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政府与社会：1919-1946的权力让渡和资源获取

梳理相关回忆录，还可以发现在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化的进程当中，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起到了积极推进的作用。据何廉回忆：

在张伯苓的计划（按：即提请政府补助的复校计划）提交行政院讨论时，我作为南开大学的代表参加的。政府对这个计划并不赞成，而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则正式提出南开大学改为国有，由张伯苓作第一任校长的提案。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张伯苓只能勉强默认。这个提案在行政院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183]

朱家骅为何正式提出让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化？是蒋介石的授意？还是“秉公办事”？要明确朱家骅在南开大学国立化过程中的态度和立场，就有必要分析朱家骅的复校经费分配原则。1946年8月，教育部召开本年度第六次工作计划讨论会，会上教育部部长朱家骅针对复校工作做了十六条“指示”，涉及的相关条款列举如下：

一、工作计划，不可似流水账的开列项目，要有着重点及设备实施的限度。……

十五、对大学设备，应订定标准，应规定在中国现况之下最低限度，先调查不及标准者，有若干，哪几个？够标准的有若干，有哪几个？对不及标准者，应设法帮助，使之达到标准；够标准者，要扶助使发展为国内第一流大学。国内第一流大学要发展为世界第一流大学，如中山、中正、英士各大学，更应特别充实。特别注意，此种情形，全在认清重点，妥为运用。中等司亦同。

十六、对各校经费，应视其学校设备、校舍、建筑、教授人才一切内容，而定其多寡，不可一视同仁，平均分配，不然，则是没政策。^[184]

从朱家骅的复校经费分配原则来看，一方面强调设备的添加要制定标准，另一方面又强调对各校经费应视“学校设备、校舍、建筑、教授人才”等所有内容，综合考虑再行定夺。并且着重说明，“不可一视同仁，平均分配”。朱家骅在实际操作当中，确实按照其“不可一视同仁”的原则进行。具体体现在关于工学院的设置整合之中。其时，天津北洋大学设有工学院，北京大学拟增设工学院，与此同时，教育部却正打算取消办学历史更为悠久的国立北京工学院。^[185]虽然教育部有整合办学资源之必要，但是如何整合资源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朱家骅取消了办学历史更为悠久的“国立北京工学院”，反而在北京大学筹设工学院。对此，国立北京工学院以胡厥文为首的复校委员会40余人联名上书朱家骅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陈述学校悠久之办学历史以及继续办学之必要，并在文末特别强调：

抗战胜利之后，各内迁之公私立大学及独立工学院与专科学校，均已先后奉准迁回原址，继续开办。且历史不若本校之悠久，性质亦不若工科之重要，成绩不若本校之优越者，特邀政府之重视，奈何本校独抱向隅？揆诸情理，殊失其平！亦与钧部最近领导之全国教育复员会议所规定之原则似有未符。^[186]

从语气和表述内容来看，国立北京工学院立场坚定，而语气“颇不客气”地表达了对朱家骅复校工作有失“公允”的不满。类似事件也发生在北平师范大学的复校问题上。全面抗战伊始，北平师范大学奉命西迁。但在战后教育部并没有将其列入复员计划名单，由此引发了师生校友的“复员”“复大”运动。后在师生、校友的极力争取之下，终达迁回继续办学之目标。通过北平师范大学的复员、复校运动，也反映了朱家骅在复校过程当中“没有一视同仁，采用双重标准”^[187]。

这一双重标准也体现在南开大学的复校过程当中。按照1945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精神，“其因战事停顿而具有历史之学校应予恢复”^[188]，这与朱家骅提出的将私立南开大学改为国立是相违背的。将私立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南开大学，这是办学性质之改变，何来“恢复”之本意？

朱家骅之所以如此对待南开大学，何廉的另一回忆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张伯苓来信说，1948年春蒋介石委员长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他接受了，但是有一个默认的谅解，就是他同时还担任南开大学校长。后来，教育部部长和北大集团首脑朱家骅提出来，张伯苓应该辞去南开大学校长的职务……张伯苓抵不住教育部对他施加的压力，但他要求由自己提出负责南开的人选……我了解事情的背景，知道张伯苓和朱家骅之间分歧的原因。^[189]

结合上文何廉的回忆，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在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二，张伯苓与朱家骅之间存有分歧，这一分歧应能解释或部分解释朱家骅为何力促将私立南开大学改为国立。

张伯苓和朱家骅之间到底因何存有分歧，何廉未作交代，不得而知。但从他人的回忆中仍然能找到一些线索。张锡祚（按：张伯苓的儿子）在回忆中提及张伯苓与朱家骅之间存在“恩怨”：“他（按：朱家骅）有个儿子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这个学生倚仗权势，目空一切，屡犯校规，且又屡教不改。学校为维护校风校纪，就照章给予了开除的处分。为此，朱家骅像是挨了一记耳光。”^[190]张锡祚夫人瞿安贵亦忆及朱家骅之子被开除一事，只不过开除原因——功课不及格，有所不同。据瞿安贵回忆，时任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将此事告知张伯苓，张伯苓回复道：“对！干得好，一定要坚持原则，虽然是我们顶头上司也要顶住。”^[191]喻传鉴女儿喻娴文也忆及“当时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儿子就因犯校规被开除出校”^[192]。

暂不论开除一事，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即张伯苓和朱家骅之间确实存有恩怨，这在南开教职员中广为人知。诸如1946年黄钰生致函张彭春，其中有提到相关“恩怨”：“教育部像猫整老鼠一样整治我们……我们完全攥在教育部的手心里……如果教育部部长根本不想改变，我也怀疑这种状况是否能有所改变……”^[193]南开学校开除朱家骅的儿子是否导致张、朱二人之间产生“恩怨”？朱家骅虽贵为教育部部长，但毕竟也是孩子的父亲，儿子被开除，作为父亲难免感觉“难堪”。但若因此事而导致张伯苓与朱家骅之间产生隔阂，结下“恩怨”，也似可理解。^[194]张、朱二人之间的“恩怨”也导致了朱家骅在诸多问题上坚持“照章办事”，从而做了一些让张伯苓及南开校友“难以理解”的事情。诸如坚决辞去张伯苓南开校长职务，诸如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款项分配上回避南开，等等。^[195]

综上，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以防“群起效法”，可能并不符合史实。私立南开被收归国立并非单一原因造成，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前所述，南开大学在诸多方面与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契合度非常高。全面抗战之后，私立南开大学更是主动调整办学理念，使学校与教育政策导向、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难免让蒋介石对私立南开产生好感和“寄予厚望”。更为重要的是，国立之后更便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办学资源的重新分配，在关键人物的积极推动之下，私立南开大学最终被国民政府收归国立。

【注释】

[1]西南联大毕业生张起钧在一篇文章中提及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时的一则佚闻，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据传说：教育当局本要把北平师范大学（也就是俗称的‘北师大’）与北大、清华放在一组，但师大当局则要‘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而愿在另一组。因此政府便把那规模较小，历史较短的私立南开，和北大、清华放在一组，籍以表对南开抗日精神和牺牲的敬慰之意。”见张起钧：《西南联大纪要》，陈明章：《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第10页。

[2]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篇（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55页。

[3]宋璞主编：《张伯苓在重庆（1935—1950）》，重庆出版社，2004，第58页。

[4]宋璞主编：《张伯苓在重庆（1935—1950）》，重庆出版社，2004，第58页。

[5]据黄钰生回忆，复校基础薄弱可能还与张伯苓“基金增值”的失败有关。“南大的基金转到重庆之后，以张伯苓之精明加上他和孔祥熙的关系，不要说基金的保值不成问题，连基金增值都是可以办到的。……张校长要用基金办实业，搞什么机械厂、建筑公司之类的实业，用人不当，实业越搞越赔，赔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基金赔光了，一文不名。这是张校长一生中失策之处。”详见黄钰生：《读〈南开大学校史〉（稿）随笔》，申泮文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第160页。黄钰生所言，应是可信的。张伯苓曾在四川威远县境内以南开基金筹设“新威矿冶公司”，后因物价上涨，运作失灵，于1941年春将之转让资源委员会续办。“新威矿冶公司”转让之后，张伯苓又于1941年10月用南开基金创办“开源兴业公司”，资本总额为100万元，主要业务为制造机器、建筑、进出口贸易等，“机器厂”是公司的“主要事业”，张伯苓之子张锡羊任机器厂总经理。从财务状况来看，机器厂资金不敷运作，靠借款维持。截至1942年10月底，机器厂结欠总公司160余万元，而总公司欠各商业行庄180余万元。详见《开源兴业公司机器厂》，《工商调查通讯》，1942年第138期，第1—4页。

[6]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第146—147页。

[7]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27页。

[8]《南开大学损失奇重》，《申报》，1937年7月30日，第4版。

[9]《日机继续轰炸南开》，《申报》，1937年7月31日，第4版。

[10]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231页。关于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洗劫的情形，可参见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申泮文编著：《天津旧南开学校覆没记》，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464—478页；黄钰生：《被日寇洗劫的南开大学》，申泮文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第58—62页。

[11]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第36页。

[12]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232页。

[13]《四十年惨淡经营南开学校全部炸毁》，《上海报》，1937年7月31日，第2版；《南开大学被炸毁王教长访张伯苓慰问》，《新闻报》，1937年7月31日，第7版。

[14]宁恩承：《百年回首》，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第75页。

[15]梁吉生编著：《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第28页。

[16]《南开大学注意满蒙情形》，《中央日报》，1928年4月18日，第7版。

[17]《天津南开大学成立满蒙研究会之经过》，《益世报（天津）》，1927年12月1日，第8版。

[18]《满蒙研究会》，《南开大学周刊》，1927年第48期，第29页。

[19]李春晖：《日本侵略满洲之概况》，《南开大学周刊》，1930年第88期，第1—8页。

[20]详见《南开大学周刊（对日问题专号）》，1931年第114期，第1—48页。

[21]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第146—147页。

[22]《日兵昨到八里台竟巡查南大》，《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2月6日，第6版。

[23]黄钰生：《被日寇洗劫的南开大学》，申泮文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第58—59页。

[24]丁履进：《“南开先生”张伯苓》，王云五、罗家伦等：《民国三大校长》，岳麓书社，2015，第218页。

[25]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3页。

[26]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篇（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07页。

[27]《南开大学复兴筹备会议（四）》，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92页。

[28]《张伯苓致蒋梦麟、梅贻琦函》，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90页。

[29]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篇（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55页。

[30]张伯苓：《致杨石先函（1945年7月3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097页。

[31]《西南联大致教育部代电》，王学珍、郭建荣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1937—194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73—474页。

[32]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269—270页。

[33]严海建：《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内部校际分合的界限与争论》，《高等教育研究》，2020年第3期，第100—109页。

[34]《教育部关于长沙临大开办费的代电（1937年9月17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6）：经费、校舍、设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3—4页。

[35]《教育部关于经费力求紧缩的训令（1937年10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6）：经费、校舍、设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12—13页。

[36]《梅贻琦在〈抗战期中之清华〉中谈西南联大经费（1939年5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6）：经费、校舍、设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19页。

[37]诸如1938年4月19日，清华大学第十三次校务会议议决拨付联大经费4万元，捐助联大建筑费1万元；1940年10月4日，清华第三十五次校务会议，议决补助联大迁移费国币25万元、美金1万元，等等。详见《清华大学校务会议、评议会有关拨付西南联大经费的提议与决议（摘录）（1938年至194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6）：经费、校舍、设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16—19页。

[38]《西南联大申请经费的函文（1938—1945）》，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6）：经费、校舍、设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31—41页。

[39]张伯苓：《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1942年1月7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七卷公文函电（四）》，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206—207页。

[40]张伯苓：《呈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1942年3月）》，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七卷公文函电（四）》，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214页。

[41]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篇（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8页。

[42]张伯苓演讲、贾樸记录：《南开校友与中国前途》，《南开校友》，1939年第6期，第1—3页。

[43]李新芝编：《周恩来记事：1898—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263页。

[44]《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张伯苓发表谈话》，《新华日报》，1938年6月18日，第2版。

[45]《张副议长致词》，《新华日报》，1938年7月7日，第2版。

[46]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5卷）》，华文出版社，2008，第320页。《王世杰日记》中对张伯苓的演说亦有记载：“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于今晨（按：1939年2月12日）举行闭幕。副议长张伯苓之演说，颇为参政员所不满”。此外，《王世杰日记》对张伯苓参政议政亦有记述：“今晨（按：1939年2月20日）张伯苓先生以副议长资格，代为参政会会议主席。张先生于政治情形不甚了了，复不甚接受他人之协助，会场秩序几致不能维持。事后张先生对予言，不愿续任副议长”。“参政会今日（按：1942年10月30日）上午下午大会由吴贻芳女士主席。吴女士主持会议之能力较张伯苓、莫德惠等均优”。参见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第181、183、464页。

[47]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节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室：《三民主义历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室，1987，第375页。

[48]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5，第322页。

[49]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篇（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4页。

[50]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篇（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61页。

[51]《蒋中正日记（1937）》，1937年3月7日，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2015年编印。

[52]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706页。

[53]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712页。

[54]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712页。

[55]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篇（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1页。

[56]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篇（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8页。

[57]《蒋中正日记（1939）》，1939年4月13日，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2015年编印。

[58]《中国教育在战时》，《今日中国》，1939年第6期，第17页。

[59]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篇（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85页。

[60]《蒋中正日记（1941）》，1941年9月24日，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2015年编印。

[61]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8卷）》，华文出版社，2008，第47页。

[62]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8卷）》，华文出版社，2008，第156—157页。

[63]张锡祚：《张伯苓先生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第96页。

[64]孙彦民编著：《张伯苓先生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71，第16页。

[65]《“我的政治梦”》，郑致光主编：《张伯苓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第104—110页。

[66]《敌故意摧毁我文化机关：南开大学已成灰烬》，《战事画刊》，1937年第7期，第16页。

[67]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89—90页。

[68]南开学校董事会记录（1936年10月4日），编号：1—DZ—01—859，馆藏南开大学档案馆。

[69]龙飞、孔延庚：《张伯苓与张彭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第180页。

[70]宁恩承：《百年回首》，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第109页。

[71]杜建时：《蒋介石拉拢张伯苓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第153—154页。

[72]胡适：《胡适全集（第3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627页。

[73]《蒋中正日记（1939）》，1939年3月2日；1939年3月16日，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2015年编印。

[74]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兹、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98页。

[75]邓丽兰：《南京政府时期的专家政治论：思潮与实践》，《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19页。

[76]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第139页。

[77]张忠绂：《迷惘集》，文海出版社，1978，第144页。

[78]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兹、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99页。

[79]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第185页。

[80]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篇（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1页。

[81]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篇（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80—81页。

[82]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42页。

[83]周利成：《张伯苓的三次“失策”》，《世纪》，2015年第1期，第70页。

[84]宁恩承：《东北大学话沧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辽宁文史资料选辑：“九·一八”前学校忆顾（总第33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第36页。

[85]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第291页。

[86]张伯苓演讲、贾樸记录：《南开校友与中国前途》，《南开校友》，1939年第6期，第3页。

[87]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66期。

[88]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22页。

[89]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30页。

[90]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38页。

[91]中国教育学会编：《中国教育学会年报》，中华书局，1944，第1—3页。

[92]《〈中国之命运〉与南开之教育——由“公能教育”进为“建国教育”（1944年5月）》，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三卷著述言论（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31—137页。

[93]张伯苓：《在校友大会的讲话（1944年10月6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三卷著述言论（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49页。

[94]杨敏如：《深切怀念喻传鉴先生》，喻传鉴先生纪念文集编辑组编：《喻公今犹在——南开中学柱石、爱国教育家喻传鉴纪念文集》，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第135页。

[95]张伯苓：《学校训育问题》，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编：《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讲演录》，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编印，1939，第16页。

[96]吴家莹：《中华民国教育政策发展史（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0）》，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第4页。

[97]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08页。

[98]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12页。

[99]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53页。

[100]张伯苓：《与南开同人谈话纪要（1944年7月1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三卷著述言论（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44页。

[101]张伯苓演讲、贾樸记录：《南开校友与中国前途》，《南开校友》，1939年第6期，第1页。

[102]金国、胡金平：《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化进程中的“府学关系”》，《高等教育研究》，2015年第12期，第88页。

[103]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06页。

[104]张伯苓：《对孔祥熙亲临祝寿致词的答词》，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教育佚文全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第361页。

[105]张伯苓：《国际大势与南开前途（1944年6月24日）》，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三卷著述言论（三）》，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第142—143页。

[106]《文官处呈蒋主席签呈（1945年8月）》，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097—1099页。

[107]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195页。

[108]张伯苓：《致蒋介石函（1945年8月11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097—1098页。

[109]江沛：《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第69—79页。

[110]《文官处呈蒋主席签呈（1945年8月）》，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099页。

[111]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09页。

[112]何廉、伉乃如：《何廉、伉乃如致张伯苓电（1946年4月6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104页。

[113]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473页。

[114]张伯苓：《世界、中国、南开》，《上海文化》，1947年第12期，第21页。

[115]黄钰生认为，关于私立抑或国立问题，南开内部是有分歧的。南开私立是张校长一贯的主张。复校后，头10年是国立，以后再改私立，这是南开同人为了遂老校长之宿愿而写入计划的。（详见黄钰生：《读〈南开大学校史（稿）随笔〉》，申泮文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第173页。）尽管在南开大学的发展过程中，曾萌生国立想法，但办理私立大学确是张伯苓的夙愿。此外，存在私立抑或国立的内部分歧或不同意见亦属正常，一如当初张伯苓正式创办私立南开大学时一般。

[116]《从昨日之新闻看昨日之南开》，《世界日报》，1945年10月21日。

[117]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202页。

[118]张伯苓：《南开上海校友欢迎会致词》，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教育佚文全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第375页。

[119]张伯苓：《与〈新闻报〉记者谈话》，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教育佚文全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第376页。

[120]《南开大学被炸毁各方深表痛愤》，《申报》，1937年7月31日。

[121]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473页。

[122]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485页。

[123]《祝南开》，《大公报》，1937年10月17日。

[124]江沛：《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第75页。

[125]朱家骅：《教育复员工作检讨》，《教育部公报》，1947年第1期，第7页。

[126]韩戍：《抗战时期的部校之争与政学关系：以私立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为中心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4—137页。

[127]谭振民：《平时教育与战时教育》，《民意周刊》，1938年第9期，第7页。

[128]陈立夫：《战时教育行政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第10页。

[129]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四辑）》，正中书局，1939，第123页。

[130]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四辑）》，正中书局，1939，第124页。

[131]朱子爽编著：《中国国民党教育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第211页。

[132]朱子爽编著：《中国国民党教育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第212页。

[133]陈立夫：《战时教育行政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第18页。

[134]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四辑）》，正中书局，1939，第124—125页。

[135]《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之院科系数（学系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01页。

[136]战前，学生就业日渐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毕业即失业”的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为应对就业困境，北平各大学毕业生组织“职业运动大同盟”，以谋就业问题之解决。“职业运动大同盟”以及学生就业问题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和讨论，详见：《北平各大学组织职业运动大同盟》，《中央日报》，1934年7月17日，第4版；《职业运动大同盟》，《益世报（天津）》，1934年7月25日，第1版；Student Employment，The North—China Herald，1934年7月25日，第1版；狄舟：《从“毕业即失业”到“失业即创业”》，《新生周刊》，1934年第27期，第3—4页；《胡适谈大学生就业问题》，《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34年第4期，第144页；谛谛：《毕业即失业》，《晶报》，1934年7月31日，第2版；蕉：《毕业即失业》，《民报》，1935年2月15日，第4版；Unemployed Col⁃lege Graduates Will Get Relief From Nanking，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1936年1月7日，第14版；群桥：《毕业即失业》，《大公报《上海》》，1936年6月21日，第4版；李朴生：《救济失业大学生》，《独立评论》，1936年第207期，第7—11页；陈岱孙：《关于大学毕业生职业问题一个建议》，《独立评论》，1936年第211期，第8—12页；桂荣棻：《大学生失业之检讨》，《蜀青》，1937年第2期，第123—132页。

[137]陈立夫：《战时教育行政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8—19页。

[138]《教育部检发〈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的密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2—4页。

[139]《教育部检发〈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的密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4—10页。

[140]《教育部检发〈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的密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10—12页。

[141]朱子爽编著：《中国国民党教育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第198页。

[142]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2页。

[143]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3页。

[144]《各地教育复员经费甚感困难》，《教育通讯月刊》，1946第1期，第18页。

[145]《本年度复员经费预算》，《银行周报》，1946年第15—16期合刊，第45页。

[146]缪振鹏：《谈教育复员》，《国立四川大学周刊》，1946年第2期，第1页。

[147]《教育复员》，《学生时代》，1945年第1期，第2页。

[148]《教育复员会议开幕》，《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21日，第3版。关于此次会议的筹备、经过及其检讨等参见林桶法：《战后复员教育的筹画——“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探讨》，《辅仁历史学报》，2006年第17期，第381—411页。

[149]《高等教育复员原则》，《大公报（重庆）》，1945年9月25日，第3版。

[150]朱家骅：《教育复员工作检讨》，《教育部公报》，1947年第1期，第2页。

[151]《南开大学复兴筹备会议（一）》，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89页。

[152]《教育部来电（1946年8月31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170页。

[153]《教育部致张伯苓电（1946年10月14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151页。

[154]朱家骅：《朱家骅致函张伯苓》，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07页。

[155]黄钰生：《黄钰生致函张彭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139页。

[156]《文官处呈蒋主席签呈（1945年8月）》，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099页。

[157]《文官处呈蒋主席签呈（1945年8月）》，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099页。

[158]李勇、张仲田编著：《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255—256页。

[159]李勇、张仲田编著：《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264页。

[160]李勇、张仲田编著：《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265页。

[161]《青年训练大纲》，《教育部公报》，1938年第12—13期合刊，第34页。

[162]《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教育部公报》，1938年第12—13期合刊，第39页。

[163]朱子爽编著：《中国国民党教育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1，第209页。

[164]吕芳上对此有深入的分析。简而言之，对于国共两党而言，“谁有青年谁有将来”。详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1919—1929）》，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第247—326页。

[165]柳轶：《1919—1949年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控制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第5页。

[166]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78页。

[167]李勇、张仲田编著：《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272—273页。

[168]《蒋中正日记（1939）》，1939年3月3日，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2015年编印。

[169]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8页。

[170]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35页。

[171]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87页。

[172]周恩来：《致张伯苓信》，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张伯苓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第1—2页。

[173]梁吉生撰著：《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第436页。

[174]有关中共西南联大支部开展工作的情况详见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三十四辑·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362—377页。熊德基由1939年秋转学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史地系。在联大期间，历任中共联大师范学院支部书记、联大总支组织委员、书记。

[175]《教育部三十五年度第六次工作讨论会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251页。

[176]《训育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54页。

[177]《训育委员会组织规程》，王文俊、梁吉生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第167—168页。

[178]黄钰生：《读〈南开大学校史（稿）随笔〉》，申泮文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第169页。

[179]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冯夏根、胡少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117页。

[180]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219页。

[181]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6页。

[182]黄钰生：《读〈南开大学校史（稿）随笔〉》，申泮文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第177页。

[183]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270页。

[184]《教育部三十五年度第六次工作讨论会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250—251页。

[185]《胡厥文等为恢复国立北京工学院致教育部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240—244页。

[186]《胡厥文等为恢复国立北京工学院致教育部代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244页。

[187]孙邦华：《抗战胜利后北平师范大学复员运动述论》，《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75页。

[188]朱家骅：《教育复员工作检讨》，《教育部公报》，1947年第1期，第1页。

[189]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287页。

[190]张锡祚：《张伯苓先生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第111页。

[191]瞿安贵：《伯苓公与传鉴公的二三事》，宗璞主编：《喻传鉴在重庆（1936—1966）》，重庆出版社，2008，第257页。补充说明一事，以此说明张伯苓办学之严格。卢木斋的儿子卢开明也曾因为在南开大学升不了级而遭淘汰。为此，卢木斋对张伯苓心生不满。卢木斋对南开大学的创建多有帮助，在淘汰卢木斋儿子之前曾捐建南开大学图书馆。详见刘行宜：《卢木斋、卢慎之兄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122页。

[192]喻娴文：《巍巍我南开精神》，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张伯苓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第139页。

[193]黄钰生：《黄钰生致张彭春函（1946年7月18日）》，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139页。

[194]黄钰生在回顾和反思筹备复校以及南大改国立的过程时，认为张伯苓有两点失误：（1）在政治上他患有“白内障”，看不清形势，迷信蒋介石，低估共产党。（2）办事欠策略，在复校要求中直接“签呈”蒋介石，漫过了主管教育的陈立夫、朱家骅等人。见黄钰生：《读〈南开大学校史（稿）随笔〉》，申泮文编：《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第174页。黄钰生所言，似在说明张伯苓漫过朱家骅直接“签呈”蒋介石，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南开大学在复校时处于不利局面。不管何种解释，但有一点应是确信的，也即张伯苓和朱家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恩怨”。

[195]何廉：《何廉回忆录》，朱佑慈、杨大宁等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293—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