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对南方屠戮与民族歧视的影响

2023-08-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元朝统一中国后，又对南方民众实行严酷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而汉人、南人是被奴役的民族，是下等人，地位低下，在政治上、法律上受到种种歧视和限制。元朝统治者对于汉人、南人的猜疑和歧视，走到了很极端的地步。在科举制度方面，对于汉人、南人的歧视也很明显。元朝统治者对于蛮子一类南人的鄙视之心定然更深。在任官方面，元朝对于南人的排斥也更彻底。

南宋后期，蒙古人与西夏、金、南宋，四个政权之间进行了复杂的斗争，结果蒙古人次第消灭了西夏、金和南宋。在这个过程中，蒙古兵对所征服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屠戮，越后被征服者所受的屠戮越惨烈。南宋最后被蒙古人灭亡，其中的赣闽粤结合区又几乎是南宋辖境中最后被征服的，故赣闽粤结合区在此过程中遭受屠戮最惨，灾难最为深重。^[1]

元朝统一中国后，又对南方民众实行严酷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当时将全国民众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各等级之间政治、经济权益高下悬殊。蒙古人称为国人，地位最高，享有各种特权；色目人是西部各民族之人，包括粟特人、吐蕃人等，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受到统治者的重用。这两个等级是上等人。而汉人、南人是被奴役的民族，是下等人，地位低下，在政治上、法律上受到种种歧视和限制。据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研究，“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断，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为南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诸路为南人”。^[2]也就是说，大体上原属于金国的人民是汉人，原属于南宋的人民是南人。四川行省本来也是南宋疆域，因为降服元朝较早，所以列为汉人，而不是南人，只有那些籍贯四川，但宋末避难于东南的人士，被视作南人。

汉人、南人所受的歧视和压迫，在政治上，主要体现在任官的限制。元朝廷在制定官职时，就明确规定，诸职位的正职由蒙古人担任，汉人、南人最多只能担任副职，即所谓“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百年之间，子孙有所凭借矣”^[3]。一些重要的职位，只能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不得染指。所谓“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进。令之初行，尚犹与之，及后求之者众，亦绝不与南人”^[4]。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史实。这样的政治歧视，自忽必烈之后一直执行，直到元顺帝后至元三年（1337）夏四月，还下诏规定“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5]。连蒙古、色目文字都不能习学，上等人与下等人的界限真如天隔！

负有宿卫重任的要职，尤其排斥或限制汉人、南人。如元仁宗初即位，就于至大四年（1311）夏四月壬寅朔“诏分汰宿卫士，汉人、高丽、南人冒入者，还其元籍”。又于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壬寅“敕汉人、南人、高丽人宿卫，分司上都，勿给弓矢”^[6]。英宗即位后，继续加强防范汉人、南人的措施，至治二年（1322）正月，“禁汉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三月，“敕四宿卫兴圣宫及诸王部，勿用南人”^[7]。朝廷还在法律上规定主管官员随便收纳汉人、南人为宿卫要处罪：“诸汉人、南人投充宿卫士，总宿卫官辄收纳之，并坐罪。”^[8]意思是汉人、南人不可信任，所以不能让他们担负宿卫重任；即使有汉人、南人在某些不那么重要的位置担任宿卫之职，那也不能让他们携带武器。元朝统治者对于汉人、南人的猜疑和歧视，走到了很极端的地步。

在科举制度方面，对于汉人、南人的歧视也很明显。作为上等人的蒙古人、色目人，与作为下等人的汉人、南人，考试内容不同，蒙古人、色目人试卷较容易，汉人、南人试卷难：“乡试，八月二十日，蒙古、色目人，试经问五条；汉人、南人，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二十三日，蒙古、色目人试策一道；汉人、南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二十六日，汉人、南人，试策一道”。“御试……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

录取标准也不同，彼此不同榜：“或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人、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对于考试作弊的处分，彼此也不同：“乡试、会试，若有怀挟及令人代作者，汉人、南人有居父母丧服应举者，并殿二举。”考中或累举不中而授官，蒙古、色目人授官等级较高，而汉人、南人授官等级较低：如“下第举人，仁宗延祐间，命中书省各授教官之职，以慰其归。今当改元之初，恩泽宜溥，蒙古、色目人年三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汉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并两举不第者，与教授；以下，与学正、山长”^[9]。

在法律上，有汉人禁持兵器、禁集众祠祷的规定。^[10]犯同样的罪，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之间量刑轻重悬殊，“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11]。“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12]。这几条律令的精神是，汉人遭受蒙古人的殴打，不许还手，还手就有罪，不还手的话才准许告官；蒙古人打死汉人，可以借口互相争斗，或喝醉酒了，不必偿命，只须罚出征并赔偿丧葬费就了事了。又如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十一月壬子，“诏：内郡、江南人凡为盗黥三次者，谪戍辽阳；诸色人及高丽三次免黥，谪戍湖广”^[13]。内郡、江南人是南人，诸色人是色目人，高丽人一般视同汉人，这里则比照色目人。这是说，同样犯盗罪，南人必须刺配，谪戍极远的辽阳；色目人和高丽人则免予刺配，谪戍较近的湖广。

连审判治罪的机构，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也不同：“蒙古、色目犯奸盗诈伪之罪者，隶宗正府；汉人、南人犯者，属有司。”^[14]不同的机构处理不同的对象，其量刑轻重肯定也是不同的。

汉人、南人之间，南人地位又更低下。南人又被称为囊加歹、蛮子、新附人，其中的蛮子，显然是因南方多蛮獠而得名。元朝统治者对于蛮子一类南人的鄙视之心定然更深。在任官方面，元朝对于南人的排斥也更彻底。“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15]，个别开明的皇帝如世祖忽必烈，想要任用有才干的南人，竟然受到极大的阻碍，程巨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6]在这样严酷的政治歧视背景下，很多有才能的南人备受压抑。如“陈孚字刚中，台州临海人……帝方欲置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尚气，颇嫉忌之，遂除建德路总管府治中”^[17]。又如南人吴当，战功卓著，却被蒙古族的上官陷害去职：“参知政事托廸总兵抚、建，积年无功，因忌当屡捷，功在已上；又以为南人不宜总兵，则构为飞语，谓当与黄昭皆与寇通，有旨解二人兵柄。”^[18]所以很多怀才不遇的南士只有深深叹息：“今世之士生于南方者，为时所弃，恒不得为显官。”^[19]明代有人评论说：“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20]

某些士大夫的怨恨止于感叹，而怀抱家国兴亡之恨的士大夫与下层民众的怨恨则犹如燎原怒火，一有机会就猛烈喷发出来。赣闽粤结合区规模宏大、连绵不绝的蛮汉人民抗元斗争，就与元朝统治者残酷的屠戮和野蛮的民族歧视政策分不开，是空前严酷的屠戮和压迫激发出赣闽粤结合区民众空前的抗争热情、斗志和毅力。

元朝对南方屠戮与民族歧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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