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研究，赣闽粤溪峒社会的结合区

2023-08-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秦汉以来，特别是晋永嘉之乱以来，陆续有北方人民南迁至包括赣闽粤在内的华南地区，但直到隋唐以前，本区的居民仍以蛮夷居多，其社会则是蛮夷豪酋称雄的溪峒社会。就赣闽粤结合区而言，如南朝时福建的陈宝应，江西的熊昙朗、周迪，都以溪峒首领、一方豪帅的身份，被任命为刺史、郡守，就是明证。我们说南朝隋唐赣闽粤边区基本上还是一个溪峒社会，前提是其时赣闽粤边区蛮夷的比例很高，大大超过了汉人的数量。

秦汉以来，特别是晋永嘉之乱以来，陆续有北方人民南迁至包括赣闽粤在内的华南地区，但直到隋唐以前，本区的居民仍以蛮夷居多，其社会则是蛮夷豪酋称雄的溪峒社会。《隋书》记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疍，曰獽，曰俚，曰獠，曰狏，俱无君长，随山峒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27]这里记述的是包括赣闽粤边区在内华南地区居民的具体族称，概称则称之为“蛮夷”，其社会则是蛮夷豪酋称雄的溪峒社会。

这一时期，汉族政权对于华南地区的统治，一是“别置督护，专征讨之”^[28]，二是“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用。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29]。即承认豪酋对溪峒社会的统治和控制，置督护加以监管，经济上掠夺其特产和资源，同时对不服汉族政权统治的部族加以征讨。在此期间，诸部族之间也不断进行着弱肉强食的征伐和兼并，而一些大部族的豪酋还积极参与了地方社会政治进程，因而迅速崛起。梁末陈霸先久任西江督护、高要太守，恩威并用，结连溪峒豪帅，使得“三山獠洞、八角蛮陬”为其所用，壮大了自己的军事政治力量，最后“躬率百越，师次九川”^[30]，竟以华南蛮夷豪酋为基础夺取了政权^[31]，而华南地方豪酋也因而扩展实力，互相结连，形成盘根错节的地方集团。所谓“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32]，正是其时华南地方首领乘时崛起的实录。

华南蛮夷豪族的势力，在南朝末年至隋唐之际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主要的表现，是溪峒豪帅被大量吸收到统治政权中担任了刺史、县令，有的家族一门多人担任刺史、县令。就赣闽粤结合区而言，如南朝时福建的陈宝应，江西的熊昙朗、周迪，都以溪峒首领、一方豪帅的身份，被任命为刺史、郡守，就是明证。隋唐之际，循州俚帅杨世略，盘踞循、潮二州，降唐后官拜循州总管^[33]，也是著名事例。可见，以溪峒首领担任地方长官，已是南朝至唐初对华南（主要是岭南）溪峒地区实行统治的通例，反映了其时汉族政权还无力对华南实行直接统治，只能通过溪峒豪族实行间接统治。

我们说南朝隋唐赣闽粤边区基本上还是一个溪峒社会，前提是其时赣闽粤边区蛮夷的比例很高，大大超过了汉人的数量。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把赣闽粤边区的范围稍加扩大，称为赣闽粤结合区，主要是扩及闽南沿海和粤东沿海。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探究这一时期赣闽粤结合区“蛮夷”或“越人”在区域内居民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赣闽粤结合区分属江西、福建、岭南三区，我们的探讨即以这三区为限。相关的记载一般都较为粗略，很难作出准确的估计，只能做粗略的推算。

先看岭南的情况。南朝时期，岭南分为广州、交州、越州三州，其中广州“诸山并俚獠，种类繁炽”^[34]，“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别置督护，专征讨之”；交州“外接南夷……民恃险远，数好反叛”；越州“夷獠杂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35]。据《宋书·州郡志》载，广州辖十五郡，一百三十八县，四万多户，约二十万口；交州有五郡，约五十县，一万户；越州一郡，七县，不满千户。^[36]三州总设二十一郡，编户不过五万多户，约二十五万口。到了隋代，据《隋书》所载，岭南地区的郡减至十三个，总户数不过三十万有余^[37]。此之谓编户，只是列入官府版籍的百姓，包括北方移民和一部分“沾沐王化”汉化较深的蛮夷。此外还有大量的不肯宾服的蛮夷户口，即所谓峒民未列入编户，故幅员如此辽阔，而户口如此稀少。唐初李靖平定岭南，“凡所怀辑九十六州（相当于隋代的郡），户六十余万”，比之隋代，仅数年间郡一级建置增至九十六，户口增加了三十余万户，完全是掌握了溪峒蛮夷的结果，充分说明当时岭南蛮夷远远多于来自北方的移民。其中粤东（含粤东北）一地，则尚为俚人的天下。诚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所论：“汉人之移殖粤东，唐宋以来始盛。自唐以前，俚为粤东之主人……盖自梁至唐，岭南名为中朝领土，实际在俚帅统治之下者，垂百余年云。”^[38]

福建的情况，中北部与南部的差异甚大。南朝陈时，陈宝应父子拥有全福建之地，以地方豪帅而任闽州刺史，而陈氏被称为“卉服支孽”，“扇动蛮陬，椎髻箕坐，自为渠帅”^[39]，则其家族本是蛮夷，所统属的福建居民也应以蛮夷为主。侯景之乱后，北方移民入居福建渐多，福建北部汉化较快，但直到唐朝开元、永泰年间，福州还因“开山峒”而设置了尤溪、古田、永泰三县^[40]，说明当时福州的西部山区尚多溪峒之民。福建南部的开发较迟，东南部的漳州，是因高宗、武后时闽粤之交蛮獠啸乱，被岭南首领^[41]陈元光平定后，于垂拱二年（686）在泉、潮之间新设立的；西南部的汀州，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在闽粤赣之交光龙峒开山峒而设，汀州下属的宁化县，则是开元二十二年（734）开黄连峒设立的。^[42]不难想象，因平蛮獠之乱与开山峒而设立的漳州和汀州，当时的居民必然是以蛮獠为主。唐昭宗乾宁元年（894），“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43]，其时汀、漳二州的编户不过数千^[44]，而黄连峒蛮竟有二万，则当时蛮夷人口多于汉人编户也是毋庸置疑的。

江西的开发比福建、岭南都早，到唐代，其居民应以汉人为主体。但赣南在江西的情况最为特殊，不但开发得最迟，而且江西大部分在春秋时为楚地，独赣南属于百越^[45]，因而可与其东邻的福建、南邻的岭南划为同一个文化区。其地“地大山深”，“汉唐以前，率以荒服视之”^[46]，直到北宋，王安石还说：“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椎埋、盗夺、鼓铸之奸，视天下为多。”^[47]在这么一个僻远落后之区，存在较多未肯宾服的溪峒之民，也是可想而知的。除了溪峒之民外，其地还有一种名为“山都”的原始居民^[48]，身材矮小，过着巢居生活。这种情形，更反映出赣州唐代以前的原始落后；但总的说来，赣州居民中“蛮夷”成分的比例应小于福建和岭南。

我们还可以从当时人的议论和诗文中，体会六朝隋唐时期华南社会的“蛮夷”性质。以唐代为例。唐初勋臣高士廉之侄高琔在循州司马任上，受命征讨民族叛乱，死于战阵，陈子昂为他写墓志铭，称高琔征讨的对象为“山夷”“越人”“洛越”^[49]；中唐诗人包何有友人出任泉州刺史，他写送别诗说友人到泉州要经过“云山百越路”^[50]；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他在寄给同时被贬为漳州、汀州、封州、连州刺史的四位友人的一首诗中，说他们是“共来百越文身地”^[51]；欧阳詹泉州晋江人，与韩愈同榜登进士第，逝世后韩愈为他作哀辞，称之为“闽越之人”“闽越人”，称其地为“闽越”^[52]；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到任后上表自称“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53]；他在一封书信中，又把岭外十三州的居民称为“林蛮峒疍”^[54]；刘禹锡则称福建的居民为“居洞砦、家桴筏者”，说他们讲的话“与华言不通”^[55]。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事实。这些诗文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华南在中原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民族状况，虽然有片面性，但与前述比较具体的资料互相参照，还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赣闽粤结合区直到唐代仍被认为是一个“蛮夷”居多的地区，其大部分地方还是一个王朝未能实行直接统治的溪峒社会。

这样的溪峒社会对于溪峒地区的汉化，具有正反两面的意义。有学者指出，东晋南朝以来，华南溪峒社会的“蛮酋”“首领”，有不少是由北方南迁的衣冠大族经过数世发展起来的。^[56]北方大族南迁成为华南溪峒酋帅、地方首领，这是南迁汉人“夷化”的标志。但其“夷化”只是相对的，他们必然也要以北方带来的文化影响所部溪峒之民，使溪峒之民渐渐地或部分地“汉化”。当其接受王朝官爵之后，对内实行部落统治，对外与王朝接触和周旋，受到王朝政治、文化的影响也必然逐步增加，这就为溪峒社会在汉化的道路上逐渐前进打下了基础。

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研究，赣闽粤溪峒社会的结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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