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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赣抗元斗争:宋亡前后重大斗争及成果

【摘要】:宋亡之后,南方各地的抗元斗争仍不断掀起高潮,规模较大的有闽南粤东陈吊眼之变,闽浙赣边黄华之变,粤东董贤举、钟明亮之变。黄华联络以许夫人为首的畲族武装,说明其起事一开始就是当地百姓与畲民的联合抗元斗争。元廷在东南区域连年遭遇畲民的激烈反抗,在平定陈吊眼、黄华畲军之后,开始总结经验,抛出善后之策,总的精神是收缴畲民军器,即解除其武装,然后分别安置畲族酋帅和普通畲民。

宋亡之后,南方各地的抗元斗争仍不断掀起高潮,规模较大的有闽南粤东陈吊眼之变,闽浙赣边黄华之变,粤东董贤举、钟明亮之变。这几次抗元、反元斗争,卷进的人数众多,活动的范围广大,都牵涉到当地百姓和畲民,除了沉重打击和动摇了元朝的统治外,对于畲民、客家、福佬等族群的互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特别值得观察和分析。

以畲民为主体的抗元战争,首先爆发于南宋以来畲民分布的核心区域,即闽南、闽西、粤东,其领袖陈吊眼,名遂,又名大举。他最早见于记载的活动,是与许夫人率诸洞畲军参与宋将张世杰泉州之役,已见前述。张世杰围攻泉州是在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但陈吊眼聚众起事则在此前三四年,因为《元史》至元十六年(1279)、十七年(1280)间的一条记事称:“漳州陈吊眼聚党数万,劫掠汀、漳诸路,七年未平。”[35]由这一时间点上推七年,应是至元十年左右,即宋咸淳九年(1273)左右。

宋亡之后,陈吊眼渐渐成长为闽南、闽西、粤东抗元领袖,与元军大批精锐部队周旋四五年之久,越战越勇,队伍由“数万”发展至“众十万,连五十余寨”。为了平定这支畲军,元朝廷调集多员猛将,动用数路兵力,甚至特地将行省设在漳州[36],最后采用以蛮制蛮之策,调暂时降元的黄华畲军前来助战,加上各路元军主力分进合击,才于至元十九年(1282)擒斩陈吊眼,将这股抗元的燎原怒火扑灭。[37]

元军扑灭陈吊眼畲军之战,手段凶残至极,仅在一次战役中,就“斩贼魁及其党首二万级”。陈吊眼的叔父陈桂龙等“纳款”投降,也受到流放“憨答孙之地”的重惩。但是与统治者的愿望相反,畲族人民并没有被残酷镇压吓倒,就在陈吊眼牺牲、陈桂龙等被俘的险恶形势下,“其党吴满、张飞迎敌”,显示了起义畲民群众的抗元决心。陈吊眼之变事平之后,受战祸影响最深的江西、福建两地,已是疮痍满目,户口损耗极大,社会一片凋残。元廷不得不采取适当措施以收拾残局,其一是“并江西、福建行省”,减少行政机构;其二是“免福建山县镇店宣课”并“招谕畲洞人,免其罪”。而这些措施都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二年又“并泉州行省入福建行省。免福建归附后未征苗税”,同时“罢福建道宣慰司,复立行中书省于漳州”[38],也就是进一步加强对变乱频仍的漳州地区的掌控和镇压。

与陈吊眼之变同时或稍后,闽浙赣边爆发了黄华之变,其根据地在闽北,主要活动地域包括赣东北和浙南。据《元史·世祖十》记载:

(至元十五年十一月)辛丑,建宁政和县人黄华,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畲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

又据《元史》卷162《高兴传》记载:

(至元)十五年夏,诏忙古台立行省于福建,兴立都元帅府于建宁,以镇之。政和人黄华,邵武人高日兴、高从周,聚众叛,皆讨降之……

黄华被称为“建宁政和县人”,不称溪峒蛮,也不称畲民,应是当地百姓。与他一起起事的邵武人高日兴、高从周,大概也是当地百姓。以此之故,起事之初,官方文献并未称他们为畲乱或畲军,只说是“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畲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其中的“盐夫”,是贩盐贸易中的挑夫,大概以土著为多。畲民妇许夫人则是畲族女领袖,其部众应以畲民为主。当时闽浙赣交界区域已是畲族的重要分布地,元将百家奴至元十三年(1276)在闽浙交界之区征战时就曾“道与畲军遇,疾战败之”[39]。说明其地其时畲族基础深厚,许夫人可能就是这支畲军的领袖,也可能其所部是此类畲族武装中的一支。以此而论,闽浙赣边的畲民之变与闽西南粤东的陈吊眼之变几乎同时而起,正好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黄华联络以许夫人为首的畲族武装,说明其起事一开始就是当地百姓与畲民的联合抗元斗争。两年之后,黄华的队伍打起头陀军的旗号,而官方也称之为畲军。《元史·完者都传》记载:“时黄华聚党三万人,扰建宁,号头陀军。”[40]按“头陀”就是“剪发文面”,是部分畲民的体貌特征。“头陀军”是畲军的同义词,如同南宋中叶宁化的畲军领袖晏彪号晏头陀一样,号“头陀军”犹如自称畲军。说明黄华抗元队伍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大量吸收畲民,畲民在其队伍中的比例很高。还说明黄华等人落草畲山,脱离版籍,与畲民混化,站在官方的立场,也就与畲民无别了。[41]

黄华畲军吸引了元朝的大部队前来围剿。著名元将高兴、完者都、刘国杰、伯颜、忽喇出、卜怜吉带、刘二拔都、史弼等先后参加了围剿。元军对黄华采取了剿、抚并用的两手策略,一度授予黄华建宁招讨使、建宁路管军总管之职[42],还利用黄华畲军去对付在闽南粤东抗元的陈吊眼畲军。黄华巧与周旋,时降时叛,降而复叛,队伍发展到近十万人,活动范围及影响遍及福建全省。[43]至至元二十一年(1284)其主力才被镇压下去,黄华本人赴火自杀。但其余部则坚持抗元至至元二十六年(1289)。[44]总计这支队伍前后抗元达12年之久。

元廷在东南区域连年遭遇畲民的激烈反抗,在平定陈吊眼、黄华畲军之后,开始总结经验,抛出善后之策,总的精神是收缴畲民军器,即解除其武装,然后分别安置畲族酋帅和普通畲民。首先安置诸部酋帅:

至元二十一年八月甲子,放福建畲军,收其军器,其部长于近处州郡民官迁转。[45]

第二年再安置一般畲民:

至元二十二年九月,诏福建黄华畲军有恒产者放为民,无恒产与妻子,编为守城军。[46]

“部长”即酋帅,“于近处州郡民官迁转”,是安置到附近的州郡[47]当徒有其名的“民官”,意思是解除其兵权,让他们离开畲民部落,防止他们继续对所部畲民发生影响;而有家有业的畲民“放为民”,即使之成为编户百姓;无家无业无妻子者,编为守城军,目的都是要离散畲民的部落组织,把畲民推向汉化[48]的道路。

朝廷对于畲民的离散安置之策,对于已降服的部落,确实取得了加速其汉化的效果,但对那些尚未降服的部落,却激起他们更强烈的反抗,因而各地各种不同形式的“乱事”此起彼伏,顽强地向蒙古统治者挑战。这些举动统统被官方称之为“反”“叛”“盗”“贼”。即以粤东一地来看,陈吊眼之变平定后,较大规模的“盗贼”,就有活动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以前的“潮、惠二州盗郭逢贵等四十五寨”[49];还有活动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以前的“潮州贼”张文惠、罗半天等[50]。循州方面“盗贼”的活动也很频繁,至元二十五年(1288)正月,有循州贼万余人掠梅州;三月甲寅,又有循州贼万余人寇漳浦[51]。而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深的变乱当数董贤举、钟明亮之变。

董贤举被称为“广东贼”,具体籍贯不明,他与同伙七人“皆称大老,聚众反,剽掠吉、赣、瑞、抚、龙兴、南安、韶、雄、汀诸郡”[52]。称“大老”是畲族首领的习惯,吉、赣、瑞、抚、龙兴、南安、韶、雄、汀诸郡是当时畲族的重要分布地,可知董贤举等七人应属畲族,或是畲化了的土著,他们领导的这伙“广东贼”也是一支畲民与当地百姓的联合抗元武装。他们的活动初见载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四月,记载说朝廷“连岁击之不能平”,那么他们的造反行动最起码应在此前二三年。

对于董贤举等七大老聚众反,元朝地方和中央的统治者都很震动。元朝在江西的军事长官月的迷失感受的压力最大,他自觉兵力不足,上奏朝廷说:“广东穷边险远,江西、福建诸寇出没之窟,乞于江南诸省分军一万益臣。”及至董贤举之众势不可挡,月的迷失又请益兵,江西行省行政长官忽都铁木儿“亦以地广兵寡为言”,朝廷因而“诏江淮省分万户一军诣江西,俟贼平还翼”。同年七月戊戌,月的迷失又进而要求:“近以盗起广东,分江西、江淮、福建三省兵万人,令臣将之讨贼。臣愿万人内得蒙古军三百,并臣所籍降户万人,置万户府,以撤木合儿为达鲁花赤,佩虎符。”“诏许之。”[53]

朝廷选派得力干将,调遣江西、江淮、福建三省大军,还出动了最精锐骁勇的蒙古军,并专门为此设立万户府,用以对付董贤举之反,恰好说明这次造反行动规模之大,战斗力之强,群众基础之深厚。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循州钟明亮又揭起反元大旗,“杀掠州县,千里丘墟,帝命如德统四省兵讨之”[54]

钟姓是畲族的主要姓氏,循州“人多獠蛮”[55],且元史明确称这次乱事的首领之一丘大老为“畲民”,称钟明亮部众在广州增城、韶州乐昌的行动为“畲贼之乱”[56],以此推断,钟明亮是循州的畲族大首领,钟明亮的造反引致官军倾全力围剿。他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也采取了灵活多变的策略,忽而诈降,忽而复叛,巧与周旋,在斗争中团结了多股各族反元力量,连董贤举等人也被联合进来。他的兵锋所向,广及赣州、梅州、漳州、汀州、南安、建昌、南丰、南雄、韶州诸州郡,最远及于湖南郴州等地。各地群众纷纷响应和支持钟明亮。据载,当钟明亮挥师北上的时候,“韶、雄诸贼二十余处皆举兵应之,声势张甚”[57]

至元二十七年(1290)二月,钟明亮等复降,为首者被送到京师,余党给粮遣散,钟明亮之乱至此才告一段落。这次变乱,与陈吊眼之变、黄华之变一样,对赣闽粤的社会经济、民族民系分合、政区格局、人口布局都带来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