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三州的边缘地区,开发程度还很低,还是满目荒凉的状况。及至州县察其欺诈,追捕紧急,则便闭门聚众,持杖斗敌。一或倡之,彼此响应。遂建议筑土城于其地,设通判府馆,以弹压之。明年仲夏县成,隶江西赣州府。......
2023-08-23
这里所谓赣闽粤边区,乃指今江西省南部(简称赣南)、福建省西南部(简称闽西南)、广东省东北部(简称粤东北)这一境土相连的区域,约相当于唐代的虔州、汀州、潮州全境,及漳州、循州的部分地区。以今日的政区范围看,则约相当于江西省的赣州市,福建省的龙岩市和三明市部分县份,广东省的梅州市、河源市辖境,以及漳州市西北部分山区、揭阳市西部的部分山区。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此区是汉族在南方的重要民系——客家人赖以酝酿形成的社会历史舞台。这一区域的自然环境与远古土著居民状况,对于日后客家民系的酝酿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特辟专节作一简要的阐述。
先说自然环境。本区域处在中国大陆第三阶梯的东南边缘[2],总的特点是多山、多丘陵,但内部被福建的戴云山、博平岭和广东的莲花山等大致南北走向的山脉分割成两大块,西边一大块即客家研究中常说的赣闽粤边区,是客家民系的基本分布地。其内部可分为三个互相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区,即赣南、闽西南、粤东北。三个小区同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境内重山复岭,连绵不断;山谷间河流交错,大小盆地星罗棋布;气候温暖,雨量丰沛,故而在古代未开发时及开发之初,林菁深阻,瘴疠横行,三个小区的自然环境有不少相似之处。
但是三个小区之间为纵横绵亘的高山大岭限隔,成为三个互不统属的自然区域。各地内部的水系、山脉、盆地情况也有所不同,故三个区域的自然环境又各有特色。
赣南,南限五岭,东限武夷,西倚罗霄,这三条高耸入云的大山脉分别成为赣南与广东、福建、湖南的天然屏障。唯有北部较为平坦,使赣南的地势呈南高北低之势。境内主要河流章水和贡水在赣县城东汇合后称为赣江,北流经江西中部、北部注入鄱阳湖(古称彭蠡湖)后汇于长江东流入海。这样的地形,像是一个覆斗,底朝南,口向北,使赣南与长江流域的联系较为密切,成为“江右遐陬”,具有“南抚百越、北望中州”之势,起着“江湖枢键”“岭峤咽喉”的作用,古代各王朝都把它看作中原外伸的边缘。
闽西南约当古汀州地域,“环境皆山也”[3],地处“闽粤西南徼,崇岗复岭,深溪窈谷。山联脉于章贡,水趋赴于潮阳。千山腾陵余五百里,然后融结为卧龙山;四水渊汇几数百折,然后环绕而流丁”,故有“一川远汇三溪水,千嶂深围四面城”之称。[4]众山之中,最重要的有横亘于西北边缘的武夷山,是闽西与赣南之间的天然屏障;还有东北—西南走向的玳瑁山、彩眉山脉、博平岭山脉,及近于南北走向的松毛岭山脉、近于东西走向的南岭诸支脉。[5]其地势大致成东北高、西南低,山间河谷盆地一般较赣南为小,位置也比赣南偏僻闭塞。但因“山联脉于章贡,水趋赴于潮阳”之故,与赣南和粤东的联系还是比较密切的。
粤东北之地,大致相当于今梅州市全境,外加河源市的大部分、韶关市的部分及揭阳市的揭西等县。在宋代,它大致相当于梅州、循州全部,韶州部分及潮州北部、惠州东北一小部分。其地与闽西南、赣南壤地相接,山川相连,地势大体北高南低,内部的地形也与闽西南、赣南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以山地丘陵为主,河谷盆地星星点点般散布在各大山岭之间。这一区域与粤东沿海区域紧密相连,长期在同一个行政区划内,其对外交通,则与粤省的其他区域较为艰阻,却与闽西南和赣南较为紧密和便捷,所以秦汉时期设立的揭阳县,正如饶宗颐先生指出的,“等于整个潮州领域而更为广阔,奄有闽赣之地”[6]。当然,其所谓潮州,是指唐代的潮州,领有粤东和粤东北全部,以今日政区论,包括了潮州、揭阳、汕头、梅州全部和河源的一部分,其所谓闽赣,则主要是赣南和闽西南之地,也包含闽南之漳州南部之地。
粤东北与闽西南关系密切,宋人有一首《过汀州》诗,描绘闽西南“地势西连广”[7],连的就是其西偏的粤东北。闽西南与粤东北地势相连,不但有陆路的“古道”相通,还有水路相通,汀江自北而南流贯闽西南腹地,直下粤东北,成为沟通闽西南与粤东北的大动脉。
次说远古土著居民状况。《周礼·夏官·职方氏》有载:“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骆、五戎、六狄之人民。”汉郑玄注曰:“闽为蛮之别种,而七乃周所服之国数也。”唐贾公彦《疏》云:“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可见“闽”是南方少数族“蛮”的一支,“七闽”则是指古闽族的七个部落,后来转义为七闽部落的分布地。那么,“七闽”的分布范围是怎样的呢?
首先,今福建省辖境,春秋时都属于“七闽”范围。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4《福建路》记载福州、建州、泉州、南剑州、汀州、漳州的历代沿革,皆称“春秋为七闽地”,而邵武军“历代地理与建州同”、兴化军“历代地理与泉州同”[8]。明代黄仲昭的《八闽通志》也明确地记载:“福建,周职方为七闽地。”[9]可见今福建全境春秋都属“七闽”是没有问题的。
但七闽的范围比今之福建省辖境大,还包括粤东的潮、梅地区。《舆地广记》卷35《广南东路》云:
潮州,春秋为七闽地,战国为越人所居。
梅州,春秋为七闽所居,战国属越。[10]
这是粤东春秋时属七闽地的明证。可知闽西南和粤东北,春秋及其以前的土著居民是闽族。但战国后,原属七闽的范围都改为“越人所居”[11]。对此学界有两种解释,一曰:“‘越’本国名,其族为‘闽’。”[12]意思是战国后出现的闽越国,其族属仍然是“闽”,后来有人把闽越国的居民称为闽越族,那“只是不同时代对同一个民族的不同称谓罢了”[13]。另一说认为,战国时越国灭亡后,勾践余裔进入闽地,与闽族融合而为闽越族。[14]两说虽然不同,但闽族、越族都包含在百越之中,闽越显然也是百越的一部分,则闽西南和粤东北的初民是百越民族,自是毋庸置疑。
赣南不属于七闽的领域,它“春秋时属吴、越,战国时楚南平百越,于是属楚”[15]。但“属楚”只是政治上属楚国统治,所居的主要仍是越人。《吕氏春秋·恃君览》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意即扬水、汉水之南,是百越的分布地。而扬水的地理位置,据今人张正明研究,乃“在江汉平原中部,连接汉水与长江”[16]。《汉书·地理志》“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条,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17]合而观之,《吕氏春秋·恃君览》说的是百越的西北部边界,臣瓒说的是百越的东南部边界,也就是说,西北起于扬汉之南,东至会稽,西南至于交阯,约当今湖北南部、安徽、江苏、湖南的一部分,以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的东南、华南广大地区,以迄越南北部都是百越各族的分布范围。
百越种类复杂,有吴越、瓯越、东越、闽越、于越、扬越、西越、骆越、南越等众多名目。那么,居住在赣南一带的越人是属于哪一支呢?据吴永章研究,应属于扬越一支。吴永章指出,“扬越是指江汉流域往南经洞庭湖越五岭直达南海这一广阔地区的古代越人。但是,在不同史籍所载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扬越,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涵和外延又有所不同”。《战国策》提到的扬越,“地处江南的湖南、江西一带”,这一带即秦汉三国时期“衡山、九江、豫章、长沙”等所谓南楚之地,“也就是说,吴起所攻的扬越,大致在汉代南楚之地的范围之内”[18]。赣南正在这一范围内,其初民属于扬越,而受楚文化的影响颇深。
闽西南和粤东北,大抵属闽越、南越两支。汉高祖封无诸为闽越王,统治闽中,定都东冶,其领地包括今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又封赵佗为南越王,统治岭南,北与长沙接境,东北与闽越接境,今漳州漳浦县盘陀岭以南也属于南越。[19]但必须注意的是,在闽西南和粤东北的范围内,西汉时曾有一个南海国,从考古文化的角度来看,又与浮滨文化圈有相当大的重合。
南海国之立,可能与百越中南武一支相关。《汲冢竹书纪年》载:“魏(梁)襄王七年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箭五百万,犀角象齿。”[20]这位公师隅,曾在东武山筑南武城,明人欧大任《百越先贤志》为之立传,曰:
越王无疆为楚所败,其子孙避处江南海上,周赧王时有自立为王者。隅以无疆初避楚,居东武,有怪山浮来,镇压其地,因名东武山。乃往相度南海,将依山筑南武城以拟之,而越王不果迁。时三晋惟魏最强,越王与魏通好,使隅复往南海,求犀角象齿以修献。久在峤外,乃得诸琛并吴江楼船、会稽竹箭献之魏,魏乃起师送越王往荆,栖之沅湘,于是南武疆土为越贡奉邑,称雄交广矣。[21]
文中提到筑南武城,有广州出土的南武城砖及宫砖,可以证明实有其事。[22]南武是个地名,可能也是越族中某一支的分布地。至今福建金门有北太武、漳浦县有南太武的地名,广东饶平县也有山曰南武岽,具体又分草南武与石南武两处,似皆可证当时越族有一支以太武为名的支族。汉高祖时曾以南武地作为越君某一位后裔的封邑,称为南武侯。后来又封南武侯织为南海王。《汉书》卷一《高帝纪》载:“十二年,诏曰:‘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南海王国的地望,史籍失载,有的方志认为旧汀州为南武侯织的领地,甚至具体落实到汀州武平县地,“在汀潮赣之间,盖即当日南武侯地,而汉封之曰南海者也”[23]。越史专家蒙文通则认为南海国应在后来的南海郡中求之,又从王莽时以南海郡揭阳县为南海亭,具体论证是时南海亭应即故南海王国之地,范围大约就在后世汀、潮、赣之间。其说颇受饶宗颐先生认可。[24]而这汀、潮、赣之间,恰是日后形成的客家民系的基本住地,以此之故,客家民系与古代以太武为名的越族某一支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而浮滨文化,据考古学家的研究,“是指分布于粤东、闽南区域内的一处以大口尊、圈足豆、带流壶等釉陶器与直内戈、三角矛、凹刃锛等石器和少数几种青铜工具兵器为基本组合的考古学文化。是南方地区中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强烈影响的早期青铜文化”。现已发现具有这类文化遗存的县份,在粤东有饶平、大埔、揭阳、丰顺、潮阳、普宁、揭西、南澳、潮州(潮安)、海丰等,在闽南有诏安、平和、南靖、南安、云霄、漳浦、东山、华安、龙海、永春等,“从地域上看,浮滨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粤东的榕江、韩江与闽南的九龙江、晋江等四个流域”,估计其“年代的上限至少在商代中期,下限在西周”,有人认为晚至春秋,“尚须更多的资料加以研究”;其文化内涵显示“它是南方地区众多青铜文化中的一种,虽然受到中原及周邻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其地缘性与土著性十分鲜明”。[25]这一研究成果显示,浮滨文化区与今日的闽南方言区基本吻合。所以如此之故,亦值得我们深长思之。有研究者指出:“在北方汉人的同一部南迁史背景下,不仅产生了客家方言群,而且也产生了汉语的其他各南方方言群。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仅仅从汉人南迁的角度,是无法彻底厘清客家之所以成为客家的内在缘由的。”[26]但若不仅仅从汉人南迁的角度,而是从南迁汉人、土著居民及其他各种来到赣闽粤结合区的人群相互融合的角度,并从特定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对于区域内的人群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具有能动作用的角度去理解特殊民系的形成,那么我们或许可以从上述南海国文化圈与浮滨文化圈的差异,找到这两个小区域日后分别形成客家与形成福佬的不同地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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