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学院大学生涯，傈僳学史料丛刊

2023-08-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当时他们四个人带一所中学的学生，很辛苦。在那之后的第二年，我就考上了云南民族学院，那年我做了充分的复习，所以在1978 年高考中，我成功考上了大学，那年考大学的298 人当中只有3 个人考上本科：分别是侯光生，祝卫明还有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对于我们政治系的同学来说，英语的学习任务更重。

我6岁时候离开了家，前往离村四公里的七登小学上学，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村子还没有建学校，要想去读书就得走四公里的山路。我的小学教师是一个白族老师，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一样，一个老师教一门课程，那个年代的老师就是数学、语文全部一起教。当时那个年代，我们傈僳族很少有自己的老师，我在七登小学读了四年，后来又去其他地方接着读了五年级、六年级，之后升到了初中。那时正处于“文革”初期，当时我们初中有四个教师张茂之、李贵福、侯宝福。当时他们四个人带一所中学的学生，很辛苦。我读的那所中学叫附色中学，初中在那里读了一年之后，学校要求合并到恩龙附属初中，我又在那里读了一年，在那里读了一年之后就上高中了。

奇怪的是，在此之前都是推荐上高中，但到我们那一年突然就要参加考试才可以上高中，我们班有48 个人，只考上3 个人。我经过严格的考试，考上了兰坪高中。当时，兰坪县城有十四万人口，但兰坪高中每年只招生100个人，而且只划分两个班，当时我考上了高九班。那个时候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制，小学五年制。在我高中毕业后就回到农村上工农兵大学，当时国家有规定，初中、高中毕业以后要到农村工作两年，经过大队盖章，才可以继续读大学。我1975年高中毕业，1976 年四人帮运动被粉碎之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当时我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一次是由于我准备不充分，所以我没有考上，但是可以读中专或者是师范类院校。然而我当时在大队担任干事，大队里只有我一个高中生，算是高知识分子，所以他们不让我去读师范或者中专类院校。到了第二年，办公室秘书侯俊清跟我说：“有本事就考大学，中专就不用考了，就算考上了，我们也不会放你走。”在那之后的第二年，我就考上了云南民族学院，那年我做了充分的复习，所以在1978 年高考中，我成功考上了大学，那年考大学的298 人当中只有3 个人考上本科：分别是侯光生，祝卫明还有我。还有两个人考上了师专，当时一共有五个人考上大学，这些事在《兰坪综合实力》那本书里也有记载。

到了云南民族学院之后，我因为在此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英语，所以我的英语学得很吃力。当时英语分快班和慢班，读过英语的到快班学习，没有读过的到慢班去，当时我们政治系、中文系和历史系读慢班。那时候虽然年纪轻，但刚开始读起书来也是相当的费力，我们高中的时候才学的物理、化学，所以当时读着也很吃力，半年多以后才进入状态。我们那个年代读书很刻苦，每天到晚上十二点，点着蜡烛还在看书，有些同学甚至在蚊帐里点着蜡烛看，当时学院团委老师来检查宿舍灯有没有关，告诉学生可以关灯睡觉了，可大家还是在看书。因为看书看得厉害，那些刚进来貌美如花的女生，大学读了两年之后就都戴上了眼镜。有些同学甚至跑到路灯底下去看书，特别是快到考试的那段时间（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刚刚从农村出来，他们都知道读书的重要性）。我还记得那个年代大学生是被称为天之骄子的，100名高中毕业生里面才有一名大学生，就和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一样，读高中的时候还有国家补贴，国家给六块钱，我自己再出一块八，读初中的时候国家给粮食，自己出钱，一个月给20 斤米。那个年代，农民非常困难，一个农民一个月十斤米也吃不到。读大学的时候，参加工作五年以上的带薪上学，一个月十六块钱，参加工作没有在五年以上的工资有些低，我当了两年干事，国家每个月给我十八块钱伙食费，一天六角，国家还给六块奖助金，一个月一共24块钱。我们班有个文山州的女同学，后来分配到文山州检察院，她是单亲家庭，爸爸在她读大学的时候去世了。但是，不管怎么困难从来没有和别人借过一分钱，靠着24 块钱顺利地大学毕业了。我们大学四年一共有七个假期，我只回过两次家，因为穷没钱买车票回家。

在学校还有饭吃，平常一天三顿饭，假期的时候一天只吃两顿饭，好多同学都因为买不起车票回不了家，就都留了下来。我们当时做兼职，守学校的大门，一天给一块钱，看了三十天，赚了三十块钱。还有一次兼职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要搬地方，我们三四个同学一起去帮忙搬书。

大学读了四年，感觉很辛苦，同读高中一样。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两个妹妹，三个弟弟，父母亲加上我一共八口人。那个年代还没有计划生育这种说法，八口人生活也是非常的困难，况且还要供我们读书，这就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我读了大学，老二师范毕业，老三初中毕业，老四读到了三年级，老五只读了一年级。当时兰坪县委书记和云发，还亲自来我们家慰问，走了两天的山路才到我家。但那时慰问只是精神慰问，那个年代穷，什么都没有，就只是开了个大会，号召村民向我父亲学习，号召村民就算怎么困难也要好好读书，为国家培养人才。我觉得读大学和读小学、初中、高中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一个质的飞跃。

在大学，我收获最大的是我们宿舍10 个人的友情。当时给我们发借书卡，不像现在一样是智能卡，学校随时会来检查我们借书看书的情况，假期舍友就把借书卡留给我，每张借书卡可以借阅五本书，大学四年是我这一生中看书看得最多的四年，有的时候一边守大门一边在看书。大一、大二的时候对于我们政治系的同学来说，英语的学习任务更重。大二英语考试及格的就不用再学英语了，大三、大四的时候中文系开写作课，本来我们就是二本，所以我又在中文系那边读了两年的写作课程，中文系的课程主要是怎样写小说、怎样写诗歌。我们整个班都去听，有些同学坚持不下来，到后来我们政治系也开了写作课程，但是政治系的写作课程与中文系的写作课程差别有点大，我们政治系的写作课是怎样写公文，怎样写演讲稿这些东西，还有就是要写会议记录这些，中文系和政治系的课程我都去学习了，这些对于我日后的工作生活都极为有益。

当时民族学院的教授被邀请到云南大学去讲课，云南大学的教授被邀请到民族学院来讲课。讲课讲得好的老师就会被邀请来给学生讲课，那些老师讲一节课就是一块五毛钱，当然教授他们并不在乎那一块五毛钱，其他的学校请他们去讲课，他们才会去讲课，他们讲课讲得也特别精彩。当然我们政治系的世界哲学讲得也特别的好。我们学院的段老师、陈老师，这些人的写作课也讲得特别好。还有一位赵老师，是一个中年妇女，她说：“你们写情书，要写她的眼睛，写她的眼睛是如何变化的，男孩的眼睛是怎么变化的，女孩的眼睛是怎么变化的。你写的作品要像利剑一样穿透对方的心，那你就成功了，没有穿过去，那你就失败了。”还有那陈教授说：“世界的文明在东方，东方的文明在中国，中国的文明在安徽，安徽的文明在铜陵，而我是铜陵人。”陈教授是个特别幽默的老师，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原本写作课是非常枯燥的，但陈教授把课程讲得生动活泼。我认为学习永远不能松懈，人好比一块电池，要不断地给它充电，灯才能亮起来。

云南民族学院大学生涯，傈僳学史料丛刊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