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开过车的人,不论是老手,还是赛车手,都有过撞车的经历,不同的是,有的是车撞车,有的是车撞树或者别的什么障碍,有的是被别人的车撞等。我所说的是,100%开车的人都有或大或小的撞车经历,不论你多么小心,都有这一天、这一次的到来。就像感冒一样,是人生必须经历的事情,撞车也是每个新手变老手的成长拐点。当然,对初学开车的人来说,是较少把车速提到60公里/小时以上的。......
2023-08-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父母都是农民,家住在古登海拔1800 多米的山上,我父亲1951年去世。那时我11岁多一点。我们家里有5 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一个妹妹还没成年就去世了。最小的妹妹在父亲去世时还怀在妈妈肚子里,父亲去世4个月后才出生。
我父亲母亲都是文盲、农民。母亲在父亲去世5个月后摔了一跤,髋关节跌坏了,在床上躺了半年才能起来,也残疾了。所以生活很艰苦,没有吃的就吃山毛野菜,有时候还去村子里面要饭吃。家里的地离家大概3 公里,土质不好,收成也不好,交通不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家里生活基本上是很困难的,成天吃苦荞粑粑,苞谷稀饭,山毛野菜。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爸爸妈妈基本没有读过书,家里经济很困难,家里很贫苦,吃不饱饭。我们小的时候穿麻布衣服,没有鞋子穿,我们的生活很艰苦。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去读书的,离我们家20 公里的地方办了一个学校。这是政府办的学校,是省里第二完小,我1952 年准备读书,但母亲不让我去,因为我在家里可以帮忙做事,但我很想读书。1953 年就去读书了,当时我13岁。去读书的时候,穿的是麻布衣服,麻布裤子,没鞋子穿。当时我悄悄地跑去学校读书了,妈妈知道了来追我,但是妈妈腿脚残疾,一瘸一拐地也追不上。
学校包吃包住。我读到三年有,四年级就不读了,直接跳级到五年级了。1958年我高中毕业,考试的时候学习成绩比较好,县政府把我推荐到昆明卫校读书。
1958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就到昆明读书了。从家里到碧江走了两天,碧江县城到剑川没有公路,走了7天,所以一共就走了9天。一路从兰坪翻到高黎贡山、到碧罗雪山,然后到澜沧江江边、拉吉山、金顶山、马登山、羊岑,然后才到剑川,一共走了9天,很辛苦。到了剑川后,当时的路是土路,路面比较窄,汽车是货车改装的,当时坐的就是后兜可以坐人的那种,从剑川到昆明开车开了三天。
到了昆明以后,我在昆明第二卫生学校补习了一年的初中文化。1958年9月入学后,当时还要参加一些劳动。到1959 年下半年,学了些医学的基础知识,如生理解剖。我在昆明卫校读了4 年,1962 年10 月份毕业。因为家里经济困难,加上交通不便,读完4年,毕业了以后才回过家。当时学校一个月给2元,买点笔记本,纸张笔墨。周末也不去哪里,就在学校看看书。我毕业的时候,碧江也就是原来的州府,那个时候的路已经通了,但是泥石流多。我记得当时回来的时候,在古登下面,江水暴涨,路被江水淹没了,车子过不去,就爬山坡,相当艰苦。
我1962年10 月份参加工作,当了卫生所的一个医生。做了两年的医生,1964年当上了副院长。古登原来是碧江的一个区,现在是古登乡。我在那里待了四年,我跑遍了古登的10 个大队,就是现在的村委会,我全部都走遍了。
我的服务还是比较好的,那时没有公路,但是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病人来叫我了,就打着电筒也要出去。因为那么大的山区,交通不便,特别是妇女难产。
其中,我感受最深的一次是1963 年4 月份,在马奎地的卡古瓦地,离卫生所15公里处,有一个难产妇女。大晚上,徒步走去,到了那里发现,孩子生不下来,家里什么也没有,我只好用手托着,也一样救人,这个产妇最终抢救下来了。当时,孩子生下来后,呼吸困难,我就用嘴对着嘴,把他的分泌物吸出来了。还有一个是:距离卫生所5公里的地方,又有一个难产妇女,生了一天也没生下来,我也把她抢救过来了,同样也是用嘴吸出孩子的分泌物。
1964年回老家过年,我堂哥的媳妇,孩子生下来后,胎盘下不来,就大出血。当时也是什么也没有,我就用酒精把她的胎盘剥离了,那个最后也是救回来了。
还有一个事发生在我们附近的内普罗(neilpulo)村,麻疹流行,一下子一百多人都得了麻疹,年纪大的有50 多岁的,因为没有得过麻疹的都得了,这是流行病。傈僳语叫呐时呐(naxshi nax),一下子120 多个人都传染了。我连夜给他们防病、治病、吃药、打针,药送到家里。基本上,半个月下来,后来120多个病人一个都没死。就为此事得到表扬,被县里评选为劳模。
1964年6月我就是一个副院长了。然后1966年到1967年7月份,调到福贡的架科底当了卫生院的院长。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很多事件我都不参与。当医生是我的职责,我坚持为人民服务。从1966 年到1972 年就在架科底工作。
现在架科底的老百姓也会回来找我,说我救活了他们。我作为医生职责就是哪里有病人我就去哪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下放到农村两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改造。半年后,除了我,看病的医生也少了,只得把我安排回去,那个时候有点文化的知识分子都是要改造的。在那样环境下,因为我是党培养的干部,政府培养的医生,所以我还在争取对待这些事情的。
1973年考上昆明医学院读了三年医疗系。我们一个班有100 人,我是我们大班里的支部书记,是年级的组织委员。那个时候“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搞完,我跟我们班里的同学说:“我们是来读书的,别的东西不要去弄。现在是来学知识的,以后为病人抢救服务。”我把我们班管得很好。
读完后,昆明医学院的领导要把我留在昆明医学院工作,答应给我的家属安排工作,我说家属没有文化,安排不了工作,娃娃两个也可以来昆明读书。但我想了一下,我们家乡那里缺乏医疗知识,我还是回家乡了。我们一个大班有两个名额,我就推荐了两个班里优秀学生,因为我们怒江缺医生,我就回来了。
我回来州里面后,州府以前在碧江,1972 年后搬到六库,我1976 年回来,医院就搬到了老衙门那里,就是在老六库那里。当时医院没有房子,就在老土司的房子那里建了医院的房子。
我1976年10 月毕业后,州里面不让我回去碧江,跟我说州里也缺医生,因为我以前也当过领导,但是碧江那边也让我留在碧江,碧江的书记说一定回来。我尊重组织的决定,组织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最后我还是留在了州里。当时州医院在老六库的老衙门,1978年才搬到现在的州医院。
我在州医院当了2 年医生,1978 年我当了副院长。那时候我们本科毕业的医生多,医疗条件上来讲,辅助诊断条件少一点,但是本科毕业医生多了一点,基本上能满足病人的需要。1979 年至1980 年我当院长。1981 年当州卫生局局长。1983 年省委组织部来考察,当时考察很严格,我曾经在过的地方,省会组织部就会去调访,包括古登、架科底。他们让我当副州长,我不想去。一个方面,政府的事情复杂一点,但我说不过他们。一个月后,州里面组织部领导到我家里,说组织已经确定了,一个月过去了,我也没有去报到,他们问我怎么想的。我说我的想法是:“我没有学过政府里面经济、社会方面的东西,管医疗卫生我可以,但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东西,我没有学过,以后出问题的话,也不好,会造成损失。你们一定让我去的话,那么第一个条件就是:工作上你们要有传帮带,有什么不足,决策错误地方就要当面说。第二,我去了以后,谁来当卫生局长,必须要找懂的人来当。”他们两条都同意了,我就去了。
1983年我当副州长,管教育,医疗卫生、劳动人事,两年多一点,我基本上把全州的医院都跑遍了,连独龙江都跑过了。医疗上的服务问题、管理问题都涉及。那个时候,本地的医生比较少。1989 年到1990 年我管发改委,1995年管交通。怒江情况就是:第一,交通条件不好,这也是怒江的发展瓶颈。第二,怒江的经济基础薄弱,1985 年全州没有一家有规模的企业,投资做大规模的就是农资厂和农具厂。如果富不起来,税收就少,1985年全州的税收只有五百八十万。第三,能源、电力不足。我下决心改善交通,修通公路。就开始到处跑,为了修公路到省里要钱。
第一件事,修建大桥——六库大桥,1020 万的投资。1990 年开始建,1991年建成,跨径194米,整个桥体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是第一个。
第二件事,工业上,投资5000 万在兰坪建荒漠冶炼厂。当时怒江没有大企业,安排不了工人就业。荒漠冶炼厂是投资规模最大的了,当时在怒江是没有像这样投资规模的厂子。冶炼厂没有电,我从德钦、丽江引进兰坪。花了1500万引来电,建厂用了3500万。有一部分钱是贷款,有一部分是申请的资金。当时,整天往省政府、省纪委、省财政厅去跑。这个项目一次性安排了520个劳工,把怒江的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的学生都安排到那里。所以,第一个厂子建起来了,工业就慢慢发展起来了。
我们也建了几个电站,泸水茅草坪电站、兰坪的罗松场电站、贡山的普拉河电站、福贡的施底电站。修了几条公路,有片马的路,贡山到丙中洛的路,兰坪石登、中排的公路。
1983年到州里面当副州长,一当就7 年多,基本上那几年比较困难。1991年到1999年,我当州长。当官就需要履行我自己职责。为官一任,造福四方是我的目标。我当州长期间差不多十多年,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公共设施等方方面面都有了好的发展。
独龙江在1990年以前没有公路,我当了州长以后,到中央反映独龙江5000多人口的生活情况,他们全都是独龙族人,生活很困难,当时我报给国家发改委一亿五千万的项目,我说一个民族不通公路怎么发展,为了民族的团结友爱互进,国家的稳定,应该用政治的角度来看。我反映了情况以后,中央就给了1.2亿,不修建独龙江公路的话,走路要两天才到乡政府,独龙江面积500平方公里但是人口才5000 多人。这是交通部的扶贫,他们要下来调查,来了一个计划处的处长,我直接到贡山去请他们,参加阔时节大会,把计划处处长安排到主席台上,原来只是扶贫一个县,在我反映后我把他带到福贡、贡山县。请交通部扶贫一个州,最后他们也同意了。
1991年的时候交通扶贫资金给了1000 万。我是1993 年到2002 年的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的3 月份我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朱镕基总理和交通部部长听取我们云南代表团来讨论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3 月14 日交通部长来了,他们安排我代表云南代表团发言。关于交通部怒江交通扶贫的事情,我在会上把1991 年到1993 年的每年1000 万资金使用情况做了说明,说明修了多少路、建了多少桥,汇报之后他们非常高兴。我们怒江人民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不忘邓小平。现在的交通部门扶贫有成效,人民群众反映良好,幸福不忘交通部,我说了这三句话。后来部长说:“刚才州长说的是因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怒江的扶贫由交通部全方位的支持,全方位地扶贫,不止交通上的扶贫,还要加大医疗、教育的扶贫,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是用于当地的扶贫资金,当地人民生活从原来的1000 万从今年开始增加到3000万。第三句话是每年派职工干部学习。我当了十年的全国人大代表,这十年中让中央领导得知当地人民生活的艰苦,我跟大部分中央领导都交谈过,主要的还是建议教育上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扶贫力度,比如说学校问题,多办些技术学校,加强培养人才等方面。后来教育厅反馈回来信息,我的建议得到了认可。第二个医疗卫生上;第三个是人民群众的扶贫,怒江贫困面大;第四个是开发怒江干流电站3000 多万的资金投入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但直到现在还没实现,有些可惜。我在政府工作17 年多,去过美国,在那里读了半年书,还去过欧洲、东南亚等三十多个国家。我2004年退休,退休的时候我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农民产业化种植咖啡,带动全州人民脱贫,这带动了3000 多人,直接安置了200 多人,全都得到落户了。我开发的生态园思路还是比较好的,我开发的目标达到:(1)生态效益;(2)社会效益(安置贫困户);(3)经济效益,基本实现无亏损状态。按怒江来说农业项目比较大而且周边的路、电都是当时我动员的。原来的泥巴路修了柏油路,原来的木电杆换成了水泥电杆,还解决吃水的问题。造福3000多人。第二件事情就是2009年我当了云南民族学会组织委员会会长,学会是1993年建立的,那时我去开过会讲过话,在学会里也参加了好几次活动。云南傈僳族有七十多万人。有10个地州市,怒江傈僳族比较多,德钦有10万多,丽江12 万,楚雄有5 万多,昆明有2 万多,保山有3.4 万多,德宏有3.6万多,大理3.2 万多,思茅8000 多,临沧7000 多,覆盖了50多个县。我当了会长以后每年都要开一两次会议,便于文化交流,更好地传承我们傈僳族的文化。全省的傈僳族地区我都走遍了,楚雄、丽江、迪庆、保山、德宏,还去过四川三次,去过泰国三次,去过缅甸六次。我出版的傈僳族的书已经到第九期了,有五百多万字。美国跟我有联系的人有600多人,也和2万个印度人有过交流,马来西亚、新加坡我也去过了。缅甸有40多万人,一个领导也没有,去的时候是1990年、1991年、1992年,特别是1991年那次,我对缅甸也比较熟,我当州长时去过两次。因为1992 年之前缅甸40多万人的傈僳族,但一个领导也没有,然后我就组织了怒江懂文艺的110多位会跳舞的亚哈吧组合、阿普萨萨等民间艺人,我把他们都带去了,还把腾冲那些爬刀杆的,德宏跳舞的人也带去了,到了那里后我跟当地的政府领导谈,说我们傈僳族是祖祖辈辈跟你们在一起,跟你们是和谐相处没有发生过战争的,请当地政府领导考虑给我们傈僳族同胞多的地方安排有能力有文化的领导。第二点我们原来的傈僳族是跟景颇族汇在一起叫克钦邦。我跟政府说景颇族是景颇族,傈僳族是傈僳族,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傈僳族就有七十多万人,在中国傈僳族是五十六个民族中重要的成员之一,景颇族在中国有十万人。我们傈僳族祖祖辈辈跟缅甸的日常生活从来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他们也赞同我说的,然后我去了以后,我把傈僳族的同仁集中到一起,对他们说:“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快要民主选举了,那么你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我们有文化的傈僳族人口全部登记在册,不能跟他们发生武装冲突。政府的法律法规我们要遵守,但是权利问题我们要争取”。然后缅甸政府按照我的想法办,他们把缅甸全国的傈僳族人口报上去,然后给他们放礼炮,密支那有四十多万人从来没见过礼花礼炮,放了两晚上,还有上刀杆,司令也来了,他都看呆了,很惊奇,上了年纪的老人没见过礼花礼炮的都流泪了。上次的选举已完成,中央到地方选举到9 个人,地厅级的5个,乡团级的4个。这一届的人事职位有11 个人,缅甸政府看了我们学会帮助缅甸傈僳同胞效果比较好,原来1990 年我去密支那阔时节的时候,只有三辆车。现在去就是接送的人有70 多人,车子都有好多辆了,对缅甸这边我也是出了点力。教他们一些办法以后,缅甸政府对傈僳族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那边能唱能跳的艺人还比较多,世界各地的傈僳族同胞都能有更多的联系了。
现在我是两个协会的会长,中国云南傈僳学会研究生会长,还注册了一个发展出境会会长。缅甸、泰国有演出的时候一定会让我带领。傈僳族的问题,主要就是发展问题,要发展经济、文化。
我虽然退休了,现在党委和政府在重要活动之前常征求我的意见,比如说十万人的移民问题,棚户区改造问题,这些都是大事,一定要科学规划,不能盲目地去做,另外我还给怒江的扶贫提了一些建议。
有关傈僳学史料丛刊(第五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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