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民政府逐步强化教育治理，国家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渗透至私立大学领域之中，深刻影响了私立高校的生存与发展。根据条例，教育行政机关有权力审核董事会的财务及事务状况，董事会的解散与否须征得主管机关的同意。这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于私立大学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国家力量在私立大学办学中的高度存在。二是国民政府虽然增加经费预算，但与实际支出仍有差距。......
2023-08-22
推行党化教育：南开大学与政府的变革时代
【摘要】：全面抗战伊始，国民政府采取了若干措施强化党化教育。与其说国民政府在矫正现行教育偏于知识的传授，还不如说国民政府在自我检讨意识形态控制的失败。这一“自问”，既表达了不满，又有强化青年意识形态控制之意。
全面抗战伊始，国民政府采取了若干措施强化党化教育。1937年9月，蒋介石指派陈立夫等商讨成立三青团，要求“把党部的（指CC）、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要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158]。1938年4月29日，蒋介石下令取消党内派别小组织，以整齐党内步伐。[159]同年6月9日，周恩来提出让三青团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来统一全国的青年运动。对此，蒋介石答复道：“国共两党可以共同训练，但各党派不能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内活动。”[160]
从三青团设立以及对于周恩来的回复来看，一方面蒋介石为了保持“党性”纯洁，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其对于“青年”的重视。为“争取”青年的支持，借以培植“党魂”，巩固“党基”，国民政府加强了学生训育工作，尤其是高校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国民政府其实早在1938年2月即出台了《青年训练大纲》（简称《大纲》），《大纲》对青年训育工作的训练要项、训练方式等给予了严格指导，特别提出要使得青年“一信仰三民主义；二信仰并服从领袖”。[161]“为矫正现行教育之偏于知识传授而忽略德育指导，及免除师生关系之日见疏远而渐过于商业化起见”[162]，同年3月颁发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9月，国民政府更进一步，“通令各级学校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训，并颁发党员守则十二条，使青年体会力行”。[163]
当然，这些举措在战时团结、引导青年学生培养爱国精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国民政府也通过诸如此类的党化教育强化了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其说国民政府在矫正现行教育偏于知识的传授，还不如说国民政府在自我检讨意识形态控制的失败。20世纪20—30年代频频爆发的学生运动促使国民政府强化党化教育，加强学校尤其是高校学生的思想动态的监控和控制，迫使青年学生能够认同国民政府的施政政策，认同国民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也通过这些措施避免共产党吸收和发展青年学生。
无论国民党抑或共产党，对青年学生之于革命抑或政党的作用均有清晰的认识。[164]在未完成国家统一之前，国民党对待学生运动“秉持一种相对支持的立场，并且受最初相对进步的民众政策影响，也曾一度努力为学生运动创设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165]但在国民党渐以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对学生运动开始采取了高压和限制的政策。强化训育即被提升至重要的位置。于共产党而言，在其早期创建时即认识到青年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李大钊即曾有言，“青年的命运，就是中华民族的命运，青年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166]
虽然国共实现合作，共同抗日，但在抗战背后两党之间依然“暗战”，乃至“明战”不断。193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发表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67]实施限共、反共、剿共政策。同年3月，蒋介石在其日记中“自问”道：“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168]。这一“自问”，既表达了不满，又有强化青年意识形态控制之意。为此，在高等教育领域，国民党通过遍设党团支部，加强渗透，以对抗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西南联大也概莫能外，1939年7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联名致函蒋梦麟，要求在联大设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169]
鉴于周恩来与南开大学的特殊关系，国民政府在收归私立南开大学之际加强对学生意识形态的控制，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与南开大学接触甚密，多次以校友身份造访张伯苓以及南开师生。应该说，周恩来数次“南开之行”，并非仅是“叙师生、同窗之情”，也有“争取和说服“之意。其时，张伯苓担任了三青团中央监察会常务监察，如上文所述，正积极配合国民政府推进“党化教育”，并号召教育界的同人积极鼓励学生加入国民党，为抗战建国而努力。而此时，周恩来也在1938年南开校友总会改选中当选为执行委员，[170]在南开校友中颇具影响力。针对张伯苓向国民政府靠拢的现实情况，周恩来也在积极地争取，但效果甚微。据伉乃如之子伉铁隽回忆，周恩来常去看望张伯苓，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71]周恩来也曾致信张伯苓，希望促成抗日统一战线。[172]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明确表述过“过去共产党并不是没有争取过张伯苓，但是跟他说谈，他不听，介绍书给他看，他不看”[173]。周恩来争取张伯苓的努力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胜利之后。1949年蒋介石力邀张伯苓远赴中国台湾，同年9月张伯苓收到周恩来的信函，挽留其留在中国大陆。除争取张伯苓之外，中共也在极力争取联大学生（包括南开）。1939年3月，中共西南联大地下支部成立。[174]在此之前，也即1938年底，中国国民党三青团直属分团部筹备成立。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抓捕、迫害中共地下支部成员以及进步师生，甚至使用暴力手段致使进步师生流血牺牲。
西南联大进步师生的民主爱国运动，强化了国民政府对于高校学生意识形态控制的必要性。鉴于此，抗战结束，复校之际，国民政府对于学校核准补助费用时，特意“反省”“对各学校实在情形，不够明了”，并要求“高等司分工，应分学校单位管理，使每一主管同事，能对学校设备情形，教授如何，学生活动有无政治背景，都要明了才行”[175]。早在1945年10月，教育部即公布《训育委员会组织条例》，指导国内学校的训育工作，其任务包括“关于三民主义教导之研究事项，关于训导人员之培养及指导事项，关于军事教育、童子军教育之督导及考核事项，关于学生自治团之指导事项”[176]，等等。私立南开大学被教育部收归国立之后，学生训育工作得到了加强。1946年10月，南开大学遵照部令组织校级训育委员会，并颁发了《训育委员会组织规程》，章程全文如下：
第一条学校为增进训导效率，设置训育委员会。
第二条训育委员会之职掌如下：
（1）部颁训育法令实施办法之规定；
（2）学校训导计划之决定；
（3）学生操行成绩之评定；
（4）学生团体活动之指导；
（5）学生风纪之整饬；
（6）训导处工作之协助与指导。
第三条训育委员会以校长及教务、训导、秘书三处主管人，各学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并由校长选聘专任教授三人至五人组织之。[177]
应该来说，国民政府将私立南开收归国立，有利于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为其推行“党化教育”提供了便利和保障。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在训育或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确有差异。黄钰生的观察概能反映这一区别。黄钰生在比较全面抗战前南开与战时联大在训育方面的不同之处时指出，“南大是个私立大学，对学生的训育自有其特色的思想工作和切入实际立身做人的教育，不必事事遵照教育部的规定，而西南联大至少在形式上要恪遵教育部的指令，绳囿青年的思想……”[178]
此外，从个人经历来看，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对于推行“党化教育”甚有“心得”。朱家骅曾担任中山大学校长，而中山大学正是以党化教育而享有盛誉。在朱家骅主政期间，中山大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校内设了一个政治教育办公室，负责学生思想训练，并直接上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这个办公室负责在大学里开设三民主义课程。并且监督学生的课外活动，监督范围从学生报纸《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的编辑方针到学生细微的行为举止及学生宿舍的衣物式样等，无所不包”。[179]鉴于朱家骅在整顿中山大学时取得的成绩，蒋介石在选择中央大学校长时，“钦点”了朱家骅。朱家骅就任中央大学校长之后，便延续其“治校方略”，强力推行“党化教育”，加强意识控制，甚至“出钱收买部分学生，暗地里监视师生的思想与行动”。[180]“将党务带进校园是朱家骅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时的一项重要举措。”[181]从朱家骅在推行“党化教育”和控制高校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来看，将私立南开大学收归国立，也似可理解。事实上，私立南开大学改为国立之后，便公开设有国民党党支部。[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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