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张伯苓或南开大学“知名度”的获得除了跟基督教青年会有关，也与张伯苓积极倡导体育有关。张伯苓及其私立南开如何通过体育获得知名度，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一是本人积极参与体育界组织的运动，并出任负责人。张伯苓是近代体育运动的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活跃在国内、国际的重大体育赛事活动中。张伯苓在多个场合表示，国人最缺体育。张伯苓多次率领南开学子或国内运动员参加国际......
2023-08-22
权力让渡：南开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变革
【摘要】：理念一致，主要指私立南开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国民政府全面抗战时期教育政策调整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这也构成了政府将其收归国立的先决条件。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办法补救，并着手调整战时教育政策。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是这一主张的力荐者。如此，也构成了国民政府收归私立南开大学的前置性条件。将私立南开收归国有，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培养所需人才，从而达到稳固政权之目的。
理念一致，主要指私立南开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国民政府全面抗战时期教育政策调整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这也构成了政府将其收归国立的先决条件。
抗战全面爆发后，除了南开大学之外，其他文教机构亦相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办法补救，并着手调整战时教育政策。当然，对于战时到底执行什么样的教育政策，不管是国民政府内部，抑或党外人士亦在讨论。大体来说，最为针锋相对的观点主要有两种：
一是在战时执行“战时教育”。持这一主张的人认为，“现在的教育不能适应当前抗战的需要，而主张实施战时教育”，也即要以抗战的实际需要为目标，改革“平时教育的设施，如课程、教材等”[127]。二是战时执行“平时教育”。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是这一主张的力荐者。其“认为建国需要人才，教育不可中断。并且即使在战时，亦需要各种专技人才的供应，有赖于学校的训练……学校数量不仅不应减缩，并且依据需要，还须有相当扩展”，而对于“正常教育仍应维持，为建国储备人才，但为适应军事需要，应加特殊训练以备随时征召。”[128]这一意见得到了政府采纳，并于1938年4月召开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救国纲领（总则与教育）》（以下简称《纲领》），在其列出的四条教育纲领中，明确提出要“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129]另外，临时大会还通过并颁布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提出了九大教育方针，以应对和指导战时教育。其中尤为提及自然科学教育，“对于自然科学教育，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急需”[130]。不管是《纲领》抑或《大纲》，都表现出了对于实用学科的重视。
为应对战时以及战后对于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国民政府调整战时教育政策时，特别注重实科教育，通过“增设专科学校及专修科训练技术人员”。[131]为此，国民政府“一方面把迁入后方各大学加以整顿，一方面又新设了不少专科学校”。[132]据陈立夫回忆：“此等学校的增设，器材设备需要很可观的经费，虽在战费开支浩繁，日增困难情形之下，仍能请得巨款，创设新校，在当时是很费一番努力的”。[133]此外，国民政府还要求“各级学校各科教材，应彻底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一贯之体系，而应抗战与建国之需要”，并确保教学设施设备“应尽量充实，期达到规定之标准”。[134]
在国民政府的重视之下，医农工商等实用性较强学科的毕业生人数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以1945年为例，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系总数为777个，其中农学系91个，工学系119个，医学系26个，商学系65个，理学系136个。[135]农工医商理学系总数占总系数的56.24%。得益于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当平时看”的政策，专科以上毕业生数量较抗战之前有大幅度的提升。1936年度毕业生数量为9 154人，而到了1944年度毕业生数量增加至12 078人。就毕业生就业而言，战前曾有“毕业即失业”[136]的说法，而在抗战期间，由于“军事建设及后方工商业开发的需要，以及建教合作委员会的设立”等原因，毕业生获得了很好的就业机会，“工程及会计学科的毕业生”[137]就业情况尤为乐观。不管工程还是会计学科等均为实用性学科，无论战时抑或战后国家建设均离不开实用学科所提供的人力资源支撑。
私立南开自创办之始，即以设置实用学科为办学出发点。如前所述，抗战之前私立南开大学在办学理念上与国民政府存在着“高度吻合”的一面。抗战之后，私立南开大学积极调整“办学理念”，响应抗战期间的教育政策。如此，也构成了国民政府收归私立南开大学的前置性条件。将私立南开收归国有，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培养所需人才，从而达到稳固政权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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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府时期，政治人物掌握着大量的办学资源，为获取办学经费，张伯苓频繁往来于政治人物之间，并表现出积极靠拢的“迹象”。作为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的严修，其本身即是政治人物的代表。徐世昌与严修为同科举人，二人交情甚笃。为此，张伯苓向徐世昌接洽，并获捐款8万元。黎元洪的四个子女，均与南开学校有关。......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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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动荡，虽然对教育产生不利的影响，但也正因军阀混战，北京政府无暇顾及教育问题，为私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教育部的立场来说，这是权力式微的象征；而从私立大学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恰恰是学校发展的良机。在此阶段，私立大学的立案数量有了大幅提升。1918年经教育部立案的私立大学仅有3所。由于私立大学的办学经费主要不来自于政府，因此获得了与国立大学竞争的相对比较优势。......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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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1919年正式创办南开大学之前，严修、张伯苓曾有两次办理专门科（班）的经历。1915年8月，南开学校增设英语专门科一班。继英语专门科之后，南开学校于1916年增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招收有志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学习高等师范课程。南开学校开设高等师范专门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英文专门科以及高等师范专门班的顺利开办，加之直隶巡按使朱经田加拨常年补助费5000银元，使得南开学校对于大学部的创办信心满满。......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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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与政府社会：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19详细阅读
1937年之前，张伯苓倡导实学教育，在办学理念上与国民政府政策导向存在“不谋而合”、高度契合的一面。但南开大学的学术研究是紧密联系现实问题而展开的，具有务实的一面。张伯苓亦强调“南开今后之方针，当趋重实际问题之研究”。以经济学院为例。私立南开大学如国内大多数的高校一样，亦倡导学生自治。除却学生自治会，南开学校亦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注重军事训练。......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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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以后，张伯苓积极调整办学理念，主动迎合国民政府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适时提出“建国教育”的办学理念，主动将学校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张伯苓多次在公共场合要求南开学子努力向上，为抗战建国奉献自己的才智。国民政府自成立起，虽然施行一系列的改革，以推行三民主义教育，但效果不佳。1951年3月，蒋介石在《教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一文中陈述了三民主义教育存在的问题。......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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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与政府合作：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详细阅读
私立南开大学因是首个被日军轰炸的高校，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战时高校坚强不屈之代表，也因此蒋介石承诺“有中国即有南开”。[125]所以从国民政府的意愿来说，也不希望在此阶段将私立大学收归国有。综上所述，国民政府不足以仅仅“为了管理制度上需要以免其他学校群起效法”而将私立南开大学收归国立。事实上，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之前对私立南开大学的补助即较其他私立大学要多，也未见“群起效法”之说。......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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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的办学理想，影响和决定着学校的办学风格、办学特色。探讨张伯苓的办学理想，有助于深入理解私立南开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一）何谓“真正民立的大学”：美国模式的借鉴要厘清张伯苓的办学理想，则不得不回答何谓“真正民立的大学”。张彭春的办学设想与私立南开大学实际办学之间的差异也正反映了这一教育转型的时代背景。总体来说，张伯苓办理所谓“真正民立的大学”，其实就是办理以哥伦比亚大学为模板的私立大学。......
202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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