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阳市革命老区的抗日根据地建设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1941年反投降斗争胜利以后，海阳境内反动政权大部分被消灭，大多数村庄获得解放，但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搜刮和统治，农民的收入极少，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在三区、四区和五区等解放区，柴草、花生和地瓜等是当时群众的主要收入来源，民主政权建立后施行的新政策，使那里的群众生活尚可维持，而在一区、二区和七区等敌占区，那里虽属平原地带，土地肥沃，粮食作物品种丰富，既有大豆、小麦，也有高粱、糁子等，但农民缴上沉重的地租和苛捐杂税后所剩无几，仍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二区的东南部、七区的南部沿海地带的渔民，战前每人每年收入约200余元，但日伪统治后，渔民、盐民的生活极为贫苦，许多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被逼上了“闯关东”之路。当时，全县也没有像样的工业，只有部分妇女从事一些编制花边、织布和结网等手工业生产。就是这些手工业生产，因受战争影响，也多数萧条停业。抗战前商店曾兴盛一时，如凤城、郭城、朱吴、徐家店、高家、小纪等集镇，共有百余家杂货店，但后经日军大肆抢掠，无法继续经营，中、小商号相继倒闭，稍大一点且资本较多的则纷纷迁往青岛、烟台等城市。抗日根据地刚建立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和日伪顽的封锁，党政军民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为摆脱全县经济所处的困难境地，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这些新解放区实行了新政。

首先，减轻人民负担，落实政策，实现合理分摊。为尽快让人民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完成财政任务，县抗日民主政府实施了下列政策：（一）扩大农业生产，增产粮食；（二）对渔民、盐民，组织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增加生产，解决销路，借以改善生活；（三）对商业户，组织他们离城返乡，恢复发展商业，繁荣市场。同时，县抗日民主政府按照《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的财经政策，取消了一些税种和所有摊派，实行财产所得累进税制度。累进税率规定：“中农、贫农不超过所得的5%，富农不超过10%，小地主不超过30%，大地主不超过35%。”改变随地募捐、摊派的办法，由抗日民主政府统筹担负抗日军队的财粮供给。合理负担办法的实行，克服了户与户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负担不均的缺点，纠正了征收公粮的混乱现象。同时，制定了粮食预决算和粮食支票制度，既防止了粮食的浪费，又保证了军粮供应。

其次，统一财政收入，加强金融管理。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财政预决算制度，适时地在全县发行了北海币，堵截了伪币（日钞）的侵入，抑制了法币（国民党币）在根据地的泛滥。1942年下半年，国民党统治区钞票泛滥，物价飞涨，若法币继续在根据地流通，将严重影响根据地的物价及金融秩序。为此，抗日民主政府根据上级指示，制止了法币在根据地的流通，使法币流向日伪顽占领区，根据地的经济避免了损失，金融秩序没有受到影响。但日伪顽时刻都想破坏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金融秩序。法币在根据地被叫停后，日伪顽又不断地印刷假北海币，千方百计抛向根据地。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增强金融管理人员识别假币的能力的同时发出布告，宣布对携带假北海币达到500元以上的处以极刑，有力地打击了假币的流入，保护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金融秩序。同时，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坚信北海币，也阻止了粮食、油脂等重要物资流入日伪顽占领区。抗日民主政府加强对财政的管理，规定一切税收、田赋和行政罚款，统归财政所有，全部纳入政府金库，任何机关和部队不得私自收入；一切支出必须编制预决算，经权力机关批准后，才能领款，违者给予纪律处分；严禁吃私贪污，对贪污公款500元以上的，处以极刑；对开支不合手续的，以经济不清论处。这些规定的施行，有效地节约了公费开支，增加了财政收入，杜绝了贪污和浪费行为。

第三，组织农民发展生产，保障战时供应。为尽快带领党政军民渡过难关，县抗日民主政府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从海阳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在根据地内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生产发展的措施。1942年7月，县抗日民主政府办起了第一个农贷所，所长由栾新民担任。农贷所用贷款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有时也拨专款为农民排忧解难。自1943年始，政府注重在根据地内发展各种各样的合作社，用合作社这种形式，更好地为群众解决生产中所需的资金问题。当时，在根据地内建立的主要合作社有邵家综合性合作社、大埠圈济源渔民合作社、龙塘埠纺织合作社等。到1945年春，全县共发展合作社360处，安排支农资金746.24万元。为保证春耕生产，县、区、村还成立了春耕委员会，无偿帮助农民解决了部分粮种和农具，及时发放了春耕贷款。对困难户，各级政府都拿出专款来救济。许多群众自发地成立了互助组、搿犋组、帮工组等，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联合起来，开荒种田，经营副业。这些劳动组合形式带有一定的社会主义萌芽，它一出现，就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第四，广泛筹集资金、物资，开展对外贸易。1942年，县抗日民主政府设立了海（海阳）莱（莱东）工商管理局，局长由王心斋担任，监委书记由鲁野担任，驻址先后在大辛家村和柳树庄，主要任务是负责工商管理、工商税、关税、盐税及工商合作、烟酒专卖等工作，并兼管金融工作。后来设立了海关，主要任务是负责沿海的关税及船舶、港务管理工作，开展封锁与反封锁的经济斗争。此外，在主要港口乳山口，专设了进出口公司，专门负责对外贸易工作及到敌占区直接开展对敌的经济斗争。产盐区专设了盐务所，专门负责盐业、盐税工作。

为了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发展根据地经济，解决紧缺的民用物资和军需物资的供应问题，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海外贸易搞得非常活跃，到海阳经商的络绎不绝，主要有浙江宁波和江苏南通、吕泗、盐城等地商船，后来发展到青岛、上海、香港、朝鲜等大城市和外国港口的商船。各商船往返于海阳的港口和敌占区之间，将海阳的优势产品带出去，把需要的紧俏商品引进来。当时，海阳出口的产品主要有水产品、猪肉、花生米、花生油、豆油、蔬菜等，进口则以棉花、棉纱、粮食、毛竹、染料、煤油、药品（如破伤风血清、盘尼西林、消炎龙粉、奎宁等）为主，还有枪支弹药、外汇、黄金等。

第五，发展多种产业，支援战争。为冲破日伪顽的封锁，党和政府领导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利用农村的人力、物力和大量农副产品、原材料，在乡村兴办了多种手工业，支援战争。1943年底，县武委会在牛岭山创建了海阳民兵工厂。因战斗频繁，环境恶劣，厂址先后辗转于花崖里头、半社乡、大磊石和北洛等村。到1945年后，职工由初期的7人逐步发展到80人，负责人初为郑文祥，后为季中鲤（厂长）、孙希东（指导员）。建厂初期，设备简陋，只有一台破车床，多靠手工操作，主要为民兵修理枪械，制造子弹、手榴弹、枪榴弹和“单打一”步枪（枪身镂有“海武”字样）等。后来设备不断增添，生产能力逐步提高，造出了“土压五”步枪和地雷，能成批生产手榴弹，供给全县各区民兵使用。1946年，根据东海地委指示，海阳兵工厂被编为环海第五分厂，厂址迁至郭城。半年后，被胶东军区后勤部统一改编。1944年7月，马石店（今属乳山市）缫丝社迁至前夼村（海阳郭城区），改名海阳县民利缫丝厂，成为海阳第一个县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时有职工335人，工业总产值30.2万元（北海币）。

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和“查减”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后，为进一步调动根据地群众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团结各阶层坚持抗战，1941年7月，海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北部根据地开展了“增加工资、改善雇工待遇”运动，通过开展“谁养活谁”的说理斗争，推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新政策。

运动中，中共海阳县委采取了先试点后铺开的办法进行。县里组织了工作组，主要找贫农、雇工、佃户，对他们进行减租减息教育，同时也做地主富农的工作，给他们讲政策，号召他们团结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开明思想，对群众作出让步。由于减租减息是一项新的政策，也是革命的另一种形式，因此在刚推行时，工作很难做，一些老实农民不敢参加，不敢与地主理直气壮地斗争；少数地主也明顺暗抗，明减暗不减。针对这些情况，工作组采取灵活措施，问题出现在哪里，就解决到哪里，是地主的问题，就组织开展斗争；是群众的问题，就解决群众的问题。当时，为了解决群众的问题，工作组模拟演习，派定各种角色，演示减租减息运动。直观的宣传，鼓起了群众的勇气，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不敢减变成参与减、积极减、组织减。对一些偏远的村庄，由于减租减息的内容不多，工作组就扩大工作面，把重点放在扩大共产党、八路军、民主政府的影响和建立可靠的村级政权、发展党组织及群众团体组织上。由于海阳县的减租减息工作做得比较好，胶东区党委在郭城区山东村召开会议，总结推广了海阳县北部根据地的“双减一改”经验。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在对前段各地减租减息情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6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要求一切没有减租减息的地区，要在广大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指示》规定，减租“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减息“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当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代表党中央由苏北来山东指导帮助工作。在山东期间，刘少奇尖锐地指出，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组织没有认真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群众运动是各项工作最薄弱的一环，并给予了具体指导。根据刘少奇的指示，5月15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和两个补充指示。

1942年8月，中共海阳县委成立了减租减息委员会，刘寄萍任主任委员。自此，减租减息运动在全县范围内展开。“双减”委员会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及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公布的《减租减息暂行办法》，在全县领导开展了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工作，并根据各区、村解放的早晚等实际情况分类指导。总的政策是：（一）承认农民（雇工在内）是抗日和生产的基本力量，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少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政权的，所以实行减租减息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对于绝对不思悔改的汉奸分子，则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是抗日和生产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所以党的政策不是剥夺资本主义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改善生活条件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是中农贫农所不满的，所以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必须照减，同时实行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是“所谓经营地主”，待遇与普通农民等同。

这三条基本原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土地政策的出发点。由于执行了这一政策，减租减息工作才得以顺利推行，人民生活才得以初步改善，抗日群众组织才得以扩大和巩固。

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关于在查减中解决土地纠纷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决定（1944年10月10日）

减租减息是项新的工作，在刚解放的地区，由于社会形势尚不太好，群众觉悟提高不大，再加上党员干部缺乏工作经验，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没有公开地向封建势力展开说理斗争，因而，减租减息工作在早期的试点时很好、很成功，但在全县面上展开后，却远远达不到要求，直到1943年上半年，对减租减息政策的执行程度还是不够的，有的地区存在着明减暗不减或根本就不减的情况。以发城区为例，中儒林庄19户佃户，只有2户实行了“二五”减租，有17户根本没有实行；东坊坞村从形势上看都实行了减租减息，可是通过详细了解，基本群众全部未减，也未订立租约，即使订立了几户，也未切实照办。为此，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县委通过进一步学习和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大胆地、全面地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向封建势力展开斗争，才使减租减息工作深入开展起来。到1944年上半年，全县减租粮585.7万斤，减利息89.6万元（北海币），雇工增资粮775.8万斤，基本实现了“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和“合理增资”的要求。

1944年秋，山东分局对减租减息工作又作出新的指示，要求各地在七、八、九、十月中把减租减息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结合海阳县的实际，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查减”工作。主要抓了四点：

一是确立明确的工作方针。在“查减”前，县委召开了各区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分局的指示，并作了详细的研究和部署。在干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实际，确定了总的工作方针：以继续减租减息、反抽地为主，结合处理土地纠纷，打击落后地主。同时，通过检查“双减”，整顿党支部工作，改造村会组织，借以彻底发动群众，争取群众，使“双减”工作获得最终胜利。

二是开展“谁养活谁”的说理教育。县委会议后，各区根据县委的指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查减”工作。通过检查，各区发现了不少问题。如郭城村是一个复杂村，封建势力比较浓厚。郭城区在检查该村时，经过详细的摸底排队，发现有5户地主反攻抽地，共抽地24亩；为对抗减租而抽地假佃的1户、假卖的2户；1942年已实行了减租，而又不承认、坚决不立约的1户；明减暗不减的1户；直接否认的1户。息借关系也存在不少问题。因高利贷剥削而被押地的5户，押房子的5户；地主欠佃户钱者1户；分种者8户。这种情况全县各区都存在。对此，中共海阳县委引导相关村党支部，分层次召开了会议，在党内进行了阶级教育和“谁养活谁”的教育。要求全体党员，以身作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继续做好调查了解工作，积极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和“查减”政策，彻底发动群众，推动“查减”工作的深入开展。在党员提高思想和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加强了对群众积极分子的教育。内容是：第一，传达“查减”的政策法令，让群众明白党的政策，掌握政策，有的放矢地向封建势力进行说理斗争。第二，进行算账教育，弄清“到底谁养活谁”的问题。郭城村起初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认为是地主养活佃户，有人则认为是佃户养活地主，后来逐步把认识统一到后一观点上，普遍认为：地主是坐享其成，专靠剥削为生，蹲在炕头上享乐，而佃户却在田野里劳动，这就是佃户养活地主。佃户从租种的土地中扣去劳力、地租、种子、农具等费用，秋后不仅没有剩余，还要赔上许多。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当时有的佃户就说：“噢！怪不得我种一年庄稼穷十二个月，原来都是被地主拿去啦!这样说，非减租不可！”还有的佃户说：“以前我们穷不知道为什么，找不着头尾，现在明白了，是地主搞的鬼。我们一定要减租减息，否则，没有我们的好。”第三，讨论了减租减息的方法和步骤。一致认为，搞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必须团结起来，有组织、有领导地向封建势力开展说理斗争，必须发挥积极分子的作用。

三是开展谈判与说理斗争。党员、积极分子提高觉悟后，各区、村趁势召开了农会会员大会，发动农会会员，勇敢地站出来，与恶霸地主谈判和说理。在与地主谈判和说理的斗争中，各区普遍先对伪顽区长、伪顽乡长、伪顽保长一并进行了清算。这些人是群众的直接对头，民愤大，牵扯面广，群众受他们的迫害重，比较容易发动。如大山区在清算时，选中的第一个目标是老六区区长车子奇。当群众听说要清算他，纷纷起早赶去行村。清算完车子奇，接着群众又去大店村清算了伪副区长李兰生。所谓清算，就是集合多村的群众，分掉他们的东西，吃光他们的粮食。清算完车子奇、李兰生，区委又发动群众清算伪顽乡长、伪顽保长和会计人员。通过清算，群众不仅在经济上得到一定好处，精神上的收获也很大，而且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坏分子的威风，提高了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治威望。清算完伪顽政权人员后，再开展对地主的斗争。大山区在组织斗争时，首先把赵家村恶霸地主赵明斋揪出来，由赵家、滩西、夏疃三个村的群众联合起来批斗。批斗那天，滩西村一位老大娘，一手指着赵的鼻子，一手擦着眼泪，哭诉他的剥削罪行，激起全场群众的愤恨。接着，其他群众纷纷登台揭发，之后又揪着赵明斋，去各村游街示众。同年10月，槐家泊村对恶霸李情进行了批斗。当民兵押着李情走向会场时，全场响起“打倒恶霸分子李情！穷哥们团结起来”的口号声；当群众要求李情交代罪行时，他狡猾抵赖，拒不认罪，要求到区里说理。但他不知道，当时的区委已不是国民党的区委，而是共产党的区委，区委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结果他在区里吃了一顿训，碰了一鼻子灰，从此不再趾高气扬了。与此同时，各地还对民愤大、欠人民血债多的特嫌分子及村中的坏蛋一并进行了清理和斗争。经过斗争，大多数地主都向群众妥协了，实行了减租减息、订租约、不抽地。但仍有极少数执迷不悟，坚决要抽地。对这类人，各区、村重新发动群众开大会，向他们斗争，直至取得胜利。郭城村13户地主，经过群众的再次斗争，不得不低下头，不但不再抽地，而且都签了约；分种的地一律改为租地；包种的一律按价交钱；放高利贷被押去的房子、土地全部归还原主。

四是成立各种群众组织，把“查减”工作引向深入。在“查减” 工作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县委抓住时机，在全县范围内建立健全了青救会、农救会、职工会、妇救会等抗日救亡四大团体。在“双减”斗争中被发动起来的基本群众，纷纷要求入会，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地向封建势力“开战”。接着，县委又发动了第二轮斗争，即增加工资、改善雇工待遇的斗争。让广大雇工揭发地主阶级的丑恶面目，认清其对雇工的压榨、剥削和凌辱、打骂的不合理性，并再次组织算账对比，算工资与劳动付出的比例关系、算为什么雇工辛苦劳动一年还养活不了一口人，大人孩子还要饿肚皮，甚至沿街讨要等，从而找出了受穷的根源，坚定了与地主阶级斗争的决心。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过去受穷，咱们找不着根，只知干一年牛马活，到年底还得挨饿受冻，连棉袄都穿不上。现在明白了，这是地主对我们的剥削，我们要找他们，一定要他们给我们增加工资，改善我们的待遇。”群众认识提高后，县委根据中央和山东分局的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指示精神，及时出台了工资标准：将雇工工资一律改为粮食工资制，每个职工每年的工资要达到三五百斤的粮食标准，平均工资为450斤。另外，在粮食、布匹等日用品贵而职工实际工资降低的情况下，可以每人增加一套衣服或者一双鞋及袜子、毛巾等日用品。这样一来，雇工的工资提高了，待遇改善了，群众组织一天比一天扩大和巩固了。

在根据地建设上，自1941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以来，通过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拥军优抗和拥政爱民、武装自卫、互助生产、改造懒汉和二流子等各种有效办法，使根据地越来越巩固。特别是中心根据地，生产发展较快，人民生活稳定，精神振奋，情绪高涨，民主政府和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日俱增。就像解放区流行的歌曲里唱得一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根据地的教育文化事业　1941年至1944年是胶东抗日根据地内小学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1941年7月，随着反对顽固派斗争的胜利，赵保原势力逃离了海阳，根据地面积空前扩大，胶东北海、东海、西海、南海4个专区已连成一片，根据地的小学教育迅速发展。1941年底，解放区共建完全小学18处，初级小学335处。

1942年9月秦毓堂逃离凤城后，全县除行村一带外，其他地区全部解放，随之小学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当时，凡学龄儿童够一个班的村庄，都设有一处初级小学，学生免费入学，教员由民主政府公派。县抗日民主政府提出了普及初小四年教育的目标，初级小学397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0%左右，女生占1/3以上，有的村庄达到40%。更显著的成绩是，解放区各地广设了完全小学。据统计，海阳县所有区中，有完全小学56处，平均每区4至5处。这样一来，初小毕业生读高级班时，都在五里以内走读上学，且没有学杂费，使许多贫苦农民的子女实现了有书可读的愿望，最终达到高小毕业。这些高小毕业生，首先使各中等学校和一些训练班、干部学校有了充裕的招生来源，其次充实了八路军队伍和我党政部门，成为军队骨干，工作尖子，不少成绩好的则被选为小学教员。部分留在农村的，新中国成立后，也成为农村合作组织的主要力量，不少人在村里担当了主要负责人。

1938年，胶东区曾组织人员编写了一套小学课本，1939年12月对这套课本进行了重编，1941年再行修订，用于各根据地小学生使用，直到海阳解放后都使用这套课本。

1941年以后，海阳解放区的群众教育，除上述的正规学校教育外，还有成人教育，主要是农民业余教育，包括妇女识字班、冬学教育、青年学习室、老头组、老婆组、妇女组等多种形式，有的村还组织了村干部学习组。其中，数量多、常年坚持的是妇女识字班教育，几乎村村都办。参加学习的大都是中青年妇女，也有未入学的少年，学习多用中午时间，每次1至2小时，以识字教育为主，间有政治时事，农忙时暂停。广大妇女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学习积极性十分高涨，有的在炕头、锅灶涂上识字黑板，有的把课本放在纺花车旁、挂在锄头上，随时学习，许多人达到了能看书、读报、写信、记录的水平。1943年，妇女识字班学员达24327人。较好的识字班有东村、台上、秋林头、苍山、桃园、朱吴、徽村、夏屋庄、纪家店等。解放战争时期，好女识字班仍然存在。1948年，全县有16399人参加学习。1942年12月，县区均成立冬学促进委员会。参加“冬学”这一学习形式的主要是17岁至45岁的男性农民，教学时以政治教育为主，兼学文化知识。学习时间为每年11月至翌年3月，大都在晚上，每次1至2小时。教员由小学教员兼任，同时培训农村有文化的人担任。胶东区及县抗日民主政府对冬学教育很重视，每年都有具体指示，召开会议和组织训练班等，并根据实际，提出了“冬学与中心工作结合、与俱乐部的活动结合、与小学教育结合”的三结合教育方针，使冬学教育发展广泛而迅速。1942年，全县有冬学学员23562人，1943年达36276人。凤城、徽村、辛安、东村、台上、才苑、桃园、郭城、龙头、崖南头、岚前坡、窦疃、潮外、高家、苍山等村的“冬学”全县闻名。

1945年，胶东特等模范小先生在黄县城合影。左起：冷玉成（海阳县）、姜田夫（牟平县）、林翠英（乳山县）

海阳根据地的冬学教育事业，最大的特色是小先生教育活动开展得好，小先生经常为成人读报、帮助成人识字，组织校外失学儿童学习。海阳的小先生出席了1945年6月胶东区冬学模范代表大会，受到表彰。仓山村的张庆云、岚前坡村的修元敬、朱吴村的王翠英等人被选为胶东区一级模范小先生。海阳工农通讯运动开展得也相当不错，读报工作很出色。如凤城区新安村运用小先生读报，并订阅了胶东《群力报》，1945年冬只有14份，春节后增到49份，到1946年6月就增至71份，订报的主要是高小学生、农村青年，多数是小先生。许多先进村庄，还由小学教师主办了黑板报。到1943年，全县50户以上的村庄几乎都设立了学校，“灰色”小学只有23处。特别是小学教育发展迅猛，完全小学达到69处，初级小学达到325处，在校学生达到1134个班、4.53万人。其中，高级班99个、2882人，初级班1035个、4.24万人。

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县抗日民主政府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提高教师本身的文化素质。海阳县小学教育队伍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教师学历较低。1943年，大专毕业、肄业的仅4人，占0.3%；中师和初师毕业、肄业的309人，占23.7%；高中和初中毕业、肄业的190人，占14.6%；高小毕业的491人，占38%；不及高小毕业的113人，占8.7%；私塾肄业的191人，占14.7%。针对教师这一实际，县抗日民主政府经常组织教师，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召开星期例会、举行假期培训班等，进行互教互学。二是提高教师的政治生活待遇。在全县范围内广泛组织了教师救国会。1943年5月6日至8日，海阳县第四区小学教师召开了会议。第一天，胶东区党委负责人之一林一山到会讲话，主要讲了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知识分子对革命应有的认识等问题；第二天，胶东行署教育处副处长宫维桢讲了话，谈了教师进修的问题；第三天，与会教师选举了第四区教师救国会领导成员。5月14日，《大众报》发表了题为《祝贺海阳县第四区教师救国会的成立》的社论。从此，组织小学教师救国会的工作在各地广泛展开。三是提高教师的物质生活待遇。从1942年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县抗日民主政府对小学教师的生活待遇先后作了五次调整、提高。其中，针对农村初小教师人员少、自炊有困难的实际，在全县推广了学生家长轮流送饭的制度，由教师按标准付给管饭户粮票和菜金。由于群众对教师的崇敬，管饭时的饭菜质量远高于规定标准，高于县区干部派饭的水平。

1942年2月，根据形势变化和需要，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成立了海阳师范学校。这是一处新型的中等学校，初建时设在郭城，由县长张维兹兼任校长，肖道军任副校长，并主持学校工作。由于战斗频繁，校址不定，先后流动于前夼、后夼、桂山、嘴子前、野口及北城阳等村。海阳师范学校成立后，仅招收3期学生，共378人。其中，一级招生两个班、110人，学制一年；二级招生三个班、168人，学制三年，后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工作；三级招生两个班、约100人。这些学生大都德才兼备，成为抗战中忠诚的革命干部。1943年8月，海阳师范改为海阳中学，1944年5月并入胶东公学。

在文化建设上，解放区也搞得很活跃，既有可观看的文艺节目，又有可读的书报刊物。1941年10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宣传大队来海阳公演，拉开了海阳解放区文化建设的序幕，推动了戏剧等新兴文化活动的发展。第二年，全县相继新建了凤城、徽村、留格庄、盘石店、桃林、朱吴、郭城、小纪、桃源、崖南头、台子头、丛上、何家、路疃、台上、东村等73个业余剧团。这些业余剧团最初只出演话剧，后来逐渐引进了小调剧，如《归队》《明朗的天》《大后方生活相》《钢铁战士》等，很受群众欢迎。一些有京戏基础的剧团，如桃林、南丁、何家、鲁古埠、台子头、路疃、西大滩、凤城、中房、台子上、北城阳、野口、书院、郭城、徽村、东村等村也开始用“旧瓶装新酒”，演出了《汉奸了缘》《冒雪寻夫》《统帅战略》《牙山英雄》《江汉渔歌》《峨眉山》《望江南》等形式新颖的锣鼓戏。为适应形势需要，解放区还组织一些京剧爱好者新编了一些剧目，充实了解放区的文化市场。当时最著名的编剧有李顺亭等，主要编写了《红帅斩子》《四辈卖国贼》《投笔从戎》《马格庄的傻子从军》等剧目。在编写过程中，吸收了一些真人真事，让群众看了舒服、亲切、自然，开辟了文艺创新的范例。如秋林头的《民主家庭》、凤城的《送子参军》和《净街王》、东村的《小贞翻身》、大辛家的《欢迎子弟兵》等都以真人真事为剧情，深入人心。1942年以后，我县陆续出现了北有郭城、南有凤城、东有徽村、中有东村四大业余剧团。这些剧团经常跟随部队深入敌后演出，曾西去即墨一带，用文艺这种形式，参与了抗战。

与此同时，驻海阳北部山区的胶东文协，经常组织国防、胜利等剧团在海阳解放区演出歌剧、话剧。1941年，在石现村演出了歌剧《归队》；1942年，在高家村演出了话剧《血战雷神庙》，在前夼村演出了话剧《雨过天晴》；1944年，在郭城演出了京剧《牙山英雄》等。每次演出，观众都是人山人海，剧终人不散。

1942年，县文协与县教育科联合主办了由李潘麟任主编的《吼声》半月刊，其主旨是，刊登全县军民奋起抗日的消息，揭露日伪军的罪行，以唤起民众的抗日意识。

1944年4月17日，医生王平、王辑五等呈请县长张维兹批准，以王平的福顺德中药铺为基础，海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东花崖村建惠民医院，1945年改称海阳县地方医院，为海阳医院之始。

高家黎明剧团　1941年，胶东八路军直属部队驻扎高家村。在党组织的支持下，抗日民主政府在高家村成立由30多名演员组成的高家黎明剧团（亦称高家村俱乐部），宣传抗日，拥军拥属，后来，邻村有志青年竞相加入，党的政策影响力得到不断扩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上百名青年从剧团走出参军参战，17人光荣牺牲，其中包括高家村的战斗英雄高波。1945年3月，高波到八路军胶东军区海军支队参军，任营级指挥员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作者）的警卫员，后随部队进入东北牡丹江地区剿匪。1946年2月，时任排长的高波在押送小火车途中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18岁。此时牡丹江地区剿匪已近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