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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民族寄宿制学校教书与苏典文教干事工作经历

【摘要】:毕业后分配工作,我就直接去教书了。那些年的求学经历当中,我觉得没有坚强的毅力,是没有办法才坚持下来的。政府1986 年底创办的民族寄宿制学校,招收的全部都是少数民族学生。到现在为止,在盈江当干部的这些学生,从盈江民族寄宿制学校毕业的学生占大多数。我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十多年,由于当时教学需要,我就被调到了当时的小乡,开始教初中班,教了两年后就到苏典任文教干事,分管全乡的教育工作。

我1956年开始上学,当时村里开办了第一所学校。当时我们的老师是一个懂傈僳文的老师,到了二年级以后老师就不断地换。1958 年以后,由于一些时局社会原因,人都往缅甸那边跑完了。我们村子里当时读书的人也不少,有十个人左右。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习汉语,当时觉得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汉语,跟外面交流也特别少。到了五年级,我们离开村子里的学校到中心学校上五年级和六年级,那时候我们村子里只有四个人在上学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人都跑到了缅甸,后来就只剩下四个人。我们四个去上高小,要到盈江旧城去上,要走三天的路才能到。第一天从家乡走到勐典,再走到平原,最后一天从平原走到旧城中学。就这样我在旧城上了三年的初中,1965 年毕业后,我考上了芒市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工作,我就直接去教书了。

当时上学特别艰苦,我从苏典来到旧城。我们在村里上学的时候是早上上两节课就可以去吃饭,但是到了中学,早上要上四节课,中午12 点才吃饭,小的时候都没有吃过早点。上学的时候,生活费也仅仅是靠国家的补助,每个月八元钱的伙食费。有一年放暑假回家,我们四个人从旧城走到了平原,本来想着在平原住一晚,第二天再回家,快一点的话,晚上天黑就可以回到家了。到平原之后,发现原来说好的住处没有人,也没有任何食物可以吃。我们就一直等到了天黑,也没有见主人回来,饿了一天,第二天起来以后我们还要往家里赶。那时候我已经走不动了,正在这时,在旧城上高中的一个同学说我们可以买傣族的饭包作为午饭,于是我们就买了他们的饭包,吃了之后才继续往前走。还好,那个时候我还拿着一块钱,就买了他们一些生花生,边走边吃,走到了勐典。走到那里之后,我们就跑到一家汉族家里去找饭吃,那家人比较好,给我们每人做了一碗荞粥。吃完之后,我们继续走,走到天黑了,才到平原的,那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一次。我感觉我差一点就命丧在了上学回家的路上了。那时候,因为路太远,我们都是一个学期才回去一次。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学校当时的副校长是盈江的傣族人,他说要把学校搬到农村去。后来真的就去了村里创办学校,用手推车把吃的推着去,当时的土路非常难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当时的校长当选为州长。于是,他就要求我们去把以前创办学校的东西拿回来还给他,让我骑着自行车去。他当时非常关心我们,给了我们五角钱。我让我一个同学和我一起去,我们到那里买了一包饼子,吃完之后就拉着东西回来了。我在芒市上学时期,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我们来上学,要从盈江到腾冲,再从腾冲到芒市,那时候车子特别少,我来上学都是跟父亲要钱的,他就把四叔的一个15 块钱的存折拿给了我,告诉我不要取完。我来到苏典,取出了十块钱,和他们来州里开会的人一起坐车。又有一次,我从家里坐车到腾冲,再走路来芒市上学。我早上早早地起来,四五点就出发,从腾冲走到龙陵,走了三四个小时,走到江东坡,再走到龙江。七八月份的江水比较大,我们就坐了一个特别摇晃的船,慢慢地驶到了河对岸。然后从芒市走到旧城,又走了两天。我当时为什么要写艰难的求学之路这篇文章,是因为我当时上学真的太艰难了,当时国家也比较困难,家里也没有什么钱,交通也不方便。那些年的求学经历当中,我觉得没有坚强的毅力,是没有办法才坚持下来的。所以也以此来教育现在的年轻人,珍惜现在的大好机会,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当时我父亲是社里的干部,也是党员,我三叔在乡里面工作。当时的乡是小乡,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委员会。一个月的工资是24 块5 角,这些工资还要养家糊口,给我更多的钱来上学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他们先进的思想一直支持我上学,我们家兄弟姐妹几个都上过学,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当时我们的苏典是傈僳族乡,但学校办在一个汉族村子里。我们傈僳族去上学,就会跟一些汉族的小伙伴产生矛盾,经常会往家里跑,后面就慢慢地不去上学了。所以在那几年里,傈僳族的学生出来的比较少。后来学校搬到了现在苏典的乡政府所在地,傈僳族的学生出来的才越来越多。但是,我家几个兄弟中,他们也没有坚持到最后,最后出来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

在我的工作当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县民族寄宿制中学任书记兼副校长的时候。政府1986 年底创办的民族寄宿制学校,招收的全部都是少数民族学生。每年到各乡镇招学生。我去之前,当时学校去到各个乡镇招生,汉族的学生会考得比较高,按照分数录的话,就会招到很多汉族学生,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合适,后来每年招生我们重新做了招生计划,根据各个乡镇的民族比例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也就是根据乡镇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必须要招到多少个景颇族,傣族或者傈僳族的学生,一定要完成这个指标。到现在为止,在盈江当干部的这些学生,从盈江民族寄宿制学校毕业的学生占大多数。就这样也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干部,如果当时没有采取这种办法,按照分数由高到低来录取的话,少数民族的人才就得不到更好的培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民族寄宿制中学(盈江县民族中学的全称)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毕业后被分在县委办事处,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办公室。当时就让我们写关于毛泽东的一些先进材料,我在那里待了六个月,4月份到县委办事处,10月份才开始正式分配工作。1969 年的10 月1 日把我分到了盈江县太平公社(是一个山上面的寨子)。从乡镇府所在地到那个学校,还需要走五个小时,而且全部都是山路,我当时在那里教书。我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十多年,由于当时教学需要,我就被调到了当时的小乡,开始教初中班,教了两年后就到苏典任文教干事,分管全乡的教育工作。后来县里面派我到党校学习,学习之后考大专。1985 年我考到省委党校大专班(省里面委托办的电教大专),读了两年的书之后把我分到了县民族中学。我在民族中学又待了整整十年,之后就到了县政协当政协主席,在县里面当政协主席当了五年。一直到现在到了州政协,也是十多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