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间的权力演变与资源获取

2023-08-2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为此，在准备复校阶段张伯苓做了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努力争取政府教育经费的补助，以确保私立南开大学在复校时享受国立大学的待遇；另一方面主动利用媒体力量，为其私立属性的坚持以及办学经费的争取创造舆论环境。以1928—1935年的捐款统计为例，基金会、学术团体的资助已成为私立南开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

不可否认的是，面对资源获取的困境，南开大学在“私立”或“国立”问题上有过“动摇”，从现有材料来看，较为明确提及的至少有三次：1935年1月，张伯苓曾对颜惠庆说道，南开大学终将成为国立大学；1935年2月，张伯苓召集董事会，讨论将私立南开大学送归国立；1944年6月，张伯苓在一次谈话中透露其曾与蒋介石同车，表达过同样的愿望。^[99]此外，同年7月，张伯苓在与南开同人的谈话中也表达了“大学之为私立、为国立尚待考虑”^[100]的想法。大体说，张伯苓曾在“私立”抑或“国立”议题上，存在着摇摆不定的态度，但1945年以后，张伯苓坚定了维持私立的决心，并在多个场合阐明其态度。为此，在准备复校阶段张伯苓做了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努力争取政府教育经费的补助，以确保私立南开大学在复校时享受国立大学的待遇；另一方面主动利用媒体力量，为其私立属性的坚持以及办学经费的争取创造舆论环境。

（一）争取政府教育经费方面的努力

除却政府办学经费之外，私立南开争取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发动校友会的力量筹集经费。私立南开注重校友会的建设，至1939年4月，南开在全国各地共成立校友会36处之多。^[101]随着学校规模增大，校友对母校办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43年4月，南开校友总会发起的“伯苓‘四七’奖助金”运动即是例证。但在特定的背景之下，这种“运动式”的捐赠难以常规化，对于学校发展的贡献亦是有限。二是争取基金会、学术团体的资助。以1928—1935年的捐款统计为例，基金会、学术团体的资助已成为私立南开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102]然而，基金会、学术团体的捐赠与个人、非政府组织的捐赠一样，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为获得稳定来源的办学经费，南开大学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至政府。为此，如前所述，张伯苓顺应了蒋介石的“拉拢”，迎合了政府教育政策，并以此来获得维持正常办学的必要经费。总体来说，复校之前私立南开得益于张伯苓的多方经营，亦能勉强维持办学。但在复校准备阶段，“私立”属性带来的“劣势”日益凸显，南开大学不得不更加依赖政府补助。

1941年12月8日，张伯苓在重庆津南村举行座谈会，首提复校计划。1942年2月13日，张伯苓拜见蒋介石谈复校问题，蒋介石允诺“复校时南开与国立大学同等对待”^[103]。2月17日，私立南开复兴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张伯苓寓所召开，会议汇报了蒋介石“有中国即有南开”与复校后享受国立大学同等待遇的诺言，以及商定了复校之后仍维持私立的决议。张伯苓除了自己向政府努力争取经费之外，还利用在政府任职的南开校友之便，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斡旋。如1942年3月复兴筹备会再次召开，会议尤其提到，由何廉与陈布雷接洽，设法使蒋介石的允诺具体化。基于蒋介石的“承诺”以及校友同人们的努力，张伯苓对于复校后维持私立的前景抱有相当之希望。1944年4月5日，张伯苓在对孔祥熙亲临祝寿的答词中言及“誓为南开复校，地点仍决在天津原址”，同时再提及蒋介石“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的允诺，并期待“蒋主席和孔先生一定能赐予许多的帮助”。^[104]1944年6月24日，在南开同人聚餐会上张伯苓发表了《国际大势与南开前途》的演讲，演讲中张伯苓对于南开大学的未来充满信心，进一步明确并坚持南开学校的私立属性。之所以要维持私立属性，其认为主要基于两点：“第一，世界一天天的光明，国运一天天的好转，同时个人的精神体魄，也一天天在盛旺健壮，我要为国家多服务几年，我不能在此时委卸责任，告老山林；第二，私立学校只要有计划，有干部，有经费，尽可以按部就班，实现理想，所以我主张今后南开学校要能永远保持私立的性质。”在述及经费来源时，张伯苓亦作初步“设想”，即“请求政府战后在敌人产业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南开建筑费用，及教育基金”，认为“南开为敌人所摧毁，应用敌人财产来复兴”，并且相信“此种处置办法……想将来不难实现”。^[105]

1945年8月，复校在即，张伯苓呈函蒋介石，拟请按照北大、清华的拨款数额支持南开大学的复校重建工作，为期10年，并且请求指定敌产作为学校永久基金，若指定敌产未能奉拨变价，恳请政府提供相应之补助。随即，蒋介石给予答复，并通过文官处与张伯苓沟通，“商改国立”。^[106]显然，张伯苓不赞成由“私立”变为“国立”，仍愿意以“人民团体立场”^[107]继续办学，为国服务。为此，张伯苓在政府拨付的补助费上作出让步：“南开复校第一年所需经费，准照北大、清华两校经费比例，由政府全数补助，嗣后逐年递减十分之一，至十一年，即全由南开自行筹措。”^[108]然而政府并未采纳张伯苓的意见。面对南开因战争爆发而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破坏，以及学校重建的重重困难，张伯苓不得不勉强默认。但不管是基于“私人友情”^[109]，还是迫于“维护教育之至意”^[110]的压力，作为“妥协”或者交换，蒋介石批准“南开在战后十年内暂时改为国立，以后逐渐改为私立”^[111]，并在复校之际补助南开校款8亿元（北大10亿元，清华12亿元）。^[112]

总体来说，尽管张伯苓在办学经费的获取上多方努力，但最终结果并非如其所愿。一方面虽然蒋介石兑现了复校后私立南开享有国立大学待遇，但相比北大、清华，在战时遭受破坏最严重，最需要补助的情况下，所得建校经费却是最少；另一方面虽然蒋介石曾表态“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113]，但未就学校属性给予明确说明，也因此向张伯苓提出“商改国立”，表达了“国家对南开负责”^[114]的态度。1946年教育部的一纸决定，私立南开大学的“国立化”命运终于尘埃落定。

（二）利用媒体力量，创设舆论环境

就作为教育家的张伯苓来说，办理真正的“民立”大学是其夙愿。1945年10月，即蒋介石提出“商改国立”之后，张伯苓在坚持私人办学的议题上^[115]，除了在不同场合跟南开校友言说之外，还积极利用报刊媒体，制造维持“私立”属性的舆论环境。1945年10月21日，张伯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南开大学决定维持私立，不过战后疮痍满目，经济尚不能独立，仍需请求政府补助……已呈请（蒋）主席，在经费上与北大、清华相等，后年逐年减少十分之一，十年之后，完全自给……”^[116]1945年11月14日，《大公报》刊载张彭春阐述南开大学维持私立的愿望，希望南开“仍维持私立立场，以私人力量做公共的事业……希望各界能够赞助”^[117]。值得玩味的是，1946年1月17日，张伯苓在南开上海校友会宣布了蒋介石的批示：南开大学暂改国立，以10年为期，期满仍恢复私立。^[118]时隔两天，也即1946年1月20日，张伯苓在与《新闻报》记者谈话中，再次重申“将来复校后，我校仍旧恢复私立，唯由政府当局每年补助十分之一”^[119]。

张伯苓对私立属性的坚持，以及时隔两天前后表述不一的做法颇具意味：一方面，在蒋介石提出“商改国立”的建议后，张伯苓借助媒体进一步宣告了南开大学维持私立的决心；另一方面，陈述南开大学复校困难之境遇，赢得社会共鸣，也为争取政府资助创设舆论环境。

媒体对于社会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张伯苓并不陌生。1937年7月29日，日军轰炸了南开学校，日军的轰炸虽然使得南开大学损失惨重，但客观来说，经由这一事件，通过包括《路透社》《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国内外媒体的密集报道，致使南开大学成为战时中国坚强不屈的象征，引发了教育界、文化界的广泛同情和关注。^[120]也基于此，蒋介石召见教育界人士座谈，张伯苓应邀其中。席间张伯苓就南开被炸一事表态道：“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赞成”。^[121]或感召于张伯苓的表态，或出于拉拢、团结教育界人士的需要，蒋介石随即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待蒋介石作此承诺之后，张伯苓对南开复校信心倍增，为此张伯苓主动联系《大公报》，欲借“贵报之力，将此意（按：复校信心）转达全国校友”^[122]。此外，蒋介石“有中国即有南开”的“口谕”也成为张伯苓在校友集会、寿辰典礼等活动时动员师生建校，对未来增强信心的“一剂良药”。同时它也成为私立南开向各政府部门、各政要申请经费支持的“尚方宝剑”。蒋介石除作此承诺之外，还批准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大大提升了私立南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益于媒体的广泛报道，私立南开大学开启了办学的另一征程，开始了浓墨重彩的一段校史。大公报对此更是发表短评，文谓“凶残的敌人，毁了旧南开校舍，却更发扬了新南开精神”^[123]。

因此来说，张伯苓深谙媒体舆论对于办学资源获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暂且不论张伯苓以及南开同人在坚持私立属性以及经费获取上利用媒体创设舆论的效果，但作为一种尝试和努力不应该被研究者所忽视。

九年间的权力演变与资源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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