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向左错误与四清运动

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特别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的观点进一步发展，并由此导致了“四清”运动的开展。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根据中央、山东省委和烟台地委的部署，海阳县在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全国“四清”高潮阶段后，作为中共山东省委“四清”试点的海阳掀起以“夺权”和“大兵团作战”为代表的“四清”高潮。

海阳县在“社教”运动的初期，主要还是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检查各项政策的落实执行情况，纠正“五风”，统一广大干群对“三面红旗”的认识，提高爱国爱社的思想觉悟，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运动在认识、形式和内容上，与此前每年进行的“整风整社”运动并没有明显的差别。虽然通过传达学习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引入了“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思想，但在实际操作中，尚能分清和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由于运动紧密结合当时的生产、生活实际，采取正面教育为主、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使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遏制了“黑风”，巩固了集体经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继续恢复和发展。

“四清”运动的开始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肯定了湖南省委和河北省委开展农村“社教”运动的经验做法，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在城市继续开展以“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山东省委于1963年3月17日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强调在“社教”运动中，要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干部要自觉检查交代自己的各种错误行为，普遍“洗一次澡”，放下包袱，积极做好工作，努力搞好生产等。烟台地委下发了《中共烟台地委关于贯彻执行省委〈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的指示》。

根据中央和省委、地委的部署，借鉴湖南省委和河北省委开展农村“社教”运动的经验做法，1963年4月7日至17日，中共海阳县委在东村公社东村片（和平、团结、窑上疃3个大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试点。通过原原本本宣传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农业六十条”、《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等文件，揭阶级斗争盖子，发动干部进行“洗手洗澡”（检查、交代个人问题），与此同时，全县17处公社先后召开了会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加会议总人数15770人，其间，县委两次发文，强调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坚持正面教育，保证运动健康发展。指出：对于90%以上的干部，主要是进行阶级教育，提高觉悟，明辨是非，划清界限；坚持干部自觉地检查交代问题，防止任何追、逼、挤、压现象；要求自始至终反复交代运动的目的、方法和政策，解除思想顾虑。会议在学习文件、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的基础上，自上而下进行“洗手洗澡”。会议期间，有135个生产队检查了八届十中全会后仍坚持包产到户问题，930个生产队检查了瞒产私分问题，1052个生产队检查了交售农副产品时交孬留好、以劣顶优问题，83个生产队检查了匿报土地问题，916个生产队检查了集体大吃大喝、挥霍浪费问题，756名干部交代了投机倒把错误，628人交代了贪污盗窃问题，2488人交代了多吃多占问题，253人交代了妇女作风及合伙聚赌问题，3095人检查了封建迷信活动。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要求各地根据新精神要求，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准备。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虽然强调“四清”运动要团结依靠95%以上的干部群众，但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开展更大规模的运动。11月12日至14日，海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烟台地委黄县三级干部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十项决定和十项政策规定，研究部署农村冬季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1月15日至12月2日，中共海阳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进行以“洗手洗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参加会议的有1578人。会议分学习中央文件，回忆对比、揭阶级斗争盖子、查上当，“洗手洗澡”、放包袱、交待政策、分析原因、正确接受经验教训，安排冬季工作等四个阶段。会议期间，与会同志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根据中央提出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政策，自觉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问题及经济问题。880名大队干部中，自觉交代犯有贪污盗窃行为的有719人，交代贪污粮食19.7万斤，现金6.3万元，实物折款6.7万元，布票0.93万尺，棉纱282个，投机倒把牟取暴利7.6万元，挪用公款3.2万元。在这期间，中共海阳县委部署了对基层党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事宜。教育中，批判了“单干风”“黑暗风” 和某些党员、干部的不良倾向，进行了“执政党必须注意党的建设” 的教育，提高了党员觉悟，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全县基层党员18987人，接受教育者17748人，占基层党员总人数的93%，其中，到县委党校集中培训者3586人，占接受教育者的20.2%。

12月上旬至1964年1月上旬，全县4处重点公社和14处面上公社，先后召开了半个月的三级干部会议，共17125人参加。会后，县委抽出6名常委参加领导小组。全县组织569名脱产干部进村开展运动。运动分四个阶段：（一）广泛深入地宣传讲解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提高认识，明确政策；（二）在会议对比、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发动社员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三）组织干部“洗手洗澡”，检查、交代“四不清”问题，同时结合社员揭发，进行调查核实；（四）大张旗鼓地组织“公物还家”和经济退赔。运动中，坚持中央制订的“四宽四严”政策（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过去从宽，现在从严；坦白交代从宽，抗拒从严；彻底退赔从宽，抗拒退赔从严）。有4处公社系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揭发出的贪污盗窃者占干部总数的70.3%，投机倒把者占4.1%；面上14处公社，揭发出的贪污盗窃者占干部总数的37.7%；共贪污盗窃、投机倒把63.3万元，粮食42.79万斤；严重多吃多占16.89万元，粮食27.38万斤；铺张浪费64.48万元，粮食20.46万斤。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过分严重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扩大了阶级斗争范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从1964年5月开始，海阳县委又集中开展了新一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行村、大山、小纪、泊子4个公社为试点，面上的社教运动仍然由各公社党委组织进行。海阳的这两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方式上，主要是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说服教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尽管已经出现过火苗头，但客观上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不良作风和在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违规问题，以及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制止封建迷信等歪风邪气，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清”运动的高潮　1964年下半年，尤其是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的批示后，全国“四清”运动进入高潮，强调“四清”不仅要解决在经济领域的“四不清”，更要解决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在“后十条”修正案中，更认为这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求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之后，“四清”运动无论从内容上、性质上、规模上都开始升级，一场以基层干部为主要对象，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在全国部分地区展开。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曲阜、齐河，以及烟台的海阳、长岛进行更大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1964年11月初，中共山东省委派出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众音为团长，并从团中央书记处、国家体委、济南军区、中国科学院、山东省直机关，以及省内泰安、潍坊和烟台专区抽调大批骨干，组成了庞大的“社教”工作团进驻海阳，总人数达1.6万至1.8万人，即所谓的“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将海阳和烟台专区的“四清” 运动推向了顶点。期间，胡克实、荣高棠、杨得志、刘秉琳等党政军领导来海阳蹲点，历时8个月。运动以“桃园经验”为指导：（一）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二）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三）集中、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四）进行组织建设。由于对形势估计严重，认为有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大军压境，工作团当家，整了一大批基层干部，造成了严重后果。

运动伊始，根据“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的中央要求，省委驻海阳工作团取代海阳县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行使一切工作的领导权。来自中央部委、省直机关、泰安、潍坊、烟台的“四清”工作队员和海阳本地的“四清”工作队员混编在一起，分散进驻到各社、队，每村少则3名队员，多的有10人左右。在进村之前，对工作队员都进行了集训，“要把彻底革命的决心树立起来，必须以反右倾为纲”，为此要解决好以下问题：第一，分清敌我界限，明确认识阶级斗争的新形势；第二，批判怕字当头、调和改良的态度；第三，清理过去运动中的各种框框和模糊观念；第四，振奋起干部的精神状态。强调要将思想问题抓住重点“打歼灭战”，即“集中力量解决彻底革命的决心和彻底革命的作风问题，又以树立彻底革命的决心为主。”可见将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阶级斗争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在此次海阳“四清”运动期间，驻村工作队员都安排在贫下中农家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根据亲历者的回忆，这次海阳“四清”运动基本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驻村工作队进村之后，首先是扎根串连、访贫问苦，摸清阶级队伍状况，组织贫下中农骨干，了解大、小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通过参加劳动与群众广泛接触。因为带着“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一先入为主、严重不符合实际的框框，工作队进村后就撇开基层组织到贫下中农中重新扎根。而所谓“扎根”，就是发现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经过考察、培养，而成为运动依靠的对象和力量。“根子”是以家庭出身为基本条件，一般是采用“三对头”的选拔方法选出的，即自述家世、根子互相介绍、群众反映。刚开始的时候扎根串连、访贫问苦搞得很神秘，一般是白天确定好对象，晚上悄悄上门，向这些贫下中农根子了解阶级斗争动向和干部“四不清”问题。在初步掌握情况后，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宣传中央精神，发动社员积极参与运动，揭发各种认为存在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批斗“阶级敌人”，主要是“地富反坏右”，而批斗的目的，则是为了激发群众热情。之后，工作队指导各队成立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作为工作队开展运动的依靠对象。

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任务完成之后，开始进入揭发干部“四不清”问题阶段。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之下，大街小巷到处张贴标语口号，大会小会天天开，广大群众情绪高涨，政治热情被极大激发出来，再加上工作队员的倾向性引导，在强大紧张的政治氛围之下，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四不清”干部早已如惊弓之鸟，终日战战兢兢，纷纷主动交代自己的“四不清”问题。这一时期在面上，虽然并没有出现体罚打骂基层干部的情况，但由于先入为主地认为大部分干部都是“四不清”干部，政策掌握过于严格，搞人人过关，再加上“熬鹰” 似的不让睡觉、轮番逼供和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也取得了“巨大成果”。这其中，除个别干部确实存在“四不清”问题，更多的则是为了能早点过关，屈从于各种压力，违心地承认“四不清”问题，而工作队又很难加以甄别，甚至好大喜功，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第三阶段：揭发清查过程结束之后，就进入了定案退赔阶段。在时间上，基本就到了春节前后。此时中央已经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开始部分纠正此前出现的一些极端问题，农村的紧张局势逐渐有所好转，之前过于“左”的做法，在海阳也得到了及时的叫停和纠正，部分工作队开始撤出海阳。在定案这一阶段，各工作队基本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此前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纠正。在揭发清查阶段得出的钱粮数字，部分是逼供的结果，根本找不到证据，这无疑给定案带来了很大困难。以朱吴公社丁家夼村为例，之前检举揭发出的作为清查对象的5名村干部贪污达几千斤粮食，在定案阶段因为没有证据，几乎全部“一风吹”了，最后能被定案的，只有几十斤粮食、多吃多占水果折价也就几十元钱。这些经过认定的钱物，都得到了退赔。

第四阶段：定案退赔结束之后，已到1965年春忙季节，“四清” 运动也进入重组班子的阶段。除了部分确实存在“四不清”问题，要摈弃出村队干部队伍之外，由于之前运动中普遍存在“左”的倾向，对基层干部不信任，方式简单过火，打击面过大，大搞逼供，伤了他们的心，大部分都不愿再继续担任村队干部，以致几乎所有大队、生产队的班子都需要重组，这成了所有驻村工作队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尽管困难重重，作为革命老区的海阳人民，依然保持了战争年代爱党爱国的光荣传统，在贫协的帮助之下，工作队重新组织基层队社机构，使得农村生产得以正常进行。重组班子的完成，也标志着此次“四清”运动的“胜利”结束，这已经到了1965年5月左右，工作队逐渐撤出海阳。5月27日，山东省委就四个试点县的“四清”工作向中央作出报告，标志着海阳此次“四清”运动的正式结束。

在海阳“四清”运动的整个过程中，驻村工作队员深入田间地头，走家串户，坚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在开展运动的同时，发动组织群众安排生产、修路挖渠、打井造田，不但维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还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田规模、促进了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能力、改善了群众生活。同时，工作队员通过与群众打成一片，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得到社员信任，也的确揭露出一批干部存在的“四不清”问题。比如驻瓦罐窑大队工作组就发现“这个大队的多数干部，过去很少参加集体劳动，但他们挣的口粮和现金，却比同等劳力的社员高出一倍甚至几倍，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在清查这个大队第二生产队1964年的工分账目中，发现这个生产队一年支出“麻袋工分”935个，而4个小队干部就占去了600多分。其中小队长把自己价值4元的两条旧麻袋借给队里装粮食，每用一天记工6分，50多天就得工分357个，折合现金35元。工作组以此为契机，在这个小队清查出不合理工分1600多个、现金60多元，平均每户可多分13元钱。社员高兴地说：“今年咱可以过个肥年了。”

但是，在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对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看得非常严重，甚至认为“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许多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错误，不仅有经济上的四不清，而且有敌我不分、丧失立场、排斥贫农下中农、隐瞒成分、伪造历史等政治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其中有一些人的错误比较严重，甚至已经蜕化变质，成为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和保护人。”很多驻村工作组运动伊始就对基层干部抱着否定的态度，驻海阳庄上村的四清工作组在分析了村子情况后就认为：“这个村，历史上没搞过像样的阶级斗争，群众觉悟有限，历次运动，问题都没得到解决，干部的手腕比较狡猾，有些群众被蒙蔽住了，群众存有比较浓厚的宗族观念，对‘四不清’干部打不破情面。”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运动中在海阳普遍出现了打击面过宽，撤换、处分干部过多的现象，使大批党员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从而影响了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给农村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这场运动使海阳元气大伤，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为之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派系斗争和农村积怨埋下了祸根。据不完全统计，运动中海阳全县有306名农村干部，或因惧怕运动，或因无法忍受逼供和群众的责难，或因对揭发的问题交代不清为求解脱，或因惧怕被打成“四不清”干部受辱而“畏罪”自杀。有28101人被划定为“四不清”干部，占干部总数的72%，占总人口数的5%。其中：340人被开除党籍、政籍，982人劝退出党、不予登记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71人被定为敌对分子，1006人受到撤职、严重警告、警告等处分，家庭成分上划者3801户，其中上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280户。1966年5月，中共烟台地委又抽调地直机关、各县（区）干部2000余人，组成工作团，再次开赴海阳进行“四清”善后工作，解决“四不清”干部的“翻案”问题。首先在东村公社秋林头大队试点，后在全县开展运动，历时两个月。

“四清”运动的尾声　就全国形势来看，“四清”运动自发动以来，特别自1964年下半年开始，普遍出现了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左”的错误。中共中央及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出台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虽然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发展了之前“左”的观点，但也纠正了“后十条”修正案以及之前“四清”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相比于之前的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习惯于将之前称之为“小四清”，而将这一阶段称之为“大四清”。虽然“四清”这一政治术语开始在中央文件中正式出现，但由于运动走向的变化，更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酝酿，“四清”运动实际已经走向尾声。

自“二十三条”颁布实施之后，之前极端的运动方式也得到及时纠正，特别是海阳“四清”运动自1965年年初开始，明显开始降温。4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分批撤离海阳，县内各级党组织恢复正常工作。

1965年8月，中共烟台地委在文登县开展“四清”运动。遵照地委指示，海阳县委组织1000余人的“四清”工作队（其中县直机关干部500余人，中小学教师、农村干部500余人），由县委副书记车福万带队，进驻铺集、小观、晒字、葛家等五处公社开展运动。当月，“先遣队”开赴文登。10月，工作队员全部到位。为时一年，1966年10月返县。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从1966年年初开始，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已经处于酝酿之中。从全国情况来看，在初期，“文化大革命” 是作为“四清”内容之一而出现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则提出以“文化大革命”带动“四清”，把“四清”纳入“文化大革命”之中，“四清”内容和提法逐渐淡化，直至消失。海阳的情况与全国总的形势是一致的。

“五反”运动　根据八届十中全会以及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要求，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城市也要开展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五反”运动，后来也将其统称为“四清”运动，但其规模和影响，远不及农村。

根据中央部署和地委会议精神，1963年5月24日至28日，海阳县委在召开县委扩大会的基础上，召开各公社管委和县直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文件，进行思想发动。运动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第二阶段，结合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建立健全制度；第三阶段，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性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运动。全县有449个单位5533名职工参加了运动，10月上旬结束。运动中揭发出的主要问题是：财贸系统由于盲目采购，积压、削价、浪费109.9万元；8处公社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多吃多占错误较严重者156人，占公社职工总数的17%，其中贪污盗窃者38名，投机倒把者38名。

6月中旬，海阳县委常委集中学习，根据中央十项决定和“五反”指示精神，对照自己的思想、工作进行了检查，深挖了三个根子（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在检查问题、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洗澡”检查。随后，组织各部门进行了半个月的讨论。讨论中给常委提出419条意见，主要问题有：多吃多占，生活特殊化，劳动观点逐渐淡薄，官僚主义，忽视政治思想工作，阶级观点、阶级立场淡薄，铺张浪费等。县委常委根据所提意见，分类排队，边整边改，促进了思想、作风的革命化。

1964年7月8日至11日，海阳县委常委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初步检查了自己的问题。继之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进行检查，并征求意见。由于对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领会不够，对“五反”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个人主义思想没有解决，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得不深不透。9月7日，烟台地委秘书长牟玉田代表地委，对海阳县委进行了多次批评帮助。13日起，县委常委进行补课，重新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县委书记刘光荣代表县委常委在县直和公社党委书记17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工作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