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批示、十条和斗、批、改运动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从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1969年5月4日至28日，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委会和济南军区27人留在北京集中学习，解决山东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先后7次接见学习班成员，就解决山东问题和王效禹的错误作出明确指示，严厉批评“反复旧”的错误。2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学习班以向中央报告的形式，就解决山东问题提出十条措施。25日，中央对报告作出批示，指出“反复旧”运动违背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犯了严重错误。要“根据‘九大’精神，既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中央的批示和报告提出的十条措施，时称“批示”“十条”。6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立。新的领导机构领导全省人民落实“批示”“十条”，对王效禹的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判，纠正了“反复旧”的错误。7月23日和8月28日，中央分别对有关省和自治区发出布告和命令，要求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山头”，上交一切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公路交通，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加强各民族人民团结，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贯彻落实“批示”“十条”　海阳县通过内部整风的方法首先解决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整风重点放在彻底纠正错误上，同时也不忽视做照顾大局、稳定局势的工作；把纠正“反复旧”错误的重点放在县革委本身上，同时也不忽视对下面纠正错误的指导；把纠正错误的思想工作重点放在积极“反复旧”一方群众的思想工作上，同时也不忽视做“反复旧”受压的一方群众的思想工作。1969年7月，海阳县革委召开县直各部门和各公社革委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的“批示”“十条”。会议揭发、批判了“反复旧”运动的错误，要求各单位深入学习、贯彻“批示”“十条”精神，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努力稳定形势，搞好生产。11月9日至16日，县革委召开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会议重点揭发批判了资产阶级政客王效禹的罪行，控诉王效禹错误路线对海阳造成的恶劣影响。在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下，海阳形成了互相排挤、长期武斗不休的“二·三”“二·五”两派。海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陷入一片混乱，损失惨重。1971年4月20日，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中央海阳县委发出《关于搜集王效禹罪证的通知》，要求各单位深入发动群众，认真搜集资产阶级政客王效禹的罪证。纠正“反复旧”运动错误，加上贯彻布告、命令，全县出现相对稳定的局面。

各级党组织的恢复与“整党建党”　1967年12月20日，省革委会发出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意见，提出凡是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或领导小组）并被上级革委会批准的单位，可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建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1969年9月5日，中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建立中共海阳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由谷守信、纪中胜、耿立玉、吕林昌、孙忠传、刘元金、张永福等7人组成，谷守信任组长，纪中胜任副组长。10月，海阳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建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和调整、充实革委的几点意见》，要求条件成熟的公社和原来是党委或总支的厂矿企事业单位，一律成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核心小组的成员由3至5人组成，一般由革命领导干部、人武部长和当地驻军代表（无驻军的公社除外）组成，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军宣队人员一般不参加。12月，17处公社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相继成立。县及各公社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建立，恢复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为海阳政局渐趋稳定创造了条件。

“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展整党成为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这时的整党是建立在对党的性质、任务的错误认识和对党的队伍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1967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党的建设的总的要求，后来被称为整党建党的“五十字纲领”。

1969年12月25日，中共海阳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召开全县整党建党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贯彻省整党建党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本县整党建党工作。1970年5月中旬，县、社两级脱产干部分两期，集中到县城进行整党。厂矿企事业单位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转入整党。农村整党10月开始，春节结束。1971年7月，全县整党全部结束。有40名党员被开除党籍，16名党员干部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73名受其他处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单位党组织陆续瘫痪，1970年整党后恢复。1971年，全县有党支部919个，其中工交财贸系统107个，占11.6%；文教卫生系统41个，占4.5%；农村728个，占79.2%。

1971年2月19日，中共海阳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间3天。与会代表978名，代表全县2.64万名党员；另有列席代表65名，特邀代表13名。出席会议的还有烟台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烟台军分区司令员赵鸿儒，中国人民解放军9501部队政委刘方顺，中国人民解放军烟台军分区副政委纪中胜等军队领导及乳山县委、即墨县委的领导。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学习党的九大政治报告、新党章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以毛主席的建党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建设；总结第三次党代会以来，重点是总结本县“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贯彻党的九大精神，落实“批示”“十条”以来的工作，接受经验教训，进一步落实党的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政治任务。会议按照老、中、青和军、干、群相结合的原则，选举31人组成新的县委。同时，撤销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在县委四届一次全会上，孙昭伦当选为县委书记，鹿道平、肖德奎为副书记；吕林昌、孙京明、孙忠传、衣更新、王兴杰、黄惠亭、吕庆华当选为常委。3月，各公社召开党代会，选举产生了公社党委。1971年2月，恢复县团委、妇联。1973年3月，县总工会恢复工作。党的各级组织机构经过调整，逐步恢复，全县党员陆续恢复了组织生活，各职能部门开始正常工作。

“斗、批、改”运动　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了“斗、批、改”的任务。

1968年4月3日，全县开始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0月上旬，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派工宣队来海阳，以革命大联合之名，行“关”“整”革命干部之实，工宣队在海阳举办了历时8个月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1000余名县、社干部关进“群众专政”学习班内，把县委书记陈永义、县长王超、宣传部部长黄平之当成修正主义的活靶子进行批斗。

1969年2月，海阳县革委发出通知，要求春节期间，开展以学毛主席著作为内容的文艺创作、演出竞赛。全县共创作诗文288篇（首）、歌曲20首、曲艺18篇、戏剧36出；演出吕剧、话剧129出，舞蹈28出，秧歌360台。窑上大队创、演并茂，居全县之首。同月，县革委在东村、发城、行村、留格庄分别举行样板戏会演。之后，舞台演出剧只有《红灯记》《龙江颂》《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几幕样板戏。同时，银幕上也主要放映《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三战”电影，文艺生活单调乏味，萧条冷落。

1970年2月，海阳县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根据中共中央〔1970〕3号、4号、5号文件精神（1970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3个文件），在全县迅速掀起“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到4月底，全县揭发出各种敌情线索1586件，挖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206人，破获各种积案540起，新案10起。各单位普遍开展了“三忆”（忆阶级苦、忆民族恨、忆个人成长史）、“三查”（查思想、查立场、查演变）活动和“上挂下联”的各种大批判。运动持续到1972年1月基本结束。“三反”运动中，县、社、队先后举办了285期“三反”学习班，清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对象3224人，共搞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赃款435318元。运动后期，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百元以上的1047人，全部按规定作出书面结论。在核实材料的基础上，除6人未落实定案外，余者全部定案处理。同时，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百元以下的2180人，也逐个核实定案，并向所在单位或大队的干部、群众公布了定案结论。1972年3月烟台地区落实政策会议后，县、社对原定敌我矛盾、开除和受其他处分的案件进行了复查。全县“一打三反”运动中，共定敌我矛盾和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138人，通过复审，发现有的是受派性干扰，事实有出入；有的定性不当，偏严偏高。工作方法上有粗枝大叶和逼供信现象，揪斗重点对象有扩大化倾向；定案处理产生“宁左勿右，宁严勿宽，宁推勿拉”现象。复审中确定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的31人，原逮捕4人中有1人教育释放，戴帽6人中有1人改变定性；开除3人中有1人复职，1人改退职处理。落实政策时，还对运动中的工资政策进行了检查。对4名没有调资者予以调资；被开除5人中，收回4人，采取补差办法，补发了被开除期间的工资；运动中辞退的正式工人，有42人予以复工，辞退期间的工资按原标准50%补发。

1971年4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山东省委及烟台地委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指示，海阳县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县公安军管组为办事机构。随后，各公社、县直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也成立了3至5人的专案班子。6月14日，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在全县展开。第一批开展清查的单位有50个，其中列为问题比较严重的单位有5个，农林水利局为清查的重点。清查运动分为教育发动、检举揭发、定案处理三个阶段。清查运动中，采取“上挂下联”“无限上纲”“以袁（袁升平）划线”“层层站队”的做法，把矛头指向了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一批干部、群众受到严重伤害。1973年9月27日，县委书记鹿道平在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上，检查了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并代表县委向被清查和受到牵连的同志宣布全部平反，并赔礼道歉。

“教育革命”　根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期间，“教育革命”作为“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被反复强调提起，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全国教育工作，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了教学质量，给教育工作造成了长期不良后果。

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对学生学习的内容、学制、方向等教育革命问题提出要求。根据“五七指示”，烟台地区进行了中小学学制改革，开始采用五四分段的“九年一贯制”，即小学阶段由6年制改为5年制，初中阶段由3年制改为两年制，高中阶段由3年制改为两年制。同时，要求学生上学“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片，高中不出社”，鼓励村村办小学，片（相邻的几个村组成）办联中，公社办高中，新上了一大批初中和高中，扩大了初中和高中招生规模。

6月，按山东省教育厅指示，初、高中均停授政治、语文、历史课，改授毛泽东著作和社论。不久，“停课闹革命”。1969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通知《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县内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

1968年，小学改由大队办。1969年，完全小学一律改为联办中学（内设小学部），学校秩序混乱，教育质量急剧下降，但入学学生却继续增长，1973年达117544人，为新中国成立后最高年份。1968年起，全县小学实行“五年一贯制”，并改为春季始业。1974年，复为秋季始业。

1968年，试办联办中学。1969年10月18日，县革委决定：增设初级中学四处：十四中（大阎家）、十五中（大辛家）、十六中（高家）、十七中（山西头）。11月，根据上级指示，学制改为小学五年，初中、高中两年。县内实行国家与大队联办初级中学，全县共有联办初中146处，1970年又调整为118处。这一时期，部分小学始设初中部，名谓“七年一贯制”；有的小学设初中和高中部，名谓“九年一贯制”。1975年，县教育局根据全县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在北城阳联中进行九年制试点。次年推广全县，有55处联中戴上高中帽，11个大队办起九年制学校，82个大队办起七年制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各校曾聘请部分工、农、兵兼任教员。部分民办教师成为联中教师。1973年后，工农兵大学生相继进入中学教师队伍。

1968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两教师的信。此信建议所有公办小学都“下放大队来办”“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之后，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推广这一“经验”的指示。全县4200余名公办小学教师全部下放到本大队任教，停发工资，由大队记工分。这一举措，致使师资失调，教学质量严重下降。1971年纠正这一错误。

1970年海阳师范重新开办后，实行长短班结合。至1974年，开办短训班7期，22个班。其中，语文7期，10个班；数学6期，8个班；理化1期，两个班；艺体两期，两个班。1973年开始招收长期班，全部社来社去。

1970年冬，机关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重开，主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晚间学两小时，一周学两次，但不经常。“文化大革命”后期，各工矿企业都办起政治夜校，学理论，搞批判，多流于形式。1975年，县农机修造厂“七二一”大学（中等业余学校）设机械制造专业，学制一年半，招生22人。

1971年，贯彻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全县中、小学校办起了水泥、农药、医药、冲床、车床、粉碎、煤炭渣砖等小型工厂640个，小农场820个，共有土地3215亩，小饲养场616个，养猪2011头，并与37个工厂、628个生产队挂钩协作。1976年，全县有校办工厂69处，固定资产原值16.68万元，产值11.87万元，纯收入5.58万元；有农场3193亩，林场1429亩，农副业纯收入16.98万元；其他收入35.81万元，合计纯收入58.37万元。

1971年10月23日至11月1日，县革委政治部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学习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及杨得志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研究讨论了海阳县贯彻落实《纪要》的具体措施：（一）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二）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三）进一步抓好普及教育。要在普及小学教育的基础上，抓好业余教育，扫除青少年中的文盲、半文盲；（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充实力量，提高教学质量；（五）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同月，全国高校、中专恢复招生后，县内首次选拔推荐工农兵大学生45名，中专生98名。

这一年，全县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各公社高中，由贫下中农代表进驻，参与学校领导；联办中学由贫管组管理。“文化大革命” 期间，实行“三管一教”，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商店、合作医疗，教育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各级贫协成立领导小组、贫管组，选派代表轮驻学校、商店，对教学和商品购销实行监督；通过举办阶级教育展览，建立新旧社会“两本帐”等形式，进行忆苦思甜、忆苦思权、忆苦思线（路线）的阶级教育。1979年4月，县内各级贫协组织撤销。

1974年，有关部门调查，全县青少年文盲、半文盲数占青少年总数的13%以上，壮年中的文盲占14%。为此，全县再次开展扫盲运动。在摸清底细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文化程度编班编组学习。到1975年，全县参加学习的有2.26万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大中专院校停止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商业和服务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到1968年已经积压了三届初、高中毕业生400多万人。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的分配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并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号召发出后，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热潮。这一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等重大政治意义。各地在很短的时间内，不顾条件一哄而起，把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64年。当年，山东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选择海阳县为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试点县。之后，知识青年分期分批来海阳插队落户。1966年，县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插队分布情况：小纪公社35户，128人；徐家店公社20户，121人；发城公社28户，140人；东村　公社13户，68人；朱　吴公　社16户，88人；郭城公社5户，20人；盘石店公社8户，19人。1968年，下乡知识青年分布情况：郭城公社8个村，58人；黄崖公社5个村，40人；小纪公社5个村，43人；朱吴公社9个村，79人；发城公社8个村，71人；东村公社5个村，42人；盘石店公社4个村，34人；取水公社3个村，29人；徐家店公社9个村，69人；行村公社1个村，18人；留格庄公社1个村，15人。

1971年12月，为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海阳县成立“五七”办公室。1974年5月，改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1980年底撤销）。至1978年，全县共接收知识青年4448名，其中青岛知识青年2704名。1975年接收知识青年人数最多，为1548人，其中青岛知青1516人。国家共拨给安置经费187.47万元。至1980年，县内安排1053名，余者多数返回原籍安排工作。

1974年2月22日，海阳县委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会议，时间5天。县委主要领导讲话，代表县委、县革委表示欢送县内首批126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期间，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及山东省委有关文件。

1975年11月9日至13日，海阳县委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县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代表，各安置大队的知青带班人，全体带队干部，知青家长代表及北海舰队首长、海阳驻军首长、空军疗养院首长等800人。会议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文件及海阳县委《关于苦战三年，建成大寨县的决定》，表彰了下乡知识青年在海阳做出的突出成绩，并向32个知青小组集体和45名个人发了奖。1977年8月27日至31日，海阳县委又召开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会议听取了13个典型的经验介绍，对161个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了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