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期客家民系的初步形成及其文化研究

宋代湘、赣、闽、粤边区语言风俗的趋同，以汀、赣二州最为突出和典型。关于其时汀、赣二州的士习、民风，汀州方面，南宋编成的《临汀志》留下许多宝贵的记载，以此记载为基础，辅以其他各县志的追述，可以见其大略情形；赣南方面，虽无宋代方志可凭，但透过晚近方志追述旧志及转述宋人议论的文字，亦能约略知其大概。兹先述赣南情况。

赣南在北宋名为虔州，后以大庾等县分置南安军，南宋后虔州改名为赣州，南安军仍旧。元代南安军改为南安路，明代改为南安府；清代又从赣州分置宁都直隶州。现在这三个部分复合为赣州市。在江西省，赣南最为偏僻险陋，开发最迟，风俗也最为朴野。王安石《虔州学记》曰：“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夺、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86]隋唐之后，接受儒家教化日深，士习渐趋于淳朴本分，重视气节，但旧有传统未能根本改变，风俗呈现驳杂的面貌。试以同治《赣州府志》所载其属下各县的情况来观察：

赣县　崇尚俭朴，有先民遗风，礼让之俗近古。

于都　居不求华，服不求侈，饮食不求异，器用不求奇。

信丰　地险僻，民质朴，力穑不事商贾。

兴国　民气近悍尚斗，地界深山长谷。鲜商贩，惟务农力产。士夫尚礼义。

会昌　山峻水驶，民质刚劲。俗敦朴而好礼，士力学知所向往。

安远　山峻水激，人多好胜。俗质朴，以耕为业。敦信义，重然诺，矜尚名节。

龙南　在万山中，其人亢健而任侠。士耻虚务实，鲜以标榜声华为事。俗勤耕织，无不粪之土。

长宁　俗俭朴，不尚奇巧。果而挟气，勇而喜争。士敦操尚惜廉耻，民力稼穑。

定南　民惟力耕，不事他技。近龙南者多强悍，近安远者多循谨，近信丰者多诚朴，其简质无华则同。^[87]

上引记述，有的已是元明的情况。即使如此，赣州各县仍是“风气错杂，人多劲健尚义”。“劲健”的具体表现是果敢、喜争、尚气、任侠、淳朴、强悍；而“尚义”主要指士习而言，表现为“士知向学，人颇迁善”，原因是“隋唐疆圉日辟，声教浸远，人皆抗节笃志”。^[88]前者是本地的老传统，后者是隋唐以后接受中原礼乐教化影响日深的结果。

汀州的情况，在《临汀志》中有概要的介绍，关于民风，略谓：“汀，山峻水急，习气劲毅而狷介”，“其小人则质直果毅，不以侈靡崇饰相高”，“服用无华”，“轻生尚武”。这些描述，换成今天的话就是质朴、节俭、勇敢、偏急、重武。

关于士习，则曰：“其君子则安分，义励廉隅，耻为浮侠”。旧时汀属八县的民风、士习大率如此：

长汀县　汀在万山中，踞闽（疑应为汀）江上游，波石廉悍，峰岭崎岖，士生其间，性多兀傲。^[89]

宁化县　人物富庶，性气刚愎，仕宦不谒公门，儒生耻于奔竞。^[90]

清流县　上古僻处荒服，王化不及，轻死文身。至唐犹险隘荒陋，轻生尚武。宋元气习劲毅，质直少文。^[91]

归化县　质直好俭，不务浮靡。男力耕种而重迁移，女勤织纫而资交易。^[92]

武平县　山峻地僻，俗梗民强，尚武勇足以御敌，力本业足以营生。俗尚淳直，人知礼义，力本者多，末业者少。^[93]

连城县　豪右好争而少让，乡落习武而少文。^[94]

上杭县　君子则质直好义而恬于进取，小人则愿悫少文而安于勤劳；士则崇儒重道，民则尚义奉公，男耕女织各安其业。^[95]

永定县　山峻水驶，其人朴而寡文，崇尚廉耻；士甘自守，少奔竞……然颇悍勇轻生而喜斗。^[96]

总的说，汀州的读书人，有淳朴本分，重视气节的优点，又有兀傲、刚愎的缺点。一般百姓则质直勤俭、刻苦耐劳、剽悍勇敢、轻生尚武、好斗喜争，基本面貌与赣南是相同的。

赣南、闽西民风和士习相近，但与周围相邻地区的风习却有较大差异。例如赣南北面的洪州，《豫章记》记其风俗云：“地方千里，水路四通，风土爽垲，山川特秀，奇异珍货，此焉自出。奥区神皋，处处有之，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金铁篠簜，资给于四境。沃野垦辟，家给人足，蓄藏无缺，故穰岁则供商旅之求，饥年不告臧孙之籴。人食鱼稻，多尚黄老清净之教，重于隐遁。盖洪崖先生、徐孺子之遗风。”^[97]由于自然条件较优越，生活较富足，所以容易形成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社会风尚。

又如福州，《淳熙三山志》记其风俗曰：“民生其间，性纾缓而能强力，善治可以久安……其君子外鲁而内文，而小民谨事畏法。”^[98]福州南面的仙游县，宋时风俗则是“生其间者，人性敦朴，嗜好简静。始也，士未知有科举之利，民未识有纷华之悦，承平日久，始多儒雅。多世家宦族，而习俗渐趋于文。然儒者力于修饰，而不苟进取；仕者乐于清贫，而不急富贵……隶民伍者，耕农多而商贾少。婚姻不愆于礼，丧葬不俭其亲。有无缓急相通融，岁时往来相问劳，犹有古之遗风焉”。“勤俭以署门户者，能安于淡泊，而不尚侈靡以相夸；争竞以泄私忿者，能亟于惩艾，而不事嚣讼以求胜。知理循分而寡欲易足，安土乐业而用志不逾，此风俗之大略也”。^[99]总的说，福州和莆仙之人，性情比较平和舒缓，士习儒雅尚文、民风谨慎畏法，好修饰，重礼仪。

只要略加比较，便可清楚地看到，赣南、闽西人轻生尚武，好勇敢争，不同于洪州人的知足恬退，质直淳朴，也不同于福州和莆仙人的儒雅尚文，缘饰重礼。细比较下去，还有诸多不同。

以上是我们后人比较历史文献记载得出的结论。虽然凭据的文献多属晚近，但其回溯的确是南宋末期以来的情况。试观南宋末年汀赣区域士大夫的言论，可知当时人已有与上述记载相近的认识。例如文天祥，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赣州与其北的吉州，相去只“一水三百里”，但是“气候、风土、习俗事事不同”^[100]，说的是赣州与其北邻的吉州文化习俗不同；庆元间（1195—1200）任汀州教授的陈一新，在所写《跋赡学田记》说：“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习颇类中州。”^[101]说的是汀州与福建其他七个州、军的文化习俗不同。

如果把陈一新对汀州文化的观察与同时代人刘克庄对漳州文化的感受相对照，情况就更加明了。刘克庄一首咏漳州风物的诗写道：“庵远人稀行未休，风烟绝不类中州。何须更问明朝路，才出南门极目愁。”^[102]这两则同时代人的记载，都就风俗语言立论，一说汀州颇类中州，一说漳州绝不类中州，可见在当时人眼中，汀、漳两州虽然境土相连，区域文化面貌和族群人文性格是迥然不同的。凡此都充分说明，宋代赣南、闽西确已形成彼此相似而与其他相邻地区迥异的独特区域文化风貌和独特族群人文性格。

至于赣南、闽西独特区域文化风貌和独特族群人文性格形成的原因，《临汀志》归之于环境，认为“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曹（疑应为晋）奢魏褊，楚急齐舒，从古而然”。文天祥强调与气候有关：“大概去南渐近，得天地阳气之偏，看来反不可以刑威慑，而可以义理动。”^[103]两者都试图以自然条件来解释当地特殊的民风士习，应该说这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但这样的解释并不全面，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引赣州府《旧志》曰：“吾郡壤接百粤，开设之初，封域东包揭阳，土风相近，火耕水耨，习拳勇，渔猎，信鬼，淫祀，其渐靡使然也。迄于隋唐，疆圉日辟，声教浸远，人皆抗志励节。故唐书宰相系有赣人。嗣是而文人学士，愈益彬彬，赣、宁、雩、兴，遂有闻于天下，而各邑亦时有闻者。振缨于一门，流芬芳于奕世，载之谱牒，可考而知也。”^[104]同是一个赣南，其所得天地之气也好，具有的山川条件也好，唐宋以前与唐宋以后并没有太大不同，但唐宋以前具有落后、闭塞的原始风习，唐宋以来却人物辈出，渐渐养成文质彬彬、抗志励节、不慑于刑威，而重于义理的风习，关键何在？关键就在于“疆圉日辟，声教浸远”，也就是开发程度提高了，更强烈地受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影响。

“疆圉日辟，声教浸远”是中央王朝加强对赣南、闽西经略的结果，更是南迁的中原和江淮人民大量入居本区的结果。移民的过程同时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但是，我们认为，中原、江淮人民迁入赣南、闽西，不是单纯地传播中原文化，也是吸收和创新的过程。南迁移民与原先居住汀、赣的“溪峒种类”接触、交流，采借土著文化的养分，这是吸收异文化；南迁移民在迁徙途中克服种种磨难，锻炼出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精神，又通过与土著居民共同生活、共同斗争（例如前面说到的“汀赣贼”的活动），使得英勇、剽悍、敢造反、不怕死的族群性格不断得到强化，这是创新。通过对原有文化的承传，对异文化的吸收，并在新的环境新的斗争过程中创新，最终就形成一种融摄多种文化精华的新文化。所谓义励廉隅、抗志励节、朴实无华，而又悍劲伉健、坚韧不拔、勇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社会风尚和族群性格，就是这种新文化的重要内涵。

南宋末期汀、赣地区形成的新文化，除了民风士习这类内容外，还有一项重要且易于感觉到的内容，那就是方言。

文天祥说的“气候、风土、习俗”，刘克庄说的“风烟”，都应涵盖了方言的内容。陈一新说的“风声气习”，那就更明显强调了方言的特殊，“声”是声音，指的就是方言。此外，一首作于南宋末年的佚名诗歌，也谈到了汀州的独特方言。其诗写道：“荒山无寸木，古道少人行。地势西连广，方音北异闽。闾阎参卒伍，城垒半荆榛。万里瞻天远，常嗟梗化民。”^[105]“方音北异闽”之句，是其时汀州方言与处在汀州北面的福建其他七个州、军不同的确凿证据。

汀州的方言有异于福建其他州、军，却与粤东之西北部地区的语言相近。《永乐大典》卷5343“风俗形胜”引《图经志》曰：

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于潮为近，语音不殊。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又与梅阳之人等。

按潮州旧志以《图经》为名者有多部，成书年代有的在宋，有的在元，但上引《图经》二级政区称州不称路，又提到“闽之下四州”和广东的“广、惠、梅、循”诸州，都是宋代政区地理的情况，而与元代情况不同，可断定所引是宋《图经》，其所述为南宋粤东风俗。^[106]据此，则宋代潮州、梅州已各有“土音”即方言，彼此不能相通，而界于潮梅之间的居民所操的方音则与梅州方音相同。宋代的潮梅之间约当如今梅州的丰顺、大埔等县地，都是客话流行的地区。可见当时不但形成了潮州和梅州两个方言区，而且其地域分布也与今日之状况大体相似。

宋代赣南的方言状况，迄今未见有当时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明人王世懋的《闽部疏》称：“建、邵之间，人带豫章音；长汀以南，杂虔、岭之声；自福至泉，鴃舌弥甚。”根据周振鹤的解读，“这里王世懋将福建方言大略分成三部分，建、邵之间是边际话，移民从江西来，故带豫章音；福州至泉州是闽方言区，对于说吴语的太仓人王氏来说有如鸟语，故称鴃舌弥甚；至于汀州一带则和赣南、梅州方言一致，故云其杂虔、岭之声。则明朝时客方言的分布已很明确”^[107]。其实，汀、赣方言一致而与相邻地区迥异的情况，应该宋代已然，一则文天祥所述吉州与赣州“气候、风土、习俗事事不同”，当可作为其时赣南客家方言已与赣方言判然区分的佐证；二则“汀赣贼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群体，其活动常常跨越政区的界限，把赣南、汀州作为统一的舞台，那么他们的语言应是相通的，“汀贼”与“赣贼”应无语言上的障碍，因而估计当时赣南的语言与汀州语言属于同一种类型。

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能帮助说明问题。周振鹤探讨客赣方言与客家方言的源流，认为“中唐安史之乱来到江西的移民正是带来了今天客赣方言的源头。而后唐末五代从江西北、中部迁往赣南与闽赣山区的移民，又使客方言的源头从客赣方言的共同源头中分离出来，并在相对封闭的山区环境中最终形成了客方言”^[108]。严学窘、李玉认为：“从声调和声母关系相比较来看，原始客家话和代表中原话的以洛阳口语为基础的《切韵》相差不大，约处于初唐时期……客家话古次浊上声大部分字变阴平的时间和中原话古次浊上声字并于阴调类（清声母类）的时间相差不大，约于中唐左右。”^[109]周振鹤据此分析说，“在中唐以前，客家话与中原话是尚未分家的同一方言，在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大量移民来到江西，客赣方言的源头才逐渐从原来的中原话分离出来。但当时客赣方言必定尚未分家，要等到唐末客家先民从江西北、中部又辗转进入赣南与闽赣山区以后，客家方言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客家人也才逐渐形成”^[110]。

一般来说，一种语言从其源头分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到真正形成一种新的方言，大约需要二三百年的时间。^[111]中原与江淮移民自唐末五代宋初从赣北、赣中迁入赣南和闽西，至南宋后期也经过了二三百年。据此，佐以前述文天祥、陈一新以及《过汀州》诗、潮州《图经志》等诗文提供的资料，我们有把握说，南宋时期在赣闽粤边区确已形成了一种新的方言——客家方言。

方言是某一地区文化面貌的重要内容，也是区分不同文化区域、不同族群的根本标志。客家方言的最终形成，标志着客家民系的初步形成。

当然，我们称南宋末期在赣闽粤边区形成的新方言为客家方言，那是就这种新方言与如今的客家方言本质上一致而言，我们这样说，并不排除客家方言在南宋之后仍在继续发展变化。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客家方言也不例外。当代客家方言在这几十年中就有不少变化，今后仍将继续发展变化。所以不能以客家方言在南宋以后的变化，否定南宋时客家方言的形成。

至于南宋末期赣闽粤边区诞生的新民系是否已被称为“客家”，其方言是否已被称为“客话”“客语”，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一般认为“客家”的名称迟至明朝中叶才正式出现，但是前引《太平寰宇记》的史料所述，北宋时雷州地区就有“客户”（按：这里是作为族群区分的名称，不同于户籍制度上以土地、资产多寡为标准区分主户、客户的“客户”）、“客语”之称，在荆湖地区，也早在宋代就出现了“客语”^[112]，在赣闽粤边区，“客”之名称出现得那么晚，颇令人怀疑。检《永乐大典》卷5343“书院”项下，有一条南宋淳祐年间“买刘氏揭阳县深浦客洞田七十三石四斗”的记载。询之潮汕人士，“深浦”即今桑浦山，“客洞”是一处地名。按“洞”又作“峒”，是古代文献记载南方山区居民山谷间聚落的习惯用语。客家人多分布于山区，其聚落被称为“客洞”应是情理中事。宋揭阳县范围很大，是客家与福佬杂居地区。然则“客洞田”可能就是位于某客家聚落的一处田地。如果这一推测不错，那么，南宋时已经有人以“客”来称呼揭阳县境的某一人群了。不过这只是一条孤证，或一条线索，尚不足以据此得出确切的论断，姑录于此，以待方家研判。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南宋末期，在赣闽粤交界地区，南迁汉人与土著的闽越族及自武陵山区迁来的盘瓠蛮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融合，彼此的文化逐渐涵化，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这种文化既不是汉族移民的固有文化，也不复是闽越族及盘瓠蛮文化的旧观；它同时具有汉族移民与南方各族文化的多种因素。这种新文化就是客家文化，它的载体就是客家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