州有大量百姓参与进去，所以事平之后，朝廷不得不下诏“赦漳、潮二州民为李志甫、刘虎仔胁从之罪”^[59]，这当然是卷进事变的民众太多，朝廷没办法将那么多的“胁从”者一概治罪，才出此赦令。赦令称“胁从”者为“漳、潮二州民”，不称“漳、潮二州畲民”，可知其中一大部分是当地土著百姓，是福佬人或客家人。

但更引人注目的是福佬人、客家人在镇压李志甫之乱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福佬人是镇压李志甫之乱的主力。据载：

至元丁丑，畲民黄二使逆命，郡兵追破之，余党李至甫结聚南胜不能拔，朝廷命重臣，征发四省兵以讨之，历四载，经百余战，兵老民疲。^[60]

在元朝发四省兵、费时四载围剿李志甫不能成功的情况下，是福佬人陈君用等组织的义勇发挥了作用。《元史》载：

（顺帝至元六年）三月甲寅朔，漳州义士陈君用袭杀反贼李志甫，授君用同知漳州路总管府事。^[61]

这位漳州义士陈君用，在地方志中的身份更明确，他就是“邑人”，也就是本县人，当然也就是漳州福佬人：

南靖县，元时称南胜县，在九围矾山之东。至正三年畲寇李胜作乱，邑人陈君用平之，遂徙治于小溪倌山之阳。

参加平乱而见于记载的漳州福佬人还有许存衷、萧景茂，都是龙溪人，但一为地方豪族，一为平民百姓。许存衷出身豪族右姓：

存衷漳之右姓也。其居在龙溪郭外若干里，有良田美池，可耕可钓，筑室种树，决渠灌花，自足终老之身，无所事乎功名矣……诗云：清漳之滨，龙溪之濆，青洋之村，有田一圩，有宅一区，许子之庐。^[62]

关于许存衷兴乡兵参与剿灭李志甫之乱的情况，元人贡师泰记述道：

漳南士许存衷，慷慨负气，读书知古今，善骑射。李至甫反，南胜守吏多望风遁去，将帅拥兵不进。存衷率其乡义士数百人，导官军直前，大呼，连夺其数砦。贼势不支，以功巡检定南。^[63]

许存衷有良田美宅，读书骑射，生活优裕，是实力雄厚的乡族地主。若天下太平，他自可以悠哉游哉终老田园，但李志甫起事，严重干扰和冲击了他的地主生活，所以他毅然“率其乡义士数百人”参加平乱，建立功业，走上了仕途。他所依凭的武装是“其乡义士”，当然是一种乡族武装，与李志甫领导的畲民属于不同的族群，也就是福佬人族群。

萧景茂是平民百姓，《元史》记其集乡丁对抗李志甫的情况曰：

萧景茂，漳州龙溪人也。性刚直孝友。家贫力农。重改至元四年，南胜县民李智甫作乱，掠龙溪。景茂与兄佑集乡丁拒之，据观音山桥险，与贼战。众败，景茂被执。贼胁使从己，景茂骂曰：“狗盗！我生为大元民，死作隔洲鬼，岂从汝为逆耶！”隔洲，其所居里也。^[64]

龙溪是漳州的治所。作为漳州福佬人，萧景茂熟悉畲民的习俗信仰，他骂李志甫徒众为“狗盗”，这是针对畲民的盘瓠图腾崇拜而发的骂词，一方面可作为李志甫及其徒众是畲民的佐证，一方面也反映某些福佬人对于畲民的仇视和轻蔑态度。

福佬人积极征剿畲民的情况，还反映在对李志甫余党的斗争中。例如李志甫余党曾飞、管得胜等的剿灭，都得力于福佬人组成的义兵，方志记载：

李继善，龙岩人。至正十三年，山贼曾飞与其党管得胜率强徒百余袭县治，执达鲁花赤纳习、主簿笃坚海牙而囚之，逼取县印，改县为寨，置其党黄得恭为寨主。继善倡义聚众曾元俊等，掩诛得恭，剿绝其党，释纳习、海牙之囚，邑赖以宁。^[65]

林用作，龙岩人。至正末，流寇攻龙岩急，用作倡义，率众击灭之……隐居黄竹坑，耕读自适，以寿终。^[66]

宋元时龙岩是漳州的属县，龙岩人是福佬人的一个组成部分。龙岩人李继善、曾元俊、林用作等“倡义”，是说出面呼吁为官府效力，维持官方既定秩序，但背后的深层动机，却是维护乡族利益。他们所聚之众，是福佬人的义兵、乡兵，主要也是为了保卫乡族而战。所以，畲民组成的贼寇、流寇被福佬人的义兵、乡兵剿灭，其中的族群矛盾冲突因素是不能忽略的。

参加平定李志甫之乱的也有客家人，长汀客家人罗良就是在平定李志甫之乱中崭露头角的。方志中的《罗良传》记载道：

公讳良，字彦温，汀州长汀人……值元季扰攘，盗贼蜂起，良每叹曰：天下纷纷，正大丈夫经济之秋。时至元四年，南胜贼李志甫围漳州，守将搠思监与战，失利。良乃倾家资，募集乡民为义兵，从江浙平章别不花讨志甫，平之。论功奏受长汀尉。至正十一年，因擒龙溪反囚，遂俾镇漳州。未几，南胜畲寇吴仲海等继发，良率兵克之而降其胁从。十二年，江西詹天骥掠边境，良复讨平之，升漳州新翼万户……十六年，南胜畲寇陈角车等复作，良攻之，枭其首恶，丑类悉降。拔其精壮者为兵，弱者悉放归田里，众莫不感悦思报。十七年，安溪贼李大纠集同安贼吴肥等攻漳州，良统兵御之，败李大于柳营江，吴肥遁走同安以平。十九年，南胜畲寇李国祥合潮贼王猛虎陷南诏，良复率兵讨败之而复南诏。^[67]

罗良和他募集的乡民都是长汀客家人。他率领客家乡民组成的义兵四处征战，攻讨的对象主要是畲寇和安溪、同安等地属于福佬人的贼寇，所向克捷。其性质主要是官兵讨伐贼寇，但是否多少带有客家人与畲民及福佬人的矛盾斗争性质呢？值得注意的是，罗良曾把南胜畲寇陈角车的精壮降兵收为部属。这批降兵应有不少是畲民，补充到原以客家人为主的罗良队伍中，一起作战，同生死共命运，对于畲客之间的交流融合，也是意义深远的。

总之，在李志甫事变中，起事者有畲民，也有漳州福佬人，而参与镇压的有福佬和客家的地方豪强，其中最主要的力量是漳州的地方乡族势力。元代中后期福佬人的乡族势力与畲族势力的长期斗争，成为研究元代福佬、畲族之间相互关系很好的切入点。而客家人的参与，又增加了客家、福佬和畲族三个族群互动的内容。

朱光卿、戴甲领导的抗元斗争几乎与李志甫事件同时兴起，《元史》卷39《本纪·顺帝二》记载道：

（至元）三年春正月癸卯，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反，其党石昆山、钟大明率众从之，伪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命指挥狗札里、江西行省左丞沙的讨之……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己亥，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与朱光卿相结为乱，命江西行省左丞沙的捕之……是月，诏：“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郡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五月戊申，诏：“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等，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诛捕之法以闻。”^[68]

这次斗争具有显著的特色。第一是它的反元政治色彩最为鲜明，所谓“伪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就是公开宣布建立国号、年号，以推翻元朝统治为目标。

第二是它的活动地域增城和惠州如今是客家和畲族聚居区，那么在当时是否也像今天一样分布着客家人和畲民呢？看来答案是肯定的。起事首领朱光卿、聂秀卿等同为汉人，也就是本为金国境内之人，因故迁徙到广东来，自然仍有故国之思。他们以“大金”为国号，正寄托着怀念故国不服元朝统治的理念和民族感情。但他们与增城、惠州本地人已有较多的交流和融合，突出的表现就是“拜戴甲为定光佛”（按：定光佛本是闽西客家人共同崇奉的乡土神明，其信仰自北宋形成以来，迅速传播到所有客家人聚居的地区，逐渐演变为客家人的族群守护神，也成为客家人自我认同的一面旗帜^[69]）。起事者“拜戴甲为定光佛”，意味着他们与原有客家人的结合，并以客家人的宗教认同作为号召和鼓舞广大客家人参加战斗的大旗。这样一来，这批来自北方的移民，渐渐地也就转化为客家人了。

第三，起义的发起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钟大明，以钟为姓，又是在畲族聚居区，很可能是一位畲族首领。那么，这次起事也很可能具有客家人与畲民联合反元斗争的性质。

这次起事的背景是元朝统治更加腐朽没落，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更加狭隘反动，“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甚至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诸如此类的民族歧视和民族迫害政策，起到了“为渊驱鱼”的作用，各地的反元烽火越燃越炽，朱光卿、聂秀卿等掀起的反元斗争，正是这漫天烽火的一部分。

以上所述是元代赣闽粤结合区主要的反元斗争，此外还有许多反元斗争的英雄人物和事件，如建昌贼丘元等称“大佬”^[70]；安溪“土贼”张大老、方德龙啸聚畲洞^[71]，成宗时赣州盗刘六十^[72]，皇庆二年（1313）赣州贼蔡五九^[73]，元末汀州连城县民罗天麟、陈积万^[74]等，聚众都成千上万，坚持斗争有的达30年之久，有的还攻陷州县，“僭称王号”。诸如此类的反元斗争多如牛毛，从蒙古南侵到元朝败亡，几乎无日无之，不能一一罗列。

通过以上的考述，可知东南区域特别是闽粤赣结合区各族抗元反元斗争，贯穿元朝始终。卷进斗争的力量，有东南区域各地的土著，包括客家人和福佬人，也有以畲民为主的溪峒蛮獠，各种力量错综复杂，既推动了客家人与畲民、福佬人与畲民的交流融合，推动了畲民的汉化进程，也推动了客家人与福佬人的接触。客家人与福佬人接触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有利于彼此的了解和合作；另一方面，也使两者产生了一些矛盾冲突。日后客家、福佬两大族群的复杂关系，正以元代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各族人民抗元、反元斗争为张本。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也促进了族群的互动，特别是促进了畲族的汉化，那就是部分畲族势力的降元。重要者如潮州陈氏五虎及恩州梁氏，都具典型意义。这两个家族在宋代都取得了显要官职，潮州陈氏是老大陈懿为宋都统，但至元十四年（1277）十月元军推进至潮阳县，陈懿等兄弟五人^[75]“以畲兵七千人降”。南恩州梁氏则有梁国杰官至宋阁门宣赞、舍人，也紧随潮州陈氏“以畲军万人降”。^[76]现就潮州五虎陈氏兄弟的情况稍加分析。

陈懿在降元以前具有宋都统的官衔，手下有畲兵7000人，说明他是一位很有实力的畲族首领。他的家乡潮阳是畲族的重要分布地，宋末地方统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地方实力派，陈氏兄弟正是以畲族豪强的身份跻身于潮州军事长官的行列。文天祥兵临粤东的时候，陈氏兄弟“数叛附，为潮人害”，最后投降元军统帅张弘范，引导张弘范军俘虏了文天祥^[77]；后来又参与征宋二王、破陈吊眼之战^[78]，其一切作为，都是为了确保和扩大自身利益。陈家拥有大量兵船，降元后曾“出战船百艘从征宋二王”^[79]，元朝拟攻日本之役，五虎之一“陈义愿自备海船三十艘^[80]以备征进”^[81]，可见这支畲民家族，应是源于蜑民，也就是韩愈所说的那种“帆风一日踔数千里，漫澜不见踪迹”^[82]的水上人家，与山居耕畲的山民不是同一系统，是“海盗”，不是“山寇”。

陈懿降元后官至招讨使兼潮州路军民总管，其弟忠、义、勇三人为管军总管；陈义又因“愿自备海船三十艘以备征进，诏授义万户，佩虎符”，可谓备极荣宠，与泉州的穆斯林后裔浦寿庚相辉映，而与那些抗元英雄和义军惨遭镇压截然相反。但他们跻身统治阶级的行列，必然要更多地吸收官方的制度、礼仪、习俗等汉族文化，其部属也必然加快与当地百姓的融合，从族群互动与畲族汉化的角度观察，畲民之抗元、反元与降元虽然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却都加速了各自汉化的进程，就此而言，两者真可谓殊途同归。

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研究：闽粤赣结合区各族的反元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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