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泉互动形成福佬民系：客家文化研究

五代闽国时期，泉州的地位一直比较特殊。王潮率王审知北上取福州时，留二弟王审邽为泉州刺史。此后王审邽任泉州刺史12年，“为人喜儒术，通《春秋》，善吏治。流民还者，假以牛犁，兴完庐舍。中原乱，公卿多来依闽，审邽遣子延彬作招贤院礼之，振赋以财（此句疑应为“振以财赋”之误）”^[108]。这些措施与王审知治闽大政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的地方还超过了王审知。王审知死后由其子王延彬继任泉州刺史，在政26年^[109]。王延彬继承了乃父的积极政策，而在对外开拓、发展海外贸易方面尤为致力，成绩卓著。在他主政期间，“吏民安之”，保持了社会的安定；“每发蛮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对外贸易非常繁荣，王氏闽国在东南亚诸国的影响不断扩大。^[110]

由于闽国时泉州长期在王审邽系统治理之下，其政治、经济、文化走了一条脱离福州而独立发展的道路，有与福州分庭抗礼之势。史载王延彬晚年在僧浩源的怂恿和谋划下，“遣使浮海贡于梁，求为泉州节度使”，也就是谋求脱离福州的羁绊自行割据称藩中原。^[111]这事史家把它归因于王延彬的“骄纵”和僧浩源的阴谋，其实它是泉州长期独立发展、经济文化实力不亚于福州的必然结果。由于当时闽国王庭对于全福建的控制力还比较强大，王延彬的图谋未能得逞，但却为日后泉、漳二州小割据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闽国后期，王室内乱，建州与福州交兵，佞臣朱文进、连重遇杀景宗王延羲篡政。泉州权臣留从效以恢复王氏统治为号召，擒杀朱文进派来的泉州刺史黄绍颇，立王延政从子继勋为刺史，实际上掌握了泉州军政。不久，南唐和吴越乘王氏内乱之机出兵福建，南唐夺得建州和汀州，福州入于吴越。留从效便把王继勋送交南唐，自领漳、泉二州留后，南唐主李景即以漳、泉为清源军，授留从效节度、泉漳等州观察使。从此，福建分为福州、漳泉、汀建三个各有特色的小区域，史称“闽中五州自此分矣”^[112]，即指这种区域分立格局的最后确定。

留从效死后，陈洪进夺取漳泉之政，南唐后主“以洪进为清源军节度、泉、南^[113]等州观察使”。留从效是“泉州永春人。幼孤，事母兄以孝悌闻。颇知书，好兵法”。“陈洪进，泉州仙游人。幼有壮节，颇读书，习兵法。及长，以才勇闻。从攻汀州，先登，补兵马副使”。^[114]留、陈二人的崛起和代兴，标志着五代闽国时期泉州主流社会从南下的江淮势力向土著豪强势力的过渡，换句话说，是当时泉州统治阶层本土化过程的完成。在漳州，也有同样的本土化过程。其标志是董思安、留从愿相继为漳州刺史。“董思安，莆田人。身长九尺，勇冠一时”，为留从效党羽，共谋夺得泉州军政，留从效归附南唐后，被南唐任为漳州刺史^[115]；留从愿是留从效的弟弟^[116]，被留从效派去作董思安的副使，实际起监督和牵制董思安的作用，最后“竟鸩杀思安，自领州事”，漳州军政也落入留氏手中。^[117]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陈洪进献漳、泉二州于朝廷，结束了漳泉的割据。当是时，漳、泉二州“凡为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万八千七百二十七”^[118]。按《元和郡县志》，唐末泉州管县四：晋江、南安、莆田、仙游，有户三万五千五百七十一。漳州管县三：龙溪、漳浦、龙岩，有户一千三百四十三。^[119]自唐末福建割据以来的80多年间，漳、泉二州的县数增加了一倍，户口约增加了两倍。经济实力的增长情况，因无统计数字，不能确知，但从贡赋的变化可以略窥一斑。开元时泉州贡蜡烛，赋苎布、苎麻；漳州贡鲛鱼皮、甲香、蜡，元和贡鲛鱼皮。^[120]而在陈洪进主政清源军时期，曾一次向宋朝“入贡乳香万斤、象牙三千斤、龙脑香五斤”。^[121]不仅说明这两州社会经济实力的大增，还反映出海外贸易在漳、泉社会经济中已占了很大的比重，因为乳香、象牙、龙脑香等物，无疑来自对东南亚诸国的贸易。

在文化方面，漳、泉这80多年的变化也是巨大的。首先是儒风的振起和对中原文化向心力的增强。如前所述，自王氏到留、陈，都注重振兴文教、延揽和培育人才，大量中原士人纷至沓来，本土文化人与之交游，受到很好的熏陶，在科举功名和文化学术上都取得辉煌的成就。于是中原文化与闽南本土文化加速融合，为泉、漳跻身于“海滨邹鲁”之区奠定了基础。

闽国以降，文化交融的另一重要成果是闽南方言的确立。刘昌言，五代宋初南安人，宋太宗时在朝为官，他讲的“闽语”朝臣听不懂^[122]，这是关于闽方言的宝贵史料。刘昌言讲的闽语，当然是那时的闽南方言。这种方言中原人很难听懂，说明其中的闽越土语成分很多，在语音和词汇方面都与中原官话不同。^[123]但这时闽南方言也不完全是闽越土音，它已融入很多中原音韵的因素。像王延彬“宅中声伎皆北人”，统治阶级崇尚北人音乐歌舞，一定会影响到民间的文艺活动，进而会影响到地方语言的变化。具体的证据是五代时泉州有位禅宗法师著了一部《祖堂集》，据方言学家研究，里面用了当时的官话，也杂有大量本地口语。其中有些句型和用词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没有发生变化。^[124]把宋人笔记中的闽语材料与《祖堂集》中五代泉州官话的语言材料联系起来看，我们说闽南方言在五代时已经基本定型，应是符合史实的。

此期漳、泉地区文化融合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在区域文化和风俗趋同的基础上，族群认同心理也逐渐形成了。

五代宋初漳、泉的特殊文化心理，比较显著的有两点，一是士人以文儒相尚，二是重商精神的养成；在漳、泉社会的特殊风俗方面，容易感知的是私有意识增强，大家族分为小家庭，名教的藩篱被突破。对此笔者在《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一书中已详加论述，此处不赘。这里要说明的是漳、泉人出现了共同的族群认同心理，那就是都标榜来自中原，其中很多人还自称来自光州固始。

福建人喜称来自中原，应自唐五代始，至宋代已蔚然成风。唐宣宗时莆田人林諝撰《闽中记》，已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125]宋人路振《九国志》云：“晋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126]其说都未必可靠，闽人却笃信而又张大之，试观各姓各族族谱和祠堂的堂号和堂联，几乎无一不夸说来自中原，出于望族，从郡望看都是古代有名的士族，如荥阳郑、河东薛、颍川陈、济南林、东海徐、太原或琅耶王、汾阳郭、弘农杨、江夏黄、陈留谢之类，不一而足。其实林、陈、黄等也有很多是原来世居闽越的土著。唐代《开元录》即载：“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有五姓，林、黄等是其裔。”^[127]《开元录》所谓闽州，用的是隋及唐初的政区名称，涵盖了全福建。当时被视为蛇种的闽越土著林、黄等五姓，至宋代不可能都断子绝孙了，但从宋代谱牒和宋人文集看，林、黄等姓只有来自中原的著姓，而无出于古闽越人的土著，显然，土著林、黄等族都认同了来自中原的同姓，久而久之，其子孙都不知自己的真正来历了。

在认同中原的大氛围下，漳、泉二州人认同光州固始的又特别多。所谓“漳人多祖元光，兴（化）、泉（州）人多祖审知，皆称固始”^[128]的现象，宋代已经泛滥，并引起了史学家郑樵、文学家方大琮、藏书家陈振孙等人的批驳。郑樵在《荥阳郑氏家谱序》一文中论曰：“吾祖出荥阳，过江入闽，皆有源流，孰为光州固始人哉！今闽人称祖者，皆曰光州固始。实由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众从之。后绪与宗权有隙，遂拔二州之众入闽。王审知因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谱者，皆云固始。”^[129]陈振孙则在为陈襄《古灵集》解题时，对陈襄这样的名士大夫也说来自光州固始表示了极大的不解，他说：“尝怪闽之士族推本家世，辄言出自固始。光（州）在唐为下州，固始又其一县，当时不闻显人，安得衣冠望族如许？就令有之，王绪以寿春屠者为盗，王潮从之为部曲，转斗万里，而后入闽，士大夫何缘随逐不置？盖尝思之，王氏初建国，人不自保，谩言乡人，幸其不杀。后世子孙，承袭其说，世祀绵邈，并与其初而忘之尔！若陈氏尤不应云然……尚得以一时脱死贼手之说，守之而不变乎！”^[130]方大琮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王氏初建国，武夫悍卒，气焰逼人，闽人战栗自危，谩称乡人，冀其怜悯，或犹冀其拔用，后世承袭其说，世祀绵邈，遂与其初而忘之尔。此闽人谱牒，所以多固始也。”^[131]

综上，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福建许多家族，包括永嘉之乱就已入闽的林、黄、陈、郑等姓，属于闽越土著的林、黄等五姓，都自称来自光州固始，是假托伪滥所致，是不可信的。但我们要进而思考的是，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假托冒认呢？

诚如郑樵、陈振孙、方大琮所言，闽人纷纷声称自固始来，是在王氏建立了闽国的社会背景下，有的为了避免被杀及其他种种祸害，有的为了分享王室同乡的种种好处，被迫或自愿地改变籍贯。从民族融合和民系形成的角度来说，在各姓各族纷纷声称来自光州固始的情况下，各姓各族的关系无形中拉近了，彼此的感情亲近了，相互间有了凝聚力。其实这就是相互认同。郑樵、陈振孙、方大琮诸家所指出的，不过是说明土著与南迁汉人、旧迁与新迁汉人之间的认同，是经过大家相互接触、相互斗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付出了代价的。但这个代价换来了新民系的诞生。也就是说，五代宋初，漳、泉二州自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有自己独特的经济状况，有独特的方言、独特的风俗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彼此凝聚成一个新族群的条件逐渐趋于成熟，再加上大家共同认同中原、认同光州固始的这一催化剂，终于催生出福佬民系这一新的族群。

客家民系之所以局处于闽粤赣边山区，之所以称为客家，都因为此前已有一个分布在漳、泉沿海地区的福佬民系。在论述客家民系形成之前，先述福佬民系的形成，原因在此。

【注释】

[1]穆立立：《汉民族过程与欧洲民族过程的比较研究》，载袁少芬、徐杰舜主编《汉民族研究》第1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85页。

[2]一般把中国陆地分成三个阶梯，昆仑山、祁连山、岷山和大雪山以西是第一阶梯，平均海拔在4000～5000米，主要由大山、盆地和谷地组成；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和雪峰山一线以东属第三阶梯，平均海拔在500米以下，主要由丘陵和平原组成；两列大山之间是第二阶梯，平均海拔在1000～2000米，主要由高原和盆地组成。

[3]胡太初修、赵与沐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临汀志·桥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4]《临汀志·山川》，第37页。

[5]参见李蓬蕊《三江文化的时空差异》，载闽西客家研究会编《客家纵横》，1992年9月。

[6]饶宗颐：《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载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7]（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7895“题咏”引《漫游集》。全诗曰：“荒山无寸木，古道少人行。地势西连广，方音北异闽。闾阎参卒伍，城垒半荆榛。万里瞻天远，常嗟梗化民。”

[8]（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4《福建路》，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4～1069页。按：七闽还包括浙南的温、处、台地区，因与本文关系不大，姑置不论。

[9]（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1《地理·建置沿革·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10]《舆地广记》卷35《广南东路》，第1090、1100页。

[11]据前引《舆地广记》卷34、卷35，原来七闽所居的各州军都记载“为越人所居”或“属越”。

[12]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13]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14]朱维幹、陈元煦主此说，参见朱维幹，陈元煦：《闽越的建国及北迁》，载《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陈元煦：《试论闽、越与畲族的关系》，载《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197页。

[15]（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2《江南西路·赣州》，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405～1406页。

[16]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7]《汉书》卷28下《地理志》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9页。

[18]吴永章：《楚与扬越、夷越、于越的关系》，载田季清主编的《民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165页。

[19]见（宋）吴舆《漳州图经序》，引自（清）陈汝咸修康熙《漳浦县志》卷17《艺文》，民国二十五年（1936）石印本。

[20]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

[21]（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1，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页、14页。

[22]参见温丹铭：《广州城砖考释》，《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第2卷第3、4期合刊，以及《广东通志列传》卷1《公师隅传》按语。

[23]黄恺元主修、邓光瀛总修纂：民国《长汀县志》卷1《地理志》，长汀县博物馆1983年版，第7页。

[24]饶宗颐：《潮州志》及《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见黄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6～83页。笔者同意南海国在汀潮赣之间的说法，但认为南海国灭亡后其地成为闽越国和南越国互相拉锯之地，见拙作《南越国的东北边疆所届及其历史影响》，载丘权政主编《佗城开基客安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7页。

[25]邱立诚、曾骐：《论浮滨文化》，载《潮学研究》第六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9页。

[26]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8页。

[27]（唐）魏徵等撰：《隋书》卷82《南蛮》，中华书局1973年版。

[28]（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

[29]《隋书》卷24《食货志》。

[30]（唐）姚思廉撰：《陈书》卷35《周迪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31]《陈书》卷1《高祖上》。

[32]《陈书》卷35《陈宝应传》“史臣曰”。

[33]综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1，《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56，《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97年版）卷190。

[34]（梁）沈约撰：《宋书》卷97《林邑国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5]《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

[36]原书所载该州的户口总数与据所载各郡户口数统计所得数字略有出入，如原书所载广州有49726户、206694口；但据所载各郡户口统计，则为40359户、188264口。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5页。

[37]《隋书》卷31《地理下》。

[38]谭其骧：《长水集》上《粤东初民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9]《陈书》卷35《陈宝应传》。

[40]（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福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17～718页。

[41]（唐）张鷟：《朝野佥载》卷2“元光燕客”条称元光为“周岭南首领”，中华书局1979年版。

[42]《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漳州”“汀州”条，第721～722页。按：关于汀州初设的年份，两《唐书》地理志并作“二十四年”，《通典》作“二十六年”。王象之《舆地纪胜》以为“二十一年建议，二十四年成，二十六年又分他郡之地以益之”。

[4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9，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459页。

[44]据《元和郡县图志》卷29，元和时“漳州”户1342，“汀州”户2618。固然，其时的户口数字多有隐漏不实，但当时汀、漳二州户口稀少却是事实。

[45]同治《赣州府志》卷2《舆地志》引《舆地广记》，第73页。

[46]（明）汤斌：《重刊〈谢志〉序》，转引自赣州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重印同治《赣州府志》辑录的旧序。按：《谢志》即明天启元年谢诏编纂的《赣州府志》。

[47]（宋）王安石：《虔州学记》，同治《赣州府志》卷23《经政志·学校·赣州府》录载。

[48]《古今图书集成》卷924《赣州府部外编》载，“有神名山都，形如人，长二尺余，黑色、赤目、黄发，于深山树中作窠”，又载：“此神能隐身，罕睹其状。”传说晋宋时期赣县有百姓至县西北十五里处的山上伐树，在一株大梓树上就取出了山都营造之窠。

[49]（唐）《陈伯玉文集》卷6，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刻《四部丛刊》本。

[50]（唐）包何：《全唐诗》卷208《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1]（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42《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2]（宋）姚铉：《唐文粹》卷33下，韩愈《欧阳生哀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唐）韩愈：《全唐文》卷548《潮州刺史谢上表》。

[54]（唐）韩愈：《别本韩文考异》卷27《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5]（唐）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3《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王承文：《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7]林伯棠、林达夫修：莆田前埭《林氏（九牧大宗）族谱》，民国二十六年（1937）重修刻本。

[58]按传世本《九国志》（如《粤雅堂丛书》本）无此条。

[59]见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第二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0]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第二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4页。

[61]李昉等《太平御览》卷170《州郡部》十六《江南道上·福州》，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1页上。乐史《太平寰宇记》、王象之《舆地纪胜》所引略同，唯个别字句稍异，分见《太平寰宇记》卷100《江南东道》十二《福州·风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7页；《舆地纪胜》卷128《福建路·福州景物上》，第3651页。

[62]朱维幹：《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4～70页。

[63]乾隆《莆田县志》卷35《杂事》。

[64]《八闽通志》卷5《山川一·罗源县》。

[65]黄展岳：《泉州以前的历史考古问题》，载福建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66]《宋书》卷36《州郡二》，第1092页。

[67]据《晋书》卷15《地理下》，是时福建设建安、晋安两郡，各有户4300，合共8600户。但两郡户数完全相同，令人怀疑其数据的真实性。大概该志户口数只是大概的估算，非准确的统计数。然而还是可据以看出自晋至刘宋，户口损耗减少的趋势。

[68]《陈书》卷3《世祖纪》“天嘉六年三月乙未”条。义安郡约当唐代的潮州，但其北部已达梁山之南，其地为后来设立的漳州漳浦县盘陀岭以南部分及云霄、诏安、东山等县地。

[69]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4《唐贞观十三年各道府州户口数及每县平均户数和每户平均口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84页。

[70]唐嗣圣年号只有一年。所谓嗣圣十六年，乃武周圣历二年（699）。旧史家不承认武则天的正统统治地位，遂将武则天称帝的年代用高宗嗣圣年号连续计算。

[71]综见《元和郡县志》卷29《江南道·五福建观察使·泉州》，第720～721页；《八闽通志》卷1《地理·建置沿革·泉州府》，第10页。

[72]同安县，五代后唐以大同场置；德化县，闽国以析永泰县归化场置；永春县，闽国以桃林场置桃林县，后改永春县；清溪县，南唐以小溪场置，后改安溪县；长泰县，南唐以武安场置，宋太平兴国五年改属漳州；惠安县，宋太平兴国六年析晋江县置。见《八闽通志》卷1，第10页。

[73]王国维校，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标点：《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0～1173页。

[74]（东晋）干宝《搜神记》卷14“槃瓠”条，关于盘瓠传说的记载，内容与《后汉书》所载略同，文末有云：“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见汪绍楹校注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9页。

[75]转引自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篇》第一册“二十三，钟氏”，中国学社1965年版。

[76]丽水《畲族史源》（浙江省丽水市民族科1994年版，第69～70页）所述畲族第二次大迁徙有一条路线是途经山东、安徽，最后到达江苏江宁、句容一带。此说有些内容离奇荒诞，但也透露了畲族先民曾往江南迁徙的信息。

[77]《五灯会元》卷6《南岳玄泰禅师》。

[78]《全唐诗》卷354《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

[79]《全唐诗》卷354《蛮子歌》。

[80]《全唐诗》卷354《莫猺歌》。

[81]《全唐诗》卷365。

[82]饶宗颐：《畲徭关系新证——暹罗〈徭人文书〉的〈游梅山书〉与宋代之开梅山》，载施联朱主编《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83]《全唐诗》卷264。

[84]《太平寰宇记》卷102《泉州风俗》：“白水郎，即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刘恂《岭表录异》卷中则载：“卢亭者，卢循昔据广州，既败，余党奔如海岛，野居，唯食蠔蛎，叠壳为墙壁。”

[85]（唐）刘禹锡：《全唐文》卷609《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使薛公神道碑》。

[86]（唐）韩愈：《全唐文》卷563《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

[87]浙江省丽水市民族科：《畲族史源》，1994年，第63～69页。

[88]《唐大诏令集》卷117。

[89]《资治通鉴》卷252《僖宗纪》。

[90]《资治通鉴》卷253《僖宗纪》。

[91]《新唐书》卷190《王潮传》。

[92]《新唐书》卷190《钟传传》。

[93]《资治通鉴》卷255系此事于中和二年（882），称“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钟传聚蛮獠，依山为堡”。

[94]《十国春秋》卷90《闽一·司空世家》“景福二年”条。

[95]《临汀志·郡县官题名》，第116页。

[96]《资治通鉴》卷259。

[97]康熙《宁化县志》卷1《建邑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9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蛮”“獠”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6～79页。

[99]以上据《资治通鉴》卷256。

[100]《旧五代史》卷134《王审知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101]《资治通鉴》卷260。

[102]《旧五代史》卷134《王审知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103]如张睦、孟威、刘山甫、邹磬、王定简、邹勇夫、湛温、刘琼、翁郜、李崇礼、詹敦仁、李相、李仁达、连重遇等皆江淮人或中原人，见《十国春秋》卷95～98各人本传。

[104]王审知死后被尊为昭武王，龙启初，追谥昭武孝皇帝。见《十国春秋》卷90《闽一·太祖世家》。

[105]（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95《列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6]《十国春秋》卷94《闽五·列传》。

[107]《十国春秋》卷90《闽一·司空世家》。

[108]《十国春秋》卷94《王审邽传》。

[109]一说17年。按，王审邽于乾宁三年（896）实授泉州刺史，在政12年，由王延彬继任，是年应为梁开平元年（907），王延彬卒后由其弟王延美继任泉州刺史，是为龙启二年（934），自908年至934年，恰为26年。是则王延彬任泉州刺史26年之说为允。

[110]《十国春秋》卷94《王延彬传》。

[111]《十国春秋》卷90《太祖世家》。

[112]《宋史》卷483《世家六·漳泉留氏、陈氏》。

[113]清源军时期，南唐曾以董思安为漳州刺史，为避董思安家讳，一度把漳州改为南州。

[114]《宋史》卷483《世家六·漳泉留氏、陈氏》。

[115]《十国春秋》卷96《董思安传》。

[116]此从《十国春秋》说。《宋史》以留从愿为留从效之兄，见《宋史》卷483《世家六·漳泉留氏》。

[117]《十国春秋》卷96《董思安传》。

[118]《十国春秋》卷93《陈洪进传》。

[119]《元和郡县图志》卷29。

[120]《元和郡县图志》卷29。

[121]《宋史》卷483《世家六·漳泉留氏、陈氏》。

[122]《十国春秋》卷93《刘昌言传》：泉州南安人刘昌言以文才得到太宗重用，“时有言昌言闽语，恐奏对难会。太宗怒曰：‘我自会得。’”又宋代文莹《玉壶清话》卷5（据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载：“刘枢密昌言，泉人……一旦圣眷忽解，谓左右曰：‘刘某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句不得。’因遂乞郡，允之。”说法不同，但所反映的“闽语”“南音”北人难懂的事实却是一样的。

[123]关于其时闽语的特点，宋人笔记如刘攽《贡父诗话》、沈括《梦溪笔谈·杂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多有记载，参见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第四章《福佬民系的形成与拓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4]李如龙：《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书中《祖堂集》用柳田圣山主编“禅学丛书之四”本，日本中文出版社1984年版，所注卷数及页码皆据此书。

[125]（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7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6]乾隆《福建通志》卷66《杂录·福州府》引。

[127]《太平御览》卷170《州郡部十六·福州》引《开元录》。

[128]（清）陈汝咸：康熙《漳浦县志》卷19“陈元光光州固始人”条。

[129]莆田《南湖郑氏家乘》引。

[130]《直斋书录解题》卷17。

[131]（宋）方大琮：郑岳《莆阳文献》卷7《跋方诗境叙长官迁莆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